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肯伯里&詹姆斯：乌克兰和平协议能够持久吗？美中两国需要发挥作用

　　结束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和平协议，往往是重塑世界秩序的契机。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战败后，欧洲各国领导人于 1814 年至 1815 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就新的领土边界展开谈判，力图在欧洲大陆建立起稳定的力量均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构思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方案。这是一个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1945 年初，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来自 50 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起草了一份新的国际组织宪章，以取代已然失效的国际联盟。联合国于同年晚些时候正式运作。

　　即将到来的俄乌战争和平谈判，或许无法催生全新的全球安全机构，但它极有可能影响国际合作的未来走向——而当今世界正亟待秩序重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猛烈抨击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核心机构和伙伴关系。他的关税威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动荡，而他在二月底于椭圆形办公室对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斥责，更是彻底打消了人们对美国将继续成为其传统盟友和朋友可靠伙伴的任何期望。除了美国之外，欧洲国家也愈发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控自身安全，而许多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建立一种不受西方主导的、切实有效的多边主义模式。想要通过一项全面的乌克兰协议来应对所有这些压力，或许是不切实际的;基辅和莫斯科的立场针锋相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分歧重重。更何况，协议本身也极易破裂。历史长卷中，失败的和平尝试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38 年和 1939 年的和平努力。

　　然而，即便没有宏伟蓝图，乌克兰问题也并非没有可能促成一个务实可行的和平进程，让各大强国和前线国家都参与其中。过往的解决方案已然提供了指引。只要能够止息战火，即使是局部性的解决方案也能奏效;停火协议在其他“冻结冲突”中已被证明具有持久性，例如 1950 年代在朝鲜，以及 1970 年代在塞浦路斯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领土安排也未必需要是永久性的;芬兰在 1940 年代曾将领土割让给苏联，但几十年后也成功收回了一小部分。乌克兰协议绝不能像一战后的协议那样损害德国政府的信誉，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它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有真正实力支撑的安全保障，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向东欧国家提供的那种软弱承诺。

　　最终的结果可能不会是一份尽善尽美的协议。但如果上述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那么今天在乌克兰达成的协议就有望维持和平，直至局势更有利于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甚至可能为这个动荡不安的新世界，提供一个有效的多边合作范本。

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11日晚结束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举行的会谈，双方宣布在实施临时停火、恢复情报共享和安全援助等议题上达成共识。

　　反方观点

　　我们有理由期望将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升格为一项意义重大的“大交易”。这场冲突与其它地区的敌对行动息息相关，伊朗和朝鲜都在向俄罗斯输送武器，朝鲜甚至可能派遣军队助战。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或可为解决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冲突提供框架，并通过构建一套全新的安全机制，来应对金融武器化、贸易战和外交关系破裂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其模式，将效仿终结一战和二战的谈判。那些解决方案都堪称全面周到，它们唤起了人们对世界和平的大胆憧憬，并涵盖了领土划分、人口迁移、安全条款和财政赔偿等诸多方面。这两项解决方案，都旨在消除它们所终结的冲突的根源：1919 年的方案旨在通过鼓励民主化来削弱军国主义，1945 年的方案则要求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以此来彻底终结这些特定国家的侵略行径。

　　在上述两次谈判中，谈判各方对于战争的起因以及如何消除战争，都持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并且他们能够将自身的观点强加于战败国。然而，乌克兰问题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这使得当今时代达成“大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双方对于战争起因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无论进行多少调解或施加多少外部压力，都无法弥合双方的立场。

　　在乌克兰看来，战争的起因显而易见。普京于 2014 年决定夺取并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又在顿巴斯地区挑起小规模冲突，并最终在 2022 年 2 月悍然发动全面入侵。想要消除冲突的根源，就意味着推翻现有的俄罗斯政府——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战争的起因却大相径庭。普京宣称，乌克兰政府并不合法，其违背了宪法准则，并且被“纳粹”势力所掌控。他还暗示，西方提供的安全保障，特别是 2008 年向乌克兰发出的最终加入北约的模糊承诺，正在支撑着乌克兰这个国家，甚至质疑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根本概念。

