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兰·亚希夫：以色列内部的割裂如何塑造其政治和激进的外交政策

　　想象两个中东国家。第一个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大不相同。它经济生产力极高，人均GDP达8万美元，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它拥有优秀的大学和高度发达的科技产业。人民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总体上支持自由民主。

　　第二个国家则更像它的邻国。其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就业，而那些有工作的人往往从事低技能职业，收入微薄。人均GDP为3.5万美元，不到第一个国家的一半。其人口的宗教虔诚程度介于传统与深度虔诚之间，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大多数居民似乎对自由价值观漠不关心，甚至积极反对。

　　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犹太人，但它却分裂为受过良好教育、高收入群体和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群体。前者承担了该国大部分税收和财富，通常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府。后者则主要由极端正统派组成，他们的失业率在国内最高，还有宗教民族主义者;这两个群体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均占有重要席位。

　　这一分裂已经对以色列社会造成了损害。它正是该国政治极化严重、政府频繁倒台的部分原因(过去六年里以色列已举行五次选举)。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只会让这个犹太国家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该国中持自由主义、高生产力群体的人口比例正在缩小，而保守、低生产力群体的人口比例却在不断扩大。结果，以色列的税收基础将逐渐被侵蚀。极右翼、宗教政客将继续获得更多权力。以色列国内将变得更加贫穷和压抑，而在国外，它已经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最近与美国合作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就是例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被西方许多人视为种族灭绝，是另一种侵略表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益增多的暴力挑衅同样如此。

　　这些进程还将使以色列越来越像该地区其他国家——包括它的死敌伊朗。德黑兰对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敌意和侵略根源于原教旨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但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同样受制于弥赛亚式议程，它急于与伊朗进行全面战争——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承诺提供美国支持、使其得以发动战争时，以色列更是欣喜若狂。

　　生产力差距

　　以色列社会由不同群体拼凑而成，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利益。但它的分裂可以用两个社区来概括。第一个是由高科技从业者组成的社区。他们约占以色列劳动力的10%，却创造了该国近五分之一的GDP——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产业的生产力是经济其他部门的两倍多。这反映了该部门出色的人力资本、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以及强大的研究网络。该产业约占以色列服务出口的一半，以及政府税收收入的四分之一。换言之，它是以色列财政能力和外部韧性的主要来源。

　　在经济的另一端则是极端正统派。只有54%的极端正统派男性有工作。即使他们工作，也大多从事低技能职业，平均收入仅为非正统派犹太男性的约一半。极端正统派女性的就业率为81%，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相当，但平均收入要少三分之一;她们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低技能和兼职。

　　约有三分之一的极端正统派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他犹太家庭这一比例约为14%。这些不幸的数据部分源于个人选择，但也源于制度化的安排。例如，极端正统派男性在很大程度上免除兵役，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一个在促进劳动力市场融入和社会凝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机构。极端正统派还与以色列的主流教育系统隔离。他们就读的学校优先教授宗教课程，而排除数学、科学和英语等核心科目。这种结构实际上将大量年轻男性引向终身宗教学习或边缘化就业。极端正统派女性承担着巨大负担，必须管理大家庭并从事兼职工作。由于极端正统派家庭收入相对较低，他们缴纳的税收很少或没有，并依赖公共社会支出以及纽约和伦敦极端正统派社区的资助。

　　极端正统派并非唯一面临低生产力问题的以色列人口群体。该国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20%，也大多从事低工资工作。与极端正统派不同，阿拉伯以色列人并非因自身决定和社区结构而被排除在以色列先进经济部门之外。他们面临普遍的歧视，对其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导致他们难以获得高质量教育和高技能就业。因此，他们无法像犹太同胞那样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

　　极端正统派在以色列人口中的比例正在增长。目前他们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4%，但极端正统派以色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约为6.5个孩子，而世俗犹太妇女仅为2个，另一个快速增长的群体——宗教犹太妇女为3.7个。这意味着，到2040年代中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有望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到2060年代将接近三分之一。

　　这一趋势将使以色列极难长期维持高人均GDP水平。原因不难理解：一个不断萎缩的高生产力群体无法无限期地资助一个快速增长的低生产力群体。最终，政府将难以负担公共产品——包括教育机构、医疗体系、基础设施和军队。个人和企业很可能通过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外来应对。

　　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在发生。2023-2024年，约有10万以色列人移民;根据经济学家伊泰·阿特尔、尼泰·伯格曼和多伦·扎米尔最近的一项研究，离开的人中许多是医学、工程、学术和技术领域的高技能专业人士。历史经验表明，此类流失将难以逆转(例如，在2010年代初债务危机期间及之后，希腊失去了近5%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再也没有回来)。向外移民将进一步侵蚀税收基础，从而加剧以色列现有的财政压力。决策者将不得不对剩余劳动者征收更高税收，从而促使更多人离开。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下调以色列债务评级，导致借贷成本上升，进一步限制以色列的政策选择。其结果将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投资减少、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下降。

