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什曼&贾恩&内普休：特朗普正在动摇美元霸权

　　七十余年来，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此期间，鲜有因素能真正威胁其根基。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自带巨大的惯性——从政府、银行到跨国公司，主要参与者都倾向于沿用那些久经考验的贸易和金融机制。尽管常有耸人听闻的头条宣称各国正寻求美元替代品，或某个新联盟试图创造竞争货币，抑或是华盛顿最新的政治风波将最终终结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几十年来，无论全球经济格局如何变迁，市场如何动荡，或是外界对美国经济政策未来充满疑虑，美元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

　　然而，变数已至。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将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征收高额新关税。此举引发美国及全球股市暴跌，这正是其执政风格中一贯主题的最新体现：将美国经济实力武器化。特朗普以处理其声称的各种问题为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关税，并重启了他在第一任期内发起的对伊朗“极限施压”运动。再加上特朗普对法治的冲击，其鲁莽、反复地将美国经济优势武器化的做法，正对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构成空前严峻的威胁。

　　倘若这一威胁成真，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深受其害。若无美元作为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润滑剂，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全球民众的生活水平将会下降。而美国的孤立主义也无法带来特朗普政府声称要实现的制造业复苏，届时进口原材料成本将飙升，资本市场也将趋于枯竭。美元地位的削弱，其实质结果将是特朗普所欲掌控的经济实力的瓦解。

　　储备货币的要素

　　尽管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但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直到二战末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才真正得以确立。那次会议不仅催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新机构，并建立起一套以美元为中心、与黄金按固定价格挂钩的新货币体系。这些机构和制度安排都旨在将货币稳定置于全球经济的核心。此后，美元在多次风浪中保持了主导地位，甚至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废除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关系(即“尼克松冲击”)后引发的剧变中，美元依然屹立不倒。

　　美元的地位，根基在于任何一种货币要想在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占据最大份额所必须具备的几大关键特性。首先，也是最基本的，这种货币必须具备高流动性，即易于买卖和兑换，且被广泛接受用于各类交易。美元在这两方面长期独占鳌头。三十多年来，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中，85%至90%都涉及美元。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上，约一半的交易以美元结算，远高于十年前约35%的水平。

　　世界储备货币不仅需要高流动性和广泛使用，还需扮演全球大宗商品贸易通用记账单位的角色。全球范围内，从石油、金属到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美元计价。尽管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仅占约10%，但全球约54%的贸易发票是以美元开具的。

　　最后，成功的储备货币还必须被视为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要实现这一点，其发行国必须拥有庞大、开放、投资机会诱人且受可预测法治保障的金融市场。低且稳定的通胀率亦是加分项，让持有者相信其资产价值不会骤然缩水。美国股市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股票市场，截至2024年底，总市值高达63万亿美元，接近全球股市总市值的一半。美国经济对外国投资高度开放，对资本跨境流动几乎不设限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广泛认为是独立且值得信赖的机构。美国的法院和监管机构在解决商业争端、实施可预测的经济管理以及防范重大腐败方面，赢得了全球范围的信任。

　　规模约28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市场(占全球政府债务市场逾四分之一)也功不可没。美国国债(Treasuries)是全球流动性最佳的主权债务，平均每日交易额高达约9000亿美元。这种高度的交易便利性让各国央行确信，持有美国国债是存放资金的安全选择。综合以上因素——高流动性、广泛应用和安全性——美元数十年来在国际储备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非偶然。

　　缺乏可信挑战者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另一大优势在于，至今缺乏真正有力的挑战者。人民币虽被寄予厚望，但中国缺乏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所必需的开放且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而这恰恰是储备货币地位最重要的基石之一。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不能自由浮动。中国政府通过资本账户管制(如控制跨境投资、限制国际银行转账等)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包括其国内债券市场)面临监管壁垒，且该债券市场也缺乏全球主要债券市场所具备的流动性与深度。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广其本土的SWIFT替代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尤其是在2022年因制裁导致部分俄罗斯大型银行被排除出SWIFT系统之后。但截至目前，CIPS处理的交易量仅相当于SWIFT的约0.2%。

