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被普京重塑的俄罗斯还能与西方和解吗？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22年2月悍然入侵乌克兰，此举深刻地改变了历史走向。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遭受这场残酷侵略的乌克兰人民。然而，这场战争同样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俄罗斯自身，其深刻程度远超外界普遍认知。无论未来达成何种形式的停火——哪怕是由一位对普京青睐有加的美国总统所促成——都无法逆转普京已将“对抗西方”确立为俄罗斯国家运转核心原则的现实。同样，乌克兰战火的任何平息，也无法扭转普京深化对华关系的决心。

　　战争的结果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变得更加专制，反西方主义情绪在社会中日益弥漫。自2022年以来，克里姆林宫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旨在压制国内政治异见，散布支持战争和反西方论调的宣传，并刻意培育了一个庞大的、能从战争中攫取实际利益的群体。如今，数以千万计的俄罗斯人，包括高层官员和许多巨富，已将西方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过去三年里，美国和欧洲官员在反击普京侵略行径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决心。但有时，他们也不自觉地印证了普京的说法——即西方憎恨俄罗斯，且这场冲突关乎生死存亡。西方领导人的战略，因缺乏连贯的长期对俄方针而受损，部分言论甚至暗示其对俄意图过于庞大。例如，2024年，时任爱沙尼亚总理、现已成为欧盟最高外交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卡娅·卡拉斯曾表示，西方领导人不应担心北约对乌克兰胜利的承诺会导致俄罗斯分裂。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对此言论大肆宣扬，用以证明肢解俄罗斯是西方的终极目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寻求迅速结束战争，这已经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但即便特朗普向普京示好能在表面上缓和美俄关系，普京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使得真正的和解几无可能。普京无法确定特朗普能否成功推动欧洲修复与俄关系，而且他深知，2028年新一届美国政府很可能再次带来政策上的急转弯。鲜有美国公司会排队等待重返俄罗斯市场。普京更不会放弃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的战略关系。克里姆林宫将继续拥抱中国技术(包括数字压制工具)，维持对中国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依赖，并深化与北京的安全纽带——哪怕这样做会使其与华盛顿的冲突加剧。

　　尽管如此，特朗普绥靖策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促使其他领导人，特别是欧洲领导人，加倍推行遏制政策，甚至对俄罗斯表现出更为公开的敌意。但仅仅这样做，将是一个错误。普京政权几乎不可能从内部崩溃。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威慑必须继续是西方政策，尤其是欧洲战略的基石。

　　然而，普京终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即便俄罗斯的下一任领导人很可能出自他的核心圈子，他们在规划国家发展轨迹方面也将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并且确实存在一些现实动因促使他们调整路线。尽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社会表面平静，但其内部实则脆弱。对于普京的继任者而言，改善国家处境最显而易见的途径便是重新平衡外交政策。因此，欧洲领导人在加强对俄威慑的同时，也必须着手准备，抓住普京离场后可能出现的机遇期。

　　他们必须构想一种与俄罗斯建立新型关系的愿景，摒弃那种认为俄罗斯必须像二战后的西德那样经历彻底转型才能成为西方可靠经济和战略伙伴的幻想。他们需要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条件，例如明确的军备控制策略，以及能防止任何一方将其“武器化”的经济相互依存模式。欧洲领导人(以及那些不认同特朗普亲普京路线的美国政界人士)应该开始清晰地传达这一愿景，所有涉及俄罗斯的沟通——甚至包括宣布增加本国军事预算的声明——都应更加明确其意图。

　　克里姆林宫内部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普京的反西方执念。许多俄罗斯精英私下承认，乌克兰战争不仅是一桩道德上的罪行，更是一次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这些务实派人士越是能够想象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他们就越有可能在后普京时代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因此，调整西方对俄政策不仅是为未来绸缪，也是当下的明智之举。如果西方领导人不再强化克里姆林宫关于“西方决意与俄进行无限对抗”的宣传论调，那么反过来，这或许能削弱那些声称“军工复合体一心想要永久性制造战争”的极右翼和极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

