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分析

　　综合来看，特朗普个人对华的政策偏好主要在于:其一，挑战传统。无论是从特朗普自身的性格特质，还是从他的对华策略运用来看，特朗普对于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的遵循度非常低。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定位，到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言论等，都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关系传统战略定位的全盘重新思考。其二，利益挂钩与交易，或者也可以称为利益的算计与交易。虽然对于交易与政策挂钩的策略有所争议，但特朗普个人的谈判策略非常讲求要价以及交易，甚至以自我利益为唯一考虑因素。其三，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优势不满，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自2000年起，特朗普在其著作中称中国为美国未来的最大挑战，直到执政以来，不断强调中国迅速增长的实力，并不断指责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占美国便宜”，特朗普一直对中国的发展和获利不满。其四，对中国战略价值的重视。特朗普并未有强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战略偏见，但他对于中国在实力上对美国构成的所谓的威胁始终非常警惕。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中，他非常看重中国的角色以及对美国对外政策提供支持的重要性。从美国国内政治及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偏好来看，冷战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辩论一直面临“接触”还是“遏制”的二元选择。克林顿政府实施对华“接触”政策后，以“接触”为主、辅之以“遏制”的战略手段成为美国几届政府的对华战略核心，只不过不同时期的政策偏向有所差别。自2015年以来，美国战略与政治精英展开了一场关于对华战略的大辩论，其核心是如何评估美国对华战略的成效，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及其战略意图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到2018年初，这场战略辩论或战略反思已形成基本的定论。大致的结论是:其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完全失败。从“接触”战略的目标来看，美国对华实施“接触”战略，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进一步向民主化靠近，与美国接近相像，等等。但是，美国这一战略目标已经完全落空，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朝向了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发展迅速，国际影响力进一步获得提高。其二，中国对美实行战略“欺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总体上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战略。但是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持续发展，并未走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而是试图另立国际体系。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孔子学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是这种“战略欺骗”的策略。其三，中国实力迅速增长下的进攻性战略意图。从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维权力度的增大，比如从东海的钓鱼岛争端，到南海与菲律宾、越南的争议与冲突，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体现出越来越强势的进攻性外交。认为中国在全球层面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领域进行软实力塑造、在经济领域拥有国家实力的强大支持，使得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优势不对等。其四，在“接触”战略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实施对华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包括在战略、经济、安全与意识形态等领域。

　　综上所述，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个性特质、商人出身的背景，以及其政策团队的角力所塑造。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长达三年的战略辩论与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均将中国的实力增长、影响力扩大看作是美国最大的挑战。在此意义上，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其政策偏好与美国整体的战略反思态势在实质上是接近吻合的，可以说，特朗普顺应了美国对华战略反思对华态度转向的战略需要。这种战略偏好一致性的出现，为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理想的政治空间。

　　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与策略的影响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形成及其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特朗普个人的个性特点、价值观和战略眼光等因素。与此同时，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及其表现形式，比如利益集团、决策团体政治、国家利益和战略传统等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特朗普的个人因素及其发挥影响作用的探讨，其基本的分析逻辑在于:由于特朗普个性的独特性，及其当选美国总统所反映出的美国政治经济及其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与共和党主流价值观的部分吻合，尤其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偏好与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反思的结论趋向一致，特朗普个性特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如此就具备了基础。这种影响呈现在政策团队的选择、战略沟通的策略和途径诸方面。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经常语出惊人，触动国际社会的神经，中美关系的传统战略基础和共识不断受到挑战甚至颠覆，涉及到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台湾问题，以及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压舱石作用的中美经贸关系等方面。中国学术界对这位另类的美国总统的认知几经变化。在特朗普胜选之初，基于他是商人出身，以及对希拉里的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判断，公众舆论对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关系普遍较为乐观。之后，由于特朗普的各种耸人听闻的言论使中美关系陷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他接听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否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指控中美经贸关系等。在经历了富有成果的“习特会”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气氛融洽的会谈，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和工作关系，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又奠定了良好的开端。然而，2017年6月29日，特朗普政府批准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并开始加大对南海有关争议的关注，学术界为此普遍又对特朗普治下的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表示担忧。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顺利访华。但是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指控中国在经济、战略和价值模式上对美国的挑战，为此中美关系又进入新的战略竞争时代。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正式挑战了中美建交以来在台海议题上维持现状的原则。2018年以来，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备受关注，特朗普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大动干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征税、制裁清单等，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沟通频繁，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战略竞争成为中美关系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

