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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布林肯的前辈们是怎么做事的。
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进行了一场11分钟的演讲：“美国应尽力协助世界恢复至经济健全的常态，没有它，也就没有政治的安定，没有牢固的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悲惨、混乱……” 以此为蓝本的“马歇尔计划”也确实拿出了真金白银援助欧洲。
无论“马歇尔计划”夹带了多少美国国家利益的“私货”，马歇尔这几句话看上去仍然充满了“挺身而出、舍我其谁”气概，这是拜登小家子气的“印太经济框架”完全无法比拟的。当然，从根子上讲，这显现了战后初期的美国与当今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
不过冷战史研究让我们看到，就在哈佛演讲的同时，马歇尔在内部讨论中放下了 “不反对任何国家”的场面话，果断赞同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并且要将已成一片废墟的德国建成“遏制苏联的堡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外宣文章与内部报告之间的区别，因为遏制(containment)就是冷战。
新冠疫情期间，containment这个词频繁出现在英语新闻中，因为它是防疫隔离的意思。对某个国家进行“防疫隔离”，或是把某一类国家一起关进“防疫方舱”，这不是冷战又是什么?
我感觉，从布林肯的“亚洲学会演讲”及其舆论场上的反应看，多数美国人希望与中国展开一场“新型冷战”，它应该像肯尼迪的梦想那样能够激发雄心，像里根的强势那样在压倒对手，让大国竞争的危机感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借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使日渐分裂的美国社会重新团结起来，让军工复合体赚饱的同时还保证底层劳工免受来自中国的竞争，最后还能赢得一场兵不血刃的胜利。
与此同时，还要避免“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所带来的一触即发的核大战，不再重演家家户户挖地堡阴影。
总之，就是有“竞争”和“对抗”带来的一切美好，而没有“相互确保毁灭”的恐怖和生活成本骤增的折磨。
天底下果真有这样的好事?
布林肯诸人在幕后究竟如何制定对华战略，普通人当然无从知道，若找到最合适的参照物，或许能给今人一些启示。
与美苏矛盾相比，中美之间矛盾更加类似与20世纪初的英德矛盾。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有重大差异，但冲突的焦点并不在意识形态上。新崛起国家将旧霸主挤出本地区的趋势，旧的均势难以维持，旧霸主的制海权受到威胁，这才是双方矛盾的焦点。一旦世界上某一重要区域被某个强国控制，转向封闭，足以威胁一个全球性商业帝国的生存。
所以，相比起前面提到的公开演讲，甚至比起凯南的“长电文”，115年前英国外交部的内部报告《克劳备忘录》更值得对中美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反复揣摩。
当时英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正在崛起的德国鼓吹“世界政策”是不是真的要与英国为敌，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该如何应对。是严厉警告德国不可以再扩张海军呢?还是通过局部“体面的”让步来换取谅解，以避免一场导致霸权陨落的大战?
克劳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对，他的核心论点是：没有必要去揣测德国是否有野心颠覆英国所构建的国际秩序，只要德国正在发展出这样的能力，相应的野心就可能在未来任何时候出现。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如果德国大体上遵守现行的国际秩序(用“体面的方式”扩大贸易)，声称发展海军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此处应理解为“欧洲人之间的和平”)，那么在保持自身军备优势的前提下，英国不需要去干涉德国发展军备的主权，反而应该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宽容立场;但同时也必须让德国知道红线所在，“一旦英国或盟国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英国必然将会以坚定的反对来代替先前的宽容”，绝不在违背既定原则的情况下与德国达成妥协，否则只会诱发德国人进一步的试探。
读完《克劳备忘录》，再看看布林肯在演讲中强调的前提吧：“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
虽时过境迁，而心理悠同。对于后世的那些超级大国或意欲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而言，克劳带来洞见是：霸主总会遭人嫉恨，要想当得长久，其外交政策不但要照顾本国的利益，还需要与“大多数或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的首要利益及核心利益相一致”。
本文只想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精英的想法，而不是要庙算其成败。至于中国应如何应对，本文不愿妄议，更不愿说那些“正确的废话”：“为应对美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和综合威慑，中国必须在经贸、金融、能源、舆论、军事科技等多个方向做好准备。”——某些专家组40页长文的最终结论。【1】
但我想在结尾处分享一点观察。
在浏览了美国的十几个立场各异的智库，翻看了几个中国知名智库的文章，甚至看了各种大V和“野生国师”之后，我发现各类观点之间争议岂止是鸡同鸭讲，简直形同碳基生物与硅基生物之间的对立。
然而，神奇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中美相争的胜负点，是看两个大国谁能处理好本国自身的问题。
而作为《克劳备忘录》的资深研究者，吴征宇认为中国在对抗美国时的最大危险是：“以外部环境恶化为借口根本地脱离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将许多原本应当加以改革的体制性缺陷当作抗衡美国及其盟友的必要条件予以保留甚至强化。”【2】
本文写于6月初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大围剿：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http://rdcy.ruc.edu.cn/docs/2022-05/3a2b1c197f484830b4cd41b53127cb86.pdf。
【2】吴征宇：《<克劳备忘录>、“再平衡”与中美关系》，《江海学刊》2018年01期。
抛弃对华“接触”政策，改弦更张，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但接下去的路会怎么走，莫衷一是。布林肯近日在“亚洲协会”的演讲能让我们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吗?