　　美元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是欧元。欧元满足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诸多条件：欧元区拥有开放且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欧元是全球第二大交易货币和第二大储备货币。然而，欧元区缺乏财政联盟，且其核心大国德国在发行大规模政府债券方面一度犹豫不决。财政一体化的缺失导致了2010-2012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导致欧元在外汇交易、SWIFT结算及各国央行储备中的份额均大幅下滑。过去15年间，美国股市的回报率几乎是欧洲股市的五倍，促使资产管理人将资金集中投向美国，进一步暴露了欧元区的设计短板。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扩张主义对欧洲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也让各国央行在选择储备货币时对欧元多了几分顾虑。

　　至于推广其他新兴储备货币的尝试，至今未见实质性进展。金砖国家(由主要非西方经济体组成)曾提议创设一种可能挑战美元的新货币。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据称将由成员国一篮子货币支持的新货币，不会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该集团不仅缺乏内部建立共同货币或财政联盟的计划，各成员国在国内外优先事项上也存在显著分歧。这样一个比欧元区更为松散的集团所创设的货币，很难成为全球通行的默认选项，更何况其具体运作机制至今尚未明确。

　　像比特币、黄金这样一度被热议的替代方案，也未能撼动格局。加密货币缺乏作为储备货币所必需的诸多特征，包括流动性、价格稳定性以及政府背书或清晰的价值锚定。黄金虽有数千年作为货币的历史，且直到近代仍是许多货币体系的基础，但其固有的缺陷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显而易见。首先，政府无法控制黄金供给，依赖黄金会束缚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空间。

　　特朗普带来的变数

　　然而，尽管美元霸权依旧，特朗普重返白宫却可能给其地位带来数代人以来最严峻的现实威胁。考虑到当前尚无成熟的替代货币，这种冲击或许不会立竿见影，但美元最终走向衰落的风险及其可能的速度却已然加大。至少，特朗普的政策将侵蚀支撑美元主导地位的各项基础。

　　特朗普在新任期上任后的头几周，推行了导致美元走强的政策，但此后，美元兑其他货币已大幅下跌。初期美元走强，是由于市场预期特朗普的通胀性政策(包括关税、大规模驱逐移民及拟议减税)将推高美国利率。然而，这些政策及其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如今正反过来对美元构成下行压力，因为市场普遍预期，这些举措将严重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他宣布实施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全球关税之后。贸易战导致的供应链紊乱、大规模驱逐移民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弥漫的政策不确定性，正严重打击企业与消费者信心，进而抑制支出、拖累增长，并可能最终压低利率。很大程度上受特朗普政策预期影响，2025年第一季度，欧洲股市表现已领先美国主要股指近20%，创下30多年来的最大季度领先幅度。

　　着眼当下及未来，特朗普政策的风险更为深远。首先，特朗普推行的全球关税不仅会破坏美国自身经济的稳定，更将无法挽回地损害美国作为贸易伙伴的声誉。这反过来会降低各国使用美元的意愿与必要性。美国的盟友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许多盟友面临的关税税率甚至可能高于美国的对手国家。例如，针对以色列、日本和欧盟的税率或将高于针对伊朗或俄罗斯的税率。经济学研究早已表明，各国更倾向于持有其地缘政治伙伴发行的货币作为储备。通过疏远最亲密的盟友，特朗普实际上是在排挤那些原本最愿意依赖美元进行贸易的国家。特朗普在俄乌冲突中疏远乌克兰，并公开质疑北约第五条款共同防御承诺的可靠性，这些行为都加剧了外界对美国是否信守承诺的疑虑。各国在寻求规避特朗普政策冲击的过程中，或许不会立即大幅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联系，可能会促使企业在部分交易中寻找美元的替代货币。