　　自特朗普就任总统的一年多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历经各种不确定性，中美两国进入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期。虽然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包括基本共识、战略大局，以及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交往等外在环境的影响，但是领导人因素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特朗普的个性特点，深刻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安全团队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制定。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转圜，到底是中美关系中大的结构性因素所致，还是特朗普的个性特质驱动所致?二者又是如何推动美国政府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笔者认为应从理论上总结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及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作用机制。系统剖析特朗普的个性特点，进而分析特朗普的个性对于他本人及其政策团队的对华政策和策略的选择，是发展和建设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一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重视从特朗普及其政府决策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等宏观动因，忽视对特朗普这位非同寻常的美国领导人个人因素的深入分析，尤其较少探析特朗普与众不同的个性的作用条件。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特朗普的个性特质，探析特朗普个性特质与美国政治的匹配机制，揭示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影响。

　　特朗普总统的个性特质及其成因

　　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一般舆论所谈到的商人思维、交易特性，不合传统，打破常规，变化多端，等等。学术界相关的观察和分析大都基于经验性事实的归纳和总结，但缺乏人格或个性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学理支持，所以得出的结论大多趋于碎片化，所得结论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为了更为客观和科学地把握作为美国领导人的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笔者以“政治人物专家问卷”测试的形式，在北京和南京等地高校与科研机构系统收集了美国问题专家对于特朗普政治人格的分析判断，在获得的132份有效问卷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得出了特朗普五个方面的人格特质，即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对于政治人物的人格测评存在多种方法，有精神分析法、专家问卷法和定量文本内容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具优劣，可以互为取长补短。笔者在前期专家问卷测评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精神分析法、定量文本内容分析等方法，全面考察特朗普个性特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进一步探析特朗普个性特质的五个维度。

　　其一，有学者研究指出，特朗普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极度自恋。特朗普的自恋表现在其言行的方方面面。比如他曾经自夸，“我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我非常有钱”，自恋之情溢于言表。特朗普的自我意识特别强大，在诸多场合，他都以自我为中心，呈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为人处世之道。他极少考虑他者的感受，在性格“宜人性”方面的表现比较差。特朗普与传统媒体的关系不好，他一直备受传统媒体的批评。在获得美国总统选举的胜利后，特朗普曾“虚心”地到《纽约时报》座谈，试图与主流媒体搞好关系。但是，座谈会最终成了特朗普的个人庆功会，他在会上夸夸其谈，难以掩饰获得选举胜利的自得之情。特朗普在诸多场合展现了极度自恋的性格特质，而且他的自恋是异于常人的。极度自恋的性格特质决定了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在他看来美国首要考虑的应该是自身的利益，这是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战略的心理基础。由于缺乏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同理心，使得特朗普不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在做决策时，特朗普更倾向依靠自己的直觉选择和判断，与传统的官僚决策程序尚需磨合，他更愿意信任亲信的政策建议。

　　其二，由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并无任何从政经验，他对于国际事务，除了在经贸领域可能有些常识和知识储备之外，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知识当选之前并不是特别关注，也缺乏基本的常识。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特朗普称朝鲜半岛“事实上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引发了韩国的轩然大波。特朗普的一些言论显露出他对于相关议题缺乏基本的背景知识，也缺乏政治家应具备的常识，以及诸如政治家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言论范式，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性格特质中呈现的某种程度的“无知”，笔者更多是从他基本知识的储备而言，并无价值批判指向。而且，特朗普的“无知”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因为他确实缺乏相应的知识以及对于具体事务的基本了解;二是他使用的一种策略，以此体现他在政治上毫无经验的真诚和真实的特质，以达到使公众对他“非建制派”身份的认可。由于特朗普缺乏政治经验，他对于政策团队核心成员会产生一定的依赖，当然基本前提是他对于核心成员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并非建立于能力判断之上。此外，特朗普自身的知识、经验和学习能力也不容忽视，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快速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经验。

　　其三，特朗普的不拘一格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他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异军突起，就是建立在对于传统政治体制的某种反叛的基础之上，给美国选民带来有别于陈旧政治体系的新鲜面孔和新鲜力量的形象。为此，他虽然不像传统政治家那样乐于精妙包装，他常常出口伤人，“宜人性”较差，但反而正是这种直率、真性情不虚伪成为他着力打造的政治卖点。特朗普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极为自恋是他最突出的性格特质。他曾表示不在意来自传统官僚政治的政策建议，只对核心亲信和家庭成员有信任感。在此基础上，为所欲为、言论任性，成为特朗普行事的主要风格，推特成为他发表言论、展现自我的核心平台，他着力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上凸显自己的政治意志，虽然在推进政策出台时，遭受到不少挫折。未来，一意孤行的特朗普可能在推进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中遭受到更多的挫折，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制度非常成熟，而特朗普的政策团队仍未完全成型，特朗普在国内政治议程中难以随心所欲，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特朗普对于外交事务的偏爱。因为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总统被赋予较大的权力空间，因此特朗普会更多基于自己的战略好恶推进美国的对外政策，并希望在外交上有所建树，以此获得在国内政治上的加分以及民意支持，同时也能较少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

