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杨：俄罗斯和朝鲜的结盟，两国在寻求建立什么样的世界？

　　去年六月，俄罗斯知名民族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发表文章，呼吁他的同胞们接纳朝鲜的“主体思想”。“主体思想”通常被翻译为“自力更生”，但其更确切的含义或许是“自主自强”。杜金写道：“我们(俄罗斯)需要同样的意识形态，一种俄罗斯式的主体思想，即俄罗斯主体的统治。”他还称赞道：“朝鲜是个美丽的国家……韩语中的‘主体’一词是个深邃的哲学术语，意指‘主体性’，甚至接近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此在’概念。它包罗万象：独立、自由、公民自主权。”

　　杜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外界尚有争议。然而，这位莫斯科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对朝鲜的高度推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俄罗斯政治的某些动向。一些西方评论家和观察家倾向于认为，朝鲜与俄罗斯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短期的、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最显著的例证或许是(据称)金正恩向乌克兰派遣了朝鲜军队。但杜金的言论暗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与金正恩领导的朝鲜，其联系已远超权宜之计，两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合作可能标志着一段更持久关系的开端。

　　正如杜金所阐释的，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共鸣。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已被“反西方主义”所取代，成为连接两国联盟的核心意识形态纽带。两国都认为自己正与西方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担忧西方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会侵蚀各自国内保守社会的根基。因此，他们将乌克兰冲突视为一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圣战”。两国政权均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本质上的剥削与压迫。他们都将自己定位为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旨在抵抗西方物质主义的侵蚀与道德的沦丧。

　　普京和金正恩都对各自领土附近或境内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怀有深深的疑虑，视其为外国颠覆活动的工具。朝鲜政府曾利用新冠疫情的契机，实施了全球最严厉且持续时间最长的边境封锁措施之一，几乎驱逐了所有西方外交官、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及游客。而在俄罗斯，普京近期扩大了其“不受欢迎”实体的名单范围，涵盖所有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组织，并禁止俄罗斯公民与此类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莫斯科与平壤都将自身置于一场新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前沿。除了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视为帝国主义的体现外，两国均严厉谴责北约东扩以及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体系。它们指责西方政府推行新殖民主义，并宣称自己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然而，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这种反帝国主义的论调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听来，正变得日益缺乏说服力。

　　普京领导下高度压制的威权统治，正呈现出向朝鲜式极权主义靠拢的趋势。克里姆林宫的审查制度严格限制俄罗斯公民接触外部新闻来源;对政治对手的长期监禁乃至死亡事件，使得异见声音几无生存空间。围绕普京的个人崇拜日益强化，尽管其狂热程度尚未达到平壤对其领导人的那种极端崇拜。

　　俄罗斯社会也显现出朝鲜式的意识形态灌输趋势。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个月后，一个名为“少先队”的亲克里姆林宫青年组织宣告成立。该组织模仿苏联时期的同名组织，旨在灌输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声称要“覆盖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帮助数百万儿童找到人生目标”。该组织还安排了250名俄罗斯青年于2024年夏天前往朝鲜进行文化交流。据报道，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的一所学校，近期甚至成立了一个“主体思想学习俱乐部”，组织学生研读朝鲜的宣传材料。

　　几十年前，平壤派遣军队与俄罗斯士兵并肩作战是难以想象的。苏联解体后，朝鲜政府曾谴责克里姆林宫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堡垒”。对平壤而言，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意味着赖以生存的补贴和经济援助被切断。同时，失去莫斯科的核保护伞也促使朝鲜领导人加速研发本国的核武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朝鲜政权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核计划，该国人民经历了惨重的大饥荒。

　　彼时，朝鲜不得不转而向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寻求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尽管北京成为了其主要的经济后盾，但平壤对中国共产党从未产生过真正的亲近感。加之两国间围绕白头山(长白山)地区的长期领土争议(该地区对朝鲜民族文化和神话具有重要意义)，使得朝鲜领导层始终无法完全信任中国。据信，金正恩在近期一次对党内官员的内部讲话中，将中国称为“宿敌”。与此同时，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对其边境上这个拥核的、难以预测的邻国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在中国领导层努力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其“负责任大国”地位之际，朝鲜对改革的抗拒及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姿态，都在客观上阻碍了北京目标的实现。因此，金正恩与普京关系的升温，标志着朝鲜正重新回归其更倾向的、与俄罗斯结盟的地缘政治轨道。

　　当前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既不符合莫斯科的利益，也无助于平壤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使得俄罗斯从冷战时期反西方阵营的当然领导者地位，被边缘化为一个次要伙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所谓的“无上限伙伴关系”背后，实则隐藏着深层的不信任与猜忌。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两国曾爆发过边境冲突，并一度以核毁灭相互威胁。

　　俄罗斯和朝鲜都寻求建立一个既非西方主导、亦非中国主导的多极世界。2024年6月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以及双方达成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代表了一个关键转折点：朝鲜明确地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莫斯科，试图摆脱冷战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俄罗斯通过深化与朝鲜的合作，则显示出其决心脱离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因此，普京与金正恩之间重燃的友谊，并非昙花一现的短期战略策应，而更像是一个长期联盟的开始，这种联盟很可能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后依然存续。如今，这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命运似乎正注定要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作者简介： 本杰明·R·杨(Benjamin R. Young)是兰德公司斯坦顿基金会核安全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