　　一个分裂的家

　　以色列的经济分裂与国家的政治极化密切对应。高生产力部门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自由媒体以及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相比之下，低生产力群体则越来越支持那些削弱这些制度和制约的政党。

　　极端正统派政党与以色列的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政党(但非极端正统派)有着天然的伙伴关系。这些政党约代表以色列人口的15%，这是一个经济上比极端正统派更强的群体。他们旨在用拉比法庭取代世俗的民事司法系统，削弱司法审查，并扩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虽然这些目标对极端正统派而言并非首要——他们更专注于巩固免除兵役的规定、扩大福利转移，并维护自己的宗教教育体系——但他们还是配合了。两个群体都从削弱自由民主制度和集中权力中获益。

　　内塔尼亚胡将这两个群体连接在一起。他与两个社区的领导人有着长期关系，并试图推进他们各自的议程。他目前的执政联盟包括两个极端正统派政党和两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后者由极端人物领导。自2023年1月以来，他们一直对司法系统发起协同攻击，限制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将预算资源重新导向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换言之，他们正试图系统性地改变以色列的宪法平衡。

　　这一议程自然激怒了以色列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他们一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者展现了令人钦佩的韧性，并成功拖延了内塔尼亚胡的许多法案。但总理的议程似乎越来越不可阻挡。他的政府稳步削弱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并继续推进许多最具争议的法律。即使是2023年10月7日发生在内塔尼亚胡统治下的哈马斯大屠杀，也没有使这一议程脱轨。袭击发生后，总理的支持率一度暴跌，但最终他利用这场悲剧，通过调动以色列人的恐惧和愤怒、在加沙发动战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还通过满足极端政治伙伴的要求，并向极端正统派提供大量预算支持(尽管财政压力日益增大)，维持了执政联盟的团结。

　　事实上，在最近几周和几个月里，抗议活动有所减少，政府继续推进多项议会法案，这些法案正在侵蚀民主，并继续利用国家资源惠及联盟中的政党。与此同时，一场宪法危机正在迫近：政府部长和议会发言人打破惯例和做法，不再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参加重要的国家活动。更关键的是，政府部长们拒绝排除不遵守最高法院裁决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政府提出了一项新法案，重新定义一位重要公务员——政府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总检察长)的角色。新法案通过将总检察长与法律顾问的角色分离，并使后者成为纯粹的政治任命，有效降低了该职位的地位并剥夺了其独立性。如果该法案通过，它将移除过去三年中抵御民主倒退的最重要防线，而以色列的民主正是被这种倒退逐渐掏空的。

　　学术研究表明，当选举行为基于群体归属而非政策评估——正如以色列的情况——时，群体忠诚度和感知到的地位差异比经济状况更能塑造选民的偏好。因此，即使以色列的经济状况恶化，对该国民族主义和宗教政党的支持仍将保持强劲。

　　前路艰难

　　对以色列人而言，未来看起来黯淡无光。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路线转变，这个国家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贫穷、更不民主、更加分裂。它还可能变得更加军国主义化。随着国家经济摇摇欲坠，其民族主义政客将倾向于追求更加激进的对外政策，以此作为凝聚以色列人、团结在国旗下的手段。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将利用与伊朗的持续冲突，来加强其执政联盟在今年晚些时候议会选举中的前景。如果公众对其联盟的支持有所改善，他将寻求最早在6月举行选举。如果联盟在民调中继续落后，他可能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推迟选举。这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利用战争谋求政治生存的经典案例——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破坏地区稳定。

　　伊朗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平行对照。就人均GDP而言，伊朗和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相对接近。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历了急剧衰退和长期停滞，因为伊朗领导层将国家变成了神权政体，将学术研究和公共资源转向军事问题，压制公民自由，并摧毁了世俗司法系统。今天，伊朗的人均GDP仅为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然而其政治制度在47年间基本保持不变。伊朗的经验因此表明，基于宗教威权主义的不称职政权可以持续存在，尽管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如今正走上类似的道路。

　　犹太国家仍有希望。以色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表明，这个国家仍拥有充满活力且强大的公民社会，其人民有能力在正式选举渠道之外采取行动。这种参与仍是抵御经济停滞和进一步滑向非自由主义为数不多的防线之一。如果以色列的商业领袖，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领袖动员起来，他们或许能够阻止下滑。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和自由派外国政府也可能提供帮助。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以色列前路艰难。

　　作者简介：埃兰·亚希夫是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中心成员，曾任国家安全研究所国家安全与经济学项目负责人。

