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桑德斯：华盛顿对华新共识很危险，仍应与中国发展互利关系

　　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恐怖主义、腐败、独裁主义等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进行合作。

　　然而，华盛顿迅速达成的共识是，美中关系是一场经济和军事上的零和斗争，这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将造就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世界迫切需要的合作将越来越难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的看法变化之快令人侧目。就在20多年前的2000年9月，美国企业界和两党领导人强烈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简称PNTR。当时，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企业媒体，以及几乎所有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通过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PNTR是保持美国公司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将伴促进政府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自由化。

　　这一观点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有着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00年春天辩称，批准PNTR将“对中国领导层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他们正冒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以满足国际社会对实质性额外经济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否认PNTR“意味着美国公司将无法从中国为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而做出的最重要承诺中受益”。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政治学家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更加直言不讳。“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是一件好事，对美国和中国的自由化都是如此，”他断言。“这似乎是，或者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我可不是这么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带头反对那个灾难性的贸易协定。当时我知道,也有许多劳动者知道，允许美国公司搬到中国，以低廉的工资水平在那里雇佣工人，会引发一场底层的竞争，导致美国工人失去高薪的工作机会，使美国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低。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在随后大约20年里，约2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超过4万家工厂关闭，美国工人经历了工资停滞——尽管有的公司赚了数十亿美元，高管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了总统大选，部分原因是他反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利用了虚假和分裂的民粹主义，利用了许多选民真正的经济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并没有进展。随着中国走向更加威权的方向，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这些方面的进步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华盛顿传统智慧的钟摆现在已经从过于乐观地看待与中国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机遇，转变为过于强化由更富裕、更强大、更威权的中国所构成的威胁，而这正是贸易增长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2020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分析师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写道，“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的第二大国防开支——已经动摇了全球秩序”，动员起来“面对大国竞争的新现实迎接新挑战应是是未来时期美国是治国之道。”几个月前，我的保守派同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将来自中国的威胁比作冷战期间苏联的威胁:“美国再次面对一个强大的极权主义对手，这个对手试图主宰欧亚大陆，重塑世界秩序。”就像华盛顿在二战后重组美国国家安全架构，为与莫斯科的冲突做准备一样，科顿写道，“今天，美国的经济、工业和技术发展的长远谋划需要更新，以应对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就在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负责亚洲政策的高级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被广泛描述为(与中国)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而未来“主导模式将是竞争”。

　　不要相信那些炒作

　　20年前，美国经济和政治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今天，取得共识的观点已经改变，但它再一次错了。现在，建制派不再颂扬自由贸易和对中国开放的好处，而是敲起了新冷战的鼓，把中国说成是对美国生存的威胁。我们已经听到政客和军工联合体的代表将此作为国防预算越来越大的最新借口。

　　我相信，挑战这种新共识是重要的，正如当初挑战旧的共识是重要的一样。中国政府确实有许多政策和做法，不仅我反对，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反对：窃取技术，压制工人权利和新闻，对内部的威权行动等。美国应该关注中国咄咄逼人的全球野心。美国也应继续在与中国政府的双边会谈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构中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美国对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在人权问题上坚持一贯的立场，这种做法将会更加可信和有效。

　　然而，围绕与中国的零和全球对抗来构建我们的外交政策，将无法让中国更好地行事，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战略上是适得其反的。急于对抗中国的人可以看一下全球“反恐战争”的前车之鉴。9/11袭击发生后，美国政界迅速得出结论，反恐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近 20 年里耗费6万亿美元之后，可以很明显看到，政客们利用国家团结来发动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在人力、经济和战略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在美国政治中引发了仇外和偏执，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社区。如今，在对中国不断散布恐惧的氛围中，美国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正在增加，这并不奇怪。现在，美国比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分裂。但过去 20 年的经验应该告诉我们，美国人必须抵制通过敌意和恐惧来构建国家团结的诱惑。

