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特朗普掀起关税战，全球经济进入动荡时代

　　那个基于规则、日益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时代，在美国曾亲手缔造的体系之上，如今戛然而止。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一场引人注目的发布会上，宣布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几乎波及所有国家的关税措施。某种程度上，这一宣告并不出人意料：企业界和金融分析师们自他上任伊始便预见到特朗普会加高贸易壁垒。然而，此次关税的规模与范围之广，印证了他们最深的忧虑。华盛顿此举，无异于给国际贸易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在为开启新一轮关税辩护时，特朗普声称美国是“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受害者。与特朗普的许多论调相似，这种说法并非全无根据。例如，中国确实曾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使其出口商品得以进入他国市场，同时却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北京方面也运用了大量补贴及其他手段来提升本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就包括施压外国公司转让技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 2025 年 4 月在华盛顿特区宣布新的关税  

　　然而，特朗普并未着手修补被部分贸易伙伴利用的规则漏洞，反而选择了砸毁整个体系。他几乎向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无论盟友还是对手，都挥起了贸易战的大棒。中国首当其冲面临高额关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也未能幸免。长期以来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和地缘政治联盟，在这一刻似乎都失去了分量。

　　许多人曾寄望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只是短暂的波折，期待华盛顿在股市暴跌和物价上涨的压力下会收回成命。白宫或许会下调部分关税税率，特别是在各国积极游说争取豁免的情况下。但现实是，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恐难重现。相反，特朗普与他国之间的任何博弈与交易，都将塑造一个以保护主义、紧张关系和“交易驱动”为特征的新经济格局。最终结果，绝非特朗普承诺的“更多就业机会”，而是波及所有人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动荡。

　　荒谬的算法

　　特朗普认为，美国必须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来纠正贸易逆差。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美国确实对多数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但这本身并无不妥。这仅仅反映了其他国家能高效生产美国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因而美国从这些国家购买的商品多于其向这些国家出售的商品。但在特朗普看来，任何对美存在双边贸易顺差的国家，天然就是在“作弊”，必须通过征收“互惠”关税来强行平衡贸易。

　　为了确定关税税率，特朗普团队表面上计算了各国所谓的“作弊”方式——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货币操纵——试图估算每个国家施加给美国的“实际关税总额”。而实际上，其计算方法大致是将美国对某国的商品贸易逆差额，除以该国对美出口商品的总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巧妙地”忽略了服务贸易——如旅游、教育和商业服务——而在这些领域，美国通常对多数伙伴享有顺差)。然后，特朗普“慷慨地”给予各国50%的“折扣”，按该估算税率的一半来征收所谓的“互惠关税”。

　　要理解这套机制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不妨以中国为例。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2954亿美元，同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总值为4389亿美元。据此，特朗普团队计算出中国对美国商品施加的“实际关税”高达67%。因此，特朗普将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互惠关税”定为34%。这似乎意味着加上此前已实施的20%关税，来自中国的商品总关税负担将达到54%——不过，谁又在乎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

　　美国与韩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但韩国依然对美享有贸易顺差。因此，按特朗普的逻辑，他们一定在“作弊”。根据白宫的计算，韩国对美国出口施加的“关税”约为50%。结果，特朗普便对自韩国进口的商品加征了26%的关税。

　　那么，美国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贸易顺差又该作何解释呢?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这无疑表明，在这些双边关系中，反而是美国占了便宜。但在白宫眼中，似乎只有别国才会“作弊”。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依然被加征了10%的关税。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情况下为何还要加征关税?答案似乎是：“加了又何妨?”

　　关税本身无法消除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除非美国彻底与国际贸易脱钩。根本原因在于，贸易逆差反映的是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美国仍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但其国民储蓄率偏低，且政府预算赤字庞大。如果特朗普真想平衡贸易账户，更有效的做法是采取措施提高国民储蓄率。即便美国整体贸易达到平衡，它仍可能对某些国家保持逆差，而对另一些国家保持顺差。双边贸易不平衡本就是国际贸易的常态。

　　特朗普还将关税视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利器。然而，这种所谓的好处不仅是推测性的、遥遥无期的，而且其代价显然要大得多。特朗普的关税覆盖范围如此之广，涉及如此多的产品和贸易伙伴，势必对美国经济造成反噬，其破坏性成本将由美国消费者以及几乎所有行业的企业来承担。

　　像汽车制造业这样供应链复杂、跨越多国的行业，将面临最严峻的冲击。但任何依赖高效、低成本供应链的企业(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企业)，如今都必须调整策略，优先考虑降低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风险。这不可避免地会推高消费品价格，因为企业将更注重供应链的“韧性”而非“效率”。同时，由于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农产品、机械设备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将受到冲击。

　　世界如何应对?

