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症结：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带来的政治信任才是关键

　　与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难如人愿

　　“一带一路”进入东南亚，遇到的最大对手是日本。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无法解决中国与日本在东南亚诸国眼中的形象差异，也就是中国与日本谁能取得东南亚国家的领头羊地位，“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又有人提出这一口号。东南亚地区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大举攻入的地方，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不到半年时间，日军横扫东南亚诸国，西方国家的军队一败涂地。二战结束后，日本这个昔日的二战战败国，是在闷声不响的潜移默化影响东南亚，原先是日本不愿以战败国的身份，抢美国在东南亚的风头，这就是当初日本在东南亚的低调行事所在。现在是在美国的鼓动下站到前方，日本的影响力在东南亚绝对不容小视，东南亚的诸多国家对日本，并未向我国所宣传的那样反感日本，若非顾及美国这个战胜国的面子，恐怕东南亚国家早已和日本如胶似漆。二战前的数百年，东南亚多数国家都曾遭西方的入侵，有的曾被几个西方国家先后侵占过。二战前，现在东南亚国家除泰国以外全是欧美国家殖民地，因此，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在侵略奴役东南亚各国的同时，也严重冲击了欧美的殖民体系，为了得到东南亚人民更有力的支持，日本当局改变策略，这就是很多东南亚学者认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有着“积极的意义”的独立运动。安培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曾经被列为甲级战犯，同时被列为甲级战犯的还有，缅甸的昂山将军(现在缅甸昂山素季的父亲)，菲律宾现在的总统阿基诺三世的祖父贝尼尼奥·阿基诺一世。就连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也曾是日本军官，当年的东南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大都与日本关系密切。在当年，缅甸昂山与日本商议，在日本的帮助下训练缅甸军队，以配合日军赶走英军，然后由日本宣布缅甸独立。此后，昂山就在台湾接受日本军事训练，并组建了缅甸独立军，协助日军击败了英军及中国远征军，占领了缅甸。昂山被缅甸人称呼为“将军”，这个“将军”就是日军封的。1943年3月11日，应日本政府邀请，昂山随巴莫等人访日，又被日本天皇授予三级日升勋章。1943年8月1日，在日本的监控下，缅甸独立，新缅甸国建立，组成了以巴莫为首的民族政府，昂山又在其中担任国防部部长。印度尼西亚的前总统苏加诺，是日本占领印尼后被日本释放，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印尼的独立领袖，又日本投降后，赶走了回来的荷兰殖民者，带领印尼独立。1943年8月1日，缅甸在巴莫的领导下“独立”;9日，在印尼苏加诺的领导下，于爪哇成立了中央参议会。马来亚咨询委员会也在新加坡成立;10月5日，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成为菲律宾独立政府的总统;1945年3月9日，越南、柬埔寨、老挝脱离法国独立;7日，成立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这些日本的动作客观上迎合了东南亚人民独立的心愿，也为战后所在国抗击老牌殖民者重返提供了基础，梁英明著的《东南亚史》第14章里就提到：日本宣扬“亚洲人的亚洲”等口号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无疑起了一定的欺骗作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曾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翻西方殖民者以获得民族独立。这些“殖民地政权”被日本打败，前仰光大学教授B.R.帕尔在《东南亚导论》一书中，称东南亚“殖民地政权被日本打败，日本所给予的民族独立原则的鼓励，在东南亚人民身上自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在二战中都曾被日本占领，那些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出面与日军合作，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所作出的选择。在东南亚各国，二战期间英勇抗日的主要是共产党和华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华人就开始与中国的抗战紧密相联，七七事变后更是全力以赴，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中国的抗战，与中国站在一起抗日。当时中国政府是与英美等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对抗日本军国主义与纳粹，这样二战期间华人在东南亚客观上是与当地的殖民者站在一道。日军侵入东南亚后，华人的抗日斗争除了要对付日军外，还要面对其他居民的敌视和冷漠，因为华人在当地掌握大量财富，与其他居民的矛盾由来已久。日军入侵之后，其他居民又多将日本当作解放者，再加上日军对华人的区别对待，更加重了很多人的排华心理。那些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当初既献身独立运动，又曾与日军有过各种合作。所以，在东南亚，独立、民族、爱国，历史上曾长期与亲日、反华相关联。

