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布罗姆利：为什么欧洲国家当前无法成为军事强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欧国家一直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正是在这种保护之下，这些国家才得以自由地推进经济一体化，同时维持各自的民主政体。责任被一分为二：华盛顿负责大陆的安全，布鲁塞尔则承担日益扩大的经济角色。如今，这种分工已变得不确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求购买格陵兰岛、攻击欧洲领导人，并在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中进行干预。最近，他还警告称，如果北约盟国不协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将对北约的未来非常不利”。特朗普的敌对态度促使包括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内的领导人呼吁实现对华盛顿的“战略自主”。《外交》杂志上的分析人士建议欧盟应在欧洲安全中承担更大角色。他们认为，这应作为欧盟成为能够制衡美国政策的“全球大国”这一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错误。欧盟是经济合作的载体。它是一个和平项目，而不是战争项目。它在这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成功实现了其创始目标——将法国和德国在经济上紧密绑定。但这种成功依赖于华盛顿对北约的持续承诺。改变这种安排将在成员国之间制造紧张关系，最终威胁到欧洲现有合作结构。欧盟委员会需要退后一步，让欧盟内外国家组成的联盟发展新的政府间伙伴关系。只有通过这一进程，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才能共同加强欧洲安全，并确保欧洲项目本身的存续。

　　历史的基石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包括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内的欧洲领导人宣称，欧洲应当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行事。尽管欧盟对承担这一角色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热情，但它目前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相反，布鲁塞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华盛顿。原因很简单：历史上，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力量正是美国。华盛顿支持统一欧洲的立场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和杜鲁门政府时期，他们认为一体化是重建破碎大陆并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最有效方式。美国的方法并非总是受到欢迎。英国政府尤其将华盛顿对欧洲一体化的期望视为外部干涉，认为这威胁到欧洲的民主政体。

　　因此，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初机构被设计为补充而非取代国家主权。这一妥协证明了极强的韧性。欧洲领导人致力于消除沟通和交流的障碍，从1948年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开始，到1951年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年后，通过《罗马条约》，煤钢共同体转型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欧洲项目的深化和扩大，经济一体化的机构和机制逐渐扎根。

　　然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类似的防务能力一体化。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后，欧洲从未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防务政策。相反，北约通过政府间合作提供了互助防务框架，确保欧洲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作为回报，华盛顿接受了自己必须承担大部分资金和部署威慑侵略所需军事资产的责任。

　　冷战结束带来了变化。面对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德国统一，华盛顿与巴黎和柏林合作，推动更紧密的欧洲一体化。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盟，承诺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日益紧密的联盟”，部分通过创建欧元来实现。为防止对美国造成过度经济歧视，该条约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新的法律化公平做法相挂钩。

　　即使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有限一体化程度，也在成员国中遭遇困难。丹麦选民在公投中否决了该条约，随后哥本哈根获得一系列豁免以确保其同意。在法国，选民以51%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条约。英国保守党在议会批准过程中分裂，严重削弱了首相约翰·梅杰的政府。如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包含真正的共同防务承诺，批准根本不可能通过。

　　尽管如此，旧有协议仍然维持。美国军事力量确保欧洲国家能够深化经济一体化、推进扩大，同时回避共同防务问题。华盛顿充分认识到这种分工的价值，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在1993年的一次演讲中对此表述得最为清晰。他认为，北约有必要防止“健康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对和平繁荣大陆至关重要的情感——演变为“破坏性的仇外民族主义”。卢格警告称，如果联盟破裂，“欧洲有可能再次四分五裂”。

　　地缘变局

　　从2001年9·11袭击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期间，对欧美地区的威胁主要来自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如今，威胁来自更近的地方，2022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证实了这一点。冷战结束迫使欧洲项目发生改变;如今欧洲领土完整再次面临风险的新时代，也必须促使采取类似行动。

　　全球权力向亚洲转移加剧了变革的必要性。1992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欧盟和美国共同占全球经济的一半以上。美国份额保持稳定，2023年为26.3%。但欧盟份额大幅缩水，至14.7%。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世贸组织原本被设想为调节美欧贸易关系、融入全球化新经济的工具，但它未能有效应对某些外部行为体的系统性挑战。华盛顿因此感到有必要将战略资源从欧洲转移出去，以应对其他地区的紧迫需求。

　　特朗普政府正确地指出，跨大西洋关系需要重组。正如彼得·哈雷尔在《外交》杂志中所论述，20世纪90年代追求的普世主义、法律化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大国竞争时代已不合时宜。华盛顿2025年与欧盟和英国签署的新贸易协议，聚焦经济安全和应对外部产能过剩，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然而，华盛顿的其他行动却破坏了这些成就。特朗普一再愿意接受普京操纵的事实，令乌克兰及其欧洲亲密伙伴感到困惑和沮丧。总统在谈判中的混乱方式削弱了他政府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最糟糕的是，特朗普推动收购格陵兰岛的举动，迫使北约伙伴质疑联盟的基础假设。

