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S·波森：为什么说北京在中美关税对抗中占据上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在2018年发布过一条广为人知的推文：“当一个国家(美国)几乎在与所有贸易伙伴的交易中都损失数十亿美元时，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很容易打赢。” 本周，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将这一理念推向新的、甚至更危险的境地，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超过100%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表达了类似的逻辑：“我认为中国升级关税是个大错误……中国提高我们的关税，我们能损失什么?我们对他们的出口额仅仅是他们对我们出口额的五分之一，所以他们(在反制上)没什么牌可打。”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认为，它掌握着博弈论中所称的“升级主导权”(Escalation Dominance)，足以压制中国以及任何对美存在双边贸易逆差的经济体。正如兰德公司一份报告所解释的，“升级主导权”意味着“交战一方有能力以对另一方造成重大不利或高昂代价的方式将冲突升级，而对手却无法以同等方式有效反击。”倘若特朗普政府的逻辑成立，那么中国、加拿大以及任何其他对美国关税采取报复措施的国家，都注定会败下阵来。

　　然而，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这场贸易战中，真正掌握升级主导权的是中国。 美国依赖从中国进口大量关键商品，这些商品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来源，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成本也极为高昂。减少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或许有其战略考量，但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就贸然发动关税战，几乎注定要付出惨重代价并走向失败。或者，借用贝森特部长的比喻来说：正在打一手“烂牌”并孤注一掷的，是华盛顿，而非北京。

　　剖析双方底牌

　　美国政府的论点至少在两个基本层面站不住脚。

　　首先，贸易战必然是两败俱伤的，因为冲突双方都会失去获取各自经济所需、民众和企业愿意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的渠道。如同发动实际战争一样，贸易战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行为，它同样会伤及发动攻击一方自身的经济基础：只有当防守方确信自己无法通过反击有效损害攻击方时，才可能选择退让。

　　贝森特的扑克牌比喻极具误导性。扑克是零和游戏：一方的盈利必然是另一方的损失。而贸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和博弈：通常是一方发展得越好，另一方也能从中受益，反之亦然。打扑克时，投入的赌注只有在最终获胜时才能收回;而在贸易中，购买商品和服务本身就立即带来了回报。

　　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作为进口大国(即存在贸易逆差)，美国在贸易冲突中的风险反而更小，因为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远多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种看法不仅是观点问题，更是罔顾事实。限制贸易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各国之所以出口，是为了赚取外汇来购买本国无法生产或生产成本过高的产品。

　　更关键的是，即便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仅聚焦于双边贸易平衡，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也占不到任何便宜。2024年数据显示，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为1992亿美元，而从中国进口额高达4625亿美元，贸易逆差达2633亿美元。如果双边贸易差额真的能预示贸易战的胜负，那么优势显然在顺差国(中国)而非逆差国(美国)一边。中国作为顺差国，在贸易战中失去的是销售额，其直接收益主要是货币;而美国作为逆差国，失去的则是本国缺乏竞争力或根本无法生产的实际商品和服务。

　　货币具有高度可替代性：如果出口收入减少，中国可以通过削减开支、寻找其他销售市场、在国内分摊损失或减少储蓄(例如，通过财政刺激措施)等多种方式来调整。与大多数拥有总体贸易顺差的国家一样，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储蓄相对“过剩”，调整起来较为容易。它不太可能出现严重的物资短缺，并且可以用国内或其他市场的销售来弥补对美出口减少的大部分损失。

　　相比之下，像美国这样存在总体贸易逆差的国家，其支出大于储蓄。在贸易战中，它们失去或减少的是必需品的供应(因为关税提高了获取成本)，而这些物资远不像货币那样容易替代。冲击将直接传导至受影响的行业、地区和家庭，他们可能面临必需品短缺，其中一些物资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替代。此外，贸易逆差国依赖资本净流入——这使得美国更容易受到外界对其政府信誉和营商环境信心波动的影响。当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地大幅加征关税，给制造商的供应链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时，其必然结果将是流入美国的投资减少，进而推高美国借贷成本(国债利率)。

