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查拉普：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可能需要一年而非一天

　　对于那些寻求结束俄乌战争的人来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与拜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他的政府坚持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却没有推动这场战争走向明确结束，特朗普则专注于结束。他长期以来明确表示，他打算在上任后不久，甚至可能在此之前，就将双方带到谈判桌上。

据俄新社12月22日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称，他期待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解决乌克兰冲突举行会晤。

　　在他当选后几周内，他任命一位退休将军、前高级官员基思·凯洛格为俄罗斯-乌克兰问题特使，突显了他和他的政府将优先考虑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对这场战争采取的即将到来的激进转变可能会重振自 2022 年 4 月以来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的谈判。当时，在战争的头几周，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了几轮旨在结束冲突的面对面和在线会谈;尽管制定了一个名为《伊斯坦布尔公报》的和平框架，但协议从未最终敲定。

　　然而，在特朗普当选前后，有迹象表明，基辅和莫斯科可能都准备好重返谈判桌。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两年来一直在失去领土——以及人口和能源生产能力——并且需要在其人力资源状况变得危急之前获得紧急援助。俄罗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它每天都在以极高的代价夺取更多领土，而且克里姆林宫希望在不必无限期地承担巨大成本的情况下锁定这些收益。尽管特朗普尚未阐明结束战争的明确计划，但他已暗示了他可能采取的方法。

　　具体而言，特朗普经常指出这场战争可怕的人员伤亡，并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斗。但是，寻求一项不解决冲突根本驱动因素的停火协议不太可能奏效。事实上，一项仅仅结束战斗的协议很可能对基辅和莫斯科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为了取得进展，美国政府将需要为这场战争制定一个解决核心问题的办法，并制定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外交战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制定一项持久停火的路线图，还要确保乌克兰的长久安全，为双方提供激励，并制定稳定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战略。

　　需要明确结束战争的条件

　　谈判要取得成功的关键前提是明确战争的结果。拜登政府的政策是不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制定具体目标，而是“只要需要”就支持乌克兰。这种明确拒绝制定美国目标的做法不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例如，1995 年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代顿和平协议》或乔治·W·布什总统为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而提出的“路线图”。事实上，拜登本人也为另一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正在进行的冲突，即加沙战争，明确了美国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拒绝阐明美国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是一个明显的疏忽。

　　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引发了国会两党的愤怒，他们在四月份批准政府对乌克兰的 600 亿美元补充请求时，要求制定这样的战略。此外，在美国没有战略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其他大国主导了关于结束战争的国际对话：仅北京就提出了三份不同的和平计划。特朗普如此迅速地将对话从中国的和平计划——甚至是乌克兰的计划——吸引过来，突显了美国在塑造结果方面一直拥有的影响力。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表示他希望结束战斗，但他还没有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任何此类计划都应包括四个关键特征：精心设计的停火协议、对乌克兰战后安全的可信保证、追究俄罗斯侵略责任的方式以及稳定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措施。哪一方控制哪些领土的问题不太可能在谈判桌上决定;接触线，可能有一些小的交换和调整，将在枪声停止时保持原样。此外，领土控制虽然对双方都极其重要，但最终不如这些更广泛的政治问题那样重要。而承认俄罗斯的吞并行为对于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来说，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未来安全至关重要

　　为了避免重新开战，美国的和平倡议必须包括威慑俄罗斯、保证乌克兰安全并为双方提供维持停火的激励措施。与停止敌对行动直接相关的乌克兰安全保障可以推进所有这三个目标。

　　如果与未来俄罗斯的袭击有关的成本很高——无论是它将触发第三方干预还是来自拥有增强威慑力量的乌克兰的报复——莫斯科将不太可能发动袭击。如果基辅确信其安全得到保障，它将能够专注于经济复苏和民主，而不是成为一个驻军国家。

　　基辅正在寻求以加入北约的形式获得安全保障。但是，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似乎都不愿意在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立即提供这种可能性。此外，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数十年的政策目标，并且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022 年袭击乌克兰的核心动机之一。即使加入该联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也是一个笨拙的结束战争的政策工具。加入需要 32 个成员国的批准，因此至少需要数月时间，而且这将取决于乌克兰实施许多与冲突解决无关的改革。

　　事实上，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背景下，还有其他可能更有效的方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类似的冲突后局势中多次向盟友和伙伴做出了双边安全承诺。在朝鲜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美国与韩国签署了一项双边共同安全条约，其中华盛顿承诺在首尔受到攻击时向其提供援助。在 1973 年阿以战争结束后，美国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承诺如果埃及违反停火协议或“世界强权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或主权”，将采取“补救行动”。