　　滥用制裁则为各国“去美元化”提供了另一个理由。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以及对委内瑞拉的强硬手段预示着，在其第二任期内，本已广泛使用的制裁手段恐将变本加厉。随着受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日益增多，它们将更有动力效仿俄罗斯2018年后的做法，减少在跨境贸易和外汇储备中对美元的依赖。即便这些国家不会完全弃用美元，也未能找到单一的主导替代货币，但诸如CIPS等其他支付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具吸引力。中国已是全球约三分之二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倘若使用CIPS成为与中国企业交易的必要条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将有极强的动力接入该系统。届时，各国可能会选择调整其金融基础设施以维系贸易畅通，而非改变贸易格局来迎合美国的偏好。

　　或许，对美元主导地位最大的威胁来自特朗普对法治的挑战，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元地位的基石。风险不仅在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因藐视法庭权威而触发宪法危机，更在于，在一个倾向于“奖赏朋友、惩罚敌人”的总统治下，一种更具交易性、个人化色彩甚至可能滋生腐败的治理模式或将固化。当前，妨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法治环境的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外界对中国法治缺乏信心：企业通常更愿意在美国的法庭体系内解决争端。倘若美国丧失了这一关键优势，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5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约100%飙升至近150%，这构成了另一重风险。如果国会进一步实施减税却未能有效控制支出，由此累积的债务将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中更大比例须用于偿付利息，从而挤压其他关键支出，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及美国资产的吸引力。据传，政府内部甚至有人提出所谓“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式的构想，这将使问题雪上加霜。这些构想包括强制外国投资者将其持有的美国国债置换为零息百年期债券，此举将严重损害美国作为借款国的信誉，进而重创美元地位。强迫外国债权人承担损失将吓退未来的投资者;若此种置换为强制性，甚至可能被信用评级机构视为违约。

　　最后，倘若经济真如当前许多华尔街机构预测的那般疲软，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发现自己与美联储处于冲突之中，正如其第一任期时那样。美联储已表示，在进一步降息前需更清晰地评估特朗普关税的通胀影响，而特朗普则已开始呼吁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放缓的经济——未来这种施压只会愈演愈烈。一旦特朗普的施压得逞，将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与公信力，进而削弱美元的全球地位，因为各国会开始担忧美国的货币政策正被政治而非经济考量所主导。美联储是整个美元体系的基石。一旦其独立性因某一政治原因被侵蚀，就更容易因其他政治原因而进一步受到干预。例如，加拿大、日本、欧洲等地的央行可能会担心，在危机时刻，一个被政治化的美联储甚至可能切断它们通过货币互换协议获取美元流动性的渠道，以此作为施压他国让步的工具。

　　即便上述种种威胁未必能彻底颠覆美元的统治地位，但其地位的任何实质性削弱都将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赋予了美国诸多“特权”，例如更低的政府借贷成本以及实施强力经济制裁的能力。而其他国家也受益于在全球经济中使用一种易于兑换、流动性强且被广泛接受的可信货币进行交易。美元地位的下滑将意味着交易成本上升、国际贸易变得更为复杂、全球生活水平下降——至少在新的主导货币出现之前，情况会是如此。

　　美元并非一直是世界储备货币或国际贸易的首选货币。19世纪时，英镑曾享有此等地位，当时的英国金融家们在英镑治下也曾倍感安稳。英国拥有深厚、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贸易的核心参与者。然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以及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相对衰落后，伦敦只能无奈地看着英镑的全球地位逐步旁落。英镑的衰落和美元的崛起都非历史必然，正如今天美元潜在的式微也并非命中注定。储备货币的地位终究取决于选择，而非命运。倘若美元最终被拉下王座，那将是(特朗普政府)一场咎由自取的灾难。