　　但反之，如果西方领导人持续暗示，连讨论与俄罗斯建立更具互利性的共存方式都毫无意义，他们就有可能将克里姆林宫未来的领导人推向一条危险的道路，让他们感到除了继承普京的所有政策姿态(包括对中国的依赖)之外别无选择。西方一些人或许觉得，过去三年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自身塑造俄罗斯发展轨迹的能力十分有限。但他们手中仍有一些尚未充分利用的工具——轻易放弃这些工具将是不明智的。

　　利益纠葛

　　在普京执掌克里姆林宫的头两个任期(2000年至2008年)，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西方投资涌入、市场化改革以及创业热潮的推动，俄罗斯的GDP几乎翻了一番。与沙皇专制时代、共产主义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混乱的十年相比，那时的俄罗斯从未如此繁荣，也从未如此自由。尽管2010年代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这种社会契约基本得以维系。

　　然而，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经济及其支撑的社会契约发生了深刻转变。经济学家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在2024年1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将克里姆林宫的处境描述为“不可能的三难困境”：既要为日益昂贵的战争提供资金，又要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还要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这三个目标难以同时实现。

　　但普京解开了这个难题。他选择优先确保战争经费：在2025年至2027年间，俄罗斯政府计划将约40%的国家预算用于国防和安全，相应削减了在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其他优先领域的投入。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战争在经济上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在2022年经历小幅下滑后，得益于国防开支的拉动，俄罗斯GDP在2023年增长了3.6%，2024年又增长了4.1%。战争带来的主要负面经济影响，如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直到2024年末才开始显现。即使乌克兰战事平息，俄罗斯经济仍将保持高度军事化的状态。国防工业需要补充军队庞大的装备损耗，而且普京已经启动了一项耗资巨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如果乌克兰战争重燃或持续，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可能会更加黯淡。但这不太可能对政权更迭构成重大压力。俄罗斯经济承受的压力越大，莫斯科就越会强化镇压。克里姆林宫已将批评战争和军队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针对知名及不知名的异见人士发起了多起引人注目的诉讼。该政权还大幅增加了官方认定的“外国代理人”数量，并加大了对所谓“不受欢迎”组织的打击力度，迫使战争批评者面临艰难抉择：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在国内面临牢狱之灾。警察和安全部队有充足的动机去追查此类案件，因为办案人员会根据其“揭露”的敌人数量获得奖赏。

　　普京在让批评战争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也将其变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工具。主要的受益者自然是他的亲信及其权力网络。其中一些人利用外国和跨国公司撤出俄罗斯的机会，廉价收购资产或直接将其没收，这通常是在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等实权人物的支持下进行的。然而，除了顶级富豪，成千上万的机会主义者也从战争中获利，例如那些通过规避制裁赚钱的企业家。再往下层，数十万白领专业人士——尤其是在IT、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正因其持异见的同行大量移民导致人才稀缺而享受着更高的薪酬。

　　最后，普京通过金钱收买了被征召入伍的士兵、军工厂工人及其家属，以此换取支持。据克里姆林宫数据，截至2024年6月，约有70万俄罗斯人被派往前线。如今，俄军士兵的平均月薪接近2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更是数十个主要征兵地区平均水平的四倍。自入侵开始以来，已有超过80万俄军士兵伤亡;政府为每位伤亡人员的家属提供了高达8万美元的抚恤金。克里姆林宫的财政支出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将自身的物质改善乃至职业前景，都归功于这场不义之战。2024年，克里姆林宫还启动了一项计划，旨在培训退伍军人并将其安置到公共部门或政府机构任职。

　　战争也成了俄罗斯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文职官僚获得了新的晋升阶梯：在被占领土工作可以加速他们的仕途。对于数十万从事反间谍和执法工作的俄罗斯人来说，抓捕西方和乌克兰的“间谍”，以及镇压反战活动人士和记者，如今已成为晋升之道。所有这些都使得俄罗斯的官僚体系政治化程度大大加深。即使在央行等以往相对务实的机构中，受过西方教育的技术官僚也正在转变为对抗西方制裁的“战士”。

　　早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由于普京的压制政策，俄罗斯社会就已弥漫着惰性和习得性无助的气氛。但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大力推行社会工程，试图将对西方的不信任深植于俄罗斯人心中。2022年9月，克里姆林宫在所有学校每周开设宣传课程，以爱国主义为名，灌输支持战争的言论。国家对娱乐和文化的干预愈演愈烈，迫使具有独立思想的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流亡;给异见作家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组织针对反战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演式审判。受到中国模式的启发，克里姆林宫试图构建“数字铁幕”，封禁了Instagram和Facebook，并限制了YouTube的使用——而在此之前，近一半12岁以上的俄罗斯人每天都在使用YouTube。