　　这些方法帮助产生了相对稳定和和平的持久时期，可以为未来谈判中可能向乌克兰提供的方案提供参考。另一种安全保障可以采取乌克兰最终加入欧盟的形式。《欧洲联盟条约》第 42.7 条，即欧盟的共同援助条款规定，如果“成员国在其领土上遭受武装侵略，其他成员国应尽其所能向其提供援助和协助的义务”。这种措辞可以说甚至比北约的共同防御承诺(第 5 条)更具约束力，而且俄罗斯已经在 2022 年的谈判中同意不阻碍乌克兰加入欧盟。无论乌克兰是否获得对其安全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承诺，它都需要以强大的武装部队的形式获得独立的威慑力量。

　　拜登政府和众多北约盟国已经为在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中，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培训、武器转让和情报合作以建立这种威慑力量奠定了基础。但是，乌克兰的合作伙伴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武装乌克兰以确保可持续的和平。例如，支持一支专注于联合兵种进攻和远程打击能力的部队，可能会通过加剧克里姆林宫的威胁认知，使俄罗斯的第二次入侵更有可能发生，而不是减少可能性。

　　相反，盟友应该通过其安全合作，使乌克兰能够采用“豪猪模式”的防御。这将需要帮助乌克兰发展一支针对在战斗结束时保卫基辅控制的领土进行优化的部队，而不是提供旨在提高夺回俄罗斯控制领土能力的培训。当然，进攻和防御能力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也没有现成的指南说明乌克兰的豪猪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专注于帮助基辅守住领土的援助应该有助于使未来的乌克兰军队更有效地威慑未来的俄罗斯袭击。

　　要充分了解俄罗斯的意图

　　要持久地结束前线的战斗，需要的不仅仅是泽连斯基和普京的命令。首先，按照当代全球冲突的标准，前线的规模是巨大的，并带来了其自身的挑战。考虑到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边境沿线的无可争议地区，以及乌克兰境内的接触线，前线延伸近 1，200 英里。要维持这条线的治安，将需要数万名维和人员，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庞大数字——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允许这样一支部队，这也是极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可以利用无人系统和传感器来建立沿停火线的有效监测系统。这样的系统可能需要第三方监督来评估传入的信息并仲裁争端。必须建立问责机制，以确保违规行为付出代价。应该仔细设计一个双方部署都有明确限制的非军事区，以避免《明斯克协议》(2014 年和 2015 年签署的旨在结束俄罗斯战争早期阶段的协议)的陷阱。

　　另一个关键问题将是确保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行为付出持久的代价，以威慑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家入侵邻国。虽然普京在战斗停止时将不可避免地宣称胜利，但世界其他国家不应留下俄罗斯没有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的印象。西方可以通过长期维持一些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来施加这些代价——或者直到俄罗斯完全从乌克兰撤出。

　　此外，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冻结的约 3000 亿美元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可以用于乌克兰的重建——但需经过俄罗斯的明确同意。克里姆林宫很可能认识到它将永远无法再看到这些资金，因此这样的协议并非不可能。除非莫斯科在法律上同意将这些资金用于该目的，否则主要的欧洲国家将继续反对使用这些资金。作为回报，莫斯科可能会要求乌克兰放弃进一步向俄罗斯索赔在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失。俄罗斯还需要一些积极的激励措施来遵守和解协议。可以提出乌克兰将保持不结盟、外国军队和基础设施不会部署在乌克兰、以及可以就西方军事援助的限制达成相互谅解的保证——而且这种保证不一定与西方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不相容。

　　这些类似于各方在 2022 年《伊斯坦布尔公报》中自己设想的内容。激励措施还可以包括部分解除制裁，并设有快速恢复条款，如果俄罗斯违反协议条款，则重新实施制裁。此外，如果不就超出乌克兰范围的北约-俄罗斯问题进行谈判，如欧洲大陆的常规部队平衡和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不太可能同意结束战斗。同意建立一个咨询程序来并行处理这些问题以及战争本身的谈判，可能成为结束战争安排的一部分。建立这样一个程序并不是送给俄罗斯的礼物;它也将符合西方的利益，因为任何持久的解决方案都需要管理更广泛的俄罗斯-西方紧张关系。

　　对于那些寻求结束俄乌战争的人来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与拜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他的政府坚持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却没有推动这场战争走向明确结束，特朗普则专注于结束。他长期以来明确表示，他打算在上任后不久，甚至可能在此之前，就将双方带到谈判桌上。

