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特·斯旺森：伊朗会妥协吗？特朗普是否低估德黑兰的决心

　　周末，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未能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乍一看，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对伊朗核计划实施重大限制，并限制伊朗的导弹武库以及对黎巴嫩民兵真主党等代理人的支持。而伊朗则希望将其对海峡的控制货币化、全面解除制裁(包括解冻资产)、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最重要的是获得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恢复对伊朗战争的持久保证。

　　谈判呈现出非同寻常的紧迫感，部分原因是伊朗发现了一张新的王牌：它有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事实上，这一做法在制造杠杆方面极为成功，以至于4月13日特朗普开始实施自己的封锁，誓言阻止任何与伊朗港口有往来的船只进出海峡。特朗普的反封锁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伊朗能否承受比美国更多的短期经济痛苦。

　　尽管美伊立场看似格格不入，但结束战争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已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却收获甚微。与此同时，伊朗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数千伊朗人丧生，伊朗为在美以攻势中生存而牺牲了与海湾邻国的关系。

　　随着华盛顿和德黑兰进入冲突的新危险阶段，美国必须面对一个不断演变的伊朗政权。尽管该政权迄今表现得相当顽强，但它面临系统性问题，正处于转型早期阶段。因此，美伊谈判的命运，将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应对伊朗国内政治变化，以及他对可实现目标的认知是否符合伊朗的现实。短期内，特朗普需要战术灵活，在结束战争的同时尽可能少做让步，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但从长期来看，他需要一个连贯的战略——而这正是他在发动战争前未能制定的。

　　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

　　这场战争自相矛盾且可能持久的遗产是：伊朗在军事上遭到重创，却也重建了威慑力。在过去几十年里，伊朗的安全架构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其导弹计划、潜在的核武器制造能力，以及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和恐怖代理人的支持。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袭击之后，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系统性地打击了这些支柱。以色列重创了哈马斯和真主党，并与美国一道于2025年6月摧毁了伊朗大部分核基础设施。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攻击伊朗时，伊朗的导弹计划似乎已成为其最后的威慑或报复手段。

　　然而，最新一轮战斗证明，伊朗还有另一件可用工具：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已表明，它能以相对较小的努力关闭这条狭窄通道。该海峡直接影响全球商业和美国利益，这是伊朗其他工具所不具备的。

　　伊朗的地理位置，加上相对廉价和简单的技术，使关闭海峡变得极具杀伤力。战争刚开始，伊朗就袭击了至少两艘它声称非法穿越海峡的船只。这些船只实际上与伊朗政权有联系，但损害已经造成。袭击吓坏了海上保险公司，导致它们取消承保，使船只滞留在波斯湾。今后，伊朗只需复制类似策略，就能控制海峡并施展巨大权力。关闭商业交通并不需要太多努力。

　　这一新获得的杠杆为德黑兰提供了巨大优势。数十艘船只已向伊朗支付高额通行费以穿越海峡。如果伊朗在战后继续这样做，它就能在急需现金的时候获得可观的收入来源。最重要的是，海峡现在代表了自2024年以色列重创真主党以来伊朗一直缺失的安全保障;几十年来，该组织威胁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能力曾是阻止对伊朗使用武力的威慑。今后，所有美国领导人，包括特朗普，在考虑再次与伊朗开战或允许以色列发动打击时，都会三思而后行，因为他们知道伊朗能扰乱全球经济。

　　特朗普正试图通过设立自己的海峡封锁来模仿伊朗的成功。此举可能在短期谈判中加强特朗普的筹码，因为它将剥夺伊朗选择哪些船只可穿越海峡的能力，并扼杀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时间站在伊朗一边。对伊朗政权而言，这场战争事关存亡，因此它有更大的动力忍受更长时间的痛苦。伊朗已经承受了近五十年的经济胁迫。如果谈判破裂，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通过进一步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来对全球经济施加痛苦。与此同时，特朗普必须担心美国中期选举前的民意。伊朗正指望特朗普先眨眼。

　　调整预期

　　从长期来看，美伊谈判将部分取决于该政权的未来。目前尚不清楚伊斯兰共和国会以何种面貌走出这场冲突——是采取最高领袖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瓦希迪似乎青睐的焦土政策，像朝鲜那样，还是由特朗普政府认为务实且机会主义的温和派人物控制，例如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每一位幸存的革命卫队领导人如今都成了某种漫画式人物。

