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真是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小北约”吗？

　　2017年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简称“四边对话”)全面“复活”。“四边对话”是美日印澳四国为统一认知、协调行动、加强合作而重启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亚洲地缘政治正在以“印太”区域建构为特征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在亚太格局重构的进程中，诸如“四边对话”等多种多边机制将同时存在，并在彼此间不断进行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互动，最终形成地区新秩序。

7月19-21日美日澳三国海军联合军演

　　一、“四边对话”复兴的地区背景

　　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日力量对比出现逆转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缩小，美国在亚太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称全面放弃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立即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强调重新平衡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改变美国多年对亚太国家的贸易赤字状态，而且还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成本。特朗普政府“弃旧而不立”，不仅其新亚太政策“千呼万唤不出来”，而且美国对于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漠然以对。这些做法极大地消耗了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安全承诺的信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战略焦虑和不安。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尤其是从2013年以来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展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东海、南海维权所展现的安全影响力，令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感到警惕，担忧在缺少美国对华制衡下它们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实力“胁迫”下形成的地区新秩序。

　　为了应对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引发的亚太秩序重构，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推手，本着留住美国、拉拢印度、抗衡中国的意图，成为“四边对话”重新复活与加速合作的根本动力。

　　二、“四边对话”的合作内容、特点与性质

　　“四边对话”分别在2017年11月和2018年6月举行了两次磋商会议，但尚未举行首脑会议，也没有形成机制化的安排。不过，“四边对话”的合作内容与基本目标已经清晰，主要包括：以“印度洋—太平洋”为合作的地理范围;从安全与经济领域双管齐下,强调保障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同时，试图加强在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

　　首先，从“亚太”到“印太”的转变是“四边对话”在地域方面的突出特征，也反映了本地区秩序解体与重构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大趋势。美日印澳四国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都支持以“印太”概念替代“亚太”。此外，从2018年6月初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简称“香会”)来看，“印太”概念正在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并被各国纳入外交政策议程中。这种趋势凸显了印度洋的重要性，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增强的连接，以及印度在世界经济中分量的增加，印太地区正在融合为一个广泛的战略区域。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洋—太平洋”一线正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要路线图，这说明各国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共识，但也反映出各方在印太新区域谋篇布局的竞争态势。

　　其次，“四边对话”首要关注的是安全领域的合作。四国强调共同维护印太海域的开放、自由和繁荣。双边合作是“四边对话”安全合作的基础，除了已有的美日、美澳军事同盟以外，近年来美国与印度双边关系发展迅速，日本和印度的关系提升为“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再次，“四边对话”在经济方面强调加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共同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反对国有企业“垄断商业合同”，从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两个方面提供“替代方案”。

　　因此，已有的双边、三边合作为“四边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基础，而“四边对话”机制的运转在试图整合四边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有利于四国内部双边与三边合作的深化。而较之于安全领域四边合作的“显性”与务虚，经济领域的合作更为低调和务实，但对塑造地区新秩序更具有持久力和影响力。

　　简言之，“四边对话”在安全领域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意图较为明显，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了接触与遏制的双重特征。美日印澳认为，中国拒绝承认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合法性”，不断进行南海岛礁建设和军事化部署，以及近年来试图利用“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实现军事基地的海外布局等行为，破坏了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因此四国必须加强合作，将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影响力“推回”。这种安全认知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未来中国与美日印澳在安全领域应以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为主，防范小规模的意外摩擦发生。

　　在经济领域，美日印澳担心中国把“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工具，采取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和安全目标，甚至攻击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造成经济负担和“陷阱”。因此，“四边对话”强调基础设施项目的透明性问题，实质是指责“一带一路”项目的不透明、不公平。美国在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将对“一带一路”的防范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但是，与此同时，美日印澳又在不同场合强调，“四边对话”的经济合作不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抗或是竞争，而是为地区国家提供“替代”(alternative)方案。

　　关于“四边对话”的性质，各方观点差异性很大。有分析认为，“四边对话”已经构建了一个初具轮廓的“准同盟联合体”框架;更有观点认为，“四边对话”不但是同盟关系，而且还是亚洲版的“小北约”。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目前“四边对话”是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是四国间的一个协调机制，并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地区新秩序，“四边对话”结成同盟的可能性至少在短期内并不大。

　　由于美日印澳四国都接受“印太”的概念，“四边对话”的成员、合作目标、主要合作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一致，因此，有学者认为，“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合作机制”是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构想”的组成部分，是初露端倪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进展，标志着“印太战略”在共识上有了重大突破。

　　但是，从合作动力、进展等方面分析，“四边对话”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四边对话”的主要推动力是日本与澳大利亚，而非美国，日澳推动“四边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多边机制“留住”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则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和加入，似乎也更符合特朗普政府主张的让盟友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

　　三、中国的应对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四边对话”这一地区秩序构想的“负面性”，即大有把中国作为对立面或是假想敌的趋势。中国需要将“四边对话”放置于地区秩序调整这一广阔的时代背景以及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加以分析和应对。

　　首先，在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在全球层面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在地区层面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避免在本地区形成军事和经济集团的对抗。

　　其次，除“四边对话”之外、寻求与包括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等在内的多种地区机制的对话与合作。长期以来，这些机制是地区繁荣与稳定的重要保障。毕竟在亚太地区，新关系与秩序的构建可能不是通过建设单一的亚太区域机制来实现，而是在互利合作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逐步推动新关系与新机制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摘自《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