　　就战争的根本原因达成共识，是就全面解决方案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倘若无法达成共识，那么试图让交战双方就永久领土边界、如何守卫这些边界以及如何筹措重建资金等问题达成一致，都将是徒劳之功。回溯 1814 年至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欧洲各国政府将拿破仑战争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及其信条，却无视了人权和宪政思想所蕴含的强大吸引力。其结果是，会议所制定的解决方案，是反动且保守的，而更糟糕的是，它最终导致一些国家(法国和英国)反目，另一些国家则爆发了革命。对历史的粉饰与抹杀，乃是失败的根源。

　　放下武器

　　倘若全面解决方案无法达成，那么次优方案便是局部解决方案。事实上，自 1945 年以来，局部解决方案一直是维持和平最为成功的手段，其中包括防止陷入僵持的冲突再度爆发战火。当这些临时性解决方案达成之时，各方并不知道它们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切实发挥了作用，并被证明具有极强的持久性——尤其是在当时的大国，在推动交战双方缓和局势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之时。

　　1953 年的朝鲜停战协定，正是这样一项停火协议。它终结了那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该停战协定，主要由美国、苏联、中国和朝鲜的代表谈判达成。韩国不愿接受失去朝鲜的事实，因此从未签署该协定，而朝鲜也只是在苏联和中国的强力施压下，才勉强签署了协议。该协定并非所有条款都得到了遵守：担保国曾承诺不会向朝鲜和韩国运送更多武器，但其中一个担保国——美国，却在 1958 年违背了这一承诺，向韩国部署了核武器。自 1994 年以来，朝鲜也曾多次表示，它不认为自己会继续受到停战协定的约束。然而，该协定的关键要素却始终保持不变。七十年来，位于北纬 38 度线附近、宽约 2.5 英里的非军事区，一直将朝鲜和韩国分隔开来，两国也从未再度兵戎相见。朝鲜停战协定有力地证明，即便没有正式条约或复杂的安全保障体系，只要相关大国拥有共同的和平利益，协议也能实现其主要目标。

　　结束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和平协议，往往是重塑世界秩序的契机。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战败后，欧洲各国领导人于 1814 年至 1815 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就新的领土边界展开谈判，力图在欧洲大陆建立起稳定的力量均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构思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方案。这是一个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1945 年初，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来自 50 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起草了一份新的国际组织宪章，以取代已然失效的国际联盟。联合国于同年晚些时候正式运作。

　　即将到来的俄乌战争和平谈判，或许无法催生全新的全球安全机构，但它极有可能影响国际合作的未来走向——而当今世界正亟待秩序重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猛烈抨击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核心机构和伙伴关系。他的关税威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动荡，而他在二月底于椭圆形办公室对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斥责，更是彻底打消了人们对美国将继续成为其传统盟友和朋友可靠伙伴的任何期望。除了美国之外，欧洲国家也愈发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控自身安全，而许多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建立一种不受西方主导的、切实有效的多边主义模式。想要通过一项全面的乌克兰协议来应对所有这些压力，或许是不切实际的;基辅和莫斯科的立场针锋相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分歧重重。更何况，协议本身也极易破裂。历史长卷中，失败的和平尝试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38 年和 1939 年的和平努力。

　　然而，即便没有宏伟蓝图，乌克兰问题也并非没有可能促成一个务实可行的和平进程，让各大强国和前线国家都参与其中。过往的解决方案已然提供了指引。只要能够止息战火，即使是局部性的解决方案也能奏效;停火协议在其他“冻结冲突”中已被证明具有持久性，例如 1950 年代在朝鲜，以及 1970 年代在塞浦路斯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领土安排也未必需要是永久性的;芬兰在 1940 年代曾将领土割让给苏联，但几十年后也成功收回了一小部分。乌克兰协议绝不能像一战后的协议那样损害德国政府的信誉，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它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有真正实力支撑的安全保障，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向东欧国家提供的那种软弱承诺。