　　然而，明确的一点是，伊朗的表现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好。在2月28日之前，政权更迭倡导者和美以战争规划者普遍认为，杀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安全负责人阿里·拉里贾尼等骨干人物将导致政权崩溃。尽管这么多领导人的死亡可能在战后引发残酷的内斗，但迄今为止伊朗的决策已被证明是去中心化、灵活、连贯且果断的。甚至伊朗谈判团队的构成也反映了这种动态：阿巴斯·阿拉格奇和阿里·巴盖里·卡尼这两位政治对手，观点截然相反，却搁置分歧，以统一阵线代表伊朗。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比它意识到的要小。特朗普曾打赌他能通过轰炸迫使伊朗屈服，但这种做法失败了。现在，随着海军封锁的启动，他似乎正试图在经济和外交上胁迫伊朗，而在加速的时间表上这将难以实现。特朗普想嗅出一位他能打交道的领导人，就像他在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特朗普并非唯一试图干预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的美国领导人。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都曾试图加强体制内的温和派，而乔治·W·布什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则试图煽动政权更迭。没有人成功。

　　谈判进一步复杂化，因为伊朗领导人常常高估自己的手牌，并且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美国对手。作为多届美国政府谈判代表的我，曾近距离目睹这些动态，包括2021年和2022年伊朗与拜登政府就重返伊朗核协议进行的谈判——该协议是特朗普2018年退出的。

　　那些谈判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伊朗认为谈判拖得越久，就能挤出越多让步——例如取消更多制裁(尽管这些制裁无关紧要)。但这源于对美国的根本误读。乔·拜登总统部分原因是看到伊朗的拖延正在削弱协议的价值而终止了谈判。他认为，随着德黑兰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它正在积累核能力，而这正是美国试图限制的。

　　伊朗和美国今天正面临犯下类似错误的危险。双方可能都想要一个下坡路，但极端主义诉求加上对对手的糟糕理解，大大降低了成功的机会。特朗普似乎仍相信额外压力会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而伊朗继续寄希望于特朗普在某个时刻让步。

　　不要期待短期内出现任何变革性突破

　　回顾过去，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美国分析家可能高估了战前伊朗的脆弱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朗过去是、现在仍然受到创纪录水平的通胀以及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困扰。例如，伊朗已迅速耗尽地下水资源。去年夏天，德黑兰的自来水龙头半天无水，国家媒体警告称部分人口可能需要搬迁。几个月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扬公开承认，他的政府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德黑兰没有为社会项目拨款，而是几十年来一直为核计划和代理人掏钱，而到2025年6月，这些代理人实际上已毫无价值。

　　政权安全部队1月杀害至少7000名伊朗抗议者后，该政权显得脆弱。如果美国什么都不做，德黑兰的领导人现在的处境可能比今天更糟。这场战争无意中给了政权新的生命，但只是暂时的。即使有了新的威慑机制和潜在的现金流入，伊斯兰共和国也并未解决战前困扰它的任何系统性问题。

　　不要期待短期内出现任何变革性突破。伊朗绝不会因为军事压力而投降，也很可能不会屈服于经济胁迫。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伊朗很可能认为，随着海峡关闭，时间站在它一边，因为它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强于世界其他国家。毕竟，伊朗已在制裁中摸索前行了多年。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美国的核心利益——结束战争并找到让海上交通通过海峡的办法——代价越小越好，最好不允许伊朗在航道上设立收费站。几周前，美国可能只需承诺美国和以色列停止打击就能实现目标。现在这个代价很可能更高。

　　战后伊朗很可能经历一段转型和内部权力斗争时期。在此期间，伊朗领导层将无法做出根本改变伊斯兰共和国的让步。更有限的协议或许可能。例如，伊朗可能放弃其高浓缩铀库存，以换取制裁缓解。但在领导层过渡期以及伊朗自认为获胜的战争之后，不可能达成变革性协议。

　　好消息是，在未来某个时刻，从伊朗领导真空中脱颖而出的任何人，都必须选择是复制老哈梅内伊失败的策略，还是优先考虑稳定和普通伊朗人的福祉。不幸的是，特朗普无法决定伊朗的时间表。他最好的选择是现在退出这场战争，并准备一个清晰、可信且简洁的愿景，说明美国希望从伊朗得到什么，以及准备提供什么回报，希望伊朗的下一任领导人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作者简介：内特·斯旺森是大西洋理事会常驻高级研究员兼伊朗战略项目主任。2022年至2025年间，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事务主任。2025年春夏，他曾在特朗普政府的伊朗谈判团队任职。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周末，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未能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乍一看，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对伊朗核计划实施重大限制，并限制伊朗的导弹武库以及对黎巴嫩民兵真主党等代理人的支持。而伊朗则希望将其对海峡的控制货币化、全面解除制裁(包括解冻资产)、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最重要的是获得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恢复对伊朗战争的持久保证。