据俄新社12月22日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称，他期待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解决乌克兰冲突举行会晤。

　　在他当选后几周内，他任命一位退休将军、前高级官员基思·凯洛格为俄罗斯-乌克兰问题特使，突显了他和他的政府将优先考虑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对这场战争采取的即将到来的激进转变可能会重振自 2022 年 4 月以来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的谈判。当时，在战争的头几周，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了几轮旨在结束冲突的面对面和在线会谈;尽管制定了一个名为《伊斯坦布尔公报》的和平框架，但协议从未最终敲定。

　　然而，在特朗普当选前后，有迹象表明，基辅和莫斯科可能都准备好重返谈判桌。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两年来一直在失去领土——以及人口和能源生产能力——并且需要在其人力资源状况变得危急之前获得紧急援助。俄罗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它每天都在以极高的代价夺取更多领土，而且克里姆林宫希望在不必无限期地承担巨大成本的情况下锁定这些收益。尽管特朗普尚未阐明结束战争的明确计划，但他已暗示了他可能采取的方法。

　　具体而言，特朗普经常指出这场战争可怕的人员伤亡，并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斗。但是，寻求一项不解决冲突根本驱动因素的停火协议不太可能奏效。事实上，一项仅仅结束战斗的协议很可能对基辅和莫斯科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为了取得进展，美国政府将需要为这场战争制定一个解决核心问题的办法，并制定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外交战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制定一项持久停火的路线图，还要确保乌克兰的长久安全，为双方提供激励，并制定稳定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战略。

　　需要明确结束战争的条件

　　谈判要取得成功的关键前提是明确战争的结果。拜登政府的政策是不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制定具体目标，而是“只要需要”就支持乌克兰。这种明确拒绝制定美国目标的做法不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例如，1995 年结束巴尔干战争的《代顿和平协议》或乔治·W·布什总统为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而提出的“路线图”。事实上，拜登本人也为另一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正在进行的冲突，即加沙战争，明确了美国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拒绝阐明美国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是一个明显的疏忽。

　　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引发了国会两党的愤怒，他们在四月份批准政府对乌克兰的 600 亿美元补充请求时，要求制定这样的战略。此外，在美国没有战略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其他大国主导了关于结束战争的国际对话：仅北京就提出了三份不同的和平计划。特朗普如此迅速地将对话从中国的和平计划——甚至是乌克兰的计划——吸引过来，突显了美国在塑造结果方面一直拥有的影响力。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表示他希望结束战斗，但他还没有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任何此类计划都应包括四个关键特征：精心设计的停火协议、对乌克兰战后安全的可信保证、追究俄罗斯侵略责任的方式以及稳定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措施。哪一方控制哪些领土的问题不太可能在谈判桌上决定;接触线，可能有一些小的交换和调整，将在枪声停止时保持原样。此外，领土控制虽然对双方都极其重要，但最终不如这些更广泛的政治问题那样重要。而承认俄罗斯的吞并行为对于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来说，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未来安全至关重要

　　为了避免重新开战，美国的和平倡议必须包括威慑俄罗斯、保证乌克兰安全并为双方提供维持停火的激励措施。与停止敌对行动直接相关的乌克兰安全保障可以推进所有这三个目标。

　　如果与未来俄罗斯的袭击有关的成本很高——无论是它将触发第三方干预还是来自拥有增强威慑力量的乌克兰的报复——莫斯科将不太可能发动袭击。如果基辅确信其安全得到保障，它将能够专注于经济复苏和民主，而不是成为一个驻军国家。

　　基辅正在寻求以加入北约的形式获得安全保障。但是，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似乎都不愿意在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立即提供这种可能性。此外，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数十年的政策目标，并且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022 年袭击乌克兰的核心动机之一。即使加入该联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也是一个笨拙的结束战争的政策工具。加入需要 32 个成员国的批准，因此至少需要数月时间，而且这将取决于乌克兰实施许多与冲突解决无关的改革。

　　事实上，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背景下，还有其他可能更有效的方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类似的冲突后局势中多次向盟友和伙伴做出了双边安全承诺。在朝鲜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美国与韩国签署了一项双边共同安全条约，其中华盛顿承诺在首尔受到攻击时向其提供援助。在 1973 年阿以战争结束后，美国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承诺如果埃及违反停火协议或“世界强权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或主权”，将采取“补救行动”。