　　最终的结果可能不会是一份尽善尽美的协议。但如果上述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那么今天在乌克兰达成的协议就有望维持和平，直至局势更有利于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甚至可能为这个动荡不安的新世界，提供一个有效的多边合作范本。

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11日晚结束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举行的会谈，双方宣布在实施临时停火、恢复情报共享和安全援助等议题上达成共识。

　　反方观点

　　我们有理由期望将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升格为一项意义重大的“大交易”。这场冲突与其它地区的敌对行动息息相关，伊朗和朝鲜都在向俄罗斯输送武器，朝鲜甚至可能派遣军队助战。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或可为解决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冲突提供框架，并通过构建一套全新的安全机制，来应对金融武器化、贸易战和外交关系破裂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其模式，将效仿终结一战和二战的谈判。那些解决方案都堪称全面周到，它们唤起了人们对世界和平的大胆憧憬，并涵盖了领土划分、人口迁移、安全条款和财政赔偿等诸多方面。这两项解决方案，都旨在消除它们所终结的冲突的根源：1919 年的方案旨在通过鼓励民主化来削弱军国主义，1945 年的方案则要求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以此来彻底终结这些特定国家的侵略行径。

　　在上述两次谈判中，谈判各方对于战争的起因以及如何消除战争，都持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并且他们能够将自身的观点强加于战败国。然而，乌克兰问题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这使得当今时代达成“大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双方对于战争起因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无论进行多少调解或施加多少外部压力，都无法弥合双方的立场。

　　在乌克兰看来，战争的起因显而易见。普京于 2014 年决定夺取并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又在顿巴斯地区挑起小规模冲突，并最终在 2022 年 2 月悍然发动全面入侵。想要消除冲突的根源，就意味着推翻现有的俄罗斯政府——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战争的起因却大相径庭。普京宣称，乌克兰政府并不合法，其违背了宪法准则，并且被“纳粹”势力所掌控。他还暗示，西方提供的安全保障，特别是 2008 年向乌克兰发出的最终加入北约的模糊承诺，正在支撑着乌克兰这个国家，甚至质疑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根本概念。

　　就战争的根本原因达成共识，是就全面解决方案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倘若无法达成共识，那么试图让交战双方就永久领土边界、如何守卫这些边界以及如何筹措重建资金等问题达成一致，都将是徒劳之功。回溯 1814 年至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欧洲各国政府将拿破仑战争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及其信条，却无视了人权和宪政思想所蕴含的强大吸引力。其结果是，会议所制定的解决方案，是反动且保守的，而更糟糕的是，它最终导致一些国家(法国和英国)反目，另一些国家则爆发了革命。对历史的粉饰与抹杀，乃是失败的根源。

　　放下武器

　　倘若全面解决方案无法达成，那么次优方案便是局部解决方案。事实上，自 1945 年以来，局部解决方案一直是维持和平最为成功的手段，其中包括防止陷入僵持的冲突再度爆发战火。当这些临时性解决方案达成之时，各方并不知道它们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切实发挥了作用，并被证明具有极强的持久性——尤其是在当时的大国，在推动交战双方缓和局势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之时。

　　1953 年的朝鲜停战协定，正是这样一项停火协议。它终结了那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该停战协定，主要由美国、苏联、中国和朝鲜的代表谈判达成。韩国不愿接受失去朝鲜的事实，因此从未签署该协定，而朝鲜也只是在苏联和中国的强力施压下，才勉强签署了协议。该协定并非所有条款都得到了遵守：担保国曾承诺不会向朝鲜和韩国运送更多武器，但其中一个担保国——美国，却在 1958 年违背了这一承诺，向韩国部署了核武器。自 1994 年以来，朝鲜也曾多次表示，它不认为自己会继续受到停战协定的约束。然而，该协定的关键要素却始终保持不变。七十年来，位于北纬 38 度线附近、宽约 2.5 英里的非军事区，一直将朝鲜和韩国分隔开来，两国也从未再度兵戎相见。朝鲜停战协定有力地证明，即便没有正式条约或复杂的安全保障体系，只要相关大国拥有共同的和平利益，协议也能实现其主要目标。