　　当然，“黑天鹅”事件仍有可能摧毁这座“俄罗斯堡垒”。近期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骤然垮台表明，即使是最残暴的政权也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加脆弱。但普京政权彻底崩溃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如果其用来收买潜在批评者的资金开始枯竭，那么更残酷的国家暴力完全可以填补空缺。

　　战争姿态

　　乌克兰战争并非暂时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而是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重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已转向三大目标：构建联盟以支持其战争行动，维持受制裁下的经济运转，以及报复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官员已投入巨资，与那些愿意给西方制造麻烦的政权和实体建立伙伴关系，尤其是朝鲜、伊朗以及伊朗的代理人，例如也门的胡塞武装。

　　如果战争结束，美国解除制裁，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暂时收敛一些最大胆的反美活动，比如停止向胡塞武装等美国对手提供武器。但一旦特朗普政府下台，克里姆林宫仍将保留恢复这些活动的能力。克里姆林宫还致力于维持和扩大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途径包括大幅打折销售俄罗斯商品，并增加对印度、东南亚、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出口。

　　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已决然地倒向中国。战前，两国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俄罗斯通过维持与欧洲的贸易、金融和技术联系来对冲风险。然而，自2022年以来，普京为了换取北京对其战争的支持，接受了对中国更深层次的依赖。仅凭来自中国的关键武器零部件，克里姆林宫就得以维持了三年的战事。俄罗斯经济得以维系，是因为中国目前购买了其出口总额的30%(2021年为14%)，并供给了其进口总额的40%(战前为24%)。北京还为莫斯科提供了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基础设施，以支持其对外贸易。

　　俄罗斯押注这种依赖最终将带来回报。在北京被华盛顿视为主要对手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认为，增强中国的实力就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衰落的一项战略投资。正因如此，俄罗斯现在向中国提供其在2022年之前不愿分享的武器设计。俄罗斯鼓励其科研机构和大学为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做出贡献，在自然科学、应用数学、信息技术和太空领域启动了多个中俄联合项目。在华为等中国公司工作的俄罗斯员工数量激增。莫斯科通过陆路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等廉价大宗商品，确保北京在遭遇海上封锁时仍能获得资源，此外还为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提供铀。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22年2月悍然入侵乌克兰，此举深刻地改变了历史走向。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遭受这场残酷侵略的乌克兰人民。然而，这场战争同样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俄罗斯自身，其深刻程度远超外界普遍认知。无论未来达成何种形式的停火——哪怕是由一位对普京青睐有加的美国总统所促成——都无法逆转普京已将“对抗西方”确立为俄罗斯国家运转核心原则的现实。同样，乌克兰战火的任何平息，也无法扭转普京深化对华关系的决心。

　　战争的结果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变得更加专制，反西方主义情绪在社会中日益弥漫。自2022年以来，克里姆林宫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旨在压制国内政治异见，散布支持战争和反西方论调的宣传，并刻意培育了一个庞大的、能从战争中攫取实际利益的群体。如今，数以千万计的俄罗斯人，包括高层官员和许多巨富，已将西方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过去三年里，美国和欧洲官员在反击普京侵略行径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决心。但有时，他们也不自觉地印证了普京的说法——即西方憎恨俄罗斯，且这场冲突关乎生死存亡。西方领导人的战略，因缺乏连贯的长期对俄方针而受损，部分言论甚至暗示其对俄意图过于庞大。例如，2024年，时任爱沙尼亚总理、现已成为欧盟最高外交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卡娅·卡拉斯曾表示，西方领导人不应担心北约对乌克兰胜利的承诺会导致俄罗斯分裂。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对此言论大肆宣扬，用以证明肢解俄罗斯是西方的终极目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寻求迅速结束战争，这已经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但即便特朗普向普京示好能在表面上缓和美俄关系，普京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使得真正的和解几无可能。普京无法确定特朗普能否成功推动欧洲修复与俄关系，而且他深知，2028年新一届美国政府很可能再次带来政策上的急转弯。鲜有美国公司会排队等待重返俄罗斯市场。普京更不会放弃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的战略关系。克里姆林宫将继续拥抱中国技术(包括数字压制工具)，维持对中国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依赖，并深化与北京的安全纽带——哪怕这样做会使其与华盛顿的冲突加剧。

