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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向莫斯科低头、对基辅施压——看似与以往截然不同。但事实上,与众不同的只是特朗普那极端化的外交手腕——例如今年2月,他在总统办公室公然训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此前,从未有哪位美国总统如此公然地站在俄罗斯一边,与其欧洲伙伴唱反调。
然而,美国政府在该地区的宏观政策并非新事。二十五年多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试图迁就莫斯科,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我们不妨称之为“俄罗斯优先”策略:近三十年来,历经六届政府,华盛顿一直寻求与莫斯科“重启”或改善关系,为此不惜迁就克里姆林宫,甚至牺牲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利益。这种接触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变相鼓励了俄罗斯的复仇主义。与莫斯科的一系列“重启”不仅未能带来长久稳定,反而助长了俄罗斯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
2025 年 2 月,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纪念祖国保卫者日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几乎没有动力进行真诚谈判,也无意对任何旨在缓和乌克兰局势的举措做出积极回应,因为华盛顿已一再显示出迁就莫斯科意愿的姿态。即便是在拜登政府动员各方力量、大力给予乌克兰政治和军事支持的高峰期——同时也是美俄关系的低谷——华盛顿仍然选择推行所谓的“冲突升级管理”(escalation management)政策,不必要地限制对乌克兰的物资援助,唯恐激怒俄罗斯。
特朗普若开启第二任期,其初期行动将不会是偏离常态,而是对“俄罗斯优先”传统的公然、热情的拥抱。特朗普政府并非通过巩固盟友关系、与欧洲伙伴更均衡地分担责任来加强美国安全,而是寄望于又一次“重启”能够成功——尽管之前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特朗普无视历史教训,幻想通过有选择地迁就普京在欧洲的利益,来掌控美俄关系并确保国际稳定。这种方法在过去几届政府手中都行不通,现在也同样不会奏效。
历史重现
要理解美国外交政策何以至此,必须审视冷战后地缘政治的宏观演变脉络。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将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安全置于优先地位,其次才是推动民主改革和经济稳定。华盛顿之所以投入这些努力,是相信将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西方体系能够防止未来的冲突。这一时期诞生了里程碑式的协议,如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库,以换取融入西方体系的前景以及美、英、俄三国的安全保障。然而,莫斯科后来背弃了这些承诺,而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华盛顿和伦敦也未能有效履行其安全保障义务。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寻求自身定位的过程中,华盛顿对安全和民主化的追求,与莫斯科维护自身权力和影响力的野心发生了冲突。许多曾受莫斯科控制的国家寻求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防范未来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扩张。在此背景下,华盛顿试图维持与莫斯科稳定关系的努力变得日益充满矛盾。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允许前苏联的卫星国加入北约,另一方面又向莫斯科保证北约会关照其利益和观点;1997年的《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勾勒了双方合作的领域,并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这种做法助长了俄罗斯的“例外论”情绪,为日后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
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复苏,并开始对其邻国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姿态。莫斯科加大了经济胁迫、政治干预和军事侵略的力度,试图阻挠邻国走向民主和融入欧洲的进程。2004年,克里姆林宫干预乌克兰总统选举,支持腐败的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当亚努科维奇在充斥着选举舞弊和恐吓选民的可信报道中被宣布获胜后,乌克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史称“橙色革命”。重新举行的选举最终让亲西方的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胜出。四年后,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至今仍占领着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并对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施加影响。