　　历史长卷中，失败的和平尝试比比皆是。

　　柏林地位问题，也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和平解决。尽管当时并未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德国却被一分为二，西德与西方列强结盟，东德则与苏联阵营为伍。柏林同样被分割，由西方盟国管辖的西柏林，深处东德腹地。这种局面看似极易引发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但在更为广泛的缓和时期背景下，美国和苏联——以及法国和英国——就柏林问题达成了 1971 年的四国协议。东德和西德不久后也签署了 1972 年的《柏林条约》。针对德国民众穿越柏林墙的限制有所放宽，尽管苏联并未正式承认西柏林属于西德领土，但该协议已然隐含地承认了这一地位。与朝鲜和解类似，双方并未正式承认对方的所有主张，但和平机制却切实发挥了作用。

　　塞浦路斯的例子，是又一个成功“冻结冲突”的范例。1974 年 7 月，希腊族塞人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军队旋即入侵该岛，以支持岛上的土族塞人。经过几轮谈判(包括一连串破裂的谈判，并由此引发了土耳其的又一次军事进攻，造成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大量伤亡)，双方最终在 8 月达成停火协议。停火协议使该岛陷入分裂，约三分之一的领土由土族塞人控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压力，确保了土耳其不会再度发动战事。塞浦路斯至今仍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土耳其是唯一承认北塞浦路斯的国家)，却甚至在 2004 年加入了欧盟。

　　一些暂时的僵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彻底解决——以德国为例，它在分裂四十年后，于 1990 年实现了统一。而有些解决方案则来得更为迅速。1945 年，南斯拉夫占领了多民族、多语言混杂的城市——的里雅斯特及其周边地区。联合国随即介入调停，最终将该地区划分为北部区域(包括城市本身，由英国和美国管理)和南部区域(由南斯拉夫管辖)。到 1954 年，南斯拉夫便同意将北部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并入意大利，其主要动因是与意大利开展经济合作的前景。就连曾强烈反对美国和英国鼓励南斯拉夫放弃其主张的苏联，最终也对冲突的结束表示欢迎。

　　土地争夺

　　要求一方割让领土的协议，可能难以长期维系。例如，在 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中，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将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境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这些地区不仅是德语使用者的家园，也是该国的主要军事防御要塞。仅仅六个月后，德国便轻而易举地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

　　但也存在通过暂时割让领土来稳定冲突的先例。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几年后，芬兰与苏联达成协议，被迫接受大片领土的损失。在整个冷战期间，芬兰都必须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保持一致，但该国的主权和完整却基本得以保全。

　　1940 年 3 月签订的苏芬条约，终结了所谓的“冬季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几个月前，当时作为纳粹德国盟友的苏联，悍然入侵芬兰。由于其他欧洲大国鞭长莫及，无力单独抵抗入侵，赫尔辛基很快便与莫斯科展开了双边谈判。在最终协议中，芬兰割让了苏联边境的大片土地，同意将波罗的海沿岸的汉科半岛租借给苏联 30 年，并允许建立一个中立区。双方还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显然对苏联更有利，尤其考虑到芬兰军队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正如芬兰外交部长韦伊诺·阿尔弗雷德·坦纳在 1940 年 3 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所言，“与敌人在战争期间所能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条款严苛得出乎意料。”然而，这恰恰也是和平得以持久的原因：莫斯科可以自我安慰，他们赢得的比预期的要多，而且由于芬兰领导人小心翼翼，避免将他们的战争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联系起来，俄罗斯也并不担心芬兰的先例会引发苏联国内心怀不满的民众的效仿。