　　作者简介：爱德华·菲什曼 (Edward Fishman) 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 (CGEP) 的高级研究员。高塔姆·贾恩 (Gautam Jain) 是 CGEP 的高级研究学者。理查德·内普休 (Richard Nephew) 是 CGEP 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他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多种职务。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七十余年来，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此期间，鲜有因素能真正威胁其根基。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自带巨大的惯性——从政府、银行到跨国公司，主要参与者都倾向于沿用那些久经考验的贸易和金融机制。尽管常有耸人听闻的头条宣称各国正寻求美元替代品，或某个新联盟试图创造竞争货币，抑或是华盛顿最新的政治风波将最终终结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几十年来，无论全球经济格局如何变迁，市场如何动荡，或是外界对美国经济政策未来充满疑虑，美元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

　　然而，变数已至。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将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征收高额新关税。此举引发美国及全球股市暴跌，这正是其执政风格中一贯主题的最新体现：将美国经济实力武器化。特朗普以处理其声称的各种问题为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关税，并重启了他在第一任期内发起的对伊朗“极限施压”运动。再加上特朗普对法治的冲击，其鲁莽、反复地将美国经济优势武器化的做法，正对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构成空前严峻的威胁。

　　倘若这一威胁成真，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深受其害。若无美元作为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润滑剂，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全球民众的生活水平将会下降。而美国的孤立主义也无法带来特朗普政府声称要实现的制造业复苏，届时进口原材料成本将飙升，资本市场也将趋于枯竭。美元地位的削弱，其实质结果将是特朗普所欲掌控的经济实力的瓦解。

　　储备货币的要素

　　尽管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但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直到二战末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才真正得以确立。那次会议不仅催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新机构，并建立起一套以美元为中心、与黄金按固定价格挂钩的新货币体系。这些机构和制度安排都旨在将货币稳定置于全球经济的核心。此后，美元在多次风浪中保持了主导地位，甚至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废除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关系(即“尼克松冲击”)后引发的剧变中，美元依然屹立不倒。

　　美元的地位，根基在于任何一种货币要想在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占据最大份额所必须具备的几大关键特性。首先，也是最基本的，这种货币必须具备高流动性，即易于买卖和兑换，且被广泛接受用于各类交易。美元在这两方面长期独占鳌头。三十多年来，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中，85%至90%都涉及美元。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上，约一半的交易以美元结算，远高于十年前约35%的水平。

　　世界储备货币不仅需要高流动性和广泛使用，还需扮演全球大宗商品贸易通用记账单位的角色。全球范围内，从石油、金属到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美元计价。尽管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仅占约10%，但全球约54%的贸易发票是以美元开具的。

　　最后，成功的储备货币还必须被视为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要实现这一点，其发行国必须拥有庞大、开放、投资机会诱人且受可预测法治保障的金融市场。低且稳定的通胀率亦是加分项，让持有者相信其资产价值不会骤然缩水。美国股市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股票市场，截至2024年底，总市值高达63万亿美元，接近全球股市总市值的一半。美国经济对外国投资高度开放，对资本跨境流动几乎不设限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广泛认为是独立且值得信赖的机构。美国的法院和监管机构在解决商业争端、实施可预测的经济管理以及防范重大腐败方面，赢得了全球范围的信任。

　　规模约28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市场(占全球政府债务市场逾四分之一)也功不可没。美国国债(Treasuries)是全球流动性最佳的主权债务，平均每日交易额高达约9000亿美元。这种高度的交易便利性让各国央行确信，持有美国国债是存放资金的安全选择。综合以上因素——高流动性、广泛应用和安全性——美元数十年来在国际储备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非偶然。

　　缺乏可信挑战者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另一大优势在于，至今缺乏真正有力的挑战者。人民币虽被寄予厚望，但中国缺乏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所必需的开放且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而这恰恰是储备货币地位最重要的基石之一。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不能自由浮动。中国政府通过资本账户管制(如控制跨境投资、限制国际银行转账等)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包括其国内债券市场)面临监管壁垒，且该债券市场也缺乏全球主要债券市场所具备的流动性与深度。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广其本土的SWIFT替代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尤其是在2022年因制裁导致部分俄罗斯大型银行被排除出SWIFT系统之后。但截至目前，CIPS处理的交易量仅相当于SWIFT的约0.2%。

