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野：中美战略竞争应止步于争夺世界霸权这条界限

　　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两国下一步关系的性质如何定位则有不同的理解。随着美国新政府战略文件的发布，以及半年以来中美互动的相持状况，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持乐观态度的人进一步减少。官方互动表象严肃，宣传着力凸显不和谐，媒体中的自媒体更是喊杀喊打，有些表述与战时动员无异。无论官方、民间还是学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鲜有持乐观态度者。

　　中美关系到目前为止的变化，不能简单说成是特朗普作为异类总统一手造就的或然失误，而是双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各自与世界关系的演进路径进行试错的必然过程。这历史大变局一旦开启，就不是哪一位政治领导人可以轻易力挽狂澜于即倒的。

　　中美之间如果真的进入适度全面战略竞争状态，世界也许就不一样了,但并不会极度黑暗。

　　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体制性竞争”的说法没有统一定义，各自都可以解释。也就是说，各自都可以用自己的猜度对对方的意图和行为进行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沟通依然重要。

　　战略竞争与竞争升级

　　当我们谈“竞争”概念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通用场景是商业竞争。商业竞争的本质是竞争各方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取得更大市场份额，结果是双方都有进步，也使其他第三方都受益。这是竞争带来进步的普遍结局，也是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受到大多数人欢迎的良性竞争。这一中偏良性的基础概念，在不同商业文化中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由此递进的问题是，战略竞争仅存在于敌我之间吗?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否一定不是良性竞争?体制性竞争是否必定是恶性竞争?在中美经济总体规模逐步接近，各自国内社会思潮变动致使内外关系思路变化，并在一系列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上表现出渐行渐远之分歧的时候，双方提到战略层面的竞争。战略竞争的一个表象就是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双方投入或者准备更多的战略性资源。

　　战略竞争是通往全面对抗的单行线吗?竞争中的行为模式如果进入“刺激-反应”交互升级状态，就可能一步步在应激状态下，在更广的范围内将更多战略资源投入竞争。竞争投入超过预期收益，越过了理智的界限，必然进一步压缩可以合作共赢的空间。超过合理界限的战略竞争才会变成互害，因为它是以损伤对方利益作为行动目标，脱离了竞争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好公共产品的本原。

　　在中美两国审慎面对重大双边问题的时候，双方对这些问题或已有成见，只不过还没有公开讨论的契机。在当前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性调整的阶段，也需要将各自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刺激-反应”模式试行一阵。但是，“刺激-反应”模式的问题是它倾向于导致根本性的误读。

　　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

　　也许，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通过逼近现实使我们的思考更加有效。

　　与良性竞争完全对立的另一极端情况就是争夺霸权。进入霸权相争，不管谁赢得霸权，对赢家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会是较佳结果。

　　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曾提出两个秉持不同“主义”的阵营要和平竞赛的说法。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在对具体问题的决策时，各方经常把“说法”置于“反应”之后，那么和平竞赛是不存在的，争霸才是。

　　美国与前苏联的霸权争夺，以苏联解体、阵营分裂为标志，似乎是美国赢了。在这场争霸中，美国压制了核战争的爆发，世界从中或有受益。但在争霸期间，世界付出了诸多成本，包括区域安全形势常年不稳定，小规模常规战争不断等。争霸拖累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影响了诸多地区人类生活的改善。历史不会重复，大国争霸的历史也不应该重复。所以，美国有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美国不应该像对付前苏联那样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在国际场合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寻求霸权。如果哪一天中国追求霸权，全世界人民就联合起来打倒它。邓小平对霸权主义的深恶痛绝溢于言表。

　　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之间是否有一个客观的判断界限?如何判断其间的界限?这是值得思考并应加以明确的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即使各自秉承制度特色，通过竞争互相挑剔、互相借鉴，但如果博弈结果能为世界进步与发展提供更好的多元化公共产品，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正向变化、也未必不是促进全世界资源整合和人类共同进步的可选途径。

　　如果，战略竞争的双方不计成本地将现有资源甚至预期收益都用于竞争，为取得优势宁肯牺牲己方的经济利益，牺牲己方的社会发展潜力，阻断其他无辜国家的发展机会，那就超出了战略竞争的底线。这是争霸行为，目的是获得世界霸权。

　　中国方面多次表示，中国不谋求取代其他国家的地位。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政府秉持的“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贡献”这一理念是一致的。美国方面也表示对中国要区分情况，在需要与中国抗衡的领域抗衡，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应该竞争的领域竞争。

　　从目前中美互动情况看，对于决心进入战略竞争的双方是否会理智地止步于争夺世界霸权这条界限，人们还应该抱积极的期望。这种期望源自理性判断：一场新的霸权争夺是非理智的不义之争，而且注定要让全世界付出可观的代价。