　　逆差地位与主导权悖论

　　简而言之，若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美国经济将蒙受巨大损失。如果特朗普当前威胁的超过100%的关税得以实施并持续，这种损失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美国经济遭受的损失很可能比中国经济更大，并且随着美国将贸易战升级，这种损失只会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或许自认掌握主动，但实际上，它正将美国经济置于易受中国反制升级打击的脆弱境地。

　　美国将面临关键投入品的短缺风险，范围涵盖从大多数药品的基础成分，到汽车和家电使用的低成本半导体，再到包括武器制造在内的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矿产。特朗普声称要大幅削减甚至完全取消从中国的进口，由此引发的供应冲击将可能导致“滞胀”——即经济萎缩与通胀飙升并存的宏观经济噩梦，如同上世纪70年代和新冠疫情期间所经历的那样。在这种局面下(其到来的速度可能比许多人预想的更快)，美联储和财政决策者将束手无策，除了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外，几乎没有有效手段来阻止失业率上升。

　　用实际战争作类比：如果你有理由担心被入侵，那么在充分武装自己之前就去挑衅强大的对手，无异于自取灭亡。特朗普发动的经济攻势本质上正是如此冒险：考虑到美国经济对来自中国的关键商品(如医药库存、廉价芯片、关键矿产)的严重依赖，在未能确保替代供应来源或建立充足的国内生产能力之前就贸然切断贸易，是极其鲁莽的行为。其结果，特朗普政府恰恰在招致其声称想要避免的那种经济损害。

　　尽管特朗普和贝森特言辞激烈、行动强硬，但这一切或许仅仅是一种谈判策略。然而，即便如此，这种策略也是弊大于利。正如我去年10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警告的，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威慑力依赖于展现不惜自伤的决心，而这种姿态必须足够强烈才能令人信服，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市场和家庭将普遍预期持续的不确定性。结果是，美国人和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投资将会减少而非增加;同时，由于各国不再相信美国政府会信守任何协议，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或缓和局势将变得异常困难。最终，美国的生产能力将不升反降，这只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和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筹码。

　　特朗普政府正在发动一场堪比“越南战争”的经济冲突——一场极易陷入泥潭、严重损害美国国内外信誉和实力的战争。而关于这类战争的结局，我们都心知肚明。

　　作者简介： 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在2018年发布过一条广为人知的推文：“当一个国家(美国)几乎在与所有贸易伙伴的交易中都损失数十亿美元时，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很容易打赢。” 本周，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将这一理念推向新的、甚至更危险的境地，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超过100%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表达了类似的逻辑：“我认为中国升级关税是个大错误……中国提高我们的关税，我们能损失什么?我们对他们的出口额仅仅是他们对我们出口额的五分之一，所以他们(在反制上)没什么牌可打。”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认为，它掌握着博弈论中所称的“升级主导权”(Escalation Dominance)，足以压制中国以及任何对美存在双边贸易逆差的经济体。正如兰德公司一份报告所解释的，“升级主导权”意味着“交战一方有能力以对另一方造成重大不利或高昂代价的方式将冲突升级，而对手却无法以同等方式有效反击。”倘若特朗普政府的逻辑成立，那么中国、加拿大以及任何其他对美国关税采取报复措施的国家，都注定会败下阵来。

　　然而，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这场贸易战中，真正掌握升级主导权的是中国。 美国依赖从中国进口大量关键商品，这些商品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来源，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成本也极为高昂。减少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或许有其战略考量，但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就贸然发动关税战，几乎注定要付出惨重代价并走向失败。或者，借用贝森特部长的比喻来说：正在打一手“烂牌”并孤注一掷的，是华盛顿，而非北京。

　　剖析双方底牌

　　美国政府的论点至少在两个基本层面站不住脚。

　　首先，贸易战必然是两败俱伤的，因为冲突双方都会失去获取各自经济所需、民众和企业愿意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的渠道。如同发动实际战争一样，贸易战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行为，它同样会伤及发动攻击一方自身的经济基础：只有当防守方确信自己无法通过反击有效损害攻击方时，才可能选择退让。

　　贝森特的扑克牌比喻极具误导性。扑克是零和游戏：一方的盈利必然是另一方的损失。而贸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和博弈：通常是一方发展得越好，另一方也能从中受益，反之亦然。打扑克时，投入的赌注只有在最终获胜时才能收回;而在贸易中，购买商品和服务本身就立即带来了回报。

