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恩&欧文：特朗普用关税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会适得其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尚不足两月之际，便以惊人的力度兑现了竞选期间征收关税的承诺。就职首日，他便发布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旨在全面审视美国贸易政策，并着手构建一套全新的关税体系。二月的前两周，他便启动了一系列新关税，目标直指价值近 5000 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3 月 4 日，他更是变本加厉，将二月份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直接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他还数次宣布、暂停、再次宣布、再次暂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计划。他的政府已公开承诺，将于 4 月 2 日对等征收关税。

　　其直接后果，便是市场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混乱，以及来自美国一些最大贸易伙伴的即刻报复。所有这些经济动荡，都引出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为何对关税如此痴迷?这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他由来已久的执念。当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将向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和税费，以此来充实我们的国库，惠泽我们的国民”时，特朗普几乎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他第一个任期内的论调。在特朗普看来，关税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它们既可以增加外国商品的税负，以替代国内税收;又能通过再平衡贸易，来消除贸易逆差;还能确保互惠对等，从而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国出口商征收的关税;更能将制造业岗位迁回美国本土，捍卫国家安全，并终结对敌对供应商的依赖;甚至可以惩罚那些犯下其他罪行(例如，未能有效阻止移民涌入)的国家。

　　诚然，关税有时确实有助于实现上述部分目标。有针对性地使用关税，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将采购订单从那些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转移出来。然而，关税几乎从来都不是解决特朗普所担忧的那些挑战的最佳政策选项。鉴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仅仅依靠关税来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反而可能会削弱美国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

　　与其如此，特朗普政府倒不如采取更为全面的经济政策组合拳。其潜在的政策工具箱可谓琳琅满目，各种策略信手拈来，包括与盟友携手合作，实现关键行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切实削减财政赤字;以及修订美国税法等等。通过调整税法，可以有效削弱企业将生产线迁往海外的动机，甚至鼓励它们在国内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所发现的美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根植于国内。一味打击贸易伙伴，不仅无法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反而会损害美国经济自身的健康，并激起外国的不满和报复，从而进一步加剧损害。

　　杯水车薪

　　特朗普关于关税能够增加政府收入的说法，确有其道理。但与其他税种相比，关税的效率相对低下。与关税不同，其他替代性的税收形式，往往能够征收巨额收入，且鲜少造成经济扭曲——特别是那些针对庞大税基征收低税率的税种。关税绝无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例如，在 2024 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高达 6.4 万亿美元。然而，2024 年全年，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仅为 3.3 万亿美元。即便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也远远不足以满足联邦政府的开支需求。更何况，任何这种程度的关税壁垒，都将极大地削减进口额，大幅减少美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并给美国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相比之下，近年来，联邦政府约 60% 的收入，都来自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美国民众的个人收入(2024 年总额高达 24.7 万亿美元)加上企业收入，构成了更为庞大的税基，而且在受到税收政策冲击时，也不会像进口商品那样迅速萎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师们指出，姑且不论关税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便特朗普精心挑选那些能够最大化关税收入的商品，并对其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关税所能带来的收入，也仅相当于当前美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的 40%。而此类关税所造成的扭曲性成本，将远远高于其带来的那点收入。更何况，上述估算还完全忽略了贸易伙伴可能采取的报复性措施，而报复措施很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出口，并进一步拖累美国经济的增长。

　　关税的支持者或许会辩称，进口关税是由其他国家支付的，而国内税收则是由美国人自己承担的。但这种论调，完全无视了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实际影响。事实上，多项针对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所征收关税的独立研究均已证实，进口商已将边境税的负担，悉数转嫁给了美国的本土企业和千家万户。最终，为关税买单的，还是美国消费者，而非外国企业。而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提案，其覆盖范围之广，可能会让美国消费者承受更为沉重的痛苦。这些提案，矛头直指美国最大、最亲密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而美国恰恰是从这两个国家大量进口包括能源产品、食品和汽车零部件在内的各类商品。

　　治标不治本

　　特朗普一直固执地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表明美国正在被其他国家“占便宜”、“吃亏”。然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解读方式，恰恰反映出其对贸易失衡的根本误解。但即便我们姑且接受“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应成为国家优先事项”这一观点，那么，只要出口不受影响，关税似乎也确实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来达到缩减贸易赤字的目的。

　　然而，关税政策，的确会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势必导致美元升值，因为美国民众会随之减少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而美元走强，反过来又会抬高外国购买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削弱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关税政策，还会招致外国的报复性关税，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特朗普政府最新推出的关税措施，已经直接导致中国开始对美国产的大豆、农用机械设备、汽车和液化天然气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税通常并非是调整贸易平衡的有效手段。