　　作者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原题《“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之间的界限》

　　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两国下一步关系的性质如何定位则有不同的理解。随着美国新政府战略文件的发布，以及半年以来中美互动的相持状况，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持乐观态度的人进一步减少。官方互动表象严肃，宣传着力凸显不和谐，媒体中的自媒体更是喊杀喊打，有些表述与战时动员无异。无论官方、民间还是学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鲜有持乐观态度者。

　　中美关系到目前为止的变化，不能简单说成是特朗普作为异类总统一手造就的或然失误，而是双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各自与世界关系的演进路径进行试错的必然过程。这历史大变局一旦开启，就不是哪一位政治领导人可以轻易力挽狂澜于即倒的。

　　中美之间如果真的进入适度全面战略竞争状态，世界也许就不一样了,但并不会极度黑暗。

　　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体制性竞争”的说法没有统一定义，各自都可以解释。也就是说，各自都可以用自己的猜度对对方的意图和行为进行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沟通依然重要。

　　战略竞争与竞争升级

　　当我们谈“竞争”概念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通用场景是商业竞争。商业竞争的本质是竞争各方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取得更大市场份额，结果是双方都有进步，也使其他第三方都受益。这是竞争带来进步的普遍结局，也是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受到大多数人欢迎的良性竞争。这一中偏良性的基础概念，在不同商业文化中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由此递进的问题是，战略竞争仅存在于敌我之间吗?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否一定不是良性竞争?体制性竞争是否必定是恶性竞争?在中美经济总体规模逐步接近，各自国内社会思潮变动致使内外关系思路变化，并在一系列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上表现出渐行渐远之分歧的时候，双方提到战略层面的竞争。战略竞争的一个表象就是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双方投入或者准备更多的战略性资源。

　　战略竞争是通往全面对抗的单行线吗?竞争中的行为模式如果进入“刺激-反应”交互升级状态，就可能一步步在应激状态下，在更广的范围内将更多战略资源投入竞争。竞争投入超过预期收益，越过了理智的界限，必然进一步压缩可以合作共赢的空间。超过合理界限的战略竞争才会变成互害，因为它是以损伤对方利益作为行动目标，脱离了竞争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好公共产品的本原。

　　在中美两国审慎面对重大双边问题的时候，双方对这些问题或已有成见，只不过还没有公开讨论的契机。在当前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性调整的阶段，也需要将各自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刺激-反应”模式试行一阵。但是，“刺激-反应”模式的问题是它倾向于导致根本性的误读。

　　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

　　也许，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通过逼近现实使我们的思考更加有效。

　　与良性竞争完全对立的另一极端情况就是争夺霸权。进入霸权相争，不管谁赢得霸权，对赢家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会是较佳结果。

　　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曾提出两个秉持不同“主义”的阵营要和平竞赛的说法。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在对具体问题的决策时，各方经常把“说法”置于“反应”之后，那么和平竞赛是不存在的，争霸才是。

　　美国与前苏联的霸权争夺，以苏联解体、阵营分裂为标志，似乎是美国赢了。在这场争霸中，美国压制了核战争的爆发，世界从中或有受益。但在争霸期间，世界付出了诸多成本，包括区域安全形势常年不稳定，小规模常规战争不断等。争霸拖累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影响了诸多地区人类生活的改善。历史不会重复，大国争霸的历史也不应该重复。所以，美国有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美国不应该像对付前苏联那样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在国际场合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寻求霸权。如果哪一天中国追求霸权，全世界人民就联合起来打倒它。邓小平对霸权主义的深恶痛绝溢于言表。

　　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之间是否有一个客观的判断界限?如何判断其间的界限?这是值得思考并应加以明确的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即使各自秉承制度特色，通过竞争互相挑剔、互相借鉴，但如果博弈结果能为世界进步与发展提供更好的多元化公共产品，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正向变化、也未必不是促进全世界资源整合和人类共同进步的可选途径。

　　如果，战略竞争的双方不计成本地将现有资源甚至预期收益都用于竞争，为取得优势宁肯牺牲己方的经济利益，牺牲己方的社会发展潜力，阻断其他无辜国家的发展机会，那就超出了战略竞争的底线。这是争霸行为，目的是获得世界霸权。

　　中国方面多次表示，中国不谋求取代其他国家的地位。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政府秉持的“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贡献”这一理念是一致的。美国方面也表示对中国要区分情况，在需要与中国抗衡的领域抗衡，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应该竞争的领域竞争。

　　从目前中美互动情况看，对于决心进入战略竞争的双方是否会理智地止步于争夺世界霸权这条界限，人们还应该抱积极的期望。这种期望源自理性判断：一场新的霸权争夺是非理智的不义之争，而且注定要让全世界付出可观的代价。

　　作者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原题《“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之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