　　尽管如此，特朗普绥靖策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促使其他领导人，特别是欧洲领导人，加倍推行遏制政策，甚至对俄罗斯表现出更为公开的敌意。但仅仅这样做，将是一个错误。普京政权几乎不可能从内部崩溃。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威慑必须继续是西方政策，尤其是欧洲战略的基石。

　　然而，普京终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即便俄罗斯的下一任领导人很可能出自他的核心圈子，他们在规划国家发展轨迹方面也将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并且确实存在一些现实动因促使他们调整路线。尽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社会表面平静，但其内部实则脆弱。对于普京的继任者而言，改善国家处境最显而易见的途径便是重新平衡外交政策。因此，欧洲领导人在加强对俄威慑的同时，也必须着手准备，抓住普京离场后可能出现的机遇期。

　　他们必须构想一种与俄罗斯建立新型关系的愿景，摒弃那种认为俄罗斯必须像二战后的西德那样经历彻底转型才能成为西方可靠经济和战略伙伴的幻想。他们需要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条件，例如明确的军备控制策略，以及能防止任何一方将其“武器化”的经济相互依存模式。欧洲领导人(以及那些不认同特朗普亲普京路线的美国政界人士)应该开始清晰地传达这一愿景，所有涉及俄罗斯的沟通——甚至包括宣布增加本国军事预算的声明——都应更加明确其意图。

　　克里姆林宫内部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普京的反西方执念。许多俄罗斯精英私下承认，乌克兰战争不仅是一桩道德上的罪行，更是一次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这些务实派人士越是能够想象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他们就越有可能在后普京时代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因此，调整西方对俄政策不仅是为未来绸缪，也是当下的明智之举。如果西方领导人不再强化克里姆林宫关于“西方决意与俄进行无限对抗”的宣传论调，那么反过来，这或许能削弱那些声称“军工复合体一心想要永久性制造战争”的极右翼和极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

　　但反之，如果西方领导人持续暗示，连讨论与俄罗斯建立更具互利性的共存方式都毫无意义，他们就有可能将克里姆林宫未来的领导人推向一条危险的道路，让他们感到除了继承普京的所有政策姿态(包括对中国的依赖)之外别无选择。西方一些人或许觉得，过去三年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自身塑造俄罗斯发展轨迹的能力十分有限。但他们手中仍有一些尚未充分利用的工具——轻易放弃这些工具将是不明智的。

　　利益纠葛

　　在普京执掌克里姆林宫的头两个任期(2000年至2008年)，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西方投资涌入、市场化改革以及创业热潮的推动，俄罗斯的GDP几乎翻了一番。与沙皇专制时代、共产主义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混乱的十年相比，那时的俄罗斯从未如此繁荣，也从未如此自由。尽管2010年代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这种社会契约基本得以维系。

　　然而，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经济及其支撑的社会契约发生了深刻转变。经济学家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在2024年1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将克里姆林宫的处境描述为“不可能的三难困境”：既要为日益昂贵的战争提供资金，又要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还要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这三个目标难以同时实现。

　　但普京解开了这个难题。他选择优先确保战争经费：在2025年至2027年间，俄罗斯政府计划将约40%的国家预算用于国防和安全，相应削减了在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其他优先领域的投入。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战争在经济上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在2022年经历小幅下滑后，得益于国防开支的拉动，俄罗斯GDP在2023年增长了3.6%，2024年又增长了4.1%。战争带来的主要负面经济影响，如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直到2024年末才开始显现。即使乌克兰战事平息，俄罗斯经济仍将保持高度军事化的状态。国防工业需要补充军队庞大的装备损耗，而且普京已经启动了一项耗资巨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如果乌克兰战争重燃或持续，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可能会更加黯淡。但这不太可能对政权更迭构成重大压力。俄罗斯经济承受的压力越大，莫斯科就越会强化镇压。克里姆林宫已将批评战争和军队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针对知名及不知名的异见人士发起了多起引人注目的诉讼。该政权还大幅增加了官方认定的“外国代理人”数量，并加大了对所谓“不受欢迎”组织的打击力度，迫使战争批评者面临艰难抉择：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在国内面临牢狱之灾。警察和安全部队有充足的动机去追查此类案件，因为办案人员会根据其“揭露”的敌人数量获得奖赏。