2009年,就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仅数月之后,奥巴马政府启动了与莫斯科的“关系重启”,这正是这种妥协模式的典型例证。“重启”旨在通过开辟新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渠道来安抚普京,阻止其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奥巴马的努力确实带来了一项重要的实际成果:签署了新的核武器控制条约,即《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这些努力对于遏制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几乎毫无作用。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奥巴马始终将缓和局势与接触置于对抗之上。这种做法反而让克里姆林宫更加有恃无恐,让普京产生了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感觉。即便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奥巴马政府仍然拒绝向莫斯科施加重大制裁,也未向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虽然扩大了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运送了部分武器,但他也同时向普京示好,令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捉摸不透。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未能阻止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步伐。
2021年乔·拜登总统上任时,他明确将俄罗斯视为对手,但初期仅向乌克兰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物资援助。同年秋季至2022年初,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拜登公开了美国情报,揭露普京的入侵意图。但他拒绝增派驻欧美军,也未向乌克兰提供可能改变普京想法的先进武器系统,如ATACMS导弹、HIMARS火箭炮、坦克和重炮。
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后,拜登谴责普京是“不能继续掌权”的“屠夫”,并承诺若战火升级,将保卫北约“寸土不失”。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并未转化为果断有力的政策。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过于看重俄罗斯所谓的“红线”论调,并倾向于认为普京的核威胁只是虚张声势。通过小批量提供援助、限制美援武器射程、将某些战略目标划为打击禁区等做法,美国政府无意中给了俄军喘息之机,使其得以稳住阵脚并将力量转移至后方安全区域。当拜登最终同意向基辅提供先进武器系统时,往往已错失良机。
拜登总统虽然召集盟友支持乌克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俄罗斯优先”的窠臼,但并未能彻底打破这一传统。美国政府实际所做的或威胁要做的,都不足以迫使莫斯科进行真诚的和平谈判。普京依然有恃无恐,部分原因在于拜登未能展现出对乌克兰赢得战场胜利的明确决心。此外,到了2022年,普京已开始将华盛顿视为反复无常的对手。美国长达三十年的“俄罗斯优先”政策让他相信,时间站在他这边。美国最终会因厌倦或恐惧而退缩,转而优先考虑缓和局势;届时他便可继续推进其目标并最终获胜。普京的结论是:他只需要等待。
交易与威慑
特朗普若上任,承诺将迅速结束战争。如果说之前还有任何疑问的话,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迫使乌克兰屈服并接受俄罗斯的条件。这正是他在总统办公室对泽连斯基发怒的潜台词。近几周,(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士)继续进行着与俄罗斯的沟通,而普京方面并未做出任何明确让步的迹象。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曾告诉评论员塔克·卡尔森,他“不认为普京是坏人”,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举行的虚假公投表示认可。(近期的一些事件,如)周二,作为美国斡旋的黑海粮食协议相关谈判的一部分,有报道称华盛顿承诺帮助解除西方对俄罗斯农产品和化肥出口的部分制裁。(注:此处根据上下文和常见报道调整了措辞,原文“停战协议”可能不准确,且将特定事件作为例证处理)
然而,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一些成员明白,一个软弱的乌克兰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乌克兰的失败将在基辅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破坏该地区的长久和平。此外,这还会增加俄罗斯侵略北约波罗的海侧翼国家的风险。通过确保乌克兰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能够赢得重大的外交胜利,结束冲突,并威慑俄罗斯未来的侵略行径——所有这些都符合美国在欧洲的利益。
特朗普或许会意识到普京在利用他,并随之调整策略。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们必须帮助他认识到:如果乌克兰在没有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停火,莫斯科只会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武装,并发动新的攻势——正如2014年和2015年旨在结束顿巴斯战事的《明斯克协议》签署后发生的那样。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和欧洲必须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承诺,确保基辅未来免受侵略威胁。
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外交方式或许能为乌克兰和美国带来一些实际利益。例如,乌克兰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应成为华盛顿与基辅经济和安全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华盛顿及其盟友必须探索达成相关协议,允许乌克兰开发利用这些庞大的矿藏储备,并将其纳入长期的贸易与安全伙伴关系框架。通过确保这些关键原材料的可靠供应,美国不仅能加强自身的工业基础,同时也能确保乌克兰拥有维持独立所需的经济实力。
但是,纯粹的交易不能成为华盛顿与基辅合作的唯一模式。纵观历史,美乌合作最紧密的时期,往往是两国共同价值观与战略利益高度契合之时。上世纪90年代,两国共同寻求经济融合与安全合作,在核不扩散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乌克兰也引入了市场经济。汲取这段历史经验,未来的政策必须强调共同价值观与战略利益的结合点,以维系超越短期交易思维的长期承诺。