　　其四，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非常明白，率真的个性特质经常能引起美国民众对他的认同，他善于利用这种认同效应，实现支持率上升而且正面形象不会受到大的损害的效果，这是特朗普的精明所在。此外，从谈判技巧来看，一般认为特朗普善于谈判，对谈判技巧颇有心得，是一位商场谈判高手，他的一些谈判技巧也成为商业谈判的成功经验。比如，他善于隐藏真实意图，使对手难以摸清他的底线。特朗普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是美国政府主动暴露了美国的中东战略意图。他主张先发制人，先抛出制裁，高开要价筹码，掌握谈判主动权，使谈判对手陷入恐惧以及艰难要价的过程。主张美国不能免费提供安全保护，应该使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中美关系方面，特朗普先声夺人，打破中美之间传统的战略默契，打破台湾问题“维持两岸现状”的原则，在中美经贸领域要价甚高，试图以此作为谈判时要求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与合作的筹码。

　　特朗普在战略算计上非常理性和精明，但政策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执政一年多以来，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上，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力度很大，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率达3.3%，失业率为21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外交方面，特朗普一反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举措引发了诸多争议。但特朗普执政活跃度较高、政府完整度较低，签署立法相对有限，发布总统行政令过于集中，而且来自公众舆论的负面评价较多。特朗普在外交上的令人惊悚言论已基本回归传统。诸多研究者认为，特朗普自上任以来仍处于执政一团糟的境地。但随着2018年以来，朝核问题的缓和态势，以及在中美经贸争端中特朗普有可能进一步促进中美的经贸新合作，特朗普的执政成效及其力度获得了国际和美国国内公众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不能把特朗普一年多以来的执政简单归结为“失败”。

　　其五，善变是特朗普个性特质的另一个核心特质。但是根据对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以及其他的一些政治言论的梳理，可以发现特朗普在一些基本的政策偏好上是长期不变的。比如在1988年计划竞选总统时，特朗普就发表了要求美国盟友买单、反对移民等政策主张，这些观点一直延续至今。特朗普的多变性格特质一方面体现在具体策略上。他的策略之所以会反复变化，是为了达到他所希望达到的谈判目标和政治的目的。特朗普认为，不能让对手了解自己的底线和战略意图等，进而讲求策略多变，以突然袭击给对手制造紧张，达到使对手琢磨不透的目的，以便更好地在谈判中利用政策言论的变化抬高要价。如果对手想要获得政策的持续稳定，那么特朗普会以此作为价码，要求对手在其他领域让步。但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特朗普的策略变化也展现了他的真实政策偏好，尽管他对诸多外交事务的政策偏好特立独行，比如反对多边主义，强调美国利益优先，不重视对盟友承诺的同盟体系义务，以理性盘算战略成本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等等。

　　可见，多变或许是特朗普的一种本性流露，这或许源于他确实对一些外交事务不了解，也不愿意征询决策团队的政策建议。他的随想随说都是随意性的、不稳定的，他在推特上的言论表现得尤其明显，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论体现出表达的非常确定性以及政策信号的模糊性。特朗普在表达上的确定性，是他并不像传统政治人物那样经常微言大义，而是言论直来直去。信号的模糊性一方面是因为推特的特性而定，推特毕竟不是官方的发布平台，美国政府可以对其进行纠偏。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论也经常会前后做出调整和变化。这种在推特上政策言论和政策信号表达的模糊性，体现了特朗普反传统，善于将不羁善变与策略使用相结合。

　　从性格的内外倾向特质来看，特朗普属于典型的外向性格。特朗普热爱交际且口才好，在社会生活中善于展现主动性、积极性和善于“折腾”。相对而言，虽然奥巴马和希拉里是成熟的政治家，但他们表现的是成熟理性的特质，并非属于外向特质。外向型的特朗普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在于，他的沟通意愿和沟通能力较强，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使用引导而非遏制的态度。在竞选过程中，外向的特朗普获取民众支持的能力较强，他善于鼓动追随者的情感和热情。

　　特朗普个性的影响机制:领导人与国内政治的匹配

　　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外交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及其决策模式也不同。一般存在理性行为体、集团决策、政府过程、组织行为四种决策类型。前两种可以归结为是总统的政治学决策模式，其中总统的个性、领导风格、政策偏好与政治信念等因素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而后两者强调总统与政策团队、党派利益集团等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政治过程和利益博弈，强调决策是美国总体政治利益和环境的产物。总体而言，领导人的个性特质是最为微观的影响因素，它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条件性的，而非决定性。特朗普总统的个性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尤其体现了领导人个人特质与美国政治相匹配的机制。