　　而更重要的是，关税根本无法触及导致贸易逆差产生的那些宏观经济因素。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状况，最终取决于其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对平衡。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其国民储蓄率长期偏低，而投资率却居高不下，考虑到为巨额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所需的海外资本持续流入，美国几乎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其他国家的人们从美国人手中赚取美元，用于购买其出口商品，而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将这些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各类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而不是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

　　除非美国的国民储蓄相对于投资出现显著增长，否则，仅仅依靠关税，根本无法直接减少贸易逆差。事实上，如果关税政策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愿，促使工厂纷纷迁回美国本土，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另一个既定目标)，那么，资本的持续流入，反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因为那些手持美元的外国人，将更有动力去购买美国的各类资产，而非商品或服务。

　　如果特朗普的真实政策目标，真的是要切实减少贸易赤字，那么，他的政府最好将政策重心，放在努力缩减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之上，因为这才是导致美国经济过度支出的罪魁祸首。倘若能够成功缩减预算赤字，联邦政府的借款需求将会随之减少，市场利率也将应声回落，外国资本对美国资产的吸引力，自然也会随之下降。

　　其他一些政策，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民储蓄率。美国的现行税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鼓励消费，而非鼓励储蓄;调整税法中对于消费和储蓄的激励平衡，将有助于减少推动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资本流入。一种更为激进的做法，可能是对外国购买美国资产的行为征税，但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逆差，却也会导致美国国内利率的上升，而这种政策权衡，或许并不划算，至少对于一心想压低利率的特朗普政府而言，绝非明智之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特朗普希望在关税领域实现所谓的“互惠对等”。“如果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就向他们收费，”他二月份曾公开表示;他还承诺，将在四月份正式公布一项“互惠关税计划”。他于二月份发布的《互惠贸易和关税备忘录》，也反映出他根深蒂固的这一信念：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远高于美国对其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这在总体上或许不假，但实际差距却远没有他和他的众多支持者们所认为的那么大。例如，欧盟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仅为 5.0%，与美国对欧洲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3.4%)相差无几。

　　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所征收的关税税率，之所以存在差异，个中缘由在于，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一直力求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在关税水平调整幅度方面实现互惠对等，而非在关税税率本身方面，追求所谓的绝对均等化。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当美国、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同意削减彼此征收的关税时，关税削减所带来的市场准入变化，大体上是均衡对等的，但最终的关税税率，在逐个具体商品层面上，却并非完全均等。

　　而现在，特朗普却将提高美国关税的威胁，视作迫使其他国家将其关税水平降至与美国对等水平的筹码(或曰“大棒”)。然而，我们不禁要问，特朗普对于所谓“互惠对等”的执着，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另有所图?要知道，许多国家对某些特定商品的关税税率，早已低于美国：例如，日本的汽车、欧洲的卡车、新西兰的乳制品等等。令人深感怀疑的是，特朗普口口声声承诺的“互惠对等”，是否也包括他本人愿意将美国关税水平，降低到与上述国家对等水平的意愿。

　　即便某个国家真的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了“互惠关税”协议，他依然可以进一步索取更多通常与贸易毫不相关的让步，正如他在宣布最近的一些关税措施时所做的那样。美、加、墨三国之间早已实现了互惠零关税。但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却曾胁迫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将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为“美墨加协议”。而如今，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却又悍然威胁(随后又部分撤回)要对这两个邻国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理由是惩罚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边境安全和打击芬太尼贩运方面投入不足。今年 1 月，在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公开反对美国利用军用飞机运送被驱逐出境的移民后，特朗普更是威胁要对哥伦比亚发动“贸易战”。要知道，自 2012 年以来，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就已实现了互惠零关税。此外，当特朗普于 2017 年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时(他并未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仅仅是武断地声称该协定是一项“不公平的贸易协定”)，他实际上已亲手放弃了美国出口商从日本、马来西亚和越南等贸易伙伴国获取零关税和互惠待遇的宝贵机会。尽管特朗普对“互惠关税”的威力深信不疑，但他似乎根本不理解那些能够确保贸易伙伴双方皆大欢喜、实现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究竟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尚不足两月之际，便以惊人的力度兑现了竞选期间征收关税的承诺。就职首日，他便发布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旨在全面审视美国贸易政策，并着手构建一套全新的关税体系。二月的前两周，他便启动了一系列新关税，目标直指价值近 5000 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3 月 4 日，他更是变本加厉，将二月份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直接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他还数次宣布、暂停、再次宣布、再次暂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计划。他的政府已公开承诺，将于 4 月 2 日对等征收关税。

