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中冷日冷”无可避免地将长期化?——“第四次台海危机”后的中日关系

　　疫情初期出现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中日友好”氛围，不过日本无止境的“冷”，终使中国的“热”无以为继。从“中热日冷”到“中淡日冷”，“第四次台海危机”后的中日关系，正式进入“中冷日冷”时期，然是否长期化，取决于“分断美日”战略是否延续。

　　2022年8月初发生的“第四次台海危机”，其影响不仅直接冲击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还可能动摇区域乃至国际秩序的既有格局。本文尝试探讨极为重要，在当下却较容易被忽略的对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影响。

　　今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将迎来“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日子。然而，笔者日前在疫情后首度造访东京期间，却完全感受不到日本有任何“庆祝”乃至“纪念”的氛围。无论是政治中枢永田町相关官员、国会议员，还是大学的学者专家、智库智囊，抑或主要媒体的国际情势论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不表乐观。

　　一厢情愿的“风月同天”

　　就近年中日关系的走向，在经历了自从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风暴以来的波折之后，中方于2018年5月李总理访问日本之际，正式将两国关系定调“重回正轨”，全面恢复两国交流。其后，同年10月首相安倍回访北京，重启了两国首脑时隔7年的互访。2019年6月，安倍在与前来大阪出席G20(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还主动邀请作为中国元首于翌年春天(以最高的国宾身分)正式访问日本。

　　就这一连串中日领导人的“友好”互动模式，当时笔者分析指出其特征为“中方主动调整，日方顺水推舟”。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国舆论还因日本向武汉捐赠防疫物资，而沉浸在一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中日友好”氛围中。

　　然而就笔者的观察，如此的热情不过是“一厢情愿”。早在2019年，日本所谓因中方加码巡弋钓鱼岛、对疆港问题的处理、对台湾“武力威吓”的加剧等因素，而对中国的态度早已“冷却”，笔者也因此第一时间就此观察而发出〈疫情下的“中日友好”能持续多久?〉(2020年2月17日《明报》)的警示，同时进一步指出中日关系正在进入“中热日冷”的新阶段(〈中日“疑似蜜月期”因疫情提早结束〉，2020年5月11日明报)。

　　之后中日关系的推演又如何呢?之所以主动并单方面对日展示“热”情，就笔者的分析，其关键是基于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中期的2018年急转直下，并判断将会长期化(笔者于2015年率先提出中美“新冷战”概念，见〈战后70年与“新冷战”危机——“俄中vs.欧美日”新格局的虚实〉，2015年5月11日明报)，而在此新格局下，对日战略思维将无可避免地调整为“分断美日”。

　　“中热日冷”背后的“分断美日”战略

　　换言之，随着在中美关系“已读不回”的新格局迅速成形并继续深化，不乐见日本“全面倒向美国”的思维亦只能继续维持，因而不会轻易放弃“分断美日”的战略。

　　然而，早于2012年钓鱼岛冲突大爆发，同年12月重新入主永田町首相官邸的安倍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进一步明确地将日本防卫战略的最大假想敌，从之前应对俄罗斯、朝鲜，调整为应对中国的“威胁”，并大举强化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包括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设置可监视宫古海峡乃至台湾海峡的雷达基地。日本如此安保政策的新方向，在经历了“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及当下的岸田文雄两任政府之后，迄今并未改变，后者对深化美日同盟甚至更不遗余力。

　　中日关系“已读不回”的日方因素

　　重点是，为何菅义伟与岸田文雄在深化美日同盟的同时，却未能像安倍那样，与中方一道积极共同改善中日关系?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4点。

　　其一，中美“新冷战”对立态势的长期化，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更为明朗，压缩了日本得以自主调整的空间。

　　其二，2021年2月中国施行《海警法》，赋予海警船必要时可动武，日方反应激烈，日本政界与舆论对中国的观感进一步恶化。

　　其叁，2021年3月“台湾有事”开始在日本掀起热议，安倍提出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虽然日本政府并不直接说出，却已在日本政坛及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共识，对中方的疑虑加深。

　　其四，安倍晋三是执政自民党内极为强势及极具领袖魅力(charismatic)的人物，之所以当日本政界及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持续恶化之际，仍能配合北京改善中日关系，也是因为他可以镇住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弹压力。然而，“后安倍时代”首相官邸的主人则无此余裕。

　　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无止境的“冷”，终使中国社会的“热”无以为继。中日关系在过去两年来，随着中方对日本的批评与反弹不再克制，也逐渐从“中热日冷”转为“中淡日冷”。而当本月初的“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尽管国际舆论的焦点聚集于中美及两岸关系上，其实较受忽视的中日关系正式步入“中冷日冷”的环境却在急速成形。

　　简言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8月2至3日的“访台事件”所引发来自中方的激烈反弹，并于佩洛西离台后对台湾的“惩戒”式“围台军演”，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其实也是无可估量的。

　　因军演摊牌 “中冷日冷”已成定局?

