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谁会为阿根廷哭泣？

 　　犯错误并不难，难的是每一次都犯错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努力，阿根廷终于成功的使自己成了“失败国家”的范例。

　　原来并不是这样的。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那个时候的阿根廷看日本，就像现在的日本看阿根廷一样高高在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当时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而阿根廷正是全球化的宠儿。阿根廷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欧洲的人口不断增加，人均消费的食物数量也不断增加，阿根廷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先是粗羊毛，然后是小麦和冷冻牛羊肉。阿根廷也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国际金本位制的庇护和低利率的刺激下，大量外资涌入阿根廷，支持了铁路体系的建设。1900到1914年，阿根廷的铁路投资增长了150%，成为拉丁美洲铁路最发达的国家。阿根廷更是劳动力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从1871到1914年，至少有300万欧洲移民来到阿根廷，他们在整个美洲都算得上是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为娴熟的移民。即使穷人和底层的工人，都很少有文盲。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比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高。

　　即使是遥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阻止阿根廷经济增长的步伐。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6.7%。但是，到了20年代，政治的节气已经变换。大量的移民带来了桀骜不驯的工人阶级，高速经济增长使得中产阶级满怀期望，但是，控制政权的大地主阶层并没有做好让大众参与政治的准备。1916年激进党赢得了总统选举，上台的伊里戈延总统转而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当权者和工人形成了联盟，他们怂恿工人罢工，反对外国公司。1907年在巴塔哥尼亚地区发现油田之后，政府毫不犹豫的禁止外国石油公司进入。有人问阿根廷国有石油公司的总裁恩里克·莫斯科尼将军，怎么看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北美标准石油公司的区别，莫斯科尼将军说，一条是粗糙的绳子，一条是光滑的绳子，但都是为了勒死我们。

　　人们很快就对这种陈腐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感到失望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也传染到了阿根廷。1930年，阿根廷爆发了军事政变。1943年，再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参与这次政变的都是一些低级军官，他们之中军衔最高的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在新政府中，庇隆上校先是担任劳工部长，最终以其色彩浓郁的民粹主义政策赢得了普通工人的支持。1945年30万工人在玫瑰宫前高呼：“庇隆，庇隆”，抗议军政府逮捕庇隆。工会领袖组建了工党，并推选他们的英雄庇隆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庇隆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称为“正义主义”，但这面写着正义的旗帜，却将阿根廷带入了社会歧视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荆棘丛中。到20世纪70年代，激进的大学生和工人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发动武装袭击和暗杀活动。1974年，年迈的庇隆死于心脏衰竭，庇隆夫人担任总统。不，这不是那个你知道的庇隆夫人，那个出身卑微但光芒四射的埃薇塔·庇隆。埃薇塔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位庇隆夫人是年轻的伊莎贝尔·庇隆。庇隆的遗孀面对混乱的局势显然不知所措，她甚至要靠星相占卜做出决策。1976年军政府卷土重来，发动了针对左翼势力的“肮脏战争”。为了清除剩余的大约2000名游击队员，军队杀害了将近2万名阿根廷人。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阿根廷一步步走向衰落。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84%，到1973年，已经下跌到65%，到1987年，更是跌至43%。

伊莎贝尔·庇隆

　　1989年，当梅内姆赢得总统选举的时候，阿根廷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年通货膨胀率高达3000%。阿根廷人自嘲说，总算到了坐出租比坐公交车还便宜的时候，因为坐公交车是上车就买票，坐出租车是到了地方才付钱。梅内姆总统试过狠招，他甚至下令没收中产阶级的短期存款，强制将其换为长期国债。1990年通货膨胀起初略有下降，最终还是达到了2000%以上。阿根廷似乎已经成了绝症。

　　1991年1月29日，多明戈·卡瓦略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消息公布的当天，布宜诺斯艾里斯的股市上涨30%。救星来了，奇迹似乎就要发生。市场对卡瓦略寄予厚望：他和别的官僚不一样，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有经验，曾经做过央行行长和外交部长;他做事雷厉风行，小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叫做“闪电”。

　　果然，不出市场所料，卡瓦略很快就出招了。1991年4月1日，卡瓦略宣布，废除上一任政府发行的旧货币，发行新比索。新比索和美元将严格的保持1：1的兑换比率。这种严格的钉住汇率制，意味着阿根廷的央行不能再随意发行货币。没有等值的美元储备，央行就不能发新货币。如果想给别人一比索，自己必须得有一美元。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教授曾经说过，“绑起自己的手，反而得到更大的自由”。何以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只有对自己加以严格的约束，才能够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诚意。在卡瓦略的主持下，比索和美元举行了一场天主教的婚礼。按照神的旨意，这场婚姻是不可违约的。