　　(一)总统的个性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一般性条件

　　对于美国总统的个性特质对外交决策发挥作用的探讨，存在两个不同的理论流派。第一种是宏观因素的分析模式，强调美国总统的制度设计、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国家利益，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微观的总统个性特质、认知水平、政治信念等内在因素对于对外决策的重要性。比如从美国国内政治的研究视角，强调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大众传媒，以及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竞争，强调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宏观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于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影响。基于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研究角度，作为政体组织下总统制的领导人，其实更多是美国总统角色的扮演者，他代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与其他相关对外决策的政府部门的关系，比如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军事机构、情报机构、对外经济与文化机构等，这种政治机制的互动关系决定着美国的对外决策，反映美国的总体政治过程和组织程序。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派别则认为，总统决策团队的团体文化，比如“小集团思维”，总统采纳信息和建议的方式，以及总统与决策团队的关系等，是美国对外决策出台及其成败的重要因素。最为宏观的也是最为忽视总统个性特质的是结构主义的环境决定论研究视角，比如基于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研究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及其变化，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对外政策的抉择。在国内政治层面，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不同结构变化和平衡，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与否是美国对外战略及其政策变迁的缘由所在。总之，宏观的研究视角都强调环境的重要限制、框定作用，甚至所起的决定作用，而将美国总统看作是政治化的制度角色，或者是政治环境中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弊病的一部分。然而，由于领导人自身特点的不同，以及所处不同时期和具体议题的不同，领导人的个性特质仍然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

　　第二种是个性特质微观分析模式，也有学者称之为总统的政治学模式。现在很少有研究将总统的个性、认知、情感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而更多是探讨总统的个人因素在什么条件、情境和时间点发挥决策作用。第一类较为宏观的研究是将政治人物重新置于曾经的对外决策和国际政治的案例中，更注重探讨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性，着重探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会发挥作用，比如在国际和国内局势动荡时期，或面临紧迫局势但又存在多种政策选择的时期，等等。第二类最为主流的研究是探讨领导人的个性在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一般性条件，比如美国学者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Greenstein)在此方面的研究最为经典，他探讨了领导人个性对对外决策及其国际关系互动产生影响的十一种条件，包括面对不确定的局势、领导人具有很高的权力地位、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总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见、总统对政治的参与程度，等等。格林斯坦对总统在对外决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性的探讨，揭示了领导人的个性发挥更多影响作用的情况和条件，尤其是影响到总统自身的行为选择。从对领导人个性发挥作用的条件性探讨来看，现有研究更关注领导人的行为选择和政策选择，或者是战略决策行为的特点和风格等。而从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到美国对外政策的最终制定，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政治过程，只有在危机决策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总统的行为选择即等同于政策制定。而在其他一般性决策过程中，甚至在面临国家的重大战略规划时，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复杂的美国政治体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由此可见，总统的个性对于危机情况下的政策行为和决策影响更大，而对于其他常规性的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则只能起到一般的议题倡议和个人偏好的塑造作用。第三类研究是将领导人的个性特质、总统的制度设计与总统所处的政治环境三者结合起来，从更加多元和互动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对外决策是如何受到三者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而避免强调单一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分析模式有助于揭示领导人个性与政治因素的互动过程和机制。

　　如上所述，从对美国对外决策的宏观和微观分析模式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领导人个性特质要么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为美国总统是一种制度化和政治化的角色，要么是认为总统个性特质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情境。条件性的研究已成为考察美国总统个性发挥作用的主流方式。特朗普总统的个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基本条件是否具有一般性，还是体现了相应的新的条件或机制?本文旨在探析特朗普的个性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条件及政策表现。

　　(二)特朗普总统的个性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匹配机制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他的个性特质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个人的政策偏好、行为选择，但是他个人的政策偏好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一个政治过程。基于此，特朗普总统的个性特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条件性的作用机制。一般而言，特朗普的个性影响也会遵循如前所述的政治机制和发生情境，比如他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对所面临的政策议题的熟知性，以及介入程度等。本文的着重点并不在于美国的官僚政治和决策方式的细节，这些只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向的技术性因素。本文重在探讨特朗普个人特质与美国国内政治或战略界对华政策偏好的吻合，这是特朗普个人特质发挥作用最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匹配机制。换言之，当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偏好与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偏好吻合越趋同时，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影响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二者差异比较大，特朗普凭一己之力想要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难度就会增大。

　　从特朗普自身的政策偏好来看，由于没有长期的从政经验和外交履历，所以他对于中国的认知及其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概念。从他的一些政策表述以及相关理念来看，特朗普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存在着较为一贯的政策主张。这些对华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特朗普自身的个性特质，比如自我与自恋，善于经济算计等。另外，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偏好的演化，也受到特朗普的决策团队核心成员的影响，比如从开始的经济民族主义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歧，到后来对华强硬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特朗普家庭成员的影响作用也较大。