　　去年六月，俄罗斯知名民族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发表文章，呼吁他的同胞们接纳朝鲜的“主体思想”。“主体思想”通常被翻译为“自力更生”，但其更确切的含义或许是“自主自强”。杜金写道：“我们(俄罗斯)需要同样的意识形态，一种俄罗斯式的主体思想，即俄罗斯主体的统治。”他还称赞道：“朝鲜是个美丽的国家……韩语中的‘主体’一词是个深邃的哲学术语，意指‘主体性’，甚至接近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此在’概念。它包罗万象：独立、自由、公民自主权。”

　　杜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外界尚有争议。然而，这位莫斯科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对朝鲜的高度推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俄罗斯政治的某些动向。一些西方评论家和观察家倾向于认为，朝鲜与俄罗斯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短期的、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最显著的例证或许是(据称)金正恩向乌克兰派遣了朝鲜军队。但杜金的言论暗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与金正恩领导的朝鲜，其联系已远超权宜之计，两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合作可能标志着一段更持久关系的开端。

　　正如杜金所阐释的，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共鸣。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已被“反西方主义”所取代，成为连接两国联盟的核心意识形态纽带。两国都认为自己正与西方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担忧西方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会侵蚀各自国内保守社会的根基。因此，他们将乌克兰冲突视为一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圣战”。两国政权均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本质上的剥削与压迫。他们都将自己定位为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旨在抵抗西方物质主义的侵蚀与道德的沦丧。

　　普京和金正恩都对各自领土附近或境内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怀有深深的疑虑，视其为外国颠覆活动的工具。朝鲜政府曾利用新冠疫情的契机，实施了全球最严厉且持续时间最长的边境封锁措施之一，几乎驱逐了所有西方外交官、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及游客。而在俄罗斯，普京近期扩大了其“不受欢迎”实体的名单范围，涵盖所有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组织，并禁止俄罗斯公民与此类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莫斯科与平壤都将自身置于一场新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前沿。除了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视为帝国主义的体现外，两国均严厉谴责北约东扩以及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体系。它们指责西方政府推行新殖民主义，并宣称自己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然而，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这种反帝国主义的论调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听来，正变得日益缺乏说服力。

　　普京领导下高度压制的威权统治，正呈现出向朝鲜式极权主义靠拢的趋势。克里姆林宫的审查制度严格限制俄罗斯公民接触外部新闻来源;对政治对手的长期监禁乃至死亡事件，使得异见声音几无生存空间。围绕普京的个人崇拜日益强化，尽管其狂热程度尚未达到平壤对其领导人的那种极端崇拜。

　　俄罗斯社会也显现出朝鲜式的意识形态灌输趋势。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个月后，一个名为“少先队”的亲克里姆林宫青年组织宣告成立。该组织模仿苏联时期的同名组织，旨在灌输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声称要“覆盖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帮助数百万儿童找到人生目标”。该组织还安排了250名俄罗斯青年于2024年夏天前往朝鲜进行文化交流。据报道，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的一所学校，近期甚至成立了一个“主体思想学习俱乐部”，组织学生研读朝鲜的宣传材料。

　　几十年前，平壤派遣军队与俄罗斯士兵并肩作战是难以想象的。苏联解体后，朝鲜政府曾谴责克里姆林宫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堡垒”。对平壤而言，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意味着赖以生存的补贴和经济援助被切断。同时，失去莫斯科的核保护伞也促使朝鲜领导人加速研发本国的核武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朝鲜政权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核计划，该国人民经历了惨重的大饥荒。

　　彼时，朝鲜不得不转而向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寻求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尽管北京成为了其主要的经济后盾，但平壤对中国共产党从未产生过真正的亲近感。加之两国间围绕白头山(长白山)地区的长期领土争议(该地区对朝鲜民族文化和神话具有重要意义)，使得朝鲜领导层始终无法完全信任中国。据信，金正恩在近期一次对党内官员的内部讲话中，将中国称为“宿敌”。与此同时，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对其边境上这个拥核的、难以预测的邻国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在中国领导层努力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其“负责任大国”地位之际，朝鲜对改革的抗拒及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姿态，都在客观上阻碍了北京目标的实现。因此，金正恩与普京关系的升温，标志着朝鲜正重新回归其更倾向的、与俄罗斯结盟的地缘政治轨道。

　　当前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既不符合莫斯科的利益，也无助于平壤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使得俄罗斯从冷战时期反西方阵营的当然领导者地位，被边缘化为一个次要伙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所谓的“无上限伙伴关系”背后，实则隐藏着深层的不信任与猜忌。毕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两国曾爆发过边境冲突，并一度以核毁灭相互威胁。

　　俄罗斯和朝鲜都寻求建立一个既非西方主导、亦非中国主导的多极世界。2024年6月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以及双方达成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代表了一个关键转折点：朝鲜明确地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莫斯科，试图摆脱冷战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俄罗斯通过深化与朝鲜的合作，则显示出其决心脱离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因此，普京与金正恩之间重燃的友谊，并非昙花一现的短期战略策应，而更像是一个长期联盟的开始，这种联盟很可能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后依然存续。如今，这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命运似乎正注定要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作者简介： 本杰明·R·杨(Benjamin R. Young)是兰德公司斯坦顿基金会核安全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