　　世界各国仍在消化特朗普的声明并酝酿对策。各国可能会采取报复、安抚与寻求多元化相结合的策略。但每条路都充满挑战。

　　首先是报复。多个国家已承诺将对美国制造的商品加征关税，以回应特朗普的挑衅。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普遍感到愤怒。加拿大消费者正在抵制美国产品，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也可能选择避开美国。然而，报复亦有代价，它会加剧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进而损害商业投资。

　　采取安抚策略的风险相对较小。与特朗普进行谈判，对每个受关税冲击的国家而言，无疑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尝试。双边贸易平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各国可以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并降低相关进口壁垒。特朗普曾以宽泛的国家安全为由，为之前的几轮关税辩护，并以此为杠杆，迫使他国在限制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流入方面做出让步;美国的贸易伙伴或许可以提出更大胆的举措，以阻止这些问题蔓延至美国境内。毕竟，特朗普标榜自己擅长“达成协议”，所以各国都需设法让他能够宣称“胜利”(无论实际如何，他可能都会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即便他国承诺加大对美采购，其对美贸易顺差也不太可能迅速缩小到令总统满意的程度，这使它们仍面临遭受额外惩罚的风险。而且，一旦美国经济因关税冲击而陷入衰退，特朗普几乎肯定会将更多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

　　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彼此间已建立稳固贸易联系的国家，或许可以尝试加强合作，一定程度上绕开美国。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可能会试图通过深化彼此间的贸易联系，来共同抵御美国关税的冲击。然而，这三国都高度依赖出口驱动经济增长，且都面临内需疲软的困扰。特别是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和相对疲弱的进口需求，对日韩经济体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它们对于向彼此完全开放出口市场可能持谨慎态度。欧洲方面也表示愿意与其他国家加强贸易合作，但它们同样不希望成为别国出口商品的“倾销地”。

　　然而，面对美国市场准入受限和可能的消费需求下滑，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寻求出口市场多元化，探索不含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并采取其他措施来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全球贸易冲突。但现实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可能相当有限。事实上，即便美国最终放弃了此次宣布的全面高额关税，对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也已然造成。华盛顿的举动给企业投资和消费需求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可能将本就脆弱的美国经济推向衰退，并进而拖累全球经济。

　　美国放弃了其作为自由贸易捍卫者的角色，反而带头掀起保护主义回潮，这将损害全球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如果这些关税长期存在，特朗普留给历史的，将不是一个“精明交易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破坏性的、恣意妄为的经济发展绊脚石。

　　作者简介：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Eswar Prasad) 是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那个基于规则、日益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时代，在美国曾亲手缔造的体系之上，如今戛然而止。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一场引人注目的发布会上，宣布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几乎波及所有国家的关税措施。某种程度上，这一宣告并不出人意料：企业界和金融分析师们自他上任伊始便预见到特朗普会加高贸易壁垒。然而，此次关税的规模与范围之广，印证了他们最深的忧虑。华盛顿此举，无异于给国际贸易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在为开启新一轮关税辩护时，特朗普声称美国是“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受害者。与特朗普的许多论调相似，这种说法并非全无根据。例如，中国确实曾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使其出口商品得以进入他国市场，同时却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北京方面也运用了大量补贴及其他手段来提升本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就包括施压外国公司转让技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 2025 年 4 月在华盛顿特区宣布新的关税  

　　然而，特朗普并未着手修补被部分贸易伙伴利用的规则漏洞，反而选择了砸毁整个体系。他几乎向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无论盟友还是对手，都挥起了贸易战的大棒。中国首当其冲面临高额关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也未能幸免。长期以来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和地缘政治联盟，在这一刻似乎都失去了分量。

　　许多人曾寄望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只是短暂的波折，期待华盛顿在股市暴跌和物价上涨的压力下会收回成命。白宫或许会下调部分关税税率，特别是在各国积极游说争取豁免的情况下。但现实是，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恐难重现。相反，特朗普与他国之间的任何博弈与交易，都将塑造一个以保护主义、紧张关系和“交易驱动”为特征的新经济格局。最终结果，绝非特朗普承诺的“更多就业机会”，而是波及所有人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动荡。

　　荒谬的算法

　　特朗普认为，美国必须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来纠正贸易逆差。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美国确实对多数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但这本身并无不妥。这仅仅反映了其他国家能高效生产美国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因而美国从这些国家购买的商品多于其向这些国家出售的商品。但在特朗普看来，任何对美存在双边贸易顺差的国家，天然就是在“作弊”，必须通过征收“互惠”关税来强行平衡贸易。

　　为了确定关税税率，特朗普团队表面上计算了各国所谓的“作弊”方式——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货币操纵——试图估算每个国家施加给美国的“实际关税总额”。而实际上，其计算方法大致是将美国对某国的商品贸易逆差额，除以该国对美出口商品的总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巧妙地”忽略了服务贸易——如旅游、教育和商业服务——而在这些领域，美国通常对多数伙伴享有顺差)。然后，特朗普“慷慨地”给予各国50%的“折扣”，按该估算税率的一半来征收所谓的“互惠关税”。