为了实现持久和平,华盛顿必须以符合美国长远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方式,维持对乌克兰、欧洲和俄罗斯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者应敦促基辅进行广泛的反腐改革,同时确保其进入美国市场的渠道以及开发稀土矿产的权利。作为回报,基辅可以继续获得军事援助,以及用于重建和发展的额外资金。欧洲方面则必须重新平衡安全与防务责任的分担,承担起维护欧洲大陆安全的主导角色。至于莫斯科,则需要停止数十年来施加恶意影响、发动混合战争和进行军事侵略的行为,才有可能实现与西方的关系正常化。
迄今为止,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或表现出的)倾向主要是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甚至不惜(一度)暂停对基辅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现实是,乌克兰领导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尽其所能满足华盛顿的要求,因为基辅迫切需要华盛顿的支持;而克里姆林宫依然顽固不化,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谈判。对基辅过度施压,同时对莫斯科态度软弱,只会破坏达成能够阻止俄罗斯未来更好战行为的长期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实力缔造和平
长期以来,美国在处理与莫斯科和基辅的关系时,往往着眼于短期的成本效益分析,优先考虑暂时的稳定而非长远的战略信誉。这种方法或许能暂时缓解紧张局势,但最终却以牺牲地区稳定和美国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俄罗斯优先”的策略让克里姆林宫更加胆大妄为,也让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变得更加不安全。特朗普政府必须摒弃数十年来美国政策中的短视思维,将长期稳定置于短期战术利益之上。放弃乌克兰和削弱北约,不仅会破坏欧洲安全,更会助长对手的气焰,降低全球稳定,从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应当升级对莫斯科的制裁,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面对普京的核讹诈,华盛顿必须保持定力,采取措施将俄罗斯经济推向困境,同时帮助基辅在战场上取得必要的胜利,以此迫使莫斯科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和平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确保乌克兰能以强势地位参与谈判,俄罗斯处于弱势地位,而美国则对双方都保有足够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温德曼(Alexander Vindman),美国陆军退役中校,现任美国退伍军人基金会(The Renew Democracy Initiative)下属美国知情领导力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formed American Leadership)所长。他于2018年至2020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著有《现实主义的愚蠢:西方如何在俄罗斯问题上自欺欺人并背叛乌克兰》(Here, Right Matters: An American Story)一书。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向莫斯科低头、对基辅施压——看似与以往截然不同。但事实上,与众不同的只是特朗普那极端化的外交手腕——例如今年2月,他在总统办公室公然训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此前,从未有哪位美国总统如此公然地站在俄罗斯一边,与其欧洲伙伴唱反调。
然而,美国政府在该地区的宏观政策并非新事。二十五年多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试图迁就莫斯科,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我们不妨称之为“俄罗斯优先”策略:近三十年来,历经六届政府,华盛顿一直寻求与莫斯科“重启”或改善关系,为此不惜迁就克里姆林宫,甚至牺牲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利益。这种接触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变相鼓励了俄罗斯的复仇主义。与莫斯科的一系列“重启”不仅未能带来长久稳定,反而助长了俄罗斯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
2025 年 2 月,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纪念祖国保卫者日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几乎没有动力进行真诚谈判,也无意对任何旨在缓和乌克兰局势的举措做出积极回应,因为华盛顿已一再显示出迁就莫斯科意愿的姿态。即便是在拜登政府动员各方力量、大力给予乌克兰政治和军事支持的高峰期——同时也是美俄关系的低谷——华盛顿仍然选择推行所谓的“冲突升级管理”(escalation management)政策,不必要地限制对乌克兰的物资援助,唯恐激怒俄罗斯。
特朗普若开启第二任期,其初期行动将不会是偏离常态,而是对“俄罗斯优先”传统的公然、热情的拥抱。特朗普政府并非通过巩固盟友关系、与欧洲伙伴更均衡地分担责任来加强美国安全,而是寄望于又一次“重启”能够成功——尽管之前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特朗普无视历史教训,幻想通过有选择地迁就普京在欧洲的利益,来掌控美俄关系并确保国际稳定。这种方法在过去几届政府手中都行不通,现在也同样不会奏效。
历史重现
