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科拉莱斯 ：关税如何侵蚀民主——拉丁美洲经济历史的警示

　　过去几个月，保护主义饱受争议，但其危害的严重性仍未得到充分认识。围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关税，大部分讨论都聚焦于其短期影响——例如股市波动、通胀抬头、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然而，尽管这些后果已然令人担忧，一种更为严峻的可能性正在逼近：如果任由保护主义持续下去，如今美国赖以立足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可能面临彻底瓦解。

　　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中叶曾经历过一段类似的衰落时期。当时，该地区的领导人出于与特朗普政府当下似乎遵循的逻辑相似的动机，实施了保护性关税和贸易限制，旨在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并纠正他们眼中“不公平”的贸易关系。

　　然而，结果非但不是经济的重塑，反而带来了金融动荡和非民主的统治。只要华盛顿继续沿着类似的路径前行，美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工业化陷阱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后，拉丁美洲涌现出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导人——例如巴西的瓦加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以及后来的阿根廷的庇隆。他们普遍认为，解决该地区诸多困境的关键在于推进工业化。自殖民时代以来，拉丁美洲一直是依赖采掘业的经济体，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而工业制成品则主要依赖进口。20世纪30年代，许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贸易结构极不公平，因为它导致该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发展因此滞后。

　　因此，各国领导人开始着手调整各自的贸易结构。他们坚信，如果拉丁美洲大力推行保护主义，限制来自工业化贸易伙伴的进口，本地制造业就会蓬勃发展。各国政府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即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大幅提高关税，为外国投资设置重重壁垒，并向新建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额资金。

　　这些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造业的增长，但也使得拉丁美洲的工业成为世界上竞争力最弱的工业之一，并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战略的弊端已昭然若揭。推行ISI战略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通货膨胀率急剧飙升，年通胀率往往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石油出口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除外)。由于政府需要向本土制造商提供越来越多的补贴，财政预算赤字也随之膨胀。与此同时，由此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基础缺乏竞争力：本土生产的工业品价格往往比进口产品更高，质量却更差，这使得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根本无法出口。

　　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很简单：当国家通过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企业免受竞争时，就剥夺了企业进行创新、提高效率、引进尖端技术和控制成本的动力。正如政治学家古斯塔沃·弗洛雷斯-马西亚斯 (Gustavo Flores-Macías) 近期所言：“产业保护滋生了自满情绪。”该地区陷入了一个怪圈：制造业虽然有所扩张，但制成品出口却持续下降，导致本地经济失去了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即使在工业化进程的鼎盛时期，这些受保护的制造业如果离开了进口也难以生存。工厂依然需要进口机械和零部件，但由于缺乏出口收入，企业无力筹集资金购买。政府不得不介入，提供日益增长的补贴。政府支出的急剧增加使各国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因此，保护主义不仅在短期内通过减少廉价进口导致了失控的通货膨胀，更为通胀的持续存在创造了条件：将本地企业与竞争隔离，助长了价格垄断或哄抬，并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而政府只能通过印钞来弥补。工资的购买力迅速下降。尽管工人在本地企业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仍然难以负担本地生产的消费品。

　　裙带资本主义下的竞争

　　进口替代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后果更为深远。保护主义政策必然催生出新的官僚机构来制定细则，决定哪些国家的哪些产品应征收何种关税或需要何种进口许可证。许多此类决定带有随意性，或者至少缺乏严格的规则或标准约束。许可证的发放、关税税率的设定、征税产品的选择等细节，往往是由官僚与那些在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方式和时机上拥有既得利益的私营企业在幕后协商确定的。私营企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提供更多保护，例如提高竞争对手的关税，或者在生产需要外国投入时争取特殊的进口许可。作为回报，他们提供贿赂、政治捐款或政治支持等好处。简而言之，保护主义催生了大规模的腐败。

　　它也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20世纪拉丁美洲的经济从少数人控制的榨取模式，转变为国家主导的裙带关系——即后来所谓的“寻租”。尽管在ISI体制下，私营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盈利，但这些利润主要来源于政府给予的特殊优惠，而非市场竞争的收益。企业投入资源不是为了创新，而是为了游说;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发生在市场，而是发生在幕后的权力交易中。

　　随着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日益依赖于这些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交易，民主进程逐步遭到侵蚀，在某些国家，整个政治体系甚至因此瓦解。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引发劳工骚乱;日益盛行的寻租行为加剧了民众向政府索取更多利益的压力。整个体系无力回应这些需求。1973年，阿根廷社会学家吉列尔莫·奥唐纳(Guillermo O‘Donnell)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日益加剧的劳工和商业压力所引发的危机(他称之为ISI的“衰竭阶段”)，正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军方介入，试图结束这种混乱局面。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乌拉圭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开启了长达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即使在新的军事统治下，除了智利之外，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在其他国家仍在继续，政府的官僚体系日益庞大，债务和赤字持续累积。奥唐纳创造了“官僚专制主义”一词来描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这些军政府。国内工业效率低下，对政府恩惠的依赖更深。腐败和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贫困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在政治靠山的庇护下，与政界勾结的商人攫取了巨额利润，而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则被通货膨胀无情地吞噬。社会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