　　综合来看，特朗普个人对华的政策偏好主要在于:其一，挑战传统。无论是从特朗普自身的性格特质，还是从他的对华策略运用来看，特朗普对于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的遵循度非常低。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定位，到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言论等，都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关系传统战略定位的全盘重新思考。其二，利益挂钩与交易，或者也可以称为利益的算计与交易。虽然对于交易与政策挂钩的策略有所争议，但特朗普个人的谈判策略非常讲求要价以及交易，甚至以自我利益为唯一考虑因素。其三，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优势不满，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自2000年起，特朗普在其著作中称中国为美国未来的最大挑战，直到执政以来，不断强调中国迅速增长的实力，并不断指责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占美国便宜”，特朗普一直对中国的发展和获利不满。其四，对中国战略价值的重视。特朗普并未有强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战略偏见，但他对于中国在实力上对美国构成的所谓的威胁始终非常警惕。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中，他非常看重中国的角色以及对美国对外政策提供支持的重要性。从美国国内政治及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偏好来看，冷战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辩论一直面临“接触”还是“遏制”的二元选择。克林顿政府实施对华“接触”政策后，以“接触”为主、辅之以“遏制”的战略手段成为美国几届政府的对华战略核心，只不过不同时期的政策偏向有所差别。自2015年以来，美国战略与政治精英展开了一场关于对华战略的大辩论，其核心是如何评估美国对华战略的成效，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及其战略意图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到2018年初，这场战略辩论或战略反思已形成基本的定论。大致的结论是:其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完全失败。从“接触”战略的目标来看，美国对华实施“接触”战略，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进一步向民主化靠近，与美国接近相像，等等。但是，美国这一战略目标已经完全落空，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朝向了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发展迅速，国际影响力进一步获得提高。其二，中国对美实行战略“欺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总体上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战略。但是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持续发展，并未走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而是试图另立国际体系。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孔子学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是这种“战略欺骗”的策略。其三，中国实力迅速增长下的进攻性战略意图。从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维权力度的增大，比如从东海的钓鱼岛争端，到南海与菲律宾、越南的争议与冲突，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体现出越来越强势的进攻性外交。认为中国在全球层面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领域进行软实力塑造、在经济领域拥有国家实力的强大支持，使得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优势不对等。其四，在“接触”战略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实施对华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包括在战略、经济、安全与意识形态等领域。

　　综上所述，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个性特质、商人出身的背景，以及其政策团队的角力所塑造。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长达三年的战略辩论与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均将中国的实力增长、影响力扩大看作是美国最大的挑战。在此意义上，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其政策偏好与美国整体的战略反思态势在实质上是接近吻合的，可以说，特朗普顺应了美国对华战略反思对华态度转向的战略需要。这种战略偏好一致性的出现，为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理想的政治空间。

　　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与策略的影响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形成及其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特朗普个人的个性特点、价值观和战略眼光等因素。与此同时，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及其表现形式，比如利益集团、决策团体政治、国家利益和战略传统等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特朗普的个人因素及其发挥影响作用的探讨，其基本的分析逻辑在于:由于特朗普个性的独特性，及其当选美国总统所反映出的美国政治经济及其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与共和党主流价值观的部分吻合，尤其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偏好与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反思的结论趋向一致，特朗普个性特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如此就具备了基础。这种影响呈现在政策团队的选择、战略沟通的策略和途径诸方面。

　　(一)特朗普个性特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途径

　　第一，政策团队的选择。特朗普政府在政策团队的组建上，在美国历届政府中是属于进程较慢的。而且，政策团队成员的内斗和稳定性也受到很大影响。比如，特朗普的首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MichaelFlynn)受“通俄门”影响辞职，首席战略顾问班农(SteveBannon)“被辞职”，前国务卿蒂勒森(RexTillerson)由于与特朗普政见不同而辞职，等等。特朗普本人以及家人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一直受到美国情报部门、媒体和相关政治势力的追踪调查，成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可能面临的一个政治上的污点，但这也体现出特朗普家庭成员作为核心班子的作用进一步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特朗普极为自恋及任性自我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凭直觉决策，倾向依赖身边的家庭成员、团队亲信的信息。尽管特朗普是“反建制”起步，但随着执政的推进，他越来越需要与既有的美国政治体系磨合，甚至妥协。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台，大都是美国官僚政治机构的产物。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影响主要是在推特以及公开场合的各项政策表态，和他基于立法程序而签署的总统行政令。特朗普的对华言论和政策，有一部分是出自他个人的“理性设计”，有些言论难免引起极大的社会震惊，具有不稳定和不成熟性。从竞选期间对中国的汇率等问题进行指责，到当选后的一些言论，诸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将安全与经贸问题挂钩等，都凸显了特朗普言论的任性和随意。但是，如上所述，随着特朗普个人的政策理念与美国国内战略反思的趋同，可以看出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对华政策反映了美国国内相当的政治基调。