这几年我参加或旁听过多次冷战史讨论会，无论会议本身的议题是什么，在自由讨论阶段大家常常会将话题扯到“中美之间是否已经进入新冷战”上。
对于中美两国无数躁动的民众而言，这些学者们还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可笑的：关税战、贸易战、文化战……中美冷战已经打了好几年(或好几十年)了，你们这帮书呆子还在谈什么“是否已经进入”，有那功夫，还不如谈谈什么时候打“热战”。事实上，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也认定“新冷战”已经开始。
然而，与大众传媒上的舆论场不同，到2021年底为止，一般多数与会中外专家会认为“中美之间尚未进入新冷战，或冷战2.0”。其主要理由是：
其一，不是说只要两个大国之间相互竞争、敌对，就叫冷战。否则人类历史几乎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冷战。一个概念过于泛化，就没有多少概括力了。
其二，美苏冷战区别与其他大国竞争的独特性，在于双方都有一套意欲推广到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将对方视为阻碍自己计划且严重威胁自身生存的死敌，而核大战的后果又不可承受，于是就要展开除了直接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打垮对方。
其三，今天的中美政府都没有在全世界推行自身制度的雄心。双方的对外宣传都比冷战时期收敛，甚至要特别强调给其他国家以自主选择的权利。
其四，现在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远远超过冷战时期的美苏，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人员之间的交流，都像橘络一样将中美社会的各个群体包裹在一起，一瓣要分开，其他部分是要喊疼的。
读者们别误会，这并非是学者们在表示前景乐观。其实，鉴于20世纪初英德矛盾的灾难性后果，不少人认为中美之间若能以冷战对决，已经是一种幸运了。
2月末以来，俄乌战争和以奥密克戎毒株为主的新冠疫情很可能将中美两国向着“新冷战”的方向推了一大步。
俄乌战争放大了中美外交政策之间的差异。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美国政府和民间舆论对华负面言论激增，更倾向于将中国与俄罗斯一并视作某种专制集团。
疫情防控放大了中美国内政策之间的差异。各方都在强调不要将疫情政治化，但在对比本国与对方的防疫政策时，往往又强调自身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研究冷战的学者们现在很可能会对“中美之间是否已经进入新冷战”这个话题有新的想法。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5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讲话吸引了各方关注，因为这是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首次系统性地阐述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有人说，这是美国对中国“正式摊牌”;也有人说这或许能成为“中美外交缓和一个新起步”。
众人关注点集中于布林肯的以下表述：“我们不是在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相反，我们决心避免这两者。”
不得不说，这其实是这篇讲话中最没有新意的部分。
由于“冷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负面词汇，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会说自己要主动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不要说布林肯或拜登，哪怕蓬佩奥和特朗普，也不会宣称要跟中国“冷战”。
对于这类公开演讲，期待它能百分之百讲实话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收税是拔鹅毛而不让鹅叫的艺术，那么写宣传文稿就是忽悠人而不让人抓住把柄的艺术。
好的宣传文稿，会夸大自身的优势，隐藏潜在的弱点，击打对方的痛处，说最狠的话，还能“优雅永不过时”。国内(的选民)看了能欢呼，盟友和“统战对象”看了会点头，对手在轻蔑一笑之余，还能说声“手艺不错”。
布林肯这篇，在手艺层面上值得各国外交部的撰稿人学习。
要理解布林肯此次演讲的意义，切近者，应先与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5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23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演说进行对比。
尽管分属两党，这三篇发言中还是有大量相似的内容。比较之后会发现，布林肯在新演讲中，无论是在字面上对“中国人民”展现的善意，还是给中国政府开列的那些“罪状”，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重大区别究竟何在?
第一，布林肯在解释中国崛起的缘由时显得更加中立。
对于美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史都是严重“超纲”的内容。所以此类演讲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次讲话，贫穷落后的中国，怎么一下子就成为了美国的战略对手?