　　起初，很多人不信卡瓦略的兑换计划能生效。至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很多经济学家就不信。但奇迹真的出现了。1992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7.5%,1993年降至7.4%，1994年进一步降至4.2%，随后在90年代的其他年份，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反通货膨胀战役的胜利，鼓舞了人们的信心。大家敢把自己的钱存到银行了。银行存款开始增加，有了更多的存款，银行才能对外放贷，经济生活中才有了氧气。1991年和1992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1993年为6.3%，1994年为5.8%。闪亮的GDP增长创造力更多的就业机会，贫困人口随之减少。

　　但是，卡瓦略的政策只控制了货币政策，他并没有控制财政政策。阿根廷从成功走向失败，转折点就是财政政策的疏忽。随着市场信心的增加，政府发现自己可以很方便的借债。国际金融机构推波助澜，帮助阿根廷政府发债。一群群国外投资者到了布宜诺斯艾里斯，在投行人士的安排下，白天开会，听阿根廷政府官员、学者充满信心的演讲，晚上在高档餐厅吃饭，看探戈歌舞秀。最受欢迎的地方是Puerto Madero一带的豪华酒店。这里原本是一个被废弃的码头，如今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时尚的社区。到过这里的外国投资者，没有几个能抵抗得住阿根廷的诱惑。高盛的一份关于阿根廷的报告，把这里称作“美丽新世界”。投资者热捧阿根廷国债，负责帮阿根廷发债的国际投行，数钱数得都手软了。阿根廷的外债急剧膨胀。1991年，阿根廷的外债大约600亿美元，到2001年已经是1270亿美元。如果你是个政治家，看到可以如此容易的借到钱，你怎么还会有积极性，费力不讨好的增加税收、控制支出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最初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恐慌情绪在蔓延。俄罗斯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金融危机导致亲西方的俄罗斯政府下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公开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投机资本。在此危难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榜样的力量，因此力挺阿根廷。阿根廷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西方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最忠实的信徒。在1998年年底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梅内姆总统享受到和克林顿同席的殊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对记者说，阿根廷实行了大胆的改革、经受住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很多方面，阿根廷“都堪称楷模”。

　　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情绪已经出现逆转。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几乎枯竭。1999年1月13日，巴西又出现了危机。巴西的货币雷亚尔贬值。这次危机使得阿根廷的局势急转直下。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国之一，阿根廷有三分之一的出口销往巴西。巴西出现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的出口暴跌。与此同时，美元走强，因为比索钉住美元，被美元拖着走，出口价格竞争力受到冲击，又被绊了个趔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市场上谷物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这对阿根廷来说真是祸不单行。

　　经此冲击之后，阿根廷大势已去。阿根廷仿佛一条破船，船底漏水、桅杆折断、但暴风还刮个不停。1999年10月德拉鲁阿当选阿根廷总统。新政府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赢得市场的支持，但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经济衰退时期紧缩财政，经济会进一步下滑，债务进一步膨胀。国际资本已经不再相信阿根廷。无法在海外发债，阿根廷政府只得强迫本国银行购买国债。2000年10月，副总统CarlosAlvrez因意见不合提出辞职，这让市场更加恐慌。2001年阿根廷经济部长Jose Luis Machinea辞职，继任者没有干够两周就不干了。德拉鲁阿不得不请出自己竞选总统时的竞争对手，当年的老英雄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卡瓦略1996年之后就没有担任经济部长。离开梅内姆政府之后，他自己组建了一个小党，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卡瓦略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自信。他曾跟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讲：“你们的人生经历都是跟全球化打交道，我的人生经历就是跟经济危机打交道。”

　　即使自负如卡瓦略，也已经无力回天。他尝试过“债务互换”，即劝说债权人自愿的把手中的短期债券换成长期债券。短期来看，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阿根廷出现偿债高峰，减少债务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反而增加了阿根廷的债务负担。短期内减少压力，长期内债务更多。卡瓦略还试过“零赤字政策”，下决心削减13%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支出，冻结各省的支出。结果，各省开始自己发行货币，局势更加失控。2001年10月，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勒去见一群华尔街巨头的时候，华尔街的巨头们向他提出的建议是：让阿根廷债务重组。“债务重组”是华尔街上的黑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阿根廷可以部分的违约，欠债不还。想象一下，一群债权人提出的建议是，让债务人不要再还我们的钱了!华尔街已经看得透亮，阿根廷根部无药可救。既然总是要砍上来的，不如选一把快一点的刀。