　　特朗普喜欢在推特以及各种场合进行政策宣示。他依靠的政策团队圈子很小，只有极为少数的核心幕僚和家庭成员能够对他加以影响。他的“决策小圈子”成员先后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JohnKelley)、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Mattis)、大女儿伊万卡(IvankaTrump)和大女婿库什纳(JaredKushner)等，以及辞职的弗林、班农和蒂勒森等人。特朗普与决策团队成员的关系体现出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个人特性，军方和商业背景人士受到特朗普的青睐;较大的不稳定性，辞职的人员较多，不断换血，这也昭示了是特朗普其实是在与自己的政策团队不断磨合，寻找政策偏好最为相投的决策团队;内部不乏争斗，从早期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争，到后期强硬派更多地获得了政治地位和决策权力;核心团队中不同人的地位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由多种因素决定，比如与特朗普个人关系的远近、政策偏好是否吻合，以及重忠诚度而非能力的考察，等等。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以及小圈子的决策团体在发挥作用。当然，特朗普的个人意志能否得到贯彻和实施，还要看特朗普的决策偏好和想法是否与共和党的传统主流价值观相一致。

　　第二，战略沟通策略。由于是商人出身，特朗普对于商业谈判和做交易颇有心得，而且他性格外向，喜欢积极沟通和联络，希望解决问题。特朗普的交易思维体现在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美之间相关议题时实施“议题挂钩”的政策。比如，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时，2016年12月，特朗普曾谈到很清楚“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他不明白为何美国要受制于“一个中国”的原则，除非美国与中国在经贸等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在处理朝核问题时，特朗普于2017年4月11日发推文，认为如果中国(帮助)解决朝核问题的话，中国将在经贸问题上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这种商人式的交易思维，使得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有关问题时，必然是将相关的议题相挂钩，体现出议题联系并做交易的模式。在有关议题未超越中国国家利益底线时，特朗普政府实施议题挂钩政策也许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但对于中国坚守的核心利益底线的相关议题，特朗普在遭受无回应后，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自己的应对口径和对华政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朝核危机得以缓和后，特朗普明显表现出并不会在经贸、台海和南海议题上对中国持温和姿态。

　　第三，战略沟通途径。特朗普在美国的执政民意尚不尽如人意，正因为此，有学者质疑特朗普能否实现强势总统的愿望。但无论现实如何，特朗普的自恋、任性和自我决定了他享受作为“超级总统”的感觉。在“习特会”之后，特朗普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评价颇高，认为已与习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赞誉习近平主席是好人，有责任担当，并表示理解习主席及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困难，等等。“习特会”成为特朗普与习主席的关系进展良好的重要事件，反映出特朗普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重视领导人之间的交往的特点，特朗普看重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乐于保持高层领导人紧密的交往和工作联系。特朗普对于习主席的个性魅力、责任担当意识以及领袖能力给予了高度赞誉。此外，特朗普需要以外交关系，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上的进展，作为他在美国国内获得更多政治资本和认可。

　　重视个人感觉或直觉判断，以此作为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及中美关系采取何种政策的理由，这是因为特朗普个人的好恶和偏好深刻影响了他对于不同国家及其与该国领导人交往模式的判断。例如特朗普对于欧洲盟友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偏见”溢于言表。现有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式的外交确实有助于形成领导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友谊，以及获得其他积极的情感，比如信任和对于双方意图的正面把握等。从这一点来看，“习特会”的积极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前的预期，也部分地证明了领导人的富有积极意义的会晤发挥着重要的改善两国关系的作用。但是，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的有利因素支持特朗普政府采取对华友好、重视发展中美关系，以及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良好个人关系的判断，但是特朗普政府未来是否能够保持对华友好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上所述，特朗普对于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的战略偏好尤其显著，而且与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负面政策偏好越来越趋向一致。

　　具体来看，这些不确定性或消极的因素在于:其一，特朗普的商人出身及其交易思维是一种不变的特质。有些学者认为，不可夸大特朗普的交易思维在外交领域中的作用。但是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经济利益和交易思维对于他处理外交事务是一种恒定的思维模式。由此观之，特朗普所表现出的“友善”是一种受到尊重的情感自然流露，他有着自己深刻的战略打算。一方面，在特朗普执政伊始就将朝核问题的解决作为首要的安全议题之一，他对于中国在朝核问题中的角色有着较大的期待;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上的建树有助于他化解在美国内政上挫折连连的窘境，他随心所欲的个性也比较容易获得满足，因为在国内政治领域，他受到的决策掣肘较多。基于此，特朗普对于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及其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姿态表态，实际上是建立在他“有求于”中国的基础之上的。执政初期，特朗普的交易思维就在对华政策上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即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在经贸问题和南海问题等领域对中国保持较为低调和友善的态度。但随着朝核危机的缓解，特朗普政府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和经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全面战略竞争的态势。