　　更好的前进道路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政府正确地认识到，威权主义的崛起是对民主的主要威胁。然而，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的主要冲突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内部——包括美国。如果民主要取得胜利，它将不会在传统战场上取得胜利，而是通过证明民主实际上可以比威权主义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振美国民主，通过解决工薪家庭长期被忽视的需求，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我们必须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就业岗位，重建我们破败的基础设施，并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解决我们在医疗保健、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移民和其他许多领域面临的危机。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仅因为这将使我们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更具竞争力，而且因为这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需求。

　　尽管美国政府最关心的是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我们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与世界各地的人民息息相关。为此目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合作，提高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减少极端的经济不平等，符合我们的利益。世界各地的威权势力利用这种不平等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破坏民主。

　　拜登政府一直在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这是朝着结束“趋向底层竞争”迈出的良好一步。但我们必须想得更长远：全球最低工资，这将加强世界各地工人的权利，为更多的人提供体面、有尊严生活的机会，并削弱跨国公司剥削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能力。为了帮助贫穷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应该显著增加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为了美国的繁荣，需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信美国是他们的盟友，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拜登正在做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提供40亿美元支持名为COVAX的全球疫苗分发计划，与全世界分享5亿剂疫苗，支持世贸组织的一项知识产权豁免，使较贫穷国家能够自己生产疫苗。中国为提供疫苗所采取的做法值得肯定，但美国可以做得更多。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美国国旗时，它应该是附在救生物资的包裹上，而不是在无人机和炸弹上。

　　为美国和中国的劳动人民创造真正的安全和繁荣同样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全球体系，将人类的需求置于企业的贪婪和军国主义之上。在美国，把数十亿纳税人的钱交给企业和五角大楼，同时煽动偏见，将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对于中国的镇压、漠视人权和全球野心，美国人当然不能天真地无视。我坚信，加强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全球准则——包括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然而，我担心，两党越来越多地推动与中国的对抗将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并有可能让两国的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更加强大。这还将转移人们对两国共同利益的关注，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核战争带来的破坏等真正存在的威胁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与中国发展互利关系并非易事，但我们可以做得比新冷战更好。

　　作者系美国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6-17/washingtons-dangerous-new-consensus-china

　　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恐怖主义、腐败、独裁主义等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进行合作。

　　然而，华盛顿迅速达成的共识是，美中关系是一场经济和军事上的零和斗争，这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将造就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世界迫切需要的合作将越来越难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的看法变化之快令人侧目。就在20多年前的2000年9月，美国企业界和两党领导人强烈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简称PNTR。当时，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企业媒体，以及几乎所有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通过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PNTR是保持美国公司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将伴促进政府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自由化。

　　这一观点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有着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00年春天辩称，批准PNTR将“对中国领导层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他们正冒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以满足国际社会对实质性额外经济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否认PNTR“意味着美国公司将无法从中国为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而做出的最重要承诺中受益”。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政治学家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更加直言不讳。“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是一件好事，对美国和中国的自由化都是如此，”他断言。“这似乎是，或者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我可不是这么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带头反对那个灾难性的贸易协定。当时我知道,也有许多劳动者知道，允许美国公司搬到中国，以低廉的工资水平在那里雇佣工人，会引发一场底层的竞争，导致美国工人失去高薪的工作机会，使美国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低。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在随后大约20年里，约2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超过4万家工厂关闭，美国工人经历了工资停滞——尽管有的公司赚了数十亿美元，高管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了总统大选，部分原因是他反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利用了虚假和分裂的民粹主义，利用了许多选民真正的经济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并没有进展。随着中国走向更加威权的方向，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这些方面的进步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华盛顿传统智慧的钟摆现在已经从过于乐观地看待与中国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机遇，转变为过于强化由更富裕、更强大、更威权的中国所构成的威胁，而这正是贸易增长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2020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分析师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写道，“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的第二大国防开支——已经动摇了全球秩序”，动员起来“面对大国竞争的新现实迎接新挑战应是是未来时期美国是治国之道。”几个月前，我的保守派同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将来自中国的威胁比作冷战期间苏联的威胁:“美国再次面对一个强大的极权主义对手，这个对手试图主宰欧亚大陆，重塑世界秩序。”就像华盛顿在二战后重组美国国家安全架构，为与莫斯科的冲突做准备一样，科顿写道，“今天，美国的经济、工业和技术发展的长远谋划需要更新，以应对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就在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负责亚洲政策的高级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被广泛描述为(与中国)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而未来“主导模式将是竞争”。