要理解美国外交政策何以至此,必须审视冷战后地缘政治的宏观演变脉络。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将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安全置于优先地位,其次才是推动民主改革和经济稳定。华盛顿之所以投入这些努力,是相信将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西方体系能够防止未来的冲突。这一时期诞生了里程碑式的协议,如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库,以换取融入西方体系的前景以及美、英、俄三国的安全保障。然而,莫斯科后来背弃了这些承诺,而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华盛顿和伦敦也未能有效履行其安全保障义务。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寻求自身定位的过程中,华盛顿对安全和民主化的追求,与莫斯科维护自身权力和影响力的野心发生了冲突。许多曾受莫斯科控制的国家寻求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防范未来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扩张。在此背景下,华盛顿试图维持与莫斯科稳定关系的努力变得日益充满矛盾。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允许前苏联的卫星国加入北约,另一方面又向莫斯科保证北约会关照其利益和观点;1997年的《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勾勒了双方合作的领域,并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这种做法助长了俄罗斯的“例外论”情绪,为日后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
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复苏,并开始对其邻国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姿态。莫斯科加大了经济胁迫、政治干预和军事侵略的力度,试图阻挠邻国走向民主和融入欧洲的进程。2004年,克里姆林宫干预乌克兰总统选举,支持腐败的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当亚努科维奇在充斥着选举舞弊和恐吓选民的可信报道中被宣布获胜后,乌克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史称“橙色革命”。重新举行的选举最终让亲西方的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胜出。四年后,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至今仍占领着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并对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施加影响。
2009年,就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仅数月之后,奥巴马政府启动了与莫斯科的“关系重启”,这正是这种妥协模式的典型例证。“重启”旨在通过开辟新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渠道来安抚普京,阻止其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奥巴马的努力确实带来了一项重要的实际成果:签署了新的核武器控制条约,即《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这些努力对于遏制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几乎毫无作用。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奥巴马始终将缓和局势与接触置于对抗之上。这种做法反而让克里姆林宫更加有恃无恐,让普京产生了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感觉。即便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奥巴马政府仍然拒绝向莫斯科施加重大制裁,也未向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虽然扩大了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运送了部分武器,但他也同时向普京示好,令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捉摸不透。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未能阻止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步伐。
2021年乔·拜登总统上任时,他明确将俄罗斯视为对手,但初期仅向乌克兰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物资援助。同年秋季至2022年初,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拜登公开了美国情报,揭露普京的入侵意图。但他拒绝增派驻欧美军,也未向乌克兰提供可能改变普京想法的先进武器系统,如ATACMS导弹、HIMARS火箭炮、坦克和重炮。
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后,拜登谴责普京是“不能继续掌权”的“屠夫”,并承诺若战火升级,将保卫北约“寸土不失”。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并未转化为果断有力的政策。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都过于看重俄罗斯所谓的“红线”论调,并倾向于认为普京的核威胁只是虚张声势。通过小批量提供援助、限制美援武器射程、将某些战略目标划为打击禁区等做法,美国政府无意中给了俄军喘息之机,使其得以稳住阵脚并将力量转移至后方安全区域。当拜登最终同意向基辅提供先进武器系统时,往往已错失良机。
拜登总统虽然召集盟友支持乌克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俄罗斯优先”的窠臼,但并未能彻底打破这一传统。美国政府实际所做的或威胁要做的,都不足以迫使莫斯科进行真诚的和平谈判。普京依然有恃无恐,部分原因在于拜登未能展现出对乌克兰赢得战场胜利的明确决心。此外,到了2022年,普京已开始将华盛顿视为反复无常的对手。美国长达三十年的“俄罗斯优先”政策让他相信,时间站在他这边。美国最终会因厌倦或恐惧而退缩,转而优先考虑缓和局势;届时他便可继续推进其目标并最终获胜。普京的结论是:他只需要等待。
交易与威慑
