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湘宁：政治、经贸和人文三大支柱都趋于崩塌，中美关系还能否“经冬复历春”

　　寒冬时节，站在2019年的年初回顾过往，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错综复杂，如履薄冰。尤其是在2018年，从贸易战引发经济脱钩的争论，从中兴案件引发中美芯片之战，12月华为事件更是扑朔迷离;早前“台湾旅行法”的阴霾尚未散去，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发言进一步确认中美两国的冷战不仅仅是经贸层面的;伴随着频繁传来人文交流层面的负面消息：孔子学院关闭，美方停止由中方资助的项目或机构运转，美方收紧赴美学生签证等。

　　人们从各种角度解析当前的中美“竞斗”，如果通过纵向对比的方式解读当前的中美关系，显然不完全符合两大阵营对立期间，包括意识形态对立，经贸脱节，政治对抗的冷战状态。

　　中美两国确实尚未达到“冷战”的程度，历史难以完全重现。但是，中美关系中政治、经贸和人文三大支柱都趋于崩塌的边缘。当前的中美关系寒流来袭，步入冰封。正如基辛格博士的感叹：中美关系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

　　中美经贸关系被誉为压舱石。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6360亿美元， 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此外，美国政府债券是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最主要的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

　　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累计直接投资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往来必然会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最大粘性。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中美双边关系必然是深度交融、相互依存，且能够抵挡所有汹涌的波涛，横渡历史的大江大河。因此，看起来甚嚣尘上的脱钩论看上去并不客观、也不理性。

　　“脱钩”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萨米尔•阿明认为，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是它们不发达的原因所在，不发达国家只有与发达国家“脱钩”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基于对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脱钩”被认为是无论发达国家情况如何，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大国都能够实现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

　　时至今日，主张“脱钩”的主体从新兴经济体变为美国，旨在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之外，美国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中国的崛起而无所作为。

　　同时华府认为应该将中国从WTO中除名的声音并不微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脱钩并非简单地切断在全球化中凝结而成的纵横交错的贸易往来，终止中美建交以来意义重大、日渐庞大的双边投资，停止双方基于、文化、体育和教育交流等在内的人员互访。脱钩真正的意义在于美国将依靠其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主导地位，依赖于二战后稳定的同盟关系，边缘化中国在其中的位置。而这正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所在。

　　进一步来说，不同于39年前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不同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里程碑式的全球化时代，今天国与国的竞争在根本上有赖于技术优势之争。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主张脱钩的本质在于：在失去信任和信心的基础上，在环环相扣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无限运转中，终止技术分享或者说开始技术脱钩。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国际经济秩序进入转型期。在科技创新、国际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高端制造领域逐步向发达国家“逆转移”。在制造业中低端领域，印度、巴西、越南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和价值分工体系，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

　　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科技实力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同时决定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态势，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国际经济格局。

　　从上世纪50年代崛起的日本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都是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投资互动，提升科技实力并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国际经济格局。 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在技术，产品和市场上的竞争，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控和不断创新控制产业链的最高端，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确保其全球领先的经济地位的重要途径。

　　而2018年争论不断的“脱钩”，是将本该在经济领域，由市场引导的、基于技术优势的竞争，裹挟在赤裸裸的政治竞斗之中，人为脱钩，并赋予正义之名。

　　这在根本上有违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自由的世界秩序，有违市场经济法则。这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延续并且加深的、以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经济脱钩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与经贸相关联的是双方的人文交流。自2009年中美人文对话机制启动以来，中美在人文社会交流领域的合作与经贸、政治一起被认为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重要的支柱。中美人文交流被定位为支柱，有地基、润滑剂、粘性剂的作用。但是今天，被视为是中美关系三大支柱的人文交流不断被商业化、政治化，离地基作用渐行渐远，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不断地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而对原本正常的经贸交流添加了阻滞的因素。

　　文化影响政策，也影响外交决策。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因素日渐凸显。国际上出现了文化从单向融合(西方→非西方)到双向融合(西方↔非西方)的趋势。人文交流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桥梁和渠道，对消除认识差异、增进互信和友谊、推动充分理解和培养正面情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意义在于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如静水流深般逐步加深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避免两国社会因政治因素导致的相互误解。

　　但从过去几年的人文交流来看，中国政府被认为在其中的影子愈加强烈，进而引发美方的过度解读和过度反应。

　　以孔子学院为例，孔子学院始于2004年，2009年成为中美人文高层磋商机制中的重要推动活动之一。孔子学院被希望能够通过多面向的文化以及语言课程，对外塑造一个富涵文化底蕴、经济动能强大、社会和谐进步的美好国度。但是近年来，美国不断出现高校关停孔子学院的事件。 同时每年举办的孔子学院大会被认为是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布局计划的“政治正确”话语。

　　因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便于2017年提出“锐实力”(Sharp Power)，论述如何藉由酝酿舆论、开展具目的性的社会文化交流以形塑影响力。锐实力的展现与扩散，更与特定国家发展渗透他国、操纵社会的计划密切相关。软实力概念的倡议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奈(Joseph S. Nye)则认为，锐实力就是硬实力的一种。