　　当“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时，众多解读者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带一路”设计者的思想范围。其解读的深度与广度，使得国际社会的困惑与不安非常严重。解读者永远对作品的理解超出作品本身要大得多，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原本是“一带一路”的研究者，纷纷转行成为“一带一路”的领军者和宣传者，客观上也造成了“一带一路”的夸大。民族国家就是用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而一国的民族神话常常是他国人民的梦魇，当“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时，也将引发他国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与爱国情感。一国的政策原本就常常危及另一国的主权，多党制的国家体制，其内外部各种势力是不可能放过这种机会。“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却没有人能够清楚“一带一路”要遵循的规则。在盛大的万众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中，习总书记是用了五个中国“不会”，以消解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毋庸置疑，世界上的小国是靠规则生存，小国对于实力强大的大国进犯根本就不存在着任何意义上的抵抗，如俄罗斯收复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印度兼并锡金、当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等。如今没有人能够清楚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的规则，对中国的政治信任也还没有建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础，更是加大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上国家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所有这一切是在扩大中，我们遇上了一个难题，文化与政治的无法融合，政治强大文化衰败，文化强大政治衰败。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话语权在于文化的强大，可以为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而不是相反的方式。当文化不能为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辩护时，不但文化得不到传播，同样也得不到他国的政治信任。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如今在热火朝天的推进当中，世界各国宣传与歌颂者众多，专家学者们更是起劲的在世界各国轮流疯转，但却从未将一些与当事国的结构性矛盾对国内民众交代。如中国在“一带一路”上不可避免的与伊斯兰世界相遇，在东南亚与日本的竞争则必然落入下风。“一带一路”建设的许多项目，终会无疾而终，这并非是中国的经济实力问题，而是政治层面上的结构性问题。有二个基本常识，一是，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层面上，是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二是，政治信任是指“人们对其他政治活动者的一整套认识、信念、感情和判断。”“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与地区关系到当地的政治。当国内媒体充斥着西方国家搞乱伊斯兰世界，屏幕上充斥着抗日神剧时，想当然的认为，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会受到这些国家的普遍欢迎。所以，以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以中国经济强大为主的眼光，是无法理解“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半途而废与投资的有去无回。

　　与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问题

　　“一带一路”中的“一带”，是个伊斯兰占主导的地区，其穆斯林的内部教派冲突，已经远大于其同基督教、天主教的冲突。一战中欧洲的帝国没能解决的问题持续到现在，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仍然也没能解决，而这些国家在宗教的研究上远超中国。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虽然推翻了许多中东国家的独裁者，但是，其通过民选上台的仍然有许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府。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是基于民众对其生活方式所做的选择，这对于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依据民众对其生活方式所做的选择，许多民选政府要建立的是宗教国家，而当初许多非民选政府却是建立的世俗化国家。这是由于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不同所致。

　　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启示，西方资本主义，在当初曾经被称为“商讨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要靠辩论来运作，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等都参与过辩论，为自己争取到不少的权利。而这些辩论的基础却是政治哲学，故西方哲学极为发达与丰富。从希腊精神中，人们是从城邦的生活来决定政治，辩论已是家常便饭，生活的一部分，争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积极参与政治。认为政治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政治的基础是真理，而真理则是要通过思维的努力和求证才能得到。

　　“伊斯兰也有哲学家，但是，认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这一切真主已经规定好了，不是哲学家的责任。许多伊斯兰的哲学家，从未涉足政治基础及原理，他们把毕生的精力用在逻辑、神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伊斯兰的政治不需要哲学，因为在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成为民族的思想基础。在伊斯兰世界，政治是封闭的，认为实践是神圣的，这样其对离经叛道的认识与基督教相反，是认为在实践方面带有政治色彩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民主选举，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依然会选择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准则，这个选举上台的政党也就必将偏重伊斯兰。这也是在许多贫困落后的伊斯兰国家中，那些致力于要通过西方化来改变伊斯兰国家落后状态的政党，却又很少能通过民主选举来获胜。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困境就在这里，西方制度是生活决定政治，即争辩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而伊斯兰世界则是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这一切是真主已经规定好了，其生活方式是不需要思考而要遵循。这就出现了，如果以西方选举概念认识，则伊斯兰是政治化的。反之，则民主选举理论会出现问题，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选举反复折腾，也是源于此原因。要得到西方民主体制，就要由生活来决定政治。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认为伊斯兰就是政治。伊斯兰教国家民主选举陷入了西方概念认识的困境，按照生活选择政治，必然是偏重伊斯兰，其结果常常又不被西方国家所认可，认为其有政教合一的倾向。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伊斯兰世界同样也是遇到了一个死结，中国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启动“一带一路”的壮举。问题出在，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成为民族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伊斯兰文明是没有民族的思想，而是“天下穆斯林是一家”。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启“一带一路”，其基础是民族的思想。以民族思想的叙事方式与伊斯兰文明的叙事方式不同，伊斯兰文明没有民族思想基础，其强调的是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叙事，则是以悲情的民族主义方式叙事，才能展现要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要强国、强军，两者的目的截然不同。