　　还没有等到阿根廷制定好债务重组的方案，危机就已经爆发了。为了挪出钱还12月份的债，卡瓦略从养老基金中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这引起工会的强烈抗议。12月19-20日，工人开始上街游行。在卡瓦略的家乡cordoba，人们捣毁了市政府大楼。德拉鲁阿总统在电视上发布戒严令。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愤怒，上街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超市和商店被洗劫一空。当消息传来，在冲突中有16人被打死时，卡瓦略被迫辞职。德拉鲁阿总统也随之递交了辞呈。他坐飞机离开了玫瑰宫。玫瑰宫外，是愤怒的群众。他们手里拿着平底锅，用敲打锅底的噪音表示抗议。在之后的两周内，阿根廷处于政治瘫痪状态，先后换了四位总统。最后一位是杜阿尔德总统。在他的请求下，阿根廷国会于2002年1月6日宣布，取消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比索大幅度贬值，并开始浮动。神圣婚姻彻底破裂了。

　　其实，从2000年以来，阿根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硬撑着。2000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阿根廷贷款140亿美元。2001年8月又追加贷款80亿美元。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了。2001年1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不再向阿根廷提供援助。这又是一个让阿根廷人难以释怀的始乱终弃的故事。当阿根廷躺在重症护理室的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还睁着眼睛的时候，拔掉了输氧的管子。

　　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金融危机之后，比索大幅度贬值，阿根廷停止支付1320亿美元的债务，之后，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发疯一样的增长。2003-2007年，阿根廷GDP平均增速高达8.3%，超过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经济大国。但是，又一场泡沫会出现，又一场泡沫会最终破灭。这就是阿根廷。在这里，未来是不能贴现的收益，历史是已经沉淀的成本。在阿根廷的大街小巷，你还能够听到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探戈歌手加德尔忧伤的歌声：

　　尽管我不想回

　　人们总是回到自己的初恋

　　回去，带着萎缩的额头

　　时光的雪花镀银双鬓

　　感觉生命不过是一股清风吹过

 　　犯错误并不难，难的是每一次都犯错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努力，阿根廷终于成功的使自己成了“失败国家”的范例。

　　原来并不是这样的。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那个时候的阿根廷看日本，就像现在的日本看阿根廷一样高高在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当时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而阿根廷正是全球化的宠儿。阿根廷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欧洲的人口不断增加，人均消费的食物数量也不断增加，阿根廷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先是粗羊毛，然后是小麦和冷冻牛羊肉。阿根廷也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国际金本位制的庇护和低利率的刺激下，大量外资涌入阿根廷，支持了铁路体系的建设。1900到1914年，阿根廷的铁路投资增长了150%，成为拉丁美洲铁路最发达的国家。阿根廷更是劳动力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从1871到1914年，至少有300万欧洲移民来到阿根廷，他们在整个美洲都算得上是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为娴熟的移民。即使穷人和底层的工人，都很少有文盲。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比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高。

　　即使是遥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阻止阿根廷经济增长的步伐。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6.7%。但是，到了20年代，政治的节气已经变换。大量的移民带来了桀骜不驯的工人阶级，高速经济增长使得中产阶级满怀期望，但是，控制政权的大地主阶层并没有做好让大众参与政治的准备。1916年激进党赢得了总统选举，上台的伊里戈延总统转而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当权者和工人形成了联盟，他们怂恿工人罢工，反对外国公司。1907年在巴塔哥尼亚地区发现油田之后，政府毫不犹豫的禁止外国石油公司进入。有人问阿根廷国有石油公司的总裁恩里克·莫斯科尼将军，怎么看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北美标准石油公司的区别，莫斯科尼将军说，一条是粗糙的绳子，一条是光滑的绳子，但都是为了勒死我们。