　　这些方法帮助产生了相对稳定和和平的持久时期，可以为未来谈判中可能向乌克兰提供的方案提供参考。另一种安全保障可以采取乌克兰最终加入欧盟的形式。《欧洲联盟条约》第 42.7 条，即欧盟的共同援助条款规定，如果“成员国在其领土上遭受武装侵略，其他成员国应尽其所能向其提供援助和协助的义务”。这种措辞可以说甚至比北约的共同防御承诺(第 5 条)更具约束力，而且俄罗斯已经在 2022 年的谈判中同意不阻碍乌克兰加入欧盟。无论乌克兰是否获得对其安全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承诺，它都需要以强大的武装部队的形式获得独立的威慑力量。

　　拜登政府和众多北约盟国已经为在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中，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培训、武器转让和情报合作以建立这种威慑力量奠定了基础。但是，乌克兰的合作伙伴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武装乌克兰以确保可持续的和平。例如，支持一支专注于联合兵种进攻和远程打击能力的部队，可能会通过加剧克里姆林宫的威胁认知，使俄罗斯的第二次入侵更有可能发生，而不是减少可能性。

　　相反，盟友应该通过其安全合作，使乌克兰能够采用“豪猪模式”的防御。这将需要帮助乌克兰发展一支针对在战斗结束时保卫基辅控制的领土进行优化的部队，而不是提供旨在提高夺回俄罗斯控制领土能力的培训。当然，进攻和防御能力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也没有现成的指南说明乌克兰的豪猪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专注于帮助基辅守住领土的援助应该有助于使未来的乌克兰军队更有效地威慑未来的俄罗斯袭击。

　　要充分了解俄罗斯的意图

　　要持久地结束前线的战斗，需要的不仅仅是泽连斯基和普京的命令。首先，按照当代全球冲突的标准，前线的规模是巨大的，并带来了其自身的挑战。考虑到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边境沿线的无可争议地区，以及乌克兰境内的接触线，前线延伸近 1，200 英里。要维持这条线的治安，将需要数万名维和人员，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庞大数字——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允许这样一支部队，这也是极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可以利用无人系统和传感器来建立沿停火线的有效监测系统。这样的系统可能需要第三方监督来评估传入的信息并仲裁争端。必须建立问责机制，以确保违规行为付出代价。应该仔细设计一个双方部署都有明确限制的非军事区，以避免《明斯克协议》(2014 年和 2015 年签署的旨在结束俄罗斯战争早期阶段的协议)的陷阱。

　　另一个关键问题将是确保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行为付出持久的代价，以威慑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家入侵邻国。虽然普京在战斗停止时将不可避免地宣称胜利，但世界其他国家不应留下俄罗斯没有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的印象。西方可以通过长期维持一些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来施加这些代价——或者直到俄罗斯完全从乌克兰撤出。

　　此外，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冻结的约 3000 亿美元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可以用于乌克兰的重建——但需经过俄罗斯的明确同意。克里姆林宫很可能认识到它将永远无法再看到这些资金，因此这样的协议并非不可能。除非莫斯科在法律上同意将这些资金用于该目的，否则主要的欧洲国家将继续反对使用这些资金。作为回报，莫斯科可能会要求乌克兰放弃进一步向俄罗斯索赔在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失。俄罗斯还需要一些积极的激励措施来遵守和解协议。可以提出乌克兰将保持不结盟、外国军队和基础设施不会部署在乌克兰、以及可以就西方军事援助的限制达成相互谅解的保证——而且这种保证不一定与西方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不相容。

　　这些类似于各方在 2022 年《伊斯坦布尔公报》中自己设想的内容。激励措施还可以包括部分解除制裁，并设有快速恢复条款，如果俄罗斯违反协议条款，则重新实施制裁。此外，如果不就超出乌克兰范围的北约-俄罗斯问题进行谈判，如欧洲大陆的常规部队平衡和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不太可能同意结束战斗。同意建立一个咨询程序来并行处理这些问题以及战争本身的谈判，可能成为结束战争安排的一部分。建立这样一个程序并不是送给俄罗斯的礼物;它也将符合西方的利益，因为任何持久的解决方案都需要管理更广泛的俄罗斯-西方紧张关系。

　　美国应推进缓和双方的措施

　　除了确定和解协议的主要要素外，美国还需要一个实现目标的计划。第一步是华盛顿开始与基辅和美国盟友就战争结果进行对话。自战争开始以来，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很少。

　　事实上，直到今天，许多美国和欧洲高级官员仍将其视为次要优先事项;去年 12 月，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我们需要进行这些讨论，但就近期而言，最重要的是将你们的军事援助送到乌克兰。”这种方法需要改变。谈判即将到来，美国和欧洲官员需要做好准备。为谈判做准备并就整体方法达成共识需要时间——并且应该立即开始。来自乌克兰的意见将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建议，基辅会提出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例如泽连斯基今年秋天宣布的胜利计划。乌克兰总统及其团队需要与其西方同行就外交战略进行定期接触，以避免这种不协调。