彭斯对从南北战争时代以来中美交往史的叙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利坚百年来对中国的多次真诚帮助，终究是错付了……
蓬佩奥在演讲中也有与彭斯相似的语气：在尼克松访华后，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振兴了中国摇摇欲坠的经济”。
这些话对于那些缺乏相关历史知识的普通美国选民而言是有效果的，但对事实的过分偏离，严重削弱了其演讲对于精英阶层和外国盟友的说服力，更不用说中国人的观感了。
相比之下，布林肯在演讲中说：“中国的巨大变革源于中国人民的才华、智慧和辛勤劳动，也受益于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和机遇。”此话中正平和，让人很难挑出毛病，同时又巧妙地遮蔽掉了中方特别强调的“领导者的功绩”，并用潜台词肯定了“国际秩序提供者”的贡献。
不过，手法虽巧，却依然是在冒险。这种相对中立的陈述不讨美国右翼选民喜欢，而会被视为“狡猾政治精英的把戏”。布林肯愿意如此付出这样的代价，就像他选择在“亚洲协会”演讲一样，他显然想要将“有效”听众的范围扩展到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民众。
第二，布林肯对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有更加明确的认可。
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前些年中国官方报纸上还曾经借外交官之口表述过：最重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重中之重是第三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是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是保护中国走向富强的发展权。
蓬佩奥为了对内宣传效果，不惜在讲话里挑衅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我们，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必须采取更有创造性、更果敢的方式去促成中共改变行为”。而布林肯至少在口头上全都予以尊重：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支持台独;不阻碍中国走向繁荣。
尽管如此，布林肯在宣传美国自身优点和指责中国的不足时，依然会被视为对中国政府的核心利益进行挑衅。
第三，显示了俄乌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布林肯的这篇演讲的文辞很讲究，但在下面这段排比句里，至少最后一句是有些生涩的：
(普京)“不仅没有能够剥夺乌克兰的独立，反而巩固了它。他不仅没有能够分裂北约，反而团结了它。他不仅没有能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损害了它。他不仅没有能够削弱国际秩序，反而让各国团结起来捍卫它。”
如果承接上面的修辞，最后一句应作：“他不仅没有能够削弱国际秩序，反而强化了它。”但即使是宣传文稿也不能太过分，所有人都能看到，国际秩序显然受到了削弱。说“各国团结起来捍卫”，但捍卫的结果如何，难以断言。
更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世界上的地缘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会越来越多。美国视中国为最大挑战，对于其他地区的混乱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一个稳定且有合作意愿的中国比一个行为不可预测的中国更符合美国利益。更不用说，还有气候变化等在美国选举中越来越重要的议题。所以，与中国的竞争、对抗重要，但在不伤害世界秩序的前提下，与中国的合作和默契同样重要。
第四，布林肯宣传了拜登政府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共同行动的具体方案，声称要通过“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来规训中国的行为。
无论彭斯和蓬佩奥的讲话中反华调门多么高，在亚太这一块，其内容都是虚的，无非是参加一下东盟峰会或亚太经合论坛，给美国的盟友和潜在盟友们鼓鼓劲儿。但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更加深入地连接美国与亚太(或印太)，反而退出了TPP。
这次拜登访问亚洲时高调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然其实质，不过是美国的给中国周边国家开具的任务清单，号令其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当中国东南海域发生战争时能够联合起来实施制裁。
在欧洲，美国有北约框架可以借用，所以俄乌战争爆发后能够在几天之内完成欧美诸国对俄罗斯的联合经济制裁。在亚太地区，显然不会这样顺利。所以拜登希望借“印太经济框架”，预先协调各方对华立场，在需要时立即启动联合制裁。
然而在列出了一系列任务之后，“印太经济框架”并没有解决亚太各国最为关心的市场准入问题——美国不愿意进一步为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美国国内市场。一位东南亚国家的官员说得很形象：原来都是胡萝卜加大棒，这一回怎么连根胡萝卜都没有了呢?
“印太经济框架”还有一个致命缺点，它不是国会通过的法案，其生存完全依赖于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如今的选情堪忧，如果特朗普2024年卷土重来，其态度不问可知。
让我们看看布林肯的前辈们是怎么做事的。
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进行了一场11分钟的演讲：“美国应尽力协助世界恢复至经济健全的常态，没有它，也就没有政治的安定，没有牢固的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悲惨、混乱……” 以此为蓝本的“马歇尔计划”也确实拿出了真金白银援助欧洲。
无论“马歇尔计划”夹带了多少美国国家利益的“私货”，马歇尔这几句话看上去仍然充满了“挺身而出、舍我其谁”气概，这是拜登小家子气的“印太经济框架”完全无法比拟的。当然，从根子上讲，这显现了战后初期的美国与当今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
不过冷战史研究让我们看到，就在哈佛演讲的同时，马歇尔在内部讨论中放下了 “不反对任何国家”的场面话，果断赞同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并且要将已成一片废墟的德国建成“遏制苏联的堡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外宣文章与内部报告之间的区别，因为遏制(containment)就是冷战。
新冠疫情期间，containment这个词频繁出现在英语新闻中，因为它是防疫隔离的意思。对某个国家进行“防疫隔离”，或是把某一类国家一起关进“防疫方舱”，这不是冷战又是什么?