　　美元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是欧元。欧元满足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诸多条件：欧元区拥有开放且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欧元是全球第二大交易货币和第二大储备货币。然而，欧元区缺乏财政联盟，且其核心大国德国在发行大规模政府债券方面一度犹豫不决。财政一体化的缺失导致了2010-2012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导致欧元在外汇交易、SWIFT结算及各国央行储备中的份额均大幅下滑。过去15年间，美国股市的回报率几乎是欧洲股市的五倍，促使资产管理人将资金集中投向美国，进一步暴露了欧元区的设计短板。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扩张主义对欧洲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也让各国央行在选择储备货币时对欧元多了几分顾虑。

　　至于推广其他新兴储备货币的尝试，至今未见实质性进展。金砖国家(由主要非西方经济体组成)曾提议创设一种可能挑战美元的新货币。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据称将由成员国一篮子货币支持的新货币，不会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该集团不仅缺乏内部建立共同货币或财政联盟的计划，各成员国在国内外优先事项上也存在显著分歧。这样一个比欧元区更为松散的集团所创设的货币，很难成为全球通行的默认选项，更何况其具体运作机制至今尚未明确。

　　像比特币、黄金这样一度被热议的替代方案，也未能撼动格局。加密货币缺乏作为储备货币所必需的诸多特征，包括流动性、价格稳定性以及政府背书或清晰的价值锚定。黄金虽有数千年作为货币的历史，且直到近代仍是许多货币体系的基础，但其固有的缺陷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显而易见。首先，政府无法控制黄金供给，依赖黄金会束缚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空间。

　　特朗普带来的变数

　　然而，尽管美元霸权依旧，特朗普重返白宫却可能给其地位带来数代人以来最严峻的现实威胁。考虑到当前尚无成熟的替代货币，这种冲击或许不会立竿见影，但美元最终走向衰落的风险及其可能的速度却已然加大。至少，特朗普的政策将侵蚀支撑美元主导地位的各项基础。

　　特朗普在新任期上任后的头几周，推行了导致美元走强的政策，但此后，美元兑其他货币已大幅下跌。初期美元走强，是由于市场预期特朗普的通胀性政策(包括关税、大规模驱逐移民及拟议减税)将推高美国利率。然而，这些政策及其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如今正反过来对美元构成下行压力，因为市场普遍预期，这些举措将严重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他宣布实施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全球关税之后。贸易战导致的供应链紊乱、大规模驱逐移民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弥漫的政策不确定性，正严重打击企业与消费者信心，进而抑制支出、拖累增长，并可能最终压低利率。很大程度上受特朗普政策预期影响，2025年第一季度，欧洲股市表现已领先美国主要股指近20%，创下30多年来的最大季度领先幅度。

　　着眼当下及未来，特朗普政策的风险更为深远。首先，特朗普推行的全球关税不仅会破坏美国自身经济的稳定，更将无法挽回地损害美国作为贸易伙伴的声誉。这反过来会降低各国使用美元的意愿与必要性。美国的盟友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许多盟友面临的关税税率甚至可能高于美国的对手国家。例如，针对以色列、日本和欧盟的税率或将高于针对伊朗或俄罗斯的税率。经济学研究早已表明，各国更倾向于持有其地缘政治伙伴发行的货币作为储备。通过疏远最亲密的盟友，特朗普实际上是在排挤那些原本最愿意依赖美元进行贸易的国家。特朗普在俄乌冲突中疏远乌克兰，并公开质疑北约第五条款共同防御承诺的可靠性，这些行为都加剧了外界对美国是否信守承诺的疑虑。各国在寻求规避特朗普政策冲击的过程中，或许不会立即大幅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联系，可能会促使企业在部分交易中寻找美元的替代货币。