　　其直接后果，便是市场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混乱，以及来自美国一些最大贸易伙伴的即刻报复。所有这些经济动荡，都引出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为何对关税如此痴迷?这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他由来已久的执念。当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将向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和税费，以此来充实我们的国库，惠泽我们的国民”时，特朗普几乎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他第一个任期内的论调。在特朗普看来，关税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它们既可以增加外国商品的税负，以替代国内税收;又能通过再平衡贸易，来消除贸易逆差;还能确保互惠对等，从而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国出口商征收的关税;更能将制造业岗位迁回美国本土，捍卫国家安全，并终结对敌对供应商的依赖;甚至可以惩罚那些犯下其他罪行(例如，未能有效阻止移民涌入)的国家。

　　诚然，关税有时确实有助于实现上述部分目标。有针对性地使用关税，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将采购订单从那些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转移出来。然而，关税几乎从来都不是解决特朗普所担忧的那些挑战的最佳政策选项。鉴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仅仅依靠关税来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反而可能会削弱美国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

　　与其如此，特朗普政府倒不如采取更为全面的经济政策组合拳。其潜在的政策工具箱可谓琳琅满目，各种策略信手拈来，包括与盟友携手合作，实现关键行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切实削减财政赤字;以及修订美国税法等等。通过调整税法，可以有效削弱企业将生产线迁往海外的动机，甚至鼓励它们在国内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所发现的美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根植于国内。一味打击贸易伙伴，不仅无法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反而会损害美国经济自身的健康，并激起外国的不满和报复，从而进一步加剧损害。

　　杯水车薪

　　特朗普关于关税能够增加政府收入的说法，确有其道理。但与其他税种相比，关税的效率相对低下。与关税不同，其他替代性的税收形式，往往能够征收巨额收入，且鲜少造成经济扭曲——特别是那些针对庞大税基征收低税率的税种。关税绝无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例如，在 2024 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高达 6.4 万亿美元。然而，2024 年全年，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仅为 3.3 万亿美元。即便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也远远不足以满足联邦政府的开支需求。更何况，任何这种程度的关税壁垒，都将极大地削减进口额，大幅减少美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并给美国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相比之下，近年来，联邦政府约 60% 的收入，都来自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美国民众的个人收入(2024 年总额高达 24.7 万亿美元)加上企业收入，构成了更为庞大的税基，而且在受到税收政策冲击时，也不会像进口商品那样迅速萎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师们指出，姑且不论关税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便特朗普精心挑选那些能够最大化关税收入的商品，并对其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关税所能带来的收入，也仅相当于当前美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的 40%。而此类关税所造成的扭曲性成本，将远远高于其带来的那点收入。更何况，上述估算还完全忽略了贸易伙伴可能采取的报复性措施，而报复措施很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出口，并进一步拖累美国经济的增长。

　　关税的支持者或许会辩称，进口关税是由其他国家支付的，而国内税收则是由美国人自己承担的。但这种论调，完全无视了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实际影响。事实上，多项针对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所征收关税的独立研究均已证实，进口商已将边境税的负担，悉数转嫁给了美国的本土企业和千家万户。最终，为关税买单的，还是美国消费者，而非外国企业。而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提案，其覆盖范围之广，可能会让美国消费者承受更为沉重的痛苦。这些提案，矛头直指美国最大、最亲密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而美国恰恰是从这两个国家大量进口包括能源产品、食品和汽车零部件在内的各类商品。

　　治标不治本

　　特朗普一直固执地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表明美国正在被其他国家“占便宜”、“吃亏”。然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解读方式，恰恰反映出其对贸易失衡的根本误解。但即便我们姑且接受“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应成为国家优先事项”这一观点，那么，只要出口不受影响，关税似乎也确实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来达到缩减贸易赤字的目的。

　　然而，关税政策，的确会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势必导致美元升值，因为美国民众会随之减少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而美元走强，反过来又会抬高外国购买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削弱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关税政策，还会招致外国的报复性关税，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特朗普政府最新推出的关税措施，已经直接导致中国开始对美国产的大豆、农用机械设备、汽车和液化天然气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税通常并非是调整贸易平衡的有效手段。

　　而更重要的是，关税根本无法触及导致贸易逆差产生的那些宏观经济因素。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状况，最终取决于其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对平衡。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其国民储蓄率长期偏低，而投资率却居高不下，考虑到为巨额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所需的海外资本持续流入，美国几乎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其他国家的人们从美国人手中赚取美元，用于购买其出口商品，而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将这些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各类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而不是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