　　在民主制度与保护主义同时存在的国家，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委内瑞拉，公众对腐败体制的强烈不满，为激进政治运动赢得了广泛支持。这种情绪最终催生了乌戈·查韦斯的左翼威权政府，他从1999年统治委内瑞拉直至2013年。查韦斯同样依靠保护主义政策来笼络部分商界精英。

　　最终，在保护主义政策长期盛行之下，危机总要爆发。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国提高利率，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体系彻底崩溃。更高的借贷成本意味着各国政府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私人银行也无法像政府官僚机构那样介入并支撑经济。信贷急剧枯竭。经济由此开始陷入萧条。私人银行要么倒闭，要么面临挤兑等巨大压力。各国政府已无法从国内外借款来拯救银行或偿还债务，更不用说通过增加支出刺激经济摆脱衰退了。最终结果就是1982年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困扰了拉丁美洲整个十年，部分国家甚至遭受了更长期的影响。

　　保护既得利益者

　　保护主义并非其倡导者经常宣称的灵丹妙药。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拉丁美洲的工业化，但这更多是因为该地区此前工业基础薄弱。其更显著的负面后果是：破坏了市场运行机制，导致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大量涌现;造成了通货膨胀和巨额债务等宏观经济扭曲;并促成了长期专制政府的根深蒂固。

　　在当今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并非仅仅源于贸易逆差，而主要根植于全球供应链重塑等长期趋势。如今，大多数现代制造业涉及组装由各种中间部件构成的产品。许多此类零部件可以从遍布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小型供应商处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获取。这些国际分工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尚不存在，那时大多数制造业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生产技术的变革、教育体系的滞后以及未能有效引导政府投资于工人再培训的税收结构，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去工业化。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保护主义都无法解决。

　　恰恰相反，保护主义只会扭曲资本主义，损害民主。它会让消费者因物价上涨和选择减少而心生不满。它会削弱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加剧腐败。游说政府以获取贸易优惠将变得司空见惯。这种情况在特朗普的首个任期内已经在美国显现，当时企业提交了超过10万份钢铁和铝进口关税的豁免申请。如今关税壁垒进一步提高，这些申请数量无疑将成倍增加，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提供更多机会与私营企业进行特殊的利益交换。

　　简而言之，保护主义赋予政府任意干预市场的过多权力，这无疑滋生了更多寻租和政治交易的温床。这绝非重振商业的坦途，而是通往资本主义和透明治理衰败的歧途。

　　作者简介：哈维尔·科拉莱斯 (Javier Corrales) 是阿默斯特学院德怀特·W·莫罗(1895届)政治学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过去几个月，保护主义饱受争议，但其危害的严重性仍未得到充分认识。围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关税，大部分讨论都聚焦于其短期影响——例如股市波动、通胀抬头、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然而，尽管这些后果已然令人担忧，一种更为严峻的可能性正在逼近：如果任由保护主义持续下去，如今美国赖以立足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可能面临彻底瓦解。

　　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中叶曾经历过一段类似的衰落时期。当时，该地区的领导人出于与特朗普政府当下似乎遵循的逻辑相似的动机，实施了保护性关税和贸易限制，旨在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并纠正他们眼中“不公平”的贸易关系。

　　然而，结果非但不是经济的重塑，反而带来了金融动荡和非民主的统治。只要华盛顿继续沿着类似的路径前行，美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工业化陷阱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后，拉丁美洲涌现出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导人——例如巴西的瓦加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以及后来的阿根廷的庇隆。他们普遍认为，解决该地区诸多困境的关键在于推进工业化。自殖民时代以来，拉丁美洲一直是依赖采掘业的经济体，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而工业制成品则主要依赖进口。20世纪30年代，许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贸易结构极不公平，因为它导致该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发展因此滞后。

　　因此，各国领导人开始着手调整各自的贸易结构。他们坚信，如果拉丁美洲大力推行保护主义，限制来自工业化贸易伙伴的进口，本地制造业就会蓬勃发展。各国政府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即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大幅提高关税，为外国投资设置重重壁垒，并向新建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额资金。

　　这些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造业的增长，但也使得拉丁美洲的工业成为世界上竞争力最弱的工业之一，并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战略的弊端已昭然若揭。推行ISI战略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通货膨胀率急剧飙升，年通胀率往往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石油出口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除外)。由于政府需要向本土制造商提供越来越多的补贴，财政预算赤字也随之膨胀。与此同时，由此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基础缺乏竞争力：本土生产的工业品价格往往比进口产品更高，质量却更差，这使得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根本无法出口。