　　普京在让批评战争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也将其变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工具。主要的受益者自然是他的亲信及其权力网络。其中一些人利用外国和跨国公司撤出俄罗斯的机会，廉价收购资产或直接将其没收，这通常是在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等实权人物的支持下进行的。然而，除了顶级富豪，成千上万的机会主义者也从战争中获利，例如那些通过规避制裁赚钱的企业家。再往下层，数十万白领专业人士——尤其是在IT、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正因其持异见的同行大量移民导致人才稀缺而享受着更高的薪酬。

　　最后，普京通过金钱收买了被征召入伍的士兵、军工厂工人及其家属，以此换取支持。据克里姆林宫数据，截至2024年6月，约有70万俄罗斯人被派往前线。如今，俄军士兵的平均月薪接近2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更是数十个主要征兵地区平均水平的四倍。自入侵开始以来，已有超过80万俄军士兵伤亡;政府为每位伤亡人员的家属提供了高达8万美元的抚恤金。克里姆林宫的财政支出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将自身的物质改善乃至职业前景，都归功于这场不义之战。2024年，克里姆林宫还启动了一项计划，旨在培训退伍军人并将其安置到公共部门或政府机构任职。

　　战争也成了俄罗斯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文职官僚获得了新的晋升阶梯：在被占领土工作可以加速他们的仕途。对于数十万从事反间谍和执法工作的俄罗斯人来说，抓捕西方和乌克兰的“间谍”，以及镇压反战活动人士和记者，如今已成为晋升之道。所有这些都使得俄罗斯的官僚体系政治化程度大大加深。即使在央行等以往相对务实的机构中，受过西方教育的技术官僚也正在转变为对抗西方制裁的“战士”。

　　早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由于普京的压制政策，俄罗斯社会就已弥漫着惰性和习得性无助的气氛。但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大力推行社会工程，试图将对西方的不信任深植于俄罗斯人心中。2022年9月，克里姆林宫在所有学校每周开设宣传课程，以爱国主义为名，灌输支持战争的言论。国家对娱乐和文化的干预愈演愈烈，迫使具有独立思想的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流亡;给异见作家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组织针对反战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演式审判。受到中国模式的启发，克里姆林宫试图构建“数字铁幕”，封禁了Instagram和Facebook，并限制了YouTube的使用——而在此之前，近一半12岁以上的俄罗斯人每天都在使用YouTube。

　　当然，“黑天鹅”事件仍有可能摧毁这座“俄罗斯堡垒”。近期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骤然垮台表明，即使是最残暴的政权也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加脆弱。但普京政权彻底崩溃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如果其用来收买潜在批评者的资金开始枯竭，那么更残酷的国家暴力完全可以填补空缺。

　　战争姿态

　　乌克兰战争并非暂时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而是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重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已转向三大目标：构建联盟以支持其战争行动，维持受制裁下的经济运转，以及报复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官员已投入巨资，与那些愿意给西方制造麻烦的政权和实体建立伙伴关系，尤其是朝鲜、伊朗以及伊朗的代理人，例如也门的胡塞武装。

　　如果战争结束，美国解除制裁，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暂时收敛一些最大胆的反美活动，比如停止向胡塞武装等美国对手提供武器。但一旦特朗普政府下台，克里姆林宫仍将保留恢复这些活动的能力。克里姆林宫还致力于维持和扩大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途径包括大幅打折销售俄罗斯商品，并增加对印度、东南亚、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出口。

　　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已决然地倒向中国。战前，两国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俄罗斯通过维持与欧洲的贸易、金融和技术联系来对冲风险。然而，自2022年以来，普京为了换取北京对其战争的支持，接受了对中国更深层次的依赖。仅凭来自中国的关键武器零部件，克里姆林宫就得以维持了三年的战事。俄罗斯经济得以维系，是因为中国目前购买了其出口总额的30%(2021年为14%)，并供给了其进口总额的40%(战前为24%)。北京还为莫斯科提供了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基础设施，以支持其对外贸易。