　　下一步是建立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莫斯科与西方主要首都之间没有进行过定期对话。为了使谈判有成功的机会，即使不期望达成协议，意见交换也应成为规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例外。在这方面，特朗普任命凯洛格为战争问题特使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这使普京可以任命一位俄罗斯对等官员，将大大简化与莫斯科的接触;目前，克里姆林宫似乎没有人有权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

　　最后，在开始实际谈判之前，美国应推进缓和措施。目前已经摆在桌面上的两个此类努力是：一项土耳其斡旋的避免袭击黑海民用航运的协议，以及一项卡塔尔谈判达成的避免袭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这两项安排的文本都已基本敲定，但都未能最终完成。来自华盛顿的推动可能会有所帮助。额外的此类措施可以包括承诺不超出距接触线一定距离进行打击;全部交换战俘，而不是目前仅交换相等数量的有限战俘的做法;以及承诺不再跨越双方仍然承认的国际边界区域进行进一步袭击。(最后一项措施将排除另一次库尔斯克攻势，也排除俄罗斯在与库尔斯克接壤的乌克兰苏梅地区建立缓冲区的任何努力。)如果其中一些步骤开始取得成效，则可以在多个轨道上开始磋商。除了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双边接触外，还可以建立一个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西方主要大国，甚至可能包括中国的联络小组。另外，关于美俄和北约-俄罗斯问题的对话可以并行开始。

　　用一年而非一天来结束战争

　　当特朗普和凯洛格准备启动谈判时，应避免几个重要的陷阱。首先，至关重要的是要控制预期——包括公众和相关政府的预期。特朗普承诺的 24 小时谈判很可能只是一个愿景，但似乎很明显他的团队希望迅速采取行动。然而，正如以往许多冲突谈判中那样，最初的谈判尝试很可能失败;这条道路将是漫长的，并且需要美国及其盟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高级别的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敌意程度，以及过去几年各方之间缺乏沟通，将使谈判难以启动，一旦启动，将是一场漫长的苦战。

　　如果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在一年内取得成功——如果他们能成功的话，那将是令人惊讶的。想想各方为达成朝鲜停战协议花了两年时间，举行了 500 多次会议。除了停止乌克兰的战斗之外，稳定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更大任务可能需要一个开放式的过程，而不是一份单一的协议文件。推动快速达成协议的另一个风险是，它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更重视达成协议，而不是达成一个好协议。华盛顿不希望在莫斯科产生这样的预期，即美国对细节不感兴趣，因此愿意为了快速解决问题而做出重大让步。

　　另一个陷阱是使用最后通牒来迫使各方接受协议。特朗普阵营中的一些人主张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作为对在谈判中表现出不妥协的任何一方的棍棒：要么威胁增加对基辅的援助以施压俄罗斯，要么如果乌克兰拒绝做出必要的妥协就切断援助。这两种做法都可能适得其反。在任何情况下，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俄罗斯占领该国成为可能。考虑到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少援助，华盛顿在数量上扩大武器供应的空间并不大，而进一步的质量提升将带来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无论如何，这种威胁不太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美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影响力是显著的，但不足以迫使任何一方接受他们认为是不利的协议，因为双方都认为他们关切的是利害攸关的问题。

　　第三，特朗普和凯洛格应避免将此变为美俄双边谈判。仅仅出于务实的理由，也有必要让乌克兰方面参与进来：乌克兰可以否决任何它认为不可接受的协议。此外，还有令人信服的实际理由让欧洲国家和其他美国盟友(如日本)参与进来：欧盟是乌克兰未来稳定的关键;盟友的经济资源将是支持重建所必需的;以及拥有统一的美欧立场将防止俄罗斯或乌克兰任何一方利用对方来对付另一方。

　　尽管特朗普上台增加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但也带来了重大风险。这将是高风险的谈判，主要在两个充满怨恨的交战方之间进行，这场战争已经造成双方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死亡。如果特朗普的努力失败，冲突不会简单地恢复到先前状态：战争正在加剧，而且也正变得更加国际化。如果对最终目标有明确的愿景和实现目标的计划，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可以帮助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化解它对更广阔的世界构成的日益增长的风险。

　　作者简介：塞缪尔·查拉普 (Samuel Charap) 是俄罗斯和欧亚政策杰出主席，也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