　　除非美国的国民储蓄相对于投资出现显著增长，否则，仅仅依靠关税，根本无法直接减少贸易逆差。事实上，如果关税政策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愿，促使工厂纷纷迁回美国本土，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另一个既定目标)，那么，资本的持续流入，反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因为那些手持美元的外国人，将更有动力去购买美国的各类资产，而非商品或服务。

　　如果特朗普的真实政策目标，真的是要切实减少贸易赤字，那么，他的政府最好将政策重心，放在努力缩减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之上，因为这才是导致美国经济过度支出的罪魁祸首。倘若能够成功缩减预算赤字，联邦政府的借款需求将会随之减少，市场利率也将应声回落，外国资本对美国资产的吸引力，自然也会随之下降。

　　其他一些政策，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民储蓄率。美国的现行税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鼓励消费，而非鼓励储蓄;调整税法中对于消费和储蓄的激励平衡，将有助于减少推动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资本流入。一种更为激进的做法，可能是对外国购买美国资产的行为征税，但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逆差，却也会导致美国国内利率的上升，而这种政策权衡，或许并不划算，至少对于一心想压低利率的特朗普政府而言，绝非明智之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特朗普希望在关税领域实现所谓的“互惠对等”。“如果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就向他们收费，”他二月份曾公开表示;他还承诺，将在四月份正式公布一项“互惠关税计划”。他于二月份发布的《互惠贸易和关税备忘录》，也反映出他根深蒂固的这一信念：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远高于美国对其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这在总体上或许不假，但实际差距却远没有他和他的众多支持者们所认为的那么大。例如，欧盟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仅为 5.0%，与美国对欧洲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3.4%)相差无几。

　　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所征收的关税税率，之所以存在差异，个中缘由在于，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一直力求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在关税水平调整幅度方面实现互惠对等，而非在关税税率本身方面，追求所谓的绝对均等化。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当美国、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同意削减彼此征收的关税时，关税削减所带来的市场准入变化，大体上是均衡对等的，但最终的关税税率，在逐个具体商品层面上，却并非完全均等。

　　而现在，特朗普却将提高美国关税的威胁，视作迫使其他国家将其关税水平降至与美国对等水平的筹码(或曰“大棒”)。然而，我们不禁要问，特朗普对于所谓“互惠对等”的执着，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另有所图?要知道，许多国家对某些特定商品的关税税率，早已低于美国：例如，日本的汽车、欧洲的卡车、新西兰的乳制品等等。令人深感怀疑的是，特朗普口口声声承诺的“互惠对等”，是否也包括他本人愿意将美国关税水平，降低到与上述国家对等水平的意愿。

　　即便某个国家真的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了“互惠关税”协议，他依然可以进一步索取更多通常与贸易毫不相关的让步，正如他在宣布最近的一些关税措施时所做的那样。美、加、墨三国之间早已实现了互惠零关税。但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却曾胁迫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将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为“美墨加协议”。而如今，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却又悍然威胁(随后又部分撤回)要对这两个邻国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理由是惩罚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边境安全和打击芬太尼贩运方面投入不足。今年 1 月，在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公开反对美国利用军用飞机运送被驱逐出境的移民后，特朗普更是威胁要对哥伦比亚发动“贸易战”。要知道，自 2012 年以来，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就已实现了互惠零关税。此外，当特朗普于 2017 年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时(他并未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仅仅是武断地声称该协定是一项“不公平的贸易协定”)，他实际上已亲手放弃了美国出口商从日本、马来西亚和越南等贸易伙伴国获取零关税和互惠待遇的宝贵机会。尽管特朗普对“互惠关税”的威力深信不疑，但他似乎根本不理解那些能够确保贸易伙伴双方皆大欢喜、实现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究竟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工厂迷梦

　　在特朗普看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与增加就业岗位，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在任何特定时期，失业率的高低，都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力量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非贸易政策本身。但特朗普真正关心的，似乎并非美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数量(目前的失业率约为 4%，已处于历史低位)，而是就业岗位的类型。他曾多次公开承诺，要为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特朗普妄图通过征收关税，来创造更多的工厂就业岗位。但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对于任何特定行业而言，关税固然可以算作是一种补贴，但它们补贴的，仅仅是国内生产，而非就业本身。时至今日，制造业生产已日益依赖机器、机器人和其他先进技术等要素投入，而非人力本身。例如，一家新建的半导体工厂，其建设成本可能高达 200 亿美元，但最终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除了少数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之外，几乎寥寥无几。因此，关税或许真的能够催生更多的新工厂，但它们却未必能够像过去那样，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关税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税，它必然会推高家庭最终消费品的价格。而对钢铁等中间投入品征收关税，其负面影响则更甚：它们实际上很可能会不利于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因为它们仅仅优先扶持了某一特定行业的工人，却要牺牲其他更多行业的工人的利益作为代价。经济学家卡迪·拉斯和莉迪亚·考克斯曾联合撰文指出，美国钢铁厂每因关税保护而新增一个就业岗位，就会有 80 个下游行业(钢铁用户)的工人，因此而遭受失业之痛。与那些能够以更低廉价格获得钢铁原材料的外国竞争对手相比，那些不得不以更高昂价格采购钢铁作为生产投入品的行业(如汽车、机械和农用设备等)，其市场竞争力必将大打折扣。因此，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所实施的关税政策，最终反而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就业水平。而他目前计划对北美进口的钢铁、铝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势必将导致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其成本大幅攀升。