　　不要相信那些炒作

　　20年前，美国经济和政治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今天，取得共识的观点已经改变，但它再一次错了。现在，建制派不再颂扬自由贸易和对中国开放的好处，而是敲起了新冷战的鼓，把中国说成是对美国生存的威胁。我们已经听到政客和军工联合体的代表将此作为国防预算越来越大的最新借口。

　　我相信，挑战这种新共识是重要的，正如当初挑战旧的共识是重要的一样。中国政府确实有许多政策和做法，不仅我反对，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反对：窃取技术，压制工人权利和新闻，对内部的威权行动等。美国应该关注中国咄咄逼人的全球野心。美国也应继续在与中国政府的双边会谈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构中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美国对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在人权问题上坚持一贯的立场，这种做法将会更加可信和有效。

　　然而，围绕与中国的零和全球对抗来构建我们的外交政策，将无法让中国更好地行事，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战略上是适得其反的。急于对抗中国的人可以看一下全球“反恐战争”的前车之鉴。9/11袭击发生后，美国政界迅速得出结论，反恐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近 20 年里耗费6万亿美元之后，可以很明显看到，政客们利用国家团结来发动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在人力、经济和战略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在美国政治中引发了仇外和偏执，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社区。如今，在对中国不断散布恐惧的氛围中，美国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正在增加，这并不奇怪。现在，美国比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分裂。但过去 20 年的经验应该告诉我们，美国人必须抵制通过敌意和恐惧来构建国家团结的诱惑。

　　更好的前进道路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政府正确地认识到，威权主义的崛起是对民主的主要威胁。然而，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的主要冲突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内部——包括美国。如果民主要取得胜利，它将不会在传统战场上取得胜利，而是通过证明民主实际上可以比威权主义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振美国民主，通过解决工薪家庭长期被忽视的需求，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我们必须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就业岗位，重建我们破败的基础设施，并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解决我们在医疗保健、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移民和其他许多领域面临的危机。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仅因为这将使我们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更具竞争力，而且因为这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需求。

　　尽管美国政府最关心的是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我们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与世界各地的人民息息相关。为此目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合作，提高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减少极端的经济不平等，符合我们的利益。世界各地的威权势力利用这种不平等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破坏民主。

　　拜登政府一直在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这是朝着结束“趋向底层竞争”迈出的良好一步。但我们必须想得更长远：全球最低工资，这将加强世界各地工人的权利，为更多的人提供体面、有尊严生活的机会，并削弱跨国公司剥削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能力。为了帮助贫穷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应该显著增加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为了美国的繁荣，需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信美国是他们的盟友，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拜登正在做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提供40亿美元支持名为COVAX的全球疫苗分发计划，与全世界分享5亿剂疫苗，支持世贸组织的一项知识产权豁免，使较贫穷国家能够自己生产疫苗。中国为提供疫苗所采取的做法值得肯定，但美国可以做得更多。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美国国旗时，它应该是附在救生物资的包裹上，而不是在无人机和炸弹上。

　　为美国和中国的劳动人民创造真正的安全和繁荣同样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全球体系，将人类的需求置于企业的贪婪和军国主义之上。在美国，把数十亿纳税人的钱交给企业和五角大楼，同时煽动偏见，将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对于中国的镇压、漠视人权和全球野心，美国人当然不能天真地无视。我坚信，加强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全球准则——包括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然而，我担心，两党越来越多地推动与中国的对抗将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并有可能让两国的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更加强大。这还将转移人们对两国共同利益的关注，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核战争带来的破坏等真正存在的威胁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与中国发展互利关系并非易事，但我们可以做得比新冷战更好。

　　作者系美国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6-17/washingtons-dangerous-new-consensus-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