特朗普若上任,承诺将迅速结束战争。如果说之前还有任何疑问的话,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迫使乌克兰屈服并接受俄罗斯的条件。这正是他在总统办公室对泽连斯基发怒的潜台词。近几周,(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士)继续进行着与俄罗斯的沟通,而普京方面并未做出任何明确让步的迹象。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曾告诉评论员塔克·卡尔森,他“不认为普京是坏人”,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举行的虚假公投表示认可。(近期的一些事件,如)周二,作为美国斡旋的黑海粮食协议相关谈判的一部分,有报道称华盛顿承诺帮助解除西方对俄罗斯农产品和化肥出口的部分制裁。(注:此处根据上下文和常见报道调整了措辞,原文“停战协议”可能不准确,且将特定事件作为例证处理)
然而,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一些成员明白,一个软弱的乌克兰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乌克兰的失败将在基辅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破坏该地区的长久和平。此外,这还会增加俄罗斯侵略北约波罗的海侧翼国家的风险。通过确保乌克兰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能够赢得重大的外交胜利,结束冲突,并威慑俄罗斯未来的侵略行径——所有这些都符合美国在欧洲的利益。
特朗普或许会意识到普京在利用他,并随之调整策略。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们必须帮助他认识到:如果乌克兰在没有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停火,莫斯科只会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武装,并发动新的攻势——正如2014年和2015年旨在结束顿巴斯战事的《明斯克协议》签署后发生的那样。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和欧洲必须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承诺,确保基辅未来免受侵略威胁。
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外交方式或许能为乌克兰和美国带来一些实际利益。例如,乌克兰丰富的稀土矿产资源,应成为华盛顿与基辅经济和安全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华盛顿及其盟友必须探索达成相关协议,允许乌克兰开发利用这些庞大的矿藏储备,并将其纳入长期的贸易与安全伙伴关系框架。通过确保这些关键原材料的可靠供应,美国不仅能加强自身的工业基础,同时也能确保乌克兰拥有维持独立所需的经济实力。
但是,纯粹的交易不能成为华盛顿与基辅合作的唯一模式。纵观历史,美乌合作最紧密的时期,往往是两国共同价值观与战略利益高度契合之时。上世纪90年代,两国共同寻求经济融合与安全合作,在核不扩散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乌克兰也引入了市场经济。汲取这段历史经验,未来的政策必须强调共同价值观与战略利益的结合点,以维系超越短期交易思维的长期承诺。
为了实现持久和平,华盛顿必须以符合美国长远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方式,维持对乌克兰、欧洲和俄罗斯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者应敦促基辅进行广泛的反腐改革,同时确保其进入美国市场的渠道以及开发稀土矿产的权利。作为回报,基辅可以继续获得军事援助,以及用于重建和发展的额外资金。欧洲方面则必须重新平衡安全与防务责任的分担,承担起维护欧洲大陆安全的主导角色。至于莫斯科,则需要停止数十年来施加恶意影响、发动混合战争和进行军事侵略的行为,才有可能实现与西方的关系正常化。
迄今为止,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或表现出的)倾向主要是加大对乌克兰的压力,甚至不惜(一度)暂停对基辅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现实是,乌克兰领导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尽其所能满足华盛顿的要求,因为基辅迫切需要华盛顿的支持;而克里姆林宫依然顽固不化,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谈判。对基辅过度施压,同时对莫斯科态度软弱,只会破坏达成能够阻止俄罗斯未来更好战行为的长期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实力缔造和平
长期以来,美国在处理与莫斯科和基辅的关系时,往往着眼于短期的成本效益分析,优先考虑暂时的稳定而非长远的战略信誉。这种方法或许能暂时缓解紧张局势,但最终却以牺牲地区稳定和美国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俄罗斯优先”的策略让克里姆林宫更加胆大妄为,也让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变得更加不安全。特朗普政府必须摒弃数十年来美国政策中的短视思维,将长期稳定置于短期战术利益之上。放弃乌克兰和削弱北约,不仅会破坏欧洲安全,更会助长对手的气焰,降低全球稳定,从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应当升级对莫斯科的制裁,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面对普京的核讹诈,华盛顿必须保持定力,采取措施将俄罗斯经济推向困境,同时帮助基辅在战场上取得必要的胜利,以此迫使莫斯科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和平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确保乌克兰能以强势地位参与谈判,俄罗斯处于弱势地位,而美国则对双方都保有足够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温德曼(Alexander Vindman),美国陆军退役中校,现任美国退伍军人基金会(The Renew Democracy Initiative)下属美国知情领导力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formed American Leadership)所长。他于2018年至2020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著有《现实主义的愚蠢:西方如何在俄罗斯问题上自欺欺人并背叛乌克兰》(Here, Right Matters: An American Story)一书。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