　　但这并非苏联从芬兰手中攫取的最后让步。1947 年，二战结束后，莫斯科与其他九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未在列)达成协议，允许其在赫尔辛基附近修建和运营海军基地，并向芬兰索取战争赔款，还勒令芬兰解散“所有法西斯组织”以及那些制作反苏宣传的机构。1948 年的一项双边条约，进一步巩固了芬兰对苏联的领土让步，并承诺芬兰将抵制“德国及其盟友”的影响——这无疑是对美国的隐晦指涉。在冷战期间，芬兰的外交回旋空间受到了严格限制。但这种安排也使得该国能够相对自由地制定国内政策。芬兰政治机构在过去数十年里建立起的信誉，帮助它们在失去领土和部分自治权的情况下，依然维系了民众的支持。

　　没有繁荣就没有和平

　　成功的战后解决方案，不应损害达成该方案的政权的声誉。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历史上伟大的和平协议，例如二战后的协议，也适用于较小规模的解决方案，例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就的里雅斯特岛主权争端达成的解决方案。1919 年巴黎和会的一大缺陷在于，一战的战胜国，要求新成立的德国民主政权——魏玛共和国，为其前身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侵略行径承担责任。新生的德国领导人被迫签署了一份包含“战争罪责”条款的条约，为德国承担巨额赔款提供了法律依据。德国的民主制度和新的欧洲秩序，从一开始就背负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最终导致 20 年后战火重燃。

　　为了实现持久和平，各方都必须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经济和金融联系，以便政府能够满足民众在战后对于美好生活的合理诉求。一个充满失望情绪的社会，很可能再度滑向侵略行径。与 1919 年的协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的解决方案充分认识到，和平与繁荣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德国都无需签署任何和平条约，超级大国确保双方都不会对战前的德国债务负责。直到 1990 年德国统一之时，柏林才签署了一项正式终结敌对状态的条约——此时，战争早已结束了 45 年之久。

　　我们很容易设想，在乌克兰问题达成和解之后，基辅或莫斯科政府可能会试图破坏和平的稳定，进而毁坏和平局面。双方都有可能采取非战争手段来削弱对方。例如，乌克兰方面有理由担忧，以举行新选举为前提条件的和平协议，可能会为俄罗斯提供可乘之机，使其能够发动宣传攻势或秘密行动，以扶持更听命于自己的候选人上台。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层也担心，战争结束后，乌克兰作为一个民主政权的存在，可能会引发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声浪。

　　未能迅速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也可能损害基辅政府的信誉，并引发民众普遍的失望情绪，使该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干预。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卓有成效的战后重建案例：马歇尔计划。这是美国为重振二战中遭受重创的欧洲经济而制定的宏伟计划。该计划堪称经济重建的黄金标准，因为它为参与国开启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局势稳定的新时代。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者们，绝非只是随意撒钱了事;华盛顿方面周全考量了如何让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参与进来，以实现明确的目标，并鼓励欧洲各国自身在重建进程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就乌克兰而言，战后复苏的第一步，是疏通那些阻碍经济活动恢复的瓶颈。例如，由于钢铁厂停产，这些工厂便无法生产出诸如氖气等有价值的副产品，而氖气是半导体生产的关键原料。陆地和海上的雷区，也阻碍了通往黑海的通道，使得乌克兰出口粮食变得愈发困难。高科技产业前景广阔——许多乌克兰人都掌握着精湛的软件技能，该国也已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以服务于其战争需求——但只有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这些产业才能蓬勃发展。对于外国各方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不要将战后的乌克兰，主要视为矿产和金属的供应地。这些资源或许能够吸引投资，但采掘业也极易滋生腐败——这可能会引发公众的猜疑——而且它不太可能创造出乌克兰为吸纳数百万战时难民所急需的大量高品质技术岗位。乌克兰切实可行的复苏计划，必须建立在普惠繁荣的基础之上，而非少数人的快速暴富。

　　地面部队

　　乌克兰停火协议，需要外部各方的安全保障，而这些保障方，必须提供真真切切的稳定局面，确保战火不再重燃，而非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空头承诺。历史上的和平协议，充斥着脆弱的安全保障，它们为新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二战前夕的那一系列协议。