　　实际上，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引申出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是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承诺和态度并非反映他内心的真实偏好和价值观等，他更多是出于一种商业盘算和战略打算。而他个性的随意性和任性，造就了他不是那种可以信守承诺的成熟政治家，由此特朗普所做的承诺有可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虚假性。二是特朗普的积极态度有可能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过高的战略期望之上，即期望中国对朝鲜能够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帮助美国解决朝核问题。实际上，特朗普并非特别清楚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角色的有限性。在习主席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晤，以及在2017年4月的两国领导人的电话沟通中，特朗普对于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其困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但是特朗普相对过高的期望一旦难以真正获得实现，会促使他积聚对中国的负面情绪。

　　(二)特朗普个性特质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

　　第一，不稳定性。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一直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中，直至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才有了较为系统的权威战略论述。执政初期，特朗普个性的任性和自我以及政策的不成熟，在对华政策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特朗普缺乏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的相对理性和成熟。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可以预期她也会采取相对强硬的对华政策，但不会出现各种公然违背中美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战略共识的言论。特朗普获胜后和执政初期的对华相关言论，表现出特别高的政策不稳定性和随意性，也体现了他打破传统、不受战略共识约束的特性。同时，也意味着特朗普实际上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经过30多年建立的中美战略共识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特朗普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政策调整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比如，经过一系列的政策交锋后，在他完全打破中美关系在台海、经贸关系的战略传统的系列言论没有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难以获得好的政策效果时，特朗普不得不回归到之前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的道路上。这实际上引申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特朗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美国的外交传统?笔者认为，特朗普在美国外交的目标上与美国的外交传统是一致的，但在策略、手段及其政策特点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即更加现实和务实，讲求从美国利益出发，策略多变、不符常规等。

　　第二，两面性和极端性。如上所述，特朗普在决策风格方面，喜欢凭自己的直觉进行政策决断，而不喜欢传统的、复杂的官僚政治决策程序。但是，他自身对于政治和中美关系并没有丰富的知识经验，也缺乏传统政治家的成熟和理性，所以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能会非常随意、粗糙和任意妄为，这些多被他当选以来的诸多不合传统的言论所证实。首先，特朗普并非是一个制度化的总统，他与美国总统制的官僚政治体系的磨合需要一段时期，因此他个人的因素更为突出。其次，特朗普个人的战略偏好获得了美国战略辩论的结果支持，体现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就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彰显了特朗普对华认知的两个特点。其一，特朗普自身的“美国优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是他所一直坚持的理念，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威胁”美国，也是他长期所秉持的政策偏好;其二，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尽管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位，并非是特朗普个人理念的直接反映。但这种战略定位的出台反映了特朗普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理念、美国对华战略反思的战略偏好吻合。与他理念一致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相关理念，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基本理念，所以，特朗普对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满意。这也恰恰说明了中美领导人会晤的顺利进行、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开局获得较好的发展，更多是基于特朗普的策略性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中美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但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具有一系列的积极因素。比如，一方面，特朗普的学习能力不可忽视，他善于根据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经验总结，在触碰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底线，难以获得他的“交易”和利益时，特朗普会及时调整自己的言行和政策。特朗普的外向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遵循简单的对华“遏制”战略。另一方面，鉴于中美两国领导人交往的开局顺利，加之特朗普个人的好恶对于塑造中美关系的重要影响，他自身对中国及其中国领导人态度的变化，成为中美关系顺利转圜以及发展的基础。虽然特朗普注重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但是对于特朗普的领导人交往尚存在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理性策略两个维度的判断。特朗普个人对利益结果的重视要高于对关系建立的期待，所以他个人的对华友好与否还取决于能从中国获取的实际好处。特朗普的个人特质能够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基本条件在于特朗普自身的理念与美国国内战略基础的吻合。未来如果美国的对华战略反思更为倾向于负面，那么特朗普也难以影响、塑造更为客观、理性与健康的中美关系，特朗普反而可能会迎合美国国内主张对华消极的力量。

　　理论总结与思考

　　鉴于上述的特朗普的个性特点，以及受此影响的特朗普及其对华政策和安全团队的对华决策的特点，本文进行如下的理论总结和政策思考。

　　第一，重视与特朗普的个人交往。基于上述分析，特朗普以及他的“决策小圈子”在处理对华关系，尤其是对核心问题的处理和对华态度的转变上发置，辅之以加强与他的核心政策团队成员的交往，作为打破僵局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着力点。但实际上，对美国对华政策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美国对华的战略偏好分布。同时，鉴于特朗普极度自恋的性格特点，不宜在公众场合公开批评特朗普，特别是不宜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否则以特朗普的性格，会带来睚眦必报的非理性的报复。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受挫较多，他急需在外交领域建树，以弥补他在国内政治方面受到的挫折。