　　俄罗斯押注这种依赖最终将带来回报。在北京被华盛顿视为主要对手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认为，增强中国的实力就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衰落的一项战略投资。正因如此，俄罗斯现在向中国提供其在2022年之前不愿分享的武器设计。俄罗斯鼓励其科研机构和大学为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做出贡献，在自然科学、应用数学、信息技术和太空领域启动了多个中俄联合项目。在华为等中国公司工作的俄罗斯员工数量激增。莫斯科通过陆路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等廉价大宗商品，确保北京在遭遇海上封锁时仍能获得资源，此外还为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提供铀。

　　严阵以待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承诺要“拆散”中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总统，他似乎正试图通过向普京示好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无论特朗普如何努力，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都将持续对欧洲和美国构成威胁。欧洲需要继续致力于遏制俄罗斯政权的能力——并准备好在美国支持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独立承担这一任务。欧洲领导人仍应将此视为一项跨大西洋的共同行动，最好通过北约来推进;或者，如果特朗普政府不愿参与，则应与一个由美国关键盟友组成的团队合作，该团队应包括外交政策专家、军事领导人以及美国国防工业界的代表。

　　当务之急是扩大国防生产。分析人士有时将其视为一项简单的挑战，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政策制定者们只顾巩固欧洲安全，而不同时解决欧洲大陆自身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他们只会助长那些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呼吁安抚普京的民粹主义者的气焰。

　　欧洲和美国还必须应对俄罗斯所谓的“影子战争”。莫斯科已经开发出多种手段来破坏民主国家的安全与政治稳定，包括蓄意破坏、定点清除、网络虚假信息传播和干预选举。克里姆林宫对其这些“发明”颇为自得，即使乌克兰实现停火，他们也可能继续使用这些手段。目前，美俄之间尚无管控混合战争升级风险的框架，必须尽快建立一个。美国和欧洲都需要在反间谍、反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进行长期的、代际性的投入;欧洲本土激进伊斯兰主义和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抬头，为克里姆林宫制造了可乘之机。

　　然而，在加强威慑之外，西方领导人，特别是欧洲领导人，必须开始构思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对俄方针。普京的继任者将要继承的国家，几乎肯定会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这源于多年的军事过度投入、尖端技术获取渠道受限、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以及乌克兰战争加剧了本已严峻的人口结构危机。考虑到俄罗斯军方、情报和执法部门的精英在乌克兰战争中投入巨大且获益匪浅，普京的继任者几乎没有动力立即与过去彻底切割。即使是最务实的俄罗斯人，也不会希望与中国陷入对抗。但俄罗斯精英阶层中相当一部分务实派人士明白乌克兰战争是一场灾难，他们或许希望逐步消除普京政治遗产中最有害的部分——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他们知道西方可能会敞开合作的大门。

　　预留空间，传递信号

　　改变西方对俄罗斯的叙事方式——并使新的叙事更具连贯性——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在欧洲内部，不同国家政府对俄罗斯持有不同看法。但那些不愿效仿特朗普路线的欧洲决策者和美国政界人士，可以从具体勾画一个更稳定的安全关系蓝图开始。

　　如果事态按当前轨迹发展，北约和俄罗斯很快都将拥有包括坦克、无人机在内的常规武器库，以及高超音速核导弹等战略武器。这种情况带来的风险在冷战时期并不陌生，应对之策也同样如此：建立军备控制机制，辅以健全的核查措施和沟通渠道以管控突发事件。如果西方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能够建立起足够的信任，下一步将是签署协议，强制削减常规和战略武器库(类似于将于2026年到期的《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或北约与俄罗斯于2023年中止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如果俄罗斯准备停止其颠覆民主国家的行为，双方可以讨论如何限制彼此对对方国内政治的干涉。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曾是俄罗斯和西方繁荣的源泉。到普京卸任时，欧洲很可能已经完全摆脱了对俄罗斯大宗商品的依赖。若果真如此，那么恢复进口部分俄罗斯原材料不仅不会威胁欧洲的独立性，反而能进一步实现欧洲供应链的多元化。恢复贸易关系也将使俄罗斯受益，因为它有助于减少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然而，若不解决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罪恶战争问题，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例如，即使莫斯科和北约就导弹问题展开军控谈判，只要受到威胁的基辅仍在自行发展导弹能力，就不可能建立起实质性的新平衡。任何旨在恢复与俄罗斯全面经济联系的未来方案，都需要为乌克兰的重建，甚至某种形式的赔偿提供资金。