　　滥用制裁则为各国“去美元化”提供了另一个理由。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以及对委内瑞拉的强硬手段预示着，在其第二任期内，本已广泛使用的制裁手段恐将变本加厉。随着受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日益增多，它们将更有动力效仿俄罗斯2018年后的做法，减少在跨境贸易和外汇储备中对美元的依赖。即便这些国家不会完全弃用美元，也未能找到单一的主导替代货币，但诸如CIPS等其他支付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具吸引力。中国已是全球约三分之二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倘若使用CIPS成为与中国企业交易的必要条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将有极强的动力接入该系统。届时，各国可能会选择调整其金融基础设施以维系贸易畅通，而非改变贸易格局来迎合美国的偏好。

　　或许，对美元主导地位最大的威胁来自特朗普对法治的挑战，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元地位的基石。风险不仅在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因藐视法庭权威而触发宪法危机，更在于，在一个倾向于“奖赏朋友、惩罚敌人”的总统治下，一种更具交易性、个人化色彩甚至可能滋生腐败的治理模式或将固化。当前，妨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法治环境的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外界对中国法治缺乏信心：企业通常更愿意在美国的法庭体系内解决争端。倘若美国丧失了这一关键优势，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5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约100%飙升至近150%，这构成了另一重风险。如果国会进一步实施减税却未能有效控制支出，由此累积的债务将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中更大比例须用于偿付利息，从而挤压其他关键支出，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及美国资产的吸引力。据传，政府内部甚至有人提出所谓“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式的构想，这将使问题雪上加霜。这些构想包括强制外国投资者将其持有的美国国债置换为零息百年期债券，此举将严重损害美国作为借款国的信誉，进而重创美元地位。强迫外国债权人承担损失将吓退未来的投资者;若此种置换为强制性，甚至可能被信用评级机构视为违约。

　　最后，倘若经济真如当前许多华尔街机构预测的那般疲软，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发现自己与美联储处于冲突之中，正如其第一任期时那样。美联储已表示，在进一步降息前需更清晰地评估特朗普关税的通胀影响，而特朗普则已开始呼吁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放缓的经济——未来这种施压只会愈演愈烈。一旦特朗普的施压得逞，将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与公信力，进而削弱美元的全球地位，因为各国会开始担忧美国的货币政策正被政治而非经济考量所主导。美联储是整个美元体系的基石。一旦其独立性因某一政治原因被侵蚀，就更容易因其他政治原因而进一步受到干预。例如，加拿大、日本、欧洲等地的央行可能会担心，在危机时刻，一个被政治化的美联储甚至可能切断它们通过货币互换协议获取美元流动性的渠道，以此作为施压他国让步的工具。

　　即便上述种种威胁未必能彻底颠覆美元的统治地位，但其地位的任何实质性削弱都将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赋予了美国诸多“特权”，例如更低的政府借贷成本以及实施强力经济制裁的能力。而其他国家也受益于在全球经济中使用一种易于兑换、流动性强且被广泛接受的可信货币进行交易。美元地位的下滑将意味着交易成本上升、国际贸易变得更为复杂、全球生活水平下降——至少在新的主导货币出现之前，情况会是如此。

　　美元并非一直是世界储备货币或国际贸易的首选货币。19世纪时，英镑曾享有此等地位，当时的英国金融家们在英镑治下也曾倍感安稳。英国拥有深厚、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贸易的核心参与者。然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以及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相对衰落后，伦敦只能无奈地看着英镑的全球地位逐步旁落。英镑的衰落和美元的崛起都非历史必然，正如今天美元潜在的式微也并非命中注定。储备货币的地位终究取决于选择，而非命运。倘若美元最终被拉下王座，那将是(特朗普政府)一场咎由自取的灾难。

　　作者简介：爱德华·菲什曼 (Edward Fishman) 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 (CGEP) 的高级研究员。高塔姆·贾恩 (Gautam Jain) 是 CGEP 的高级研究学者。理查德·内普休 (Richard Nephew) 是 CGEP 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他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多种职务。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