　　对中方而言，日方叫嚣“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在前，佩洛西乘坐的专机在进入台湾领空前由冲绳嘉手纳基地起飞的美军飞机护航在后;日本又在解放军“围台军演”前一天的8月3日，与G7(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大陆的“围台军演”是“在台海挑起具侵略性的军事行动”;外相林芳正更于东盟峰会上，批评中国企图“改变现状”及“损害地区和平及稳定”。中方对日方的态度与立场斥之为“干涉中国内政”、 “对台独发出错误信息”。

　　另一方面，日方对中方的举措更显恼怒。首先，根据日方掌握的信息，中方在“围台军演”发射的飞弹共9枚，其中5枚落在日方所称的专属经济区(EEZ)，震惊日本政界，且中方还以“中日未划定海域界线”来回应。不仅如此，林芳正在东盟峰会上发表演说时，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联袂中途离席，中方还单方面取消中日外长会晤，被日方视为“极其无礼”。

　　中日在“围台军演”期间短兵相接的角力与互相指摘，俨然成为“第四次台海危机”外围的另一场精彩戏码。更值得强调的是，对日方而言，经历了“第四次台海危机”后，“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已非过去仅停留于想像的“疑虑”，而是已成为“现实”。就此而言，今后日方对中国的态度恐怕不会只是“最冷”，而将会“更冷”。

　　经此一役，即使今年时值中日关系正常化50周年，不仅两国领导人互访已经完全不可能，双方相关纪念活动恐怕亦无可避免将大幅减少。至于如此“中冷日冷”的态势是否长期化，乃至再度发展为如10年前一般中日进一步相互倾轧、彼此冲突不断，甚至濒临战争边缘?笔者以为，最终仍取决于是否已完全放弃“分断美日”的战略思维。

　　疫情初期出现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中日友好”氛围，不过日本无止境的“冷”，终使中国的“热”无以为继。从“中热日冷”到“中淡日冷”，“第四次台海危机”后的中日关系，正式进入“中冷日冷”时期，然是否长期化，取决于“分断美日”战略是否延续。

　　2022年8月初发生的“第四次台海危机”，其影响不仅直接冲击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还可能动摇区域乃至国际秩序的既有格局。本文尝试探讨极为重要，在当下却较容易被忽略的对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影响。

　　今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将迎来“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日子。然而，笔者日前在疫情后首度造访东京期间，却完全感受不到日本有任何“庆祝”乃至“纪念”的氛围。无论是政治中枢永田町相关官员、国会议员，还是大学的学者专家、智库智囊，抑或主要媒体的国际情势论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不表乐观。

　　一厢情愿的“风月同天”

　　就近年中日关系的走向，在经历了自从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风暴以来的波折之后，中方于2018年5月李总理访问日本之际，正式将两国关系定调“重回正轨”，全面恢复两国交流。其后，同年10月首相安倍回访北京，重启了两国首脑时隔7年的互访。2019年6月，安倍在与前来大阪出席G20(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还主动邀请作为中国元首于翌年春天(以最高的国宾身分)正式访问日本。

　　就这一连串中日领导人的“友好”互动模式，当时笔者分析指出其特征为“中方主动调整，日方顺水推舟”。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国舆论还因日本向武汉捐赠防疫物资，而沉浸在一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中日友好”氛围中。

　　然而就笔者的观察，如此的热情不过是“一厢情愿”。早在2019年，日本所谓因中方加码巡弋钓鱼岛、对疆港问题的处理、对台湾“武力威吓”的加剧等因素，而对中国的态度早已“冷却”，笔者也因此第一时间就此观察而发出〈疫情下的“中日友好”能持续多久?〉(2020年2月17日《明报》)的警示，同时进一步指出中日关系正在进入“中热日冷”的新阶段(〈中日“疑似蜜月期”因疫情提早结束〉，2020年5月11日明报)。