　　他点名若干中国孔子学院的运作经验是运用锐实力的证据。除了孔子学院面临挑战以外，美方拒绝或者终止可能有涉华背景的组织捐助学术研究项目，多名中国赴美留学生和学者被冠以间谍的身份，近期美方收紧赴美签证，并取消多位学者十年赴美签证。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潜在或实际的重大变化，同时，中美双方各自面临国内、国际的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取决于双方国内问题的有效解决，取决于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战略决策。包括文化、体育、科技、留学以及各领域的民间交流难以动摇双方矛盾、冲突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交流被寄予极高的“地基”、至少雪中送炭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随着文化交流政治化，经济脱钩，政治互疑的不断加深，伴随着人文交流中的不断叠加的误读和误解，人文交流短期内难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围绕着中美战略互疑，经济脱钩和人文交流遭遇政治化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并不始于特朗普入主白宫。事实上，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战略学家不断强化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事实威胁，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重返亚太的意图也非常清晰。中美双方就因为知识产权，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巨额政府资助等问题，争论不断，分歧和误解不断加深。

　　中国制造2025计划更是直接、清晰地挑战美国在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确证了美国对中国地缘政治意图的怀疑。

　　不同的是，彼时中美双方在政府层面，都不希望政治互疑导致的紧张和冲突将双方可能收益的、数以千万亿的经济利益付之东流。也正是在这样的基本面的共识的基础上，包括1995-1996台海危机在内的数次危机并未以中美正面对抗而告终。但是，当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不能再被让步于经贸利益，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以最直观的贸易战、人文交流政治化等形式表现出来，并将两国关系推向冰封状态。

　　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并没有变成美国预设的中国。在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在政治、经贸和文化层面，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以中国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或者说中国变得更加中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受益于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经济秩序。但是随着诸多新的挑战的出现，伴随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声浪不断高涨，一个趋于冰封的中美关系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领域并非完全没有谈判空间，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基于战略核心利益的冲突导致双方无法构建互信：美方无法认同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无法认同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

　　格雷厄姆•艾利森基于对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竞争的分析，认为中美注定一战。尽管如此，无论是崛起大国还是守成大国，都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双方都需要致力于在事情变得更坏之前，把它拉回的好的方向。避免走向“共同毁灭”。古诗有“经冬复历春”，希望随着岁末寒冬的过去，冰封渐解，春芽萌出。

　　作者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原题《2019：中美关系进一步冰封还是解冻?》

　　寒冬时节，站在2019年的年初回顾过往，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错综复杂，如履薄冰。尤其是在2018年，从贸易战引发经济脱钩的争论，从中兴案件引发中美芯片之战，12月华为事件更是扑朔迷离;早前“台湾旅行法”的阴霾尚未散去，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发言进一步确认中美两国的冷战不仅仅是经贸层面的;伴随着频繁传来人文交流层面的负面消息：孔子学院关闭，美方停止由中方资助的项目或机构运转，美方收紧赴美学生签证等。

　　人们从各种角度解析当前的中美“竞斗”，如果通过纵向对比的方式解读当前的中美关系，显然不完全符合两大阵营对立期间，包括意识形态对立，经贸脱节，政治对抗的冷战状态。

　　中美两国确实尚未达到“冷战”的程度，历史难以完全重现。但是，中美关系中政治、经贸和人文三大支柱都趋于崩塌的边缘。当前的中美关系寒流来袭，步入冰封。正如基辛格博士的感叹：中美关系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

　　中美经贸关系被誉为压舱石。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6360亿美元， 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此外，美国政府债券是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最主要的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

　　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累计直接投资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往来必然会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最大粘性。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中美双边关系必然是深度交融、相互依存，且能够抵挡所有汹涌的波涛，横渡历史的大江大河。因此，看起来甚嚣尘上的脱钩论看上去并不客观、也不理性。

　　“脱钩”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萨米尔•阿明认为，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是它们不发达的原因所在，不发达国家只有与发达国家“脱钩”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基于对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脱钩”被认为是无论发达国家情况如何，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大国都能够实现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

　　时至今日，主张“脱钩”的主体从新兴经济体变为美国，旨在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之外，美国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中国的崛起而无所作为。

　　同时华府认为应该将中国从WTO中除名的声音并不微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脱钩并非简单地切断在全球化中凝结而成的纵横交错的贸易往来，终止中美建交以来意义重大、日渐庞大的双边投资，停止双方基于、文化、体育和教育交流等在内的人员互访。脱钩真正的意义在于美国将依靠其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主导地位，依赖于二战后稳定的同盟关系，边缘化中国在其中的位置。而这正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所在。

　　进一步来说，不同于39年前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不同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里程碑式的全球化时代，今天国与国的竞争在根本上有赖于技术优势之争。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主张脱钩的本质在于：在失去信任和信心的基础上，在环环相扣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无限运转中，终止技术分享或者说开始技术脱钩。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国际经济秩序进入转型期。在科技创新、国际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高端制造领域逐步向发达国家“逆转移”。在制造业中低端领域，印度、巴西、越南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和价值分工体系，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