　　经过一个月的危机外交斡旋，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于 1938 年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与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了谈判。他们一致同意剥夺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却完全没有就这一重大让步，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进行任何协商。欧洲列强错误地认为，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而不是与他开战，便能够使他们免于战火的蹂躏。当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一次面向公众的广播讲话中说道：“我们竟然会因为一个遥远国度中，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端，而要在此地挖掘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该是多么可怕、荒唐、令人难以置信啊。”然而，不到一年，英国人就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并构筑防御工事以御敌。在法国，1938 年和 1939 年间，一句广为流传的反战口号便是“要为但泽屈服吗?”(“为什么要为格但斯克而死?”)。然而，一味巧妙的外交辞令，终究无法阻止战争的降临，许多法国人很快便为法兰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9 年 3 月，德国悍然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英国和法国这才试图转变策略。波兰和英国随即启动了安全协议的谈判，并于 8 月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承诺在对方遭受攻击时，将提供军事援助。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公开宣布支持英国的承诺，并补充道，倘若“由于缺乏远见或怯懦”而未能捍卫波兰，就等同于背叛了法国的理想，并无视了自身的利益，会让这个国家“颜面扫地，孤立无援，而此时，那些一心主宰欧洲的力量，将会骤然转而与法国为敌”。然而，尽管英波协议的出发点堪称良好，措辞也饱含深情，但它却缺乏实实在在的军事力量支撑。当德国军队于 9 月入侵波兰时，英国根本无力提供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波兰很快便在纳粹的猛烈攻势下溃败。

　　口头保证，终究无法维系停火协议。但如果安全保障中，包含了足以震慑潜在违约行为的军事存在，那么它甚至能够维系暂时的和解局面，从而避免不得不承认永久性的领土分割或做出其他重大让步。二战后在德国、朝鲜半岛、的里雅斯特和塞浦路斯等地达成的和平安排的精妙之处在于，各方都相对确信，和解能够有效防止进一步的战火，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领土边界的最终归属问题上，继续纠缠不休。

　　为了防止乌克兰东部地区战火重燃，停火线也需要以同样有效的军事力量来加以保护。有能力的国家，必须部署足够数量的士兵和装备，以便在俄罗斯或乌克兰任何一方违反停火协议时，能够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反击。倘若缺乏可靠且可执行的安全保障，停火协议便很可能仅仅为普京下一次入侵乌克兰——甚至入侵其他国家——争取到喘息之机。

　　鉴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话语权，美中两国在支持乃至斡旋停火或和解方面，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国亦可派遣维和部队，尽管即便没有它们的参与，这项任务也并非不可完成，如果其他国家愿意承担起这一责任的话。在停火线的乌克兰一侧，欧洲部队便可发挥维和作用。法国和英国已经表达了这种可能性，它们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核威慑地位，都使它们成为执行这项任务的天然之选。而在俄罗斯一侧，中国或一些中亚国家，或可扮演类似的维和角色。

　　大国固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倘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转变观念，积极作为，那么世界局势无疑将更加稳定，也更加安全。1807 年，拿破仑在普鲁士的涅曼河上，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会面，两人瓜分了欧洲大陆，并由此终结了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战争。然而，他们之间的蜜月期注定不会长久，争吵与战争终将再次爆发;而拿破仑战争，也最终延宕了近十年之久。包容性的外交手段，无疑是解决当今冲突更为可取的途径。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领导人都曾公开表示，亟需建立一种“新多边主义”，而现在，他们终于迎来了将自身言论付诸实践的宝贵机会。倘若他们能够为维持乌克兰停火局面，提供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他们便能够有力地证明，即便没有美国充当“全球警察”，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国际秩序，也同样能够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是普林斯顿大学阿尔伯特·G·米尔班克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亦是庆熙大学全球杰出学者。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德和洛尔·凯利欧洲研究教授、历史学教授和国际事务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