　　善意背后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呼吁欧盟成为“全球大国”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有可能给大西洋两岸带来灾难性后果。欧盟没有军队，布鲁塞尔无法直接将资金用于防务。它只能通过财政赠款，或理论上通过发行共同债务，来补贴成员国。在当前体系下，后一种做法相当于从德国和荷兰向法国、希腊、意大利以及其他高支出国家进行财政转移。这些潜在受益国有各种各样正当的安全关切，主要集中在东地中海、中东和北非，与俄罗斯威胁几乎无关。要求德国和荷兰纳税人无限期资助这些承诺，可能会引发危险的反噬。

　　一个整合的欧洲防务部门将要求各国放弃关键的就业和出口收入来源，转而支持一个缺乏民主监督或协调的体系。尽管马克龙言辞激烈，但法国恰恰是最反对整合欧洲防务部门的国家。这样一步将迫使巴黎放弃自1958年以来指导其国家战略的国家独立原则。法国不愿交出防务控制权，已经破坏了法德FCAS战斗机项目。批评巴黎很容易，但它的许多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要建立欧洲防务部门，需要所有成员国就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达成共识、这些威胁如何塑造新能力的发展、谁控制这些能力背后的知识产权，以及最重要的是，对武器出口采取共同立场。布鲁塞尔缺乏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专业知识或民主合法性。

　　一项新条约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建立更大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框架和共识。但试图谈判这样一项条约，将颠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几个成员国要么置身北约之外并坚持中立，要么公开同情俄罗斯。为共同防务而修改条约，将摧毁将北欧与南欧捆绑在一起的微妙合作框架。正如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上个月所暗示的，北方成员国很可能在任何新的防务支出推动中要求削减南方的福利项目。这些国家对这类削减的民众反弹将极其强烈。

　　最重要的是，任何迈向共同防务政策的举动，都将威胁到德国的社会契约。制造业的广泛就业与欧元区成员身份相结合，几十年来一直支撑着这个国家。然而，这一社会契约已经开始瓦解。德国制造业在失去廉价俄罗斯能源后仍在艰难调整。它还面临来自外部竞争的巨大且日益加剧的压力。今年2月，布鲁塞尔决定通过发行共同债务而非没收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这违背了柏林的反对意见。在此背景下，欧洲大国论的倡导者要求德国纳税人同时增加防务支出、购买主要在德国以外制造的军事装备，并补贴其他欧洲国家的防务支出。单独来看，每一项要求都极具爆炸性，可能增加极左和极右政党的支持率。合在一起，它们相当于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回归务实

　　要重塑欧大西洋安排，欧盟机构必须从防务问题上退后一步，专注于利用现有权限促进经济增长。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能取代美国提供威慑俄罗斯所需的高成本、技术先进能力。长期来看，新支出计划应通过政府间协议来制定，北约则专注于维持成员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华盛顿不应期望欧盟成员国的防务支出增幅在百分比上完全相等。这些承诺应根据财政空间和选民对增加支出的接受度而有所差异。幸运的是，对俄罗斯威胁反应最积极、最有能力和意愿增加防务预算的，正是北欧国家和北约东翼国家。

　　欧洲国家还应向境外寻找伙伴。例如，意大利、日本和英国之间的GCAP战斗机开发项目，只会加强欧洲安全。同样，波兰向韩国寻求军事装备和专业知识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两国都依赖大规模常规陆军。欧盟成员国应承诺给予所有美国条约盟友在布鲁塞尔防务融资倡议中的伙伴地位。这将鼓励有益合作，并限制欧盟委员会将重整军备作为一体化工具的意愿。

　　在美国这一再平衡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仍是英国。通过防务工业和核合作，以及五眼情报共享网络，伦敦与华盛顿维持着前所未有且日益深化的地缘政治友谊。上届保守党政府通过AUKUS和联合远征军开创了“小多边”防务伙伴关系——后者是波罗的海和北海国家合作对抗俄罗斯行动的载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伦敦已经尽了全力。尽管对乌克兰有强烈的两党支持，英国防务支出增长仍太慢，计划到2035年才达到GDP的3.5%。华盛顿应鼓励英国在当前议会期结束前(2029年)将防务支出提高到GDP的3%。

　　通过优先考虑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政府间合作，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能够为欧洲再争取一代人的和平与繁荣。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大西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认清欧洲机构的真实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它们成为的样子。经济与军事责任的分工，已在欧大西洋地区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抛弃这一安排，就是在冒险酿成灾难。

