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
本文为部分内容节选。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近代以来，日本问题一直是中国人最为纠结的国际问题之一。这不仅因为日本是近现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也是中国在衰落、挣扎、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和崛起进程中最为复杂、矛盾和冲突性的认知因素。近百年前，蔡锷就曾说过，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儿。戴季陶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也曾感慨，“‘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却对日本所知有限，甚至是情绪化的排斥。
当代中国的“日本认知”，同样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性的元素。例如，我们认识日本究竟是强调以“历史问题”为主，还是现实的地缘政治为主？究竟是强调停留在历史、以记取受日本侵略的惨痛历史为主，还是以邻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地缘联系为主从而“面向未来”？究竟是强调中日地缘政治竞争为主，还是强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我们没有迈过的一道坎儿。中国注定了要与日本这个邻国在各种各样的纠缠中并肩前行。随着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和日本自身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调整，中国人的“日本认知”再也不能简单地停止在历史争议、历史悲情以及过度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将会复活这样的“脸谱化”上了。僵化的、停滞的、脸谱化的“日本认知”，只会使得中国缺乏对日本这个强大对手的客观、准确和深入的认识。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让中国社会的“日本认知”与时俱进，不仅是我们全面、清晰和务实地判断和认识日本的关键，是未来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信心来源，更是中国今后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对日政策、及时化解各种日本挑战与威胁的必要条件。同时，实质性地改善中日关系，构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不仅要推进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的更新,也要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
认知因素与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identity）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的社会和国民在相互认识和看待彼此时最基本的心理活动和反应，并通过这种心理活动和反应演变为各自基本的情感抉择。因此，认知因素常常决定了民众对他国在情绪上的好恶、亲疏与远近,直接可以生动地勾画社会和民众在相互看法与态度上的接受与不接受、积极或者消极。有关“认知”因素对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影响，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国家的对外政策常常无法超越民众的整体认知，因为这直接影响一项外交政策究竟拥有多大范围的国内民意支持。
在中国民众对邻国的认知中，对日本的看法，尤其对安倍执政的日本政府的看法，似乎是“最不具有争议性”的。右倾政府、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甘当美国的“小弟”、谋求修宪强军，这一堆标签式的看法形成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日本认知”上的“流行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有着较深的民意基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日本民间非营利团体“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日负面印象比率达66.8%。在负面印象形成的具体因素上，选项集中于两项：历史问题（67.4%）和领土争端（64.7%）。而对日正面印象的比率则为31.4%。在正面印象形成的具体因素上，选项集中于三项：“日本人讲礼仪、懂礼貌、文明程度高”（61.8%）、“日本产品质量可靠”（53.5%）以及“日本经济发达，国民生活水平高”（53%）。
总的来看，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正面认知,主要集中在日本是经济大国，环境优美、风光秀丽，日本民族讲礼仪、文明水平高,日本人办事认真、工作勤奋、有进取心等等。近年的中日舆论调查数据亦表明，受两国关系回暖影响，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正面认知回升明显。但上述舆论调查中，中国受访者对日正面印象的比率31.4%与负面印象的比率66.8%，仍形成鲜明反差。因此，这里拟围绕后者加以论述。就中国民众的日本负面认知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本的岛国位置与尚武精神。（二）“历史问题”与日本的错误史观。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对侵华历史缺乏足够反省。“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德国，容易平复，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二战以后，有些日本领导人曾经公开承认日本对于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并做出道歉，其中“村山谈话”最具历史意义。但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首相围绕历史问题的言论依据其政治立场不时摇摆，小泉内阁和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之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更是困扰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障碍。（三）日本联美制华的战略选择。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不断增强，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与军事依赖不断深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曾分析认为，中国因素在美日同盟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分裂美日同盟，二是拉紧美日同盟。当时他曾断言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存在。
日本的“自我认知”与中国的“日本认知”的差异
中国民众的上述“日本认知”，有其合理的一面。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痛和悲情、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以及中日间今天复杂而又尖锐的国家竞争关系，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民众“日本认知”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然而，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亚“基准文化”,中日两国各自传统与文化、政治制度、社会规则以及个人思维与行为习惯，又加剧了彼此在认知层面的对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各自民族主义情结的发展，更加剧了两国民众的认知对立。了解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认知”的内涵，分析这些对立的根源与危害，是促成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转化和升级不可或缺的要素。
相对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差异。
（一）追求独立自主与国家尊严，但保持日美特殊关系。（二）谋求大国地位与国际贡献。（三）历史观中的“罪与罚”。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二战的侵略史，是了解日本人“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官方对于侵华战争一直奉行一种态度暧昧的政策。尽管有“村山谈话”这样类似承认战争罪行并道歉的积极态度，但日本官方大多时候维持一种想要翻案却迫于国际社会压力而不敢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否认历史的态度,因此公开的表述措辞都非常谨慎,甚至故意模棱两可打太极。这种暧昧态度即使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该文件是中日复交并指导其后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文件。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方面的表述是：“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里只提“战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是否为侵略战争，都没有直接说明。而在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的相关部分中，甚至连“战争”的字样都不见了。相反，日本对于自己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惨痛历史总是记忆犹新。战后以来，从日本政府到普通民众都倾向于强调日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因原子弹攻击所受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成为日本官方在国际上索取同情和理解并淡化自身侵略行径的一张道德王牌。而对于他们作为“加害者”犯下的累累罪行，日本民众却“被鼓励遗忘”，形成“集体失忆”。最后,日本人文化心理中固有的忠君思想、盲目崇拜权威、较强的从众心理、较重视个体在某种序列中的位置等特点，使普通民众的心态和认识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操纵。因此，日本官方的历史观也就很容易成为日本民众的历史观。从日本人的生死观上看，日本对历史缺乏反省也有所谓“日本特色”。在许多日本人的观念中，无论活着是好人还是坏人，死了都将成为好人。日本很多人认为，发动战争者已经“一死了之”。靖国神社中供奉的240多万战死者，不管是不是战犯，许多日本人都将其视为好人、英雄甚至神来顶礼膜拜。“靖国神社是唯一一个平民可以变成神的地方。过去的日本兵上战场之前告别的时候就两句话，一句是‘多立战功’，一句是‘靖国神社见’。”日本人对侵略历史缺乏中国人与韩国人眼中的深刻反省，与这种“靖国情结”有很大关系。
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已经出现了重大差异：中国人认为日本是精神上不独立的国家，其实日本有自己一整套有关外交、政治与安全领域的自主与尊严的观念系统；中国人总认为日本是“小日本”（中国人印象中的“蕞尔小国”日本，领土面积与云南省相当，实际上却比英、法、德等传统西方大国都要大），但日本在经济上从60年代开始就已经不是“小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将继续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雄厚实力和地位；中国人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但日本人却自有一套“忏悔观”和“生死观”。在政治上,日本也不满足于“中等国家”的地位。从小泉政府开始日本积极致力“入常”到安倍政府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从安倍上任后连续六年军费的增长到想要在2021年之前完成修宪目标的政治预案，日本将是中国崛起进程中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战略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