　　人们很快就对这种陈腐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感到失望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也传染到了阿根廷。1930年，阿根廷爆发了军事政变。1943年，再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参与这次政变的都是一些低级军官，他们之中军衔最高的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在新政府中，庇隆上校先是担任劳工部长，最终以其色彩浓郁的民粹主义政策赢得了普通工人的支持。1945年30万工人在玫瑰宫前高呼：“庇隆，庇隆”，抗议军政府逮捕庇隆。工会领袖组建了工党，并推选他们的英雄庇隆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庇隆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称为“正义主义”，但这面写着正义的旗帜，却将阿根廷带入了社会歧视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荆棘丛中。到20世纪70年代，激进的大学生和工人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发动武装袭击和暗杀活动。1974年，年迈的庇隆死于心脏衰竭，庇隆夫人担任总统。不，这不是那个你知道的庇隆夫人，那个出身卑微但光芒四射的埃薇塔·庇隆。埃薇塔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位庇隆夫人是年轻的伊莎贝尔·庇隆。庇隆的遗孀面对混乱的局势显然不知所措，她甚至要靠星相占卜做出决策。1976年军政府卷土重来，发动了针对左翼势力的“肮脏战争”。为了清除剩余的大约2000名游击队员，军队杀害了将近2万名阿根廷人。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阿根廷一步步走向衰落。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84%，到1973年，已经下跌到65%，到1987年，更是跌至43%。

伊莎贝尔·庇隆

　　1989年，当梅内姆赢得总统选举的时候，阿根廷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年通货膨胀率高达3000%。阿根廷人自嘲说，总算到了坐出租比坐公交车还便宜的时候，因为坐公交车是上车就买票，坐出租车是到了地方才付钱。梅内姆总统试过狠招，他甚至下令没收中产阶级的短期存款，强制将其换为长期国债。1990年通货膨胀起初略有下降，最终还是达到了2000%以上。阿根廷似乎已经成了绝症。

　　1991年1月29日，多明戈·卡瓦略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消息公布的当天，布宜诺斯艾里斯的股市上涨30%。救星来了，奇迹似乎就要发生。市场对卡瓦略寄予厚望：他和别的官僚不一样，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有经验，曾经做过央行行长和外交部长;他做事雷厉风行，小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叫做“闪电”。

　　果然，不出市场所料，卡瓦略很快就出招了。1991年4月1日，卡瓦略宣布，废除上一任政府发行的旧货币，发行新比索。新比索和美元将严格的保持1：1的兑换比率。这种严格的钉住汇率制，意味着阿根廷的央行不能再随意发行货币。没有等值的美元储备，央行就不能发新货币。如果想给别人一比索，自己必须得有一美元。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教授曾经说过，“绑起自己的手，反而得到更大的自由”。何以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只有对自己加以严格的约束，才能够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诚意。在卡瓦略的主持下，比索和美元举行了一场天主教的婚礼。按照神的旨意，这场婚姻是不可违约的。

　　起初，很多人不信卡瓦略的兑换计划能生效。至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很多经济学家就不信。但奇迹真的出现了。1992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7.5%,1993年降至7.4%，1994年进一步降至4.2%，随后在90年代的其他年份，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反通货膨胀战役的胜利，鼓舞了人们的信心。大家敢把自己的钱存到银行了。银行存款开始增加，有了更多的存款，银行才能对外放贷，经济生活中才有了氧气。1991年和1992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1993年为6.3%，1994年为5.8%。闪亮的GDP增长创造力更多的就业机会，贫困人口随之减少。

　　但是，卡瓦略的政策只控制了货币政策，他并没有控制财政政策。阿根廷从成功走向失败，转折点就是财政政策的疏忽。随着市场信心的增加，政府发现自己可以很方便的借债。国际金融机构推波助澜，帮助阿根廷政府发债。一群群国外投资者到了布宜诺斯艾里斯，在投行人士的安排下，白天开会，听阿根廷政府官员、学者充满信心的演讲，晚上在高档餐厅吃饭，看探戈歌舞秀。最受欢迎的地方是Puerto Madero一带的豪华酒店。这里原本是一个被废弃的码头，如今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时尚的社区。到过这里的外国投资者，没有几个能抵抗得住阿根廷的诱惑。高盛的一份关于阿根廷的报告，把这里称作“美丽新世界”。投资者热捧阿根廷国债，负责帮阿根廷发债的国际投行，数钱数得都手软了。阿根廷的外债急剧膨胀。1991年，阿根廷的外债大约600亿美元，到2001年已经是1270亿美元。如果你是个政治家，看到可以如此容易的借到钱，你怎么还会有积极性，费力不讨好的增加税收、控制支出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最初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恐慌情绪在蔓延。俄罗斯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金融危机导致亲西方的俄罗斯政府下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公开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投机资本。在此危难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榜样的力量，因此力挺阿根廷。阿根廷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西方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最忠实的信徒。在1998年年底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梅内姆总统享受到和克林顿同席的殊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对记者说，阿根廷实行了大胆的改革、经受住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很多方面，阿根廷“都堪称楷模”。