我感觉，从布林肯的“亚洲学会演讲”及其舆论场上的反应看，多数美国人希望与中国展开一场“新型冷战”，它应该像肯尼迪的梦想那样能够激发雄心，像里根的强势那样在压倒对手，让大国竞争的危机感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借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使日渐分裂的美国社会重新团结起来，让军工复合体赚饱的同时还保证底层劳工免受来自中国的竞争，最后还能赢得一场兵不血刃的胜利。
与此同时，还要避免“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所带来的一触即发的核大战，不再重演家家户户挖地堡阴影。
总之，就是有“竞争”和“对抗”带来的一切美好，而没有“相互确保毁灭”的恐怖和生活成本骤增的折磨。
天底下果真有这样的好事?
布林肯诸人在幕后究竟如何制定对华战略，普通人当然无从知道，若找到最合适的参照物，或许能给今人一些启示。
与美苏矛盾相比，中美之间矛盾更加类似与20世纪初的英德矛盾。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有重大差异，但冲突的焦点并不在意识形态上。新崛起国家将旧霸主挤出本地区的趋势，旧的均势难以维持，旧霸主的制海权受到威胁，这才是双方矛盾的焦点。一旦世界上某一重要区域被某个强国控制，转向封闭，足以威胁一个全球性商业帝国的生存。
所以，相比起前面提到的公开演讲，甚至比起凯南的“长电文”，115年前英国外交部的内部报告《克劳备忘录》更值得对中美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反复揣摩。
当时英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正在崛起的德国鼓吹“世界政策”是不是真的要与英国为敌，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该如何应对。是严厉警告德国不可以再扩张海军呢?还是通过局部“体面的”让步来换取谅解，以避免一场导致霸权陨落的大战?
克劳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对，他的核心论点是：没有必要去揣测德国是否有野心颠覆英国所构建的国际秩序，只要德国正在发展出这样的能力，相应的野心就可能在未来任何时候出现。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如果德国大体上遵守现行的国际秩序(用“体面的方式”扩大贸易)，声称发展海军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此处应理解为“欧洲人之间的和平”)，那么在保持自身军备优势的前提下，英国不需要去干涉德国发展军备的主权，反而应该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宽容立场;但同时也必须让德国知道红线所在，“一旦英国或盟国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英国必然将会以坚定的反对来代替先前的宽容”，绝不在违背既定原则的情况下与德国达成妥协，否则只会诱发德国人进一步的试探。
读完《克劳备忘录》，再看看布林肯在演讲中强调的前提吧：“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
虽时过境迁，而心理悠同。对于后世的那些超级大国或意欲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而言，克劳带来洞见是：霸主总会遭人嫉恨，要想当得长久，其外交政策不但要照顾本国的利益，还需要与“大多数或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的首要利益及核心利益相一致”。
本文只想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精英的想法，而不是要庙算其成败。至于中国应如何应对，本文不愿妄议，更不愿说那些“正确的废话”：“为应对美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和综合威慑，中国必须在经贸、金融、能源、舆论、军事科技等多个方向做好准备。”——某些专家组40页长文的最终结论。【1】
但我想在结尾处分享一点观察。
在浏览了美国的十几个立场各异的智库，翻看了几个中国知名智库的文章，甚至看了各种大V和“野生国师”之后，我发现各类观点之间争议岂止是鸡同鸭讲，简直形同碳基生物与硅基生物之间的对立。
然而，神奇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中美相争的胜负点，是看两个大国谁能处理好本国自身的问题。
而作为《克劳备忘录》的资深研究者，吴征宇认为中国在对抗美国时的最大危险是：“以外部环境恶化为借口根本地脱离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将许多原本应当加以改革的体制性缺陷当作抗衡美国及其盟友的必要条件予以保留甚至强化。”【2】
本文写于6月初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大围剿：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http://rdcy.ruc.edu.cn/docs/2022-05/3a2b1c197f484830b4cd41b53127cb86.pdf。
【2】吴征宇：《<克劳备忘录>、“再平衡”与中美关系》，《江海学刊》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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