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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于4月7日同意为期两周的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都宣称自己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双方都说同样的话:我们坚持住了,是对方先眨眼。事实上,双方都决定接受平局。而这样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很有可能出现,因为这场博弈的结构限制了参与者的决策——即使是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物也不例外。

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开局、中局和残局。与国际象棋一样,开局涉及部署兵力和与敌人交战。如果无法迅速取胜,争夺就会进入中局,双方在此阶段拼死相搏,试图迫使对方投降。随着战场趋势逐渐明朗,最终会浮现出一种逻辑结果的大致轮廓,战争便进入残局阶段,在此期间敲定最终和解的具体细节。
在伊朗,残局始于特朗普威胁称若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将实施大规模破坏,它将持续到交战双方达成结束敌对行动的稳定协议为止。停火很可能持续下去,原因与当初达成停火的原因相同:双方都在承受痛苦,如果战争升级而非结束,他们将遭受更大损失。
特朗普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时信心满满,认为冲突会相对迅速且代价低廉,伊朗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反击。但这两个假设均未成立。随着战斗持续,这场战争开始不再像国际象棋,而更像一种致命的游戏,称为“美元拍卖”,它会将参与者困在无利可图的升级循环中。
这个概念很简单:两名玩家竞拍一美元的奖品,并同意无论结果如何都支付自己最后的出价。起初,玩家们积极出价,希望获利。随着价格上升,陷阱悄然关闭。首先出价1美元的玩家能持平。但另一名玩家则几乎损失一美元(他的最后出价),因此有动力再多赌一点——比如1.05美元——以期至少少亏一些(仅亏5美分)。不幸的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第一名玩家,他现在也有动力继续加价。从此以后,这场游戏没有内在停止点;看似无用的成本不断累积,玩家们越赌越高,直到他们退出或耗尽资源。
战争常常演变为美元拍卖,因为随着战斗持续,双方成本都在不可阻挡地攀升。交战各方一路逐步支付代价,总成本往往远远超过他们最初认为目标价值所值得的。到3月底,双方显然都不会轻易让步,伊朗战争已达到转折点,所有人都开始陷入亏损。
美元拍卖没有固定、可预测的结果。正如经济学家马丁·舒比克所指出的,“这场游戏的进行似乎几乎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学,或其他未明说的环境因素。”在本例中,“未明说的因素”是双方都有能力对对方造成巨大损害:美国通过空中力量,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周边经济基础设施。这创造了一种战争内部威慑局面,双方都不愿动用终极武器,担心对方也会如法炮制。
特朗普的最后通牒——威胁称若伊朗不投降,“整个文明都将消亡”——几乎肯定是虚张声势,因为兑现如此极端威胁将给美国带来难以想象的代价,并使其海湾盟友面临风险,这些盟友仍易受伊朗反击。但由于人人都知道特朗普的“疯子”做派并非完全是表演,伊朗人无法确定特朗普是否会让步。由于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全面化,他们都从悬崖边后退。就在那时,战争的残局真正开始了。
收拾残局
通过同意停火,美国和伊朗至少默许承认,他们无法从这场战争中获得想要的一切。但“平局”这个类别在胜利与失败之间涵盖了很大范围,因此残局如何展开至关重要。在巴基斯坦的谈判中,双方需要为若干问题找到妥协方案,包括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美国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伊朗的地区颠覆活动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双方诉求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认为谈判会破裂,停火会瓦解。然而双方都清楚,重新开战会让他们重陷刚刚逃脱的地狱——为日益减少的回报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前景只会更糟。
娴熟的外交或许能利用谈判为持久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这是亨利·基辛格曾经擅长的领域。但如今能见到基辛格式人物的人寥寥无几,因此期望过高是错误的。最可能的结果是妥协与“踢皮球”并存,产生足够实际的成果,让海湾周边重新恢复类似正常的经济活动,同时把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尘埃落定后,伊朗很可能仍保有某种核计划的潜力,但美国应能对其施加一定限制。(这些限制是否比美国2018年退出的核协议中的限制更多或更少,尚待观察。)伊朗的部分制裁将被解除,其他制裁可能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很可能恢复,但新条款很可能对伊朗有利。
以色列因素将使事情大大复杂化,因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伊朗将寻求通过和解来约束以色列,而以色列将寻求行动自由以继续在黎巴嫩及其他地区的行动。美国将夹在中间,被迫同时与敌人和盟友谈判。(这并不罕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残局谈判中也发生过同样情况,当时首尔和西贡的主张比华盛顿更强硬。)然而,无论以色列方面发生什么,美国和伊朗都不会允许它干扰双方的主要交往,因为利害关系太大了。
最终,这场战争将实现华盛顿的最低军事目标,但无法实现其更大的战略目标。交战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将基本保持未解决状态,所有各方都将回到通过公开战争之外的手段——包括秘密行动——来追求这些目标。伊朗政权将存活,但其领导层将被削弱,能力也将受损。地区紧张局势将持续发酵,各方都在猜测未来的冲突是否会爆发以及何时爆发。
美国人可能会质疑这一切是否值得。以色列人将此类行动称为“割草”,几十年来一直依赖这种方式来应对来自黎巴嫩和加沙的威胁。对其智慧和价值的判断,最终取决于你有多害怕高草中潜伏的东西,以及你愿意为修剪草坪付出多大代价。美国战略家将伊朗威胁视为众多关切之一,并承担着比以色列同行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秩序责任,因此通常回避这种做法。除非巴基斯坦的谈判取得非凡成果,否则特朗普所谓的“小小远足”所带来的高成本与低回报,将印证他们的怀疑。