　　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作为进口大国(即存在贸易逆差)，美国在贸易冲突中的风险反而更小，因为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远多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种看法不仅是观点问题，更是罔顾事实。限制贸易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各国之所以出口，是为了赚取外汇来购买本国无法生产或生产成本过高的产品。

　　更关键的是，即便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仅聚焦于双边贸易平衡，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也占不到任何便宜。2024年数据显示，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为1992亿美元，而从中国进口额高达4625亿美元，贸易逆差达2633亿美元。如果双边贸易差额真的能预示贸易战的胜负，那么优势显然在顺差国(中国)而非逆差国(美国)一边。中国作为顺差国，在贸易战中失去的是销售额，其直接收益主要是货币;而美国作为逆差国，失去的则是本国缺乏竞争力或根本无法生产的实际商品和服务。

　　货币具有高度可替代性：如果出口收入减少，中国可以通过削减开支、寻找其他销售市场、在国内分摊损失或减少储蓄(例如，通过财政刺激措施)等多种方式来调整。与大多数拥有总体贸易顺差的国家一样，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储蓄相对“过剩”，调整起来较为容易。它不太可能出现严重的物资短缺，并且可以用国内或其他市场的销售来弥补对美出口减少的大部分损失。

　　相比之下，像美国这样存在总体贸易逆差的国家，其支出大于储蓄。在贸易战中，它们失去或减少的是必需品的供应(因为关税提高了获取成本)，而这些物资远不像货币那样容易替代。冲击将直接传导至受影响的行业、地区和家庭，他们可能面临必需品短缺，其中一些物资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替代。此外，贸易逆差国依赖资本净流入——这使得美国更容易受到外界对其政府信誉和营商环境信心波动的影响。当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地大幅加征关税，给制造商的供应链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时，其必然结果将是流入美国的投资减少，进而推高美国借贷成本(国债利率)。

　　逆差地位与主导权悖论

　　简而言之，若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美国经济将蒙受巨大损失。如果特朗普当前威胁的超过100%的关税得以实施并持续，这种损失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美国经济遭受的损失很可能比中国经济更大，并且随着美国将贸易战升级，这种损失只会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或许自认掌握主动，但实际上，它正将美国经济置于易受中国反制升级打击的脆弱境地。

　　美国将面临关键投入品的短缺风险，范围涵盖从大多数药品的基础成分，到汽车和家电使用的低成本半导体，再到包括武器制造在内的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矿产。特朗普声称要大幅削减甚至完全取消从中国的进口，由此引发的供应冲击将可能导致“滞胀”——即经济萎缩与通胀飙升并存的宏观经济噩梦，如同上世纪70年代和新冠疫情期间所经历的那样。在这种局面下(其到来的速度可能比许多人预想的更快)，美联储和财政决策者将束手无策，除了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外，几乎没有有效手段来阻止失业率上升。

　　用实际战争作类比：如果你有理由担心被入侵，那么在充分武装自己之前就去挑衅强大的对手，无异于自取灭亡。特朗普发动的经济攻势本质上正是如此冒险：考虑到美国经济对来自中国的关键商品(如医药库存、廉价芯片、关键矿产)的严重依赖，在未能确保替代供应来源或建立充足的国内生产能力之前就贸然切断贸易，是极其鲁莽的行为。其结果，特朗普政府恰恰在招致其声称想要避免的那种经济损害。

　　尽管特朗普和贝森特言辞激烈、行动强硬，但这一切或许仅仅是一种谈判策略。然而，即便如此，这种策略也是弊大于利。正如我去年10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警告的，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威慑力依赖于展现不惜自伤的决心，而这种姿态必须足够强烈才能令人信服，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市场和家庭将普遍预期持续的不确定性。结果是，美国人和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投资将会减少而非增加;同时，由于各国不再相信美国政府会信守任何协议，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或缓和局势将变得异常困难。最终，美国的生产能力将不升反降，这只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和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筹码。

　　特朗普政府正在发动一场堪比“越南战争”的经济冲突——一场极易陷入泥潭、严重损害美国国内外信誉和实力的战争。而关于这类战争的结局，我们都心知肚明。

　　作者简介： 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