　　想象两个中东国家。第一个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大不相同。它经济生产力极高，人均GDP达8万美元，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它拥有优秀的大学和高度发达的科技产业。人民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总体上支持自由民主。

　　第二个国家则更像它的邻国。其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就业，而那些有工作的人往往从事低技能职业，收入微薄。人均GDP为3.5万美元，不到第一个国家的一半。其人口的宗教虔诚程度介于传统与深度虔诚之间，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大多数居民似乎对自由价值观漠不关心，甚至积极反对。

　　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犹太人，但它却分裂为受过良好教育、高收入群体和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群体。前者承担了该国大部分税收和财富，通常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府。后者则主要由极端正统派组成，他们的失业率在国内最高，还有宗教民族主义者;这两个群体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均占有重要席位。

　　这一分裂已经对以色列社会造成了损害。它正是该国政治极化严重、政府频繁倒台的部分原因(过去六年里以色列已举行五次选举)。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只会让这个犹太国家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该国中持自由主义、高生产力群体的人口比例正在缩小，而保守、低生产力群体的人口比例却在不断扩大。结果，以色列的税收基础将逐渐被侵蚀。极右翼、宗教政客将继续获得更多权力。以色列国内将变得更加贫穷和压抑，而在国外，它已经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最近与美国合作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就是例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被西方许多人视为种族灭绝，是另一种侵略表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益增多的暴力挑衅同样如此。

　　这些进程还将使以色列越来越像该地区其他国家——包括它的死敌伊朗。德黑兰对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敌意和侵略根源于原教旨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但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同样受制于弥赛亚式议程，它急于与伊朗进行全面战争——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承诺提供美国支持、使其得以发动战争时，以色列更是欣喜若狂。

　　生产力差距

　　以色列社会由不同群体拼凑而成，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利益。但它的分裂可以用两个社区来概括。第一个是由高科技从业者组成的社区。他们约占以色列劳动力的10%，却创造了该国近五分之一的GDP——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产业的生产力是经济其他部门的两倍多。这反映了该部门出色的人力资本、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以及强大的研究网络。该产业约占以色列服务出口的一半，以及政府税收收入的四分之一。换言之，它是以色列财政能力和外部韧性的主要来源。

　　在经济的另一端则是极端正统派。只有54%的极端正统派男性有工作。即使他们工作，也大多从事低技能职业，平均收入仅为非正统派犹太男性的约一半。极端正统派女性的就业率为81%，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相当，但平均收入要少三分之一;她们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低技能和兼职。

　　约有三分之一的极端正统派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他犹太家庭这一比例约为14%。这些不幸的数据部分源于个人选择，但也源于制度化的安排。例如，极端正统派男性在很大程度上免除兵役，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一个在促进劳动力市场融入和社会凝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机构。极端正统派还与以色列的主流教育系统隔离。他们就读的学校优先教授宗教课程，而排除数学、科学和英语等核心科目。这种结构实际上将大量年轻男性引向终身宗教学习或边缘化就业。极端正统派女性承担着巨大负担，必须管理大家庭并从事兼职工作。由于极端正统派家庭收入相对较低，他们缴纳的税收很少或没有，并依赖公共社会支出以及纽约和伦敦极端正统派社区的资助。

　　极端正统派并非唯一面临低生产力问题的以色列人口群体。该国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20%，也大多从事低工资工作。与极端正统派不同，阿拉伯以色列人并非因自身决定和社区结构而被排除在以色列先进经济部门之外。他们面临普遍的歧视，对其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导致他们难以获得高质量教育和高技能就业。因此，他们无法像犹太同胞那样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

　　极端正统派在以色列人口中的比例正在增长。目前他们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4%，但极端正统派以色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约为6.5个孩子，而世俗犹太妇女仅为2个，另一个快速增长的群体——宗教犹太妇女为3.7个。这意味着，到2040年代中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有望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到2060年代将接近三分之一。

　　这一趋势将使以色列极难长期维持高人均GDP水平。原因不难理解：一个不断萎缩的高生产力群体无法无限期地资助一个快速增长的低生产力群体。最终，政府将难以负担公共产品——包括教育机构、医疗体系、基础设施和军队。个人和企业很可能通过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外来应对。

　　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在发生。2023-2024年，约有10万以色列人移民;根据经济学家伊泰·阿特尔、尼泰·伯格曼和多伦·扎米尔最近的一项研究，离开的人中许多是医学、工程、学术和技术领域的高技能专业人士。历史经验表明，此类流失将难以逆转(例如，在2010年代初债务危机期间及之后，希腊失去了近5%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再也没有回来)。向外移民将进一步侵蚀税收基础，从而加剧以色列现有的财政压力。决策者将不得不对剩余劳动者征收更高税收，从而促使更多人离开。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下调以色列债务评级，导致借贷成本上升，进一步限制以色列的政策选择。其结果将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投资减少、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下降。