　　作者：雨果·布罗姆利 剑桥大学地缘政治中心应用历史研究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欧国家一直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正是在这种保护之下，这些国家才得以自由地推进经济一体化，同时维持各自的民主政体。责任被一分为二：华盛顿负责大陆的安全，布鲁塞尔则承担日益扩大的经济角色。如今，这种分工已变得不确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求购买格陵兰岛、攻击欧洲领导人，并在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中进行干预。最近，他还警告称，如果北约盟国不协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将对北约的未来非常不利”。特朗普的敌对态度促使包括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内的领导人呼吁实现对华盛顿的“战略自主”。《外交》杂志上的分析人士建议欧盟应在欧洲安全中承担更大角色。他们认为，这应作为欧盟成为能够制衡美国政策的“全球大国”这一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错误。欧盟是经济合作的载体。它是一个和平项目，而不是战争项目。它在这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成功实现了其创始目标——将法国和德国在经济上紧密绑定。但这种成功依赖于华盛顿对北约的持续承诺。改变这种安排将在成员国之间制造紧张关系，最终威胁到欧洲现有合作结构。欧盟委员会需要退后一步，让欧盟内外国家组成的联盟发展新的政府间伙伴关系。只有通过这一进程，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才能共同加强欧洲安全，并确保欧洲项目本身的存续。

　　历史的基石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包括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内的欧洲领导人宣称，欧洲应当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行事。尽管欧盟对承担这一角色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热情，但它目前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相反，布鲁塞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华盛顿。原因很简单：历史上，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力量正是美国。华盛顿支持统一欧洲的立场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和杜鲁门政府时期，他们认为一体化是重建破碎大陆并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最有效方式。美国的方法并非总是受到欢迎。英国政府尤其将华盛顿对欧洲一体化的期望视为外部干涉，认为这威胁到欧洲的民主政体。

　　因此，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初机构被设计为补充而非取代国家主权。这一妥协证明了极强的韧性。欧洲领导人致力于消除沟通和交流的障碍，从1948年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开始，到1951年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年后，通过《罗马条约》，煤钢共同体转型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欧洲项目的深化和扩大，经济一体化的机构和机制逐渐扎根。

　　然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类似的防务能力一体化。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后，欧洲从未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防务政策。相反，北约通过政府间合作提供了互助防务框架，确保欧洲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作为回报，华盛顿接受了自己必须承担大部分资金和部署威慑侵略所需军事资产的责任。

　　冷战结束带来了变化。面对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德国统一，华盛顿与巴黎和柏林合作，推动更紧密的欧洲一体化。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盟，承诺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日益紧密的联盟”，部分通过创建欧元来实现。为防止对美国造成过度经济歧视，该条约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新的法律化公平做法相挂钩。

　　即使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有限一体化程度，也在成员国中遭遇困难。丹麦选民在公投中否决了该条约，随后哥本哈根获得一系列豁免以确保其同意。在法国，选民以51%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条约。英国保守党在议会批准过程中分裂，严重削弱了首相约翰·梅杰的政府。如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包含真正的共同防务承诺，批准根本不可能通过。

　　尽管如此，旧有协议仍然维持。美国军事力量确保欧洲国家能够深化经济一体化、推进扩大，同时回避共同防务问题。华盛顿充分认识到这种分工的价值，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在1993年的一次演讲中对此表述得最为清晰。他认为，北约有必要防止“健康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对和平繁荣大陆至关重要的情感——演变为“破坏性的仇外民族主义”。卢格警告称，如果联盟破裂，“欧洲有可能再次四分五裂”。

　　地缘变局

　　从2001年9·11袭击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期间，对欧美地区的威胁主要来自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如今，威胁来自更近的地方，2022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证实了这一点。冷战结束迫使欧洲项目发生改变;如今欧洲领土完整再次面临风险的新时代，也必须促使采取类似行动。

　　全球权力向亚洲转移加剧了变革的必要性。1992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欧盟和美国共同占全球经济的一半以上。美国份额保持稳定，2023年为26.3%。但欧盟份额大幅缩水，至14.7%。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世贸组织原本被设想为调节美欧贸易关系、融入全球化新经济的工具，但它未能有效应对某些外部行为体的系统性挑战。华盛顿因此感到有必要将战略资源从欧洲转移出去，以应对其他地区的紧迫需求。

　　特朗普政府正确地指出，跨大西洋关系需要重组。正如彼得·哈雷尔在《外交》杂志中所论述，20世纪90年代追求的普世主义、法律化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大国竞争时代已不合时宜。华盛顿2025年与欧盟和英国签署的新贸易协议，聚焦经济安全和应对外部产能过剩，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然而，华盛顿的其他行动却破坏了这些成就。特朗普一再愿意接受普京操纵的事实，令乌克兰及其欧洲亲密伙伴感到困惑和沮丧。总统在谈判中的混乱方式削弱了他政府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最糟糕的是，特朗普推动收购格陵兰岛的举动，迫使北约伙伴质疑联盟的基础假设。