　　之后中日关系的推演又如何呢?之所以主动并单方面对日展示“热”情，就笔者的分析，其关键是基于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中期的2018年急转直下，并判断将会长期化(笔者于2015年率先提出中美“新冷战”概念，见〈战后70年与“新冷战”危机——“俄中vs.欧美日”新格局的虚实〉，2015年5月11日明报)，而在此新格局下，对日战略思维将无可避免地调整为“分断美日”。

　　“中热日冷”背后的“分断美日”战略

　　换言之，随着在中美关系“已读不回”的新格局迅速成形并继续深化，不乐见日本“全面倒向美国”的思维亦只能继续维持，因而不会轻易放弃“分断美日”的战略。

　　然而，早于2012年钓鱼岛冲突大爆发，同年12月重新入主永田町首相官邸的安倍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进一步明确地将日本防卫战略的最大假想敌，从之前应对俄罗斯、朝鲜，调整为应对中国的“威胁”，并大举强化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包括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设置可监视宫古海峡乃至台湾海峡的雷达基地。日本如此安保政策的新方向，在经历了“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及当下的岸田文雄两任政府之后，迄今并未改变，后者对深化美日同盟甚至更不遗余力。

　　中日关系“已读不回”的日方因素

　　重点是，为何菅义伟与岸田文雄在深化美日同盟的同时，却未能像安倍那样，与中方一道积极共同改善中日关系?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4点。

　　其一，中美“新冷战”对立态势的长期化，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更为明朗，压缩了日本得以自主调整的空间。

　　其二，2021年2月中国施行《海警法》，赋予海警船必要时可动武，日方反应激烈，日本政界与舆论对中国的观感进一步恶化。

　　其叁，2021年3月“台湾有事”开始在日本掀起热议，安倍提出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虽然日本政府并不直接说出，却已在日本政坛及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共识，对中方的疑虑加深。

　　其四，安倍晋三是执政自民党内极为强势及极具领袖魅力(charismatic)的人物，之所以当日本政界及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持续恶化之际，仍能配合北京改善中日关系，也是因为他可以镇住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弹压力。然而，“后安倍时代”首相官邸的主人则无此余裕。

　　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无止境的“冷”，终使中国社会的“热”无以为继。中日关系在过去两年来，随着中方对日本的批评与反弹不再克制，也逐渐从“中热日冷”转为“中淡日冷”。而当本月初的“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尽管国际舆论的焦点聚集于中美及两岸关系上，其实较受忽视的中日关系正式步入“中冷日冷”的环境却在急速成形。

　　简言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8月2至3日的“访台事件”所引发来自中方的激烈反弹，并于佩洛西离台后对台湾的“惩戒”式“围台军演”，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其实也是无可估量的。

　　因军演摊牌 “中冷日冷”已成定局?

　　对中方而言，日方叫嚣“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在前，佩洛西乘坐的专机在进入台湾领空前由冲绳嘉手纳基地起飞的美军飞机护航在后;日本又在解放军“围台军演”前一天的8月3日，与G7(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大陆的“围台军演”是“在台海挑起具侵略性的军事行动”;外相林芳正更于东盟峰会上，批评中国企图“改变现状”及“损害地区和平及稳定”。中方对日方的态度与立场斥之为“干涉中国内政”、 “对台独发出错误信息”。

　　另一方面，日方对中方的举措更显恼怒。首先，根据日方掌握的信息，中方在“围台军演”发射的飞弹共9枚，其中5枚落在日方所称的专属经济区(EEZ)，震惊日本政界，且中方还以“中日未划定海域界线”来回应。不仅如此，林芳正在东盟峰会上发表演说时，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联袂中途离席，中方还单方面取消中日外长会晤，被日方视为“极其无礼”。

　　中日在“围台军演”期间短兵相接的角力与互相指摘，俨然成为“第四次台海危机”外围的另一场精彩戏码。更值得强调的是，对日方而言，经历了“第四次台海危机”后，“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已非过去仅停留于想像的“疑虑”，而是已成为“现实”。就此而言，今后日方对中国的态度恐怕不会只是“最冷”，而将会“更冷”。

　　经此一役，即使今年时值中日关系正常化50周年，不仅两国领导人互访已经完全不可能，双方相关纪念活动恐怕亦无可避免将大幅减少。至于如此“中冷日冷”的态势是否长期化，乃至再度发展为如10年前一般中日进一步相互倾轧、彼此冲突不断，甚至濒临战争边缘?笔者以为，最终仍取决于是否已完全放弃“分断美日”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