　　修订美国现行税法，或许能够更直接有效地激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雇佣更多的工人。美国的现行税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鼓励企业将生产环节外包至海外，因为其对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税率，要低于对国内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税率。特朗普政府还可以考虑大幅削减制造业企业的工资税，因为工资税往往是阻碍企业雇佣更多工人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任何旨在重振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努力，都必将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阻力。在绝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中，制造业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他们有能力在教育、医疗保健和本地休闲娱乐等服务领域投入更多的消费支出。因此，无论是否征收关税，就业增长的大趋势，都可能继续从制造业，转向上述那些服务行业。

　　本土发展的未来没有想的那么好

　　最后，特朗普还希望利用关税，来促进美国国内关键行业产品的生产，从而巩固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已经公开提出了对半导体产品征收关税的可能性，甚至包括对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进口的半导体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对外国芯片征收关税，势必会导致芯片价格的普遍上涨。即便这些关税政策，在未来真的能够有效刺激对美国本土半导体产能的投资，也可能会对当前的半导体用户，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要知道，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试图采取类似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来刺激国内技术产业发展时，其政策效果却适得其反，反而将欣欣向荣的笔记本电脑产业，拱手让给了那些劳动力和其他零部件成本更为低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而如今，对于正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而言，情况可能会变得尤为棘手，因为人工智能产业需要海量的半导体芯片，来为其庞大的数据中心提供算力支撑。

　　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商品的买方，有时与商品的生产者，同样至关重要。那些旨在推动美国技术供应链，摆脱对中国依赖的定向补贴政策(例如，美国政府已出台的《芯片法案》)，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半导体芯片来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而言，其政策成本，或许要远低于进口关税，即便产业政策确实需要政府出面参与“挑选产业赢家”。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开展补贴政策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分散风险，分摊成本，并构建起一道针对共同战略对手的集体防御屏障。拜登政府已尝试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切实解决协调产业政策的难题。在半导体领域，它积极与盟友展开合作，力求在中国以外地区，构建起更具韧性的半导体产业链，具体措施包括，与盟友共同出资，在日本熊本、德国德累斯顿和美国菲尼克斯等地，兴建全新的芯片制造工厂。而在锂、钴和石墨等关键矿产领域，美国政府则牵头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与欧盟、日本、韩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汇聚各方资源，共同激励在中国以外地区，开采和加工关键矿产。然而，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似乎仍不愿意以这种方式与盟友开展合作。他甚至在 3 月份面向美国国会发表的联合讲话中，公开呼吁要“废除《芯片法案》”。

　　需要承认这种做法会适得其反

　　关税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作实现某些国家政策目标的工具，但它们却绝非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手段。即便关税政策真的能够奏效，其政策效率也往往十分低下，且极易造成相当严重的附带损害。更何况，关税政策还极易招致外国的报复性反制，从而完全抵消其可能产生的任何初步政策收益。经济学家们普遍对那种试图同时利用关税，来实现多个政策目标的做法，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而特朗普政府，却显然执意要这么做。

　　在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征收最新关税措施仅仅 48 小时后，特朗普政府便又被迫撤回了其中大部分关税。这种朝令夕改、时断时续的关税政策，尤其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想要达成的任何政策目标。股票市场已对此做出了负面反应，美国国内各大主要行业也都深感担忧，它们普遍担心，一旦供应链上的企业，无法承受关税政策重新实施后，可能骤然出现的成本飙升，那么，整个供应链体系，都可能会因此陷入混乱。如果特朗普政府最终真的兑现了他在竞选期间所发出的诸多其他关税威胁，那么，其对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将远远超出他在 3 月份的讲话中所预测的那种“微不足道的干扰”，而极有可能是颠覆性的灾难。

　　作者简介：查德·鲍恩(chad p. bown)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于 2024 年至 2025 年期间，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是达特茅斯学院约翰·弗伦奇经济学讲席教授，著有《贸易冲突：美国贸易政策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