　　善意背后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呼吁欧盟成为“全球大国”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有可能给大西洋两岸带来灾难性后果。欧盟没有军队，布鲁塞尔无法直接将资金用于防务。它只能通过财政赠款，或理论上通过发行共同债务，来补贴成员国。在当前体系下，后一种做法相当于从德国和荷兰向法国、希腊、意大利以及其他高支出国家进行财政转移。这些潜在受益国有各种各样正当的安全关切，主要集中在东地中海、中东和北非，与俄罗斯威胁几乎无关。要求德国和荷兰纳税人无限期资助这些承诺，可能会引发危险的反噬。

　　一个整合的欧洲防务部门将要求各国放弃关键的就业和出口收入来源，转而支持一个缺乏民主监督或协调的体系。尽管马克龙言辞激烈，但法国恰恰是最反对整合欧洲防务部门的国家。这样一步将迫使巴黎放弃自1958年以来指导其国家战略的国家独立原则。法国不愿交出防务控制权，已经破坏了法德FCAS战斗机项目。批评巴黎很容易，但它的许多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要建立欧洲防务部门，需要所有成员国就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达成共识、这些威胁如何塑造新能力的发展、谁控制这些能力背后的知识产权，以及最重要的是，对武器出口采取共同立场。布鲁塞尔缺乏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专业知识或民主合法性。

　　一项新条约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建立更大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框架和共识。但试图谈判这样一项条约，将颠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几个成员国要么置身北约之外并坚持中立，要么公开同情俄罗斯。为共同防务而修改条约，将摧毁将北欧与南欧捆绑在一起的微妙合作框架。正如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上个月所暗示的，北方成员国很可能在任何新的防务支出推动中要求削减南方的福利项目。这些国家对这类削减的民众反弹将极其强烈。

　　最重要的是，任何迈向共同防务政策的举动，都将威胁到德国的社会契约。制造业的广泛就业与欧元区成员身份相结合，几十年来一直支撑着这个国家。然而，这一社会契约已经开始瓦解。德国制造业在失去廉价俄罗斯能源后仍在艰难调整。它还面临来自外部竞争的巨大且日益加剧的压力。今年2月，布鲁塞尔决定通过发行共同债务而非没收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这违背了柏林的反对意见。在此背景下，欧洲大国论的倡导者要求德国纳税人同时增加防务支出、购买主要在德国以外制造的军事装备，并补贴其他欧洲国家的防务支出。单独来看，每一项要求都极具爆炸性，可能增加极左和极右政党的支持率。合在一起，它们相当于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回归务实

　　要重塑欧大西洋安排，欧盟机构必须从防务问题上退后一步，专注于利用现有权限促进经济增长。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能取代美国提供威慑俄罗斯所需的高成本、技术先进能力。长期来看，新支出计划应通过政府间协议来制定，北约则专注于维持成员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华盛顿不应期望欧盟成员国的防务支出增幅在百分比上完全相等。这些承诺应根据财政空间和选民对增加支出的接受度而有所差异。幸运的是，对俄罗斯威胁反应最积极、最有能力和意愿增加防务预算的，正是北欧国家和北约东翼国家。

　　欧洲国家还应向境外寻找伙伴。例如，意大利、日本和英国之间的GCAP战斗机开发项目，只会加强欧洲安全。同样，波兰向韩国寻求军事装备和专业知识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两国都依赖大规模常规陆军。欧盟成员国应承诺给予所有美国条约盟友在布鲁塞尔防务融资倡议中的伙伴地位。这将鼓励有益合作，并限制欧盟委员会将重整军备作为一体化工具的意愿。

　　在美国这一再平衡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仍是英国。通过防务工业和核合作，以及五眼情报共享网络，伦敦与华盛顿维持着前所未有且日益深化的地缘政治友谊。上届保守党政府通过AUKUS和联合远征军开创了“小多边”防务伙伴关系——后者是波罗的海和北海国家合作对抗俄罗斯行动的载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伦敦已经尽了全力。尽管对乌克兰有强烈的两党支持，英国防务支出增长仍太慢，计划到2035年才达到GDP的3.5%。华盛顿应鼓励英国在当前议会期结束前(2029年)将防务支出提高到GDP的3%。

　　通过优先考虑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政府间合作，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能够为欧洲再争取一代人的和平与繁荣。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大西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认清欧洲机构的真实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它们成为的样子。经济与军事责任的分工，已在欧大西洋地区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抛弃这一安排，就是在冒险酿成灾难。

　　作者：雨果·布罗姆利 剑桥大学地缘政治中心应用历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