　　一个分裂的家

　　以色列的经济分裂与国家的政治极化密切对应。高生产力部门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自由媒体以及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相比之下，低生产力群体则越来越支持那些削弱这些制度和制约的政党。

　　极端正统派政党与以色列的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政党(但非极端正统派)有着天然的伙伴关系。这些政党约代表以色列人口的15%，这是一个经济上比极端正统派更强的群体。他们旨在用拉比法庭取代世俗的民事司法系统，削弱司法审查，并扩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虽然这些目标对极端正统派而言并非首要——他们更专注于巩固免除兵役的规定、扩大福利转移，并维护自己的宗教教育体系——但他们还是配合了。两个群体都从削弱自由民主制度和集中权力中获益。

　　内塔尼亚胡将这两个群体连接在一起。他与两个社区的领导人有着长期关系，并试图推进他们各自的议程。他目前的执政联盟包括两个极端正统派政党和两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后者由极端人物领导。自2023年1月以来，他们一直对司法系统发起协同攻击，限制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将预算资源重新导向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换言之，他们正试图系统性地改变以色列的宪法平衡。

　　这一议程自然激怒了以色列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他们一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者展现了令人钦佩的韧性，并成功拖延了内塔尼亚胡的许多法案。但总理的议程似乎越来越不可阻挡。他的政府稳步削弱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并继续推进许多最具争议的法律。即使是2023年10月7日发生在内塔尼亚胡统治下的哈马斯大屠杀，也没有使这一议程脱轨。袭击发生后，总理的支持率一度暴跌，但最终他利用这场悲剧，通过调动以色列人的恐惧和愤怒、在加沙发动战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还通过满足极端政治伙伴的要求，并向极端正统派提供大量预算支持(尽管财政压力日益增大)，维持了执政联盟的团结。

　　事实上，在最近几周和几个月里，抗议活动有所减少，政府继续推进多项议会法案，这些法案正在侵蚀民主，并继续利用国家资源惠及联盟中的政党。与此同时，一场宪法危机正在迫近：政府部长和议会发言人打破惯例和做法，不再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参加重要的国家活动。更关键的是，政府部长们拒绝排除不遵守最高法院裁决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政府提出了一项新法案，重新定义一位重要公务员——政府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总检察长)的角色。新法案通过将总检察长与法律顾问的角色分离，并使后者成为纯粹的政治任命，有效降低了该职位的地位并剥夺了其独立性。如果该法案通过，它将移除过去三年中抵御民主倒退的最重要防线，而以色列的民主正是被这种倒退逐渐掏空的。

　　学术研究表明，当选举行为基于群体归属而非政策评估——正如以色列的情况——时，群体忠诚度和感知到的地位差异比经济状况更能塑造选民的偏好。因此，即使以色列的经济状况恶化，对该国民族主义和宗教政党的支持仍将保持强劲。

　　前路艰难

　　对以色列人而言，未来看起来黯淡无光。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路线转变，这个国家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贫穷、更不民主、更加分裂。它还可能变得更加军国主义化。随着国家经济摇摇欲坠，其民族主义政客将倾向于追求更加激进的对外政策，以此作为凝聚以色列人、团结在国旗下的手段。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将利用与伊朗的持续冲突，来加强其执政联盟在今年晚些时候议会选举中的前景。如果公众对其联盟的支持有所改善，他将寻求最早在6月举行选举。如果联盟在民调中继续落后，他可能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推迟选举。这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利用战争谋求政治生存的经典案例——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破坏地区稳定。

　　伊朗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平行对照。就人均GDP而言，伊朗和以色列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相对接近。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历了急剧衰退和长期停滞，因为伊朗领导层将国家变成了神权政体，将学术研究和公共资源转向军事问题，压制公民自由，并摧毁了世俗司法系统。今天，伊朗的人均GDP仅为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然而其政治制度在47年间基本保持不变。伊朗的经验因此表明，基于宗教威权主义的不称职政权可以持续存在，尽管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如今正走上类似的道路。

　　犹太国家仍有希望。以色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表明，这个国家仍拥有充满活力且强大的公民社会，其人民有能力在正式选举渠道之外采取行动。这种参与仍是抵御经济停滞和进一步滑向非自由主义为数不多的防线之一。如果以色列的商业领袖，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领袖动员起来，他们或许能够阻止下滑。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和自由派外国政府也可能提供帮助。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以色列前路艰难。

　　作者简介：埃兰·亚希夫是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中心成员，曾任国家安全研究所国家安全与经济学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