　　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情绪已经出现逆转。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几乎枯竭。1999年1月13日，巴西又出现了危机。巴西的货币雷亚尔贬值。这次危机使得阿根廷的局势急转直下。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国之一，阿根廷有三分之一的出口销往巴西。巴西出现经济危机之后，阿根廷的出口暴跌。与此同时，美元走强，因为比索钉住美元，被美元拖着走，出口价格竞争力受到冲击，又被绊了个趔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市场上谷物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这对阿根廷来说真是祸不单行。

　　经此冲击之后，阿根廷大势已去。阿根廷仿佛一条破船，船底漏水、桅杆折断、但暴风还刮个不停。1999年10月德拉鲁阿当选阿根廷总统。新政府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赢得市场的支持，但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经济衰退时期紧缩财政，经济会进一步下滑，债务进一步膨胀。国际资本已经不再相信阿根廷。无法在海外发债，阿根廷政府只得强迫本国银行购买国债。2000年10月，副总统CarlosAlvrez因意见不合提出辞职，这让市场更加恐慌。2001年阿根廷经济部长Jose Luis Machinea辞职，继任者没有干够两周就不干了。德拉鲁阿不得不请出自己竞选总统时的竞争对手，当年的老英雄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卡瓦略1996年之后就没有担任经济部长。离开梅内姆政府之后，他自己组建了一个小党，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卡瓦略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自信。他曾跟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讲：“你们的人生经历都是跟全球化打交道，我的人生经历就是跟经济危机打交道。”

　　即使自负如卡瓦略，也已经无力回天。他尝试过“债务互换”，即劝说债权人自愿的把手中的短期债券换成长期债券。短期来看，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阿根廷出现偿债高峰，减少债务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反而增加了阿根廷的债务负担。短期内减少压力，长期内债务更多。卡瓦略还试过“零赤字政策”，下决心削减13%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支出，冻结各省的支出。结果，各省开始自己发行货币，局势更加失控。2001年10月，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勒去见一群华尔街巨头的时候，华尔街的巨头们向他提出的建议是：让阿根廷债务重组。“债务重组”是华尔街上的黑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阿根廷可以部分的违约，欠债不还。想象一下，一群债权人提出的建议是，让债务人不要再还我们的钱了!华尔街已经看得透亮，阿根廷根部无药可救。既然总是要砍上来的，不如选一把快一点的刀。

　　还没有等到阿根廷制定好债务重组的方案，危机就已经爆发了。为了挪出钱还12月份的债，卡瓦略从养老基金中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这引起工会的强烈抗议。12月19-20日，工人开始上街游行。在卡瓦略的家乡cordoba，人们捣毁了市政府大楼。德拉鲁阿总统在电视上发布戒严令。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愤怒，上街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超市和商店被洗劫一空。当消息传来，在冲突中有16人被打死时，卡瓦略被迫辞职。德拉鲁阿总统也随之递交了辞呈。他坐飞机离开了玫瑰宫。玫瑰宫外，是愤怒的群众。他们手里拿着平底锅，用敲打锅底的噪音表示抗议。在之后的两周内，阿根廷处于政治瘫痪状态，先后换了四位总统。最后一位是杜阿尔德总统。在他的请求下，阿根廷国会于2002年1月6日宣布，取消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比索大幅度贬值，并开始浮动。神圣婚姻彻底破裂了。

　　其实，从2000年以来，阿根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硬撑着。2000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阿根廷贷款140亿美元。2001年8月又追加贷款80亿美元。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了。2001年1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不再向阿根廷提供援助。这又是一个让阿根廷人难以释怀的始乱终弃的故事。当阿根廷躺在重症护理室的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还睁着眼睛的时候，拔掉了输氧的管子。

　　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金融危机之后，比索大幅度贬值，阿根廷停止支付1320亿美元的债务，之后，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发疯一样的增长。2003-2007年，阿根廷GDP平均增速高达8.3%，超过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经济大国。但是，又一场泡沫会出现，又一场泡沫会最终破灭。这就是阿根廷。在这里，未来是不能贴现的收益，历史是已经沉淀的成本。在阿根廷的大街小巷，你还能够听到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探戈歌手加德尔忧伤的歌声：

　　尽管我不想回

　　人们总是回到自己的初恋

　　回去，带着萎缩的额头

　　时光的雪花镀银双鬓

　　感觉生命不过是一股清风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