作者简介:吉迪恩·罗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在双方于4月7日同意为期两周的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都宣称自己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双方都说同样的话:我们坚持住了,是对方先眨眼。事实上,双方都决定接受平局。而这样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很有可能出现,因为这场博弈的结构限制了参与者的决策——即使是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物也不例外。

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开局、中局和残局。与国际象棋一样,开局涉及部署兵力和与敌人交战。如果无法迅速取胜,争夺就会进入中局,双方在此阶段拼死相搏,试图迫使对方投降。随着战场趋势逐渐明朗,最终会浮现出一种逻辑结果的大致轮廓,战争便进入残局阶段,在此期间敲定最终和解的具体细节。
在伊朗,残局始于特朗普威胁称若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将实施大规模破坏,它将持续到交战双方达成结束敌对行动的稳定协议为止。停火很可能持续下去,原因与当初达成停火的原因相同:双方都在承受痛苦,如果战争升级而非结束,他们将遭受更大损失。
特朗普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时信心满满,认为冲突会相对迅速且代价低廉,伊朗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反击。但这两个假设均未成立。随着战斗持续,这场战争开始不再像国际象棋,而更像一种致命的游戏,称为“美元拍卖”,它会将参与者困在无利可图的升级循环中。
这个概念很简单:两名玩家竞拍一美元的奖品,并同意无论结果如何都支付自己最后的出价。起初,玩家们积极出价,希望获利。随着价格上升,陷阱悄然关闭。首先出价1美元的玩家能持平。但另一名玩家则几乎损失一美元(他的最后出价),因此有动力再多赌一点——比如1.05美元——以期至少少亏一些(仅亏5美分)。不幸的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第一名玩家,他现在也有动力继续加价。从此以后,这场游戏没有内在停止点;看似无用的成本不断累积,玩家们越赌越高,直到他们退出或耗尽资源。
战争常常演变为美元拍卖,因为随着战斗持续,双方成本都在不可阻挡地攀升。交战各方一路逐步支付代价,总成本往往远远超过他们最初认为目标价值所值得的。到3月底,双方显然都不会轻易让步,伊朗战争已达到转折点,所有人都开始陷入亏损。
美元拍卖没有固定、可预测的结果。正如经济学家马丁·舒比克所指出的,“这场游戏的进行似乎几乎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学,或其他未明说的环境因素。”在本例中,“未明说的因素”是双方都有能力对对方造成巨大损害:美国通过空中力量,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周边经济基础设施。这创造了一种战争内部威慑局面,双方都不愿动用终极武器,担心对方也会如法炮制。
特朗普的最后通牒——威胁称若伊朗不投降,“整个文明都将消亡”——几乎肯定是虚张声势,因为兑现如此极端威胁将给美国带来难以想象的代价,并使其海湾盟友面临风险,这些盟友仍易受伊朗反击。但由于人人都知道特朗普的“疯子”做派并非完全是表演,伊朗人无法确定特朗普是否会让步。由于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全面化,他们都从悬崖边后退。就在那时,战争的残局真正开始了。
收拾残局
通过同意停火,美国和伊朗至少默许承认,他们无法从这场战争中获得想要的一切。但“平局”这个类别在胜利与失败之间涵盖了很大范围,因此残局如何展开至关重要。在巴基斯坦的谈判中,双方需要为若干问题找到妥协方案,包括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美国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伊朗的地区颠覆活动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双方诉求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认为谈判会破裂,停火会瓦解。然而双方都清楚,重新开战会让他们重陷刚刚逃脱的地狱——为日益减少的回报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前景只会更糟。
娴熟的外交或许能利用谈判为持久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这是亨利·基辛格曾经擅长的领域。但如今能见到基辛格式人物的人寥寥无几,因此期望过高是错误的。最可能的结果是妥协与“踢皮球”并存,产生足够实际的成果,让海湾周边重新恢复类似正常的经济活动,同时把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尘埃落定后,伊朗很可能仍保有某种核计划的潜力,但美国应能对其施加一定限制。(这些限制是否比美国2018年退出的核协议中的限制更多或更少,尚待观察。)伊朗的部分制裁将被解除,其他制裁可能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很可能恢复,但新条款很可能对伊朗有利。
以色列因素将使事情大大复杂化,因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伊朗将寻求通过和解来约束以色列,而以色列将寻求行动自由以继续在黎巴嫩及其他地区的行动。美国将夹在中间,被迫同时与敌人和盟友谈判。(这并不罕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残局谈判中也发生过同样情况,当时首尔和西贡的主张比华盛顿更强硬。)然而,无论以色列方面发生什么,美国和伊朗都不会允许它干扰双方的主要交往,因为利害关系太大了。
最终,这场战争将实现华盛顿的最低军事目标,但无法实现其更大的战略目标。交战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将基本保持未解决状态,所有各方都将回到通过公开战争之外的手段——包括秘密行动——来追求这些目标。伊朗政权将存活,但其领导层将被削弱,能力也将受损。地区紧张局势将持续发酵,各方都在猜测未来的冲突是否会爆发以及何时爆发。
美国人可能会质疑这一切是否值得。以色列人将此类行动称为“割草”,几十年来一直依赖这种方式来应对来自黎巴嫩和加沙的威胁。对其智慧和价值的判断,最终取决于你有多害怕高草中潜伏的东西,以及你愿意为修剪草坪付出多大代价。美国战略家将伊朗威胁视为众多关切之一,并承担着比以色列同行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秩序责任,因此通常回避这种做法。除非巴基斯坦的谈判取得非凡成果,否则特朗普所谓的“小小远足”所带来的高成本与低回报,将印证他们的怀疑。
作者简介:吉迪恩·罗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