　　当然，莫斯科不太可能接受在任何官方文件中出现“赔偿”一词。但例如，可以对销往欧洲的俄罗斯商品征收特别税，在商定的年限内为乌克兰提供资金。或者，国际社会可以设立一个乌克兰重建基金，俄罗斯在一定时期内将其GDP的一定比例投入该基金。俄罗斯经济增长越快，乌克兰获得的资金就越多，这也能激励欧盟购买俄罗斯商品并在俄投资。

　　普京卸任后，许多欧洲国家在制定对俄战略时，都希望将乌克兰的因素纳入考量。对基辅的许多人来说，一个被永久削弱甚至被摧毁的俄罗斯或许是最佳结果。但考虑到一个幅员辽阔、遍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邻国崩溃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样的结果几乎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如今，乌克兰加入北约对普京而言是绝对的禁忌，他的继任者可能也同样对此持敌视态度。但更务实的俄罗斯领导人最终或许会意识到，与一个心怀复仇之念、不受北约规则约束的乌克兰相比，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反而更小。

　　开启转向灯

　　为了向俄罗斯人呈现这一新的愿景，西方国家必须紧急重启在战争期间几乎中断的沟通渠道。必须向俄罗斯民众和精英阶层明确传递一个信息：是克里姆林宫希望俄罗斯与西方隔绝，而非西方要将俄罗斯孤立。那些没有传播战争宣传的艺术家、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不应仅仅因为其俄罗斯国籍而被排斥。欧洲也需要调整其签证政策，目前的政策几乎使俄罗斯人无法前往欧洲大陆。

　　在公开场合，西方领导人和官员必须不厌其烦地强调，他们反对的不是俄罗斯人民，而是普京灾难性的政策选择。他们应该论证，正是这些选择导致了俄罗斯人自身繁荣和安全的倒退。西方官员还需要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和外交政策精英恢复更持久的联系，这些人将在后普京时代成为俄罗斯国家机器的中坚力量。他们可以首先在国际论坛上着手进行，在这些场合与俄方对话有助于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防止海上和空中的意外摩擦。显然，许多俄方对话者会试图借机收集情报，但这并非新的风险。

　　想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或许显得过于遥远和抽象，尤其是在推翻普京的各种努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雇佣兵头目叶夫根尼·普里戈津在2023年发动的未遂兵变)失败之后。思考如何与俄罗斯重建联系甚至可能引发内部分歧。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团结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如今，白宫迎来了一位亲普京的总统，欧洲的团结或许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但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东翼国家，即使在普京离开后，也根本不愿考虑与克里姆林宫达成任何形式的缓和。

　　但他们必须这样做。西方领导人需要正视并回应本国民众的担忧，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希望陷入与俄罗斯代价高昂且永无止境的对抗。构想一种务实的对俄关系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它可以成为促使俄罗斯走向转型的工具。即使普京永远不会对西方的善意姿态报以热情回应，西方的这种姿态也可能在他卸任后加剧其政权内部的分裂。普京尚未培养继任者，因为他担心权力被稀释。如果他最终指定了某人，那个人也将远比他本人弱势，从而为敌对政治力量争夺影响力创造空间。即使没有爆发全面的继任者之争，俄罗斯后普京时代的转型也可能类似于斯大林去世后的20世纪50年代——当时事实上的集体领导制的出现，使得俄罗斯转向自由化和务实主义成为可能。

　　美国领导层的近期更迭让欧洲措手不及。同样，克里姆林宫的突然权力更迭也可能让欧洲措手不及，除非西方国家更积极地设想普京时代之后俄欧关系将如何发展。一场冷热交替的持久对抗并非不可避免。但如果西方领导人迟迟不愿讨论不同的愿景，他们就有可能助长普京试图将与西方的对抗永久化的图谋。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是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