　　要理解这套机制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不妨以中国为例。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2954亿美元，同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总值为4389亿美元。据此，特朗普团队计算出中国对美国商品施加的“实际关税”高达67%。因此，特朗普将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互惠关税”定为34%。这似乎意味着加上此前已实施的20%关税，来自中国的商品总关税负担将达到54%——不过，谁又在乎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

　　美国与韩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但韩国依然对美享有贸易顺差。因此，按特朗普的逻辑，他们一定在“作弊”。根据白宫的计算，韩国对美国出口施加的“关税”约为50%。结果，特朗普便对自韩国进口的商品加征了26%的关税。

　　那么，美国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贸易顺差又该作何解释呢?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这无疑表明，在这些双边关系中，反而是美国占了便宜。但在白宫眼中，似乎只有别国才会“作弊”。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依然被加征了10%的关税。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情况下为何还要加征关税?答案似乎是：“加了又何妨?”

　　关税本身无法消除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除非美国彻底与国际贸易脱钩。根本原因在于，贸易逆差反映的是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美国仍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但其国民储蓄率偏低，且政府预算赤字庞大。如果特朗普真想平衡贸易账户，更有效的做法是采取措施提高国民储蓄率。即便美国整体贸易达到平衡，它仍可能对某些国家保持逆差，而对另一些国家保持顺差。双边贸易不平衡本就是国际贸易的常态。

　　特朗普还将关税视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利器。然而，这种所谓的好处不仅是推测性的、遥遥无期的，而且其代价显然要大得多。特朗普的关税覆盖范围如此之广，涉及如此多的产品和贸易伙伴，势必对美国经济造成反噬，其破坏性成本将由美国消费者以及几乎所有行业的企业来承担。

　　像汽车制造业这样供应链复杂、跨越多国的行业，将面临最严峻的冲击。但任何依赖高效、低成本供应链的企业(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企业)，如今都必须调整策略，优先考虑降低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风险。这不可避免地会推高消费品价格，因为企业将更注重供应链的“韧性”而非“效率”。同时，由于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农产品、机械设备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将受到冲击。

　　世界如何应对?

　　世界各国仍在消化特朗普的声明并酝酿对策。各国可能会采取报复、安抚与寻求多元化相结合的策略。但每条路都充满挑战。

　　首先是报复。多个国家已承诺将对美国制造的商品加征关税，以回应特朗普的挑衅。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普遍感到愤怒。加拿大消费者正在抵制美国产品，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也可能选择避开美国。然而，报复亦有代价，它会加剧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进而损害商业投资。

　　采取安抚策略的风险相对较小。与特朗普进行谈判，对每个受关税冲击的国家而言，无疑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尝试。双边贸易平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各国可以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并降低相关进口壁垒。特朗普曾以宽泛的国家安全为由，为之前的几轮关税辩护，并以此为杠杆，迫使他国在限制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流入方面做出让步;美国的贸易伙伴或许可以提出更大胆的举措，以阻止这些问题蔓延至美国境内。毕竟，特朗普标榜自己擅长“达成协议”，所以各国都需设法让他能够宣称“胜利”(无论实际如何，他可能都会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即便他国承诺加大对美采购，其对美贸易顺差也不太可能迅速缩小到令总统满意的程度，这使它们仍面临遭受额外惩罚的风险。而且，一旦美国经济因关税冲击而陷入衰退，特朗普几乎肯定会将更多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

　　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彼此间已建立稳固贸易联系的国家，或许可以尝试加强合作，一定程度上绕开美国。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可能会试图通过深化彼此间的贸易联系，来共同抵御美国关税的冲击。然而，这三国都高度依赖出口驱动经济增长，且都面临内需疲软的困扰。特别是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和相对疲弱的进口需求，对日韩经济体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它们对于向彼此完全开放出口市场可能持谨慎态度。欧洲方面也表示愿意与其他国家加强贸易合作，但它们同样不希望成为别国出口商品的“倾销地”。

　　然而，面对美国市场准入受限和可能的消费需求下滑，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寻求出口市场多元化，探索不含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并采取其他措施来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全球贸易冲突。但现实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可能相当有限。事实上，即便美国最终放弃了此次宣布的全面高额关税，对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也已然造成。华盛顿的举动给企业投资和消费需求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可能将本就脆弱的美国经济推向衰退，并进而拖累全球经济。

　　美国放弃了其作为自由贸易捍卫者的角色，反而带头掀起保护主义回潮，这将损害全球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如果这些关税长期存在，特朗普留给历史的，将不是一个“精明交易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破坏性的、恣意妄为的经济发展绊脚石。

　　作者简介：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Eswar Prasad) 是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