　　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科技实力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同时决定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态势，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国际经济格局。

　　从上世纪50年代崛起的日本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都是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投资互动，提升科技实力并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国际经济格局。 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在技术，产品和市场上的竞争，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控和不断创新控制产业链的最高端，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确保其全球领先的经济地位的重要途径。

　　而2018年争论不断的“脱钩”，是将本该在经济领域，由市场引导的、基于技术优势的竞争，裹挟在赤裸裸的政治竞斗之中，人为脱钩，并赋予正义之名。

　　这在根本上有违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自由的世界秩序，有违市场经济法则。这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延续并且加深的、以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经济脱钩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与经贸相关联的是双方的人文交流。自2009年中美人文对话机制启动以来，中美在人文社会交流领域的合作与经贸、政治一起被认为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重要的支柱。中美人文交流被定位为支柱，有地基、润滑剂、粘性剂的作用。但是今天，被视为是中美关系三大支柱的人文交流不断被商业化、政治化，离地基作用渐行渐远，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不断地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而对原本正常的经贸交流添加了阻滞的因素。

　　文化影响政策，也影响外交决策。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因素日渐凸显。国际上出现了文化从单向融合(西方→非西方)到双向融合(西方↔非西方)的趋势。人文交流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桥梁和渠道，对消除认识差异、增进互信和友谊、推动充分理解和培养正面情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意义在于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如静水流深般逐步加深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避免两国社会因政治因素导致的相互误解。

　　但从过去几年的人文交流来看，中国政府被认为在其中的影子愈加强烈，进而引发美方的过度解读和过度反应。

　　以孔子学院为例，孔子学院始于2004年，2009年成为中美人文高层磋商机制中的重要推动活动之一。孔子学院被希望能够通过多面向的文化以及语言课程，对外塑造一个富涵文化底蕴、经济动能强大、社会和谐进步的美好国度。但是近年来，美国不断出现高校关停孔子学院的事件。 同时每年举办的孔子学院大会被认为是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布局计划的“政治正确”话语。

　　因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便于2017年提出“锐实力”(Sharp Power)，论述如何藉由酝酿舆论、开展具目的性的社会文化交流以形塑影响力。锐实力的展现与扩散，更与特定国家发展渗透他国、操纵社会的计划密切相关。软实力概念的倡议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奈(Joseph S. Nye)则认为，锐实力就是硬实力的一种。

　　他点名若干中国孔子学院的运作经验是运用锐实力的证据。除了孔子学院面临挑战以外，美方拒绝或者终止可能有涉华背景的组织捐助学术研究项目，多名中国赴美留学生和学者被冠以间谍的身份，近期美方收紧赴美签证，并取消多位学者十年赴美签证。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潜在或实际的重大变化，同时，中美双方各自面临国内、国际的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取决于双方国内问题的有效解决，取决于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战略决策。包括文化、体育、科技、留学以及各领域的民间交流难以动摇双方矛盾、冲突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交流被寄予极高的“地基”、至少雪中送炭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随着文化交流政治化，经济脱钩，政治互疑的不断加深，伴随着人文交流中的不断叠加的误读和误解，人文交流短期内难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围绕着中美战略互疑，经济脱钩和人文交流遭遇政治化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并不始于特朗普入主白宫。事实上，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战略学家不断强化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事实威胁，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重返亚太的意图也非常清晰。中美双方就因为知识产权，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巨额政府资助等问题，争论不断，分歧和误解不断加深。

　　中国制造2025计划更是直接、清晰地挑战美国在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确证了美国对中国地缘政治意图的怀疑。

　　不同的是，彼时中美双方在政府层面，都不希望政治互疑导致的紧张和冲突将双方可能收益的、数以千万亿的经济利益付之东流。也正是在这样的基本面的共识的基础上，包括1995-1996台海危机在内的数次危机并未以中美正面对抗而告终。但是，当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不能再被让步于经贸利益，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以最直观的贸易战、人文交流政治化等形式表现出来，并将两国关系推向冰封状态。

　　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并没有变成美国预设的中国。在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在政治、经贸和文化层面，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以中国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或者说中国变得更加中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受益于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经济秩序。但是随着诸多新的挑战的出现，伴随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声浪不断高涨，一个趋于冰封的中美关系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领域并非完全没有谈判空间，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基于战略核心利益的冲突导致双方无法构建互信：美方无法认同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无法认同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

　　格雷厄姆•艾利森基于对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竞争的分析，认为中美注定一战。尽管如此，无论是崛起大国还是守成大国，都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双方都需要致力于在事情变得更坏之前，把它拉回的好的方向。避免走向“共同毁灭”。古诗有“经冬复历春”，希望随着岁末寒冬的过去，冰封渐解，春芽萌出。

　　作者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原题《2019：中美关系进一步冰封还是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