　　谈判呈现出非同寻常的紧迫感，部分原因是伊朗发现了一张新的王牌：它有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事实上，这一做法在制造杠杆方面极为成功，以至于4月13日特朗普开始实施自己的封锁，誓言阻止任何与伊朗港口有往来的船只进出海峡。特朗普的反封锁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伊朗能否承受比美国更多的短期经济痛苦。

　　尽管美伊立场看似格格不入，但结束战争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已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却收获甚微。与此同时，伊朗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数千伊朗人丧生，伊朗为在美以攻势中生存而牺牲了与海湾邻国的关系。

　　随着华盛顿和德黑兰进入冲突的新危险阶段，美国必须面对一个不断演变的伊朗政权。尽管该政权迄今表现得相当顽强，但它面临系统性问题，正处于转型早期阶段。因此，美伊谈判的命运，将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应对伊朗国内政治变化，以及他对可实现目标的认知是否符合伊朗的现实。短期内，特朗普需要战术灵活，在结束战争的同时尽可能少做让步，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但从长期来看，他需要一个连贯的战略——而这正是他在发动战争前未能制定的。

　　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

　　这场战争自相矛盾且可能持久的遗产是：伊朗在军事上遭到重创，却也重建了威慑力。在过去几十年里，伊朗的安全架构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其导弹计划、潜在的核武器制造能力，以及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和恐怖代理人的支持。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袭击之后，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系统性地打击了这些支柱。以色列重创了哈马斯和真主党，并与美国一道于2025年6月摧毁了伊朗大部分核基础设施。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攻击伊朗时，伊朗的导弹计划似乎已成为其最后的威慑或报复手段。

　　然而，最新一轮战斗证明，伊朗还有另一件可用工具：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已表明，它能以相对较小的努力关闭这条狭窄通道。该海峡直接影响全球商业和美国利益，这是伊朗其他工具所不具备的。

　　伊朗的地理位置，加上相对廉价和简单的技术，使关闭海峡变得极具杀伤力。战争刚开始，伊朗就袭击了至少两艘它声称非法穿越海峡的船只。这些船只实际上与伊朗政权有联系，但损害已经造成。袭击吓坏了海上保险公司，导致它们取消承保，使船只滞留在波斯湾。今后，伊朗只需复制类似策略，就能控制海峡并施展巨大权力。关闭商业交通并不需要太多努力。

　　这一新获得的杠杆为德黑兰提供了巨大优势。数十艘船只已向伊朗支付高额通行费以穿越海峡。如果伊朗在战后继续这样做，它就能在急需现金的时候获得可观的收入来源。最重要的是，海峡现在代表了自2024年以色列重创真主党以来伊朗一直缺失的安全保障;几十年来，该组织威胁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能力曾是阻止对伊朗使用武力的威慑。今后，所有美国领导人，包括特朗普，在考虑再次与伊朗开战或允许以色列发动打击时，都会三思而后行，因为他们知道伊朗能扰乱全球经济。

　　特朗普正试图通过设立自己的海峡封锁来模仿伊朗的成功。此举可能在短期谈判中加强特朗普的筹码，因为它将剥夺伊朗选择哪些船只可穿越海峡的能力，并扼杀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时间站在伊朗一边。对伊朗政权而言，这场战争事关存亡，因此它有更大的动力忍受更长时间的痛苦。伊朗已经承受了近五十年的经济胁迫。如果谈判破裂，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通过进一步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来对全球经济施加痛苦。与此同时，特朗普必须担心美国中期选举前的民意。伊朗正指望特朗普先眨眼。

　　调整预期

　　从长期来看，美伊谈判将部分取决于该政权的未来。目前尚不清楚伊斯兰共和国会以何种面貌走出这场冲突——是采取最高领袖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瓦希迪似乎青睐的焦土政策，像朝鲜那样，还是由特朗普政府认为务实且机会主义的温和派人物控制，例如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每一位幸存的革命卫队领导人如今都成了某种漫画式人物。