　　与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难如人愿

　　“一带一路”进入东南亚，遇到的最大对手是日本。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无法解决中国与日本在东南亚诸国眼中的形象差异，也就是中国与日本谁能取得东南亚国家的领头羊地位，“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又有人提出这一口号。东南亚地区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大举攻入的地方，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不到半年时间，日军横扫东南亚诸国，西方国家的军队一败涂地。二战结束后，日本这个昔日的二战战败国，是在闷声不响的潜移默化影响东南亚，原先是日本不愿以战败国的身份，抢美国在东南亚的风头，这就是当初日本在东南亚的低调行事所在。现在是在美国的鼓动下站到前方，日本的影响力在东南亚绝对不容小视，东南亚的诸多国家对日本，并未向我国所宣传的那样反感日本，若非顾及美国这个战胜国的面子，恐怕东南亚国家早已和日本如胶似漆。二战前的数百年，东南亚多数国家都曾遭西方的入侵，有的曾被几个西方国家先后侵占过。二战前，现在东南亚国家除泰国以外全是欧美国家殖民地，因此，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在侵略奴役东南亚各国的同时，也严重冲击了欧美的殖民体系，为了得到东南亚人民更有力的支持，日本当局改变策略，这就是很多东南亚学者认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有着“积极的意义”的独立运动。安培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曾经被列为甲级战犯，同时被列为甲级战犯的还有，缅甸的昂山将军(现在缅甸昂山素季的父亲)，菲律宾现在的总统阿基诺三世的祖父贝尼尼奥·阿基诺一世。就连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也曾是日本军官，当年的东南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大都与日本关系密切。在当年，缅甸昂山与日本商议，在日本的帮助下训练缅甸军队，以配合日军赶走英军，然后由日本宣布缅甸独立。此后，昂山就在台湾接受日本军事训练，并组建了缅甸独立军，协助日军击败了英军及中国远征军，占领了缅甸。昂山被缅甸人称呼为“将军”，这个“将军”就是日军封的。1943年3月11日，应日本政府邀请，昂山随巴莫等人访日，又被日本天皇授予三级日升勋章。1943年8月1日，在日本的监控下，缅甸独立，新缅甸国建立，组成了以巴莫为首的民族政府，昂山又在其中担任国防部部长。印度尼西亚的前总统苏加诺，是日本占领印尼后被日本释放，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印尼的独立领袖，又日本投降后，赶走了回来的荷兰殖民者，带领印尼独立。1943年8月1日，缅甸在巴莫的领导下“独立”;9日，在印尼苏加诺的领导下，于爪哇成立了中央参议会。马来亚咨询委员会也在新加坡成立;10月5日，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成为菲律宾独立政府的总统;1945年3月9日，越南、柬埔寨、老挝脱离法国独立;7日，成立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这些日本的动作客观上迎合了东南亚人民独立的心愿，也为战后所在国抗击老牌殖民者重返提供了基础，梁英明著的《东南亚史》第14章里就提到：日本宣扬“亚洲人的亚洲”等口号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无疑起了一定的欺骗作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曾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翻西方殖民者以获得民族独立。这些“殖民地政权”被日本打败，前仰光大学教授B.R.帕尔在《东南亚导论》一书中，称东南亚“殖民地政权被日本打败，日本所给予的民族独立原则的鼓励，在东南亚人民身上自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在二战中都曾被日本占领，那些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出面与日军合作，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所作出的选择。在东南亚各国，二战期间英勇抗日的主要是共产党和华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华人就开始与中国的抗战紧密相联，七七事变后更是全力以赴，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中国的抗战，与中国站在一起抗日。当时中国政府是与英美等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对抗日本军国主义与纳粹，这样二战期间华人在东南亚客观上是与当地的殖民者站在一道。日军侵入东南亚后，华人的抗日斗争除了要对付日军外，还要面对其他居民的敌视和冷漠，因为华人在当地掌握大量财富，与其他居民的矛盾由来已久。日军入侵之后，其他居民又多将日本当作解放者，再加上日军对华人的区别对待，更加重了很多人的排华心理。那些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当初既献身独立运动，又曾与日军有过各种合作。所以，在东南亚，独立、民族、爱国，历史上曾长期与亲日、反华相关联。

　　当“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时，众多解读者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带一路”设计者的思想范围。其解读的深度与广度，使得国际社会的困惑与不安非常严重。解读者永远对作品的理解超出作品本身要大得多，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原本是“一带一路”的研究者，纷纷转行成为“一带一路”的领军者和宣传者，客观上也造成了“一带一路”的夸大。民族国家就是用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而一国的民族神话常常是他国人民的梦魇，当“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时，也将引发他国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与爱国情感。一国的政策原本就常常危及另一国的主权，多党制的国家体制，其内外部各种势力是不可能放过这种机会。“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却没有人能够清楚“一带一路”要遵循的规则。在盛大的万众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中，习总书记是用了五个中国“不会”，以消解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毋庸置疑，世界上的小国是靠规则生存，小国对于实力强大的大国进犯根本就不存在着任何意义上的抵抗，如俄罗斯收复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印度兼并锡金、当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等。如今没有人能够清楚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要遵循的规则，对中国的政治信任也还没有建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础，更是加大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上国家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所有这一切是在扩大中，我们遇上了一个难题，文化与政治的无法融合，政治强大文化衰败，文化强大政治衰败。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话语权在于文化的强大，可以为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而不是相反的方式。当文化不能为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辩护时，不但文化得不到传播，同样也得不到他国的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