　　第二，理解特朗普对华政策偏好存在任性与理性的双重维度。特朗普的言论“出格”可能是出于缺乏相关常识和非理性，需要以一些迂回和适当的外交途径加以沟通和提示。鉴于他爱面子的个性，不必过于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抗议。换言之，以“慢半拍”的反应和对策应对是较为恰当的。特朗普经常出口要价甚大，这可能是基于谈判的需要，他试图以此获得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让步。对此，中国一方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不可被他耸人听闻的言论和要价所要挟，要坚守中国的利益底线。另一方面，可有针对性地在相关领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大中国在相关谈判中的力度，基本原则是给足面子，但对于里子绝不轻易让步，也可对等升级应对。

　　此外，特朗普个人的政策理念具有相对的连续性，比如在经贸领域反对多边主义，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战略出发点。这种“美国优先”的战略体现在对华政策中，就是在中美经贸问题中的自私与单边主义。另外，结合美国对华战略反思的结果，中美建交以来形成的战略基础和政策默契在未来都有可能加以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基础的改变既是因为缺乏国内的社会政治基础，也是因为与特朗普个人的战略偏好相吻合。有鉴于此，随着特朗普执政时间的推进，他的政策偏好中的理性成分会随之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相对趋于稳定。中国要打破惯常的中美关系的思维定势，提前做好美国对华各种政策颠覆的准备和预防。

　　第三，应特别警惕特朗普对华相关政策承诺的可信性问题。特朗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不能明确政策定位的重要作用。特朗普讲究实际，在谋求战略共识上或许比较大方，愿意说些好听的言语，这对中国是好事，能达成战略共识是重要的外交目标。但特朗普更为看重实际的利益收获，他的政策言论很多时候是随意的，究其原因也许是源于不熟悉相关议题，言论和承诺也会变化迅速，这很容易影响中美双方达成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而且不能确保中美关系与战略合作的稳定。有鉴于此，要十分警惕特朗普的口头承诺和政战略共识的虚假性，不可过于相信特朗普的口头承诺代表的就是他的真实的意图，以及不能认为中美关系开局发展顺利便无后顾无忧。对于特朗普来说，战略利益的获取比战略定位更为重要，前者是实在的，后者是可变的。特朗普虽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框架的制约，但是他有着一直所坚持的“美国优先”、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偏好。而且，近年来，美国在全球治理中开始重新向美国国家利益的回归，也彰显了特朗普与美国关于国际秩序思潮变化的一致性。所以特朗普及其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四，防止特朗普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形成过高的预期。除了特朗普个人对习近平主席怀有友好感情之外，特朗普对华采取积极的政策和态度，受到特朗普本人对于中国角色及其政策回报预期的影响。换言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和战略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性思维。在国际安全领域，特朗普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认为中国有着更强的战略能力和实力，在经济领域同样也是如此。在朝核问题、国际反恐等相关议题上，中美存在较大的合作利益和空间，中美的合作对于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要警惕的是，特朗普由于自身对外交事务的不熟悉，以及希望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同时，他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错误认知，可能导致特朗普对中国形成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如果这种过高预期切实存在，那么在短时期内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时间一长，随着有关国际局势的恶化及矛盾凸显，比如朝核问题进一步边缘化和面临战争危机，中美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受到影响，那么特朗普会因这种过高的战略预期对中国及其中国所担任的角色产生失望，甚至会错误归因，会认为中国或者是战略意愿不足，或者是战略能力不足。尤为严重的是，会认为中国是在战略“欺骗”。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极其消极，甚至是报复性的对华政策。从中国方面看，要预防特朗普形成对中国的相关能力产生错误的心理预期，在相关领域多进行沟通和谈判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提前打好预防针，陈述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对相关行为方施加压力的限度，等等，防止特朗普政府高估中国的能力。而对朝鲜可逐步施加压力，逐步展现中国的影响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对特朗普不可过于表现消极的意愿，对能力的展示过于卑谦，同样不利于赢得特朗普的尊重。在本质上，特朗普更喜欢与强势领导人和有实力的国家打交道和做朋友。

　　特朗普如何向国际社会展现他的个人形象，以及根据目标国的认知特点，对相关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再加以调整，这是特朗普对外表达和进行战略谈判的核心逻辑。虽然特朗普有着丰富又精明的谈判策略，容易给别人造成难以琢磨、不按常理出牌的印象，从而容易获得谈判的主动权。但也应认识到，任性、随意、简单、粗糙等都是特朗普个人的内在特质。他在个性上的自我任性，以及在政策实施上的简单粗暴、缺乏深思熟虑，在很多时候并非特意释放政策信号和策略表达，而是他自身对美国政治套路和限制尚不适应，以及他的真实政策偏好和战略行为特点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