　　然而，明确的一点是，伊朗的表现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好。在2月28日之前，政权更迭倡导者和美以战争规划者普遍认为，杀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安全负责人阿里·拉里贾尼等骨干人物将导致政权崩溃。尽管这么多领导人的死亡可能在战后引发残酷的内斗，但迄今为止伊朗的决策已被证明是去中心化、灵活、连贯且果断的。甚至伊朗谈判团队的构成也反映了这种动态：阿巴斯·阿拉格奇和阿里·巴盖里·卡尼这两位政治对手，观点截然相反，却搁置分歧，以统一阵线代表伊朗。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比它意识到的要小。特朗普曾打赌他能通过轰炸迫使伊朗屈服，但这种做法失败了。现在，随着海军封锁的启动，他似乎正试图在经济和外交上胁迫伊朗，而在加速的时间表上这将难以实现。特朗普想嗅出一位他能打交道的领导人，就像他在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特朗普并非唯一试图干预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的美国领导人。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都曾试图加强体制内的温和派，而乔治·W·布什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则试图煽动政权更迭。没有人成功。

　　谈判进一步复杂化，因为伊朗领导人常常高估自己的手牌，并且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美国对手。作为多届美国政府谈判代表的我，曾近距离目睹这些动态，包括2021年和2022年伊朗与拜登政府就重返伊朗核协议进行的谈判——该协议是特朗普2018年退出的。

　　那些谈判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伊朗认为谈判拖得越久，就能挤出越多让步——例如取消更多制裁(尽管这些制裁无关紧要)。但这源于对美国的根本误读。乔·拜登总统部分原因是看到伊朗的拖延正在削弱协议的价值而终止了谈判。他认为，随着德黑兰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它正在积累核能力，而这正是美国试图限制的。

　　伊朗和美国今天正面临犯下类似错误的危险。双方可能都想要一个下坡路，但极端主义诉求加上对对手的糟糕理解，大大降低了成功的机会。特朗普似乎仍相信额外压力会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而伊朗继续寄希望于特朗普在某个时刻让步。

　　不要期待短期内出现任何变革性突破

　　回顾过去，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美国分析家可能高估了战前伊朗的脆弱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朗过去是、现在仍然受到创纪录水平的通胀以及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困扰。例如，伊朗已迅速耗尽地下水资源。去年夏天，德黑兰的自来水龙头半天无水，国家媒体警告称部分人口可能需要搬迁。几个月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扬公开承认，他的政府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德黑兰没有为社会项目拨款，而是几十年来一直为核计划和代理人掏钱，而到2025年6月，这些代理人实际上已毫无价值。

　　政权安全部队1月杀害至少7000名伊朗抗议者后，该政权显得脆弱。如果美国什么都不做，德黑兰的领导人现在的处境可能比今天更糟。这场战争无意中给了政权新的生命，但只是暂时的。即使有了新的威慑机制和潜在的现金流入，伊斯兰共和国也并未解决战前困扰它的任何系统性问题。

　　不要期待短期内出现任何变革性突破。伊朗绝不会因为军事压力而投降，也很可能不会屈服于经济胁迫。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伊朗很可能认为，随着海峡关闭，时间站在它一边，因为它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强于世界其他国家。毕竟，伊朗已在制裁中摸索前行了多年。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美国的核心利益——结束战争并找到让海上交通通过海峡的办法——代价越小越好，最好不允许伊朗在航道上设立收费站。几周前，美国可能只需承诺美国和以色列停止打击就能实现目标。现在这个代价很可能更高。

　　战后伊朗很可能经历一段转型和内部权力斗争时期。在此期间，伊朗领导层将无法做出根本改变伊斯兰共和国的让步。更有限的协议或许可能。例如，伊朗可能放弃其高浓缩铀库存，以换取制裁缓解。但在领导层过渡期以及伊朗自认为获胜的战争之后，不可能达成变革性协议。

　　好消息是，在未来某个时刻，从伊朗领导真空中脱颖而出的任何人，都必须选择是复制老哈梅内伊失败的策略，还是优先考虑稳定和普通伊朗人的福祉。不幸的是，特朗普无法决定伊朗的时间表。他最好的选择是现在退出这场战争，并准备一个清晰、可信且简洁的愿景，说明美国希望从伊朗得到什么，以及准备提供什么回报，希望伊朗的下一任领导人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作者简介：内特·斯旺森是大西洋理事会常驻高级研究员兼伊朗战略项目主任。2022年至2025年间，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事务主任。2025年春夏，他曾在特朗普政府的伊朗谈判团队任职。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