　　2017年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简称“四边对话”)全面“复活”。“四边对话”是美日印澳四国为统一认知、协调行动、加强合作而重启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亚洲地缘政治正在以“印太”区域建构为特征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在亚太格局重构的进程中，诸如“四边对话”等多种多边机制将同时存在，并在彼此间不断进行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互动，最终形成地区新秩序。

7月19-21日美日澳三国海军联合军演

　　一、“四边对话”复兴的地区背景

　　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日力量对比出现逆转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缩小，美国在亚太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称全面放弃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立即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强调重新平衡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改变美国多年对亚太国家的贸易赤字状态，而且还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成本。特朗普政府“弃旧而不立”，不仅其新亚太政策“千呼万唤不出来”，而且美国对于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漠然以对。这些做法极大地消耗了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安全承诺的信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战略焦虑和不安。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尤其是从2013年以来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展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东海、南海维权所展现的安全影响力，令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感到警惕，担忧在缺少美国对华制衡下它们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实力“胁迫”下形成的地区新秩序。

　　为了应对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引发的亚太秩序重构，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推手，本着留住美国、拉拢印度、抗衡中国的意图，成为“四边对话”重新复活与加速合作的根本动力。

　　二、“四边对话”的合作内容、特点与性质

　　“四边对话”分别在2017年11月和2018年6月举行了两次磋商会议，但尚未举行首脑会议，也没有形成机制化的安排。不过，“四边对话”的合作内容与基本目标已经清晰，主要包括：以“印度洋—太平洋”为合作的地理范围;从安全与经济领域双管齐下,强调保障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同时，试图加强在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

　　首先，从“亚太”到“印太”的转变是“四边对话”在地域方面的突出特征，也反映了本地区秩序解体与重构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大趋势。美日印澳四国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都支持以“印太”概念替代“亚太”。此外，从2018年6月初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简称“香会”)来看，“印太”概念正在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并被各国纳入外交政策议程中。这种趋势凸显了印度洋的重要性，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增强的连接，以及印度在世界经济中分量的增加，印太地区正在融合为一个广泛的战略区域。值得关注的是，“印度洋—太平洋”一线正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要路线图，这说明各国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共识，但也反映出各方在印太新区域谋篇布局的竞争态势。

　　其次，“四边对话”首要关注的是安全领域的合作。四国强调共同维护印太海域的开放、自由和繁荣。双边合作是“四边对话”安全合作的基础，除了已有的美日、美澳军事同盟以外，近年来美国与印度双边关系发展迅速，日本和印度的关系提升为“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再次，“四边对话”在经济方面强调加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共同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反对国有企业“垄断商业合同”，从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两个方面提供“替代方案”。

　　因此，已有的双边、三边合作为“四边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基础，而“四边对话”机制的运转在试图整合四边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有利于四国内部双边与三边合作的深化。而较之于安全领域四边合作的“显性”与务虚，经济领域的合作更为低调和务实，但对塑造地区新秩序更具有持久力和影响力。

　　简言之，“四边对话”在安全领域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意图较为明显，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了接触与遏制的双重特征。美日印澳认为，中国拒绝承认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合法性”，不断进行南海岛礁建设和军事化部署，以及近年来试图利用“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实现军事基地的海外布局等行为，破坏了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因此四国必须加强合作，将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影响力“推回”。这种安全认知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未来中国与美日印澳在安全领域应以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为主，防范小规模的意外摩擦发生。

　　在经济领域，美日印澳担心中国把“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工具，采取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和安全目标，甚至攻击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造成经济负担和“陷阱”。因此，“四边对话”强调基础设施项目的透明性问题，实质是指责“一带一路”项目的不透明、不公平。美国在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将对“一带一路”的防范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但是，与此同时，美日印澳又在不同场合强调，“四边对话”的经济合作不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抗或是竞争，而是为地区国家提供“替代”(alternative)方案。

　　关于“四边对话”的性质，各方观点差异性很大。有分析认为，“四边对话”已经构建了一个初具轮廓的“准同盟联合体”框架;更有观点认为，“四边对话”不但是同盟关系，而且还是亚洲版的“小北约”。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目前“四边对话”是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是四国间的一个协调机制，并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地区新秩序，“四边对话”结成同盟的可能性至少在短期内并不大。

　　由于美日印澳四国都接受“印太”的概念，“四边对话”的成员、合作目标、主要合作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一致，因此，有学者认为，“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合作机制”是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构想”的组成部分，是初露端倪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进展，标志着“印太战略”在共识上有了重大突破。

　　但是，从合作动力、进展等方面分析，“四边对话”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四边对话”的主要推动力是日本与澳大利亚，而非美国，日澳推动“四边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多边机制“留住”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则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和加入，似乎也更符合特朗普政府主张的让盟友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

　　三、中国的应对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四边对话”这一地区秩序构想的“负面性”，即大有把中国作为对立面或是假想敌的趋势。中国需要将“四边对话”放置于地区秩序调整这一广阔的时代背景以及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加以分析和应对。

　　首先，在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在全球层面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在地区层面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避免在本地区形成军事和经济集团的对抗。

　　其次，除“四边对话”之外、寻求与包括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等在内的多种地区机制的对话与合作。长期以来，这些机制是地区繁荣与稳定的重要保障。毕竟在亚太地区，新关系与秩序的构建可能不是通过建设单一的亚太区域机制来实现，而是在互利合作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逐步推动新关系与新机制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摘自《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