　　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很简单：当国家通过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企业免受竞争时，就剥夺了企业进行创新、提高效率、引进尖端技术和控制成本的动力。正如政治学家古斯塔沃·弗洛雷斯-马西亚斯 (Gustavo Flores-Macías) 近期所言：“产业保护滋生了自满情绪。”该地区陷入了一个怪圈：制造业虽然有所扩张，但制成品出口却持续下降，导致本地经济失去了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即使在工业化进程的鼎盛时期，这些受保护的制造业如果离开了进口也难以生存。工厂依然需要进口机械和零部件，但由于缺乏出口收入，企业无力筹集资金购买。政府不得不介入，提供日益增长的补贴。政府支出的急剧增加使各国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因此，保护主义不仅在短期内通过减少廉价进口导致了失控的通货膨胀，更为通胀的持续存在创造了条件：将本地企业与竞争隔离，助长了价格垄断或哄抬，并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而政府只能通过印钞来弥补。工资的购买力迅速下降。尽管工人在本地企业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仍然难以负担本地生产的消费品。

　　裙带资本主义下的竞争

　　进口替代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后果更为深远。保护主义政策必然催生出新的官僚机构来制定细则，决定哪些国家的哪些产品应征收何种关税或需要何种进口许可证。许多此类决定带有随意性，或者至少缺乏严格的规则或标准约束。许可证的发放、关税税率的设定、征税产品的选择等细节，往往是由官僚与那些在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方式和时机上拥有既得利益的私营企业在幕后协商确定的。私营企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提供更多保护，例如提高竞争对手的关税，或者在生产需要外国投入时争取特殊的进口许可。作为回报，他们提供贿赂、政治捐款或政治支持等好处。简而言之，保护主义催生了大规模的腐败。

　　它也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20世纪拉丁美洲的经济从少数人控制的榨取模式，转变为国家主导的裙带关系——即后来所谓的“寻租”。尽管在ISI体制下，私营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盈利，但这些利润主要来源于政府给予的特殊优惠，而非市场竞争的收益。企业投入资源不是为了创新，而是为了游说;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发生在市场，而是发生在幕后的权力交易中。

　　随着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日益依赖于这些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交易，民主进程逐步遭到侵蚀，在某些国家，整个政治体系甚至因此瓦解。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引发劳工骚乱;日益盛行的寻租行为加剧了民众向政府索取更多利益的压力。整个体系无力回应这些需求。1973年，阿根廷社会学家吉列尔莫·奥唐纳(Guillermo O‘Donnell)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日益加剧的劳工和商业压力所引发的危机(他称之为ISI的“衰竭阶段”)，正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军方介入，试图结束这种混乱局面。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乌拉圭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开启了长达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即使在新的军事统治下，除了智利之外，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在其他国家仍在继续，政府的官僚体系日益庞大，债务和赤字持续累积。奥唐纳创造了“官僚专制主义”一词来描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这些军政府。国内工业效率低下，对政府恩惠的依赖更深。腐败和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贫困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在政治靠山的庇护下，与政界勾结的商人攫取了巨额利润，而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则被通货膨胀无情地吞噬。社会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

　　在民主制度与保护主义同时存在的国家，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委内瑞拉，公众对腐败体制的强烈不满，为激进政治运动赢得了广泛支持。这种情绪最终催生了乌戈·查韦斯的左翼威权政府，他从1999年统治委内瑞拉直至2013年。查韦斯同样依靠保护主义政策来笼络部分商界精英。

　　最终，在保护主义政策长期盛行之下，危机总要爆发。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国提高利率，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体系彻底崩溃。更高的借贷成本意味着各国政府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私人银行也无法像政府官僚机构那样介入并支撑经济。信贷急剧枯竭。经济由此开始陷入萧条。私人银行要么倒闭，要么面临挤兑等巨大压力。各国政府已无法从国内外借款来拯救银行或偿还债务，更不用说通过增加支出刺激经济摆脱衰退了。最终结果就是1982年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困扰了拉丁美洲整个十年，部分国家甚至遭受了更长期的影响。

　　保护既得利益者

　　保护主义并非其倡导者经常宣称的灵丹妙药。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拉丁美洲的工业化，但这更多是因为该地区此前工业基础薄弱。其更显著的负面后果是：破坏了市场运行机制，导致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大量涌现;造成了通货膨胀和巨额债务等宏观经济扭曲;并促成了长期专制政府的根深蒂固。

　　在当今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并非仅仅源于贸易逆差，而主要根植于全球供应链重塑等长期趋势。如今，大多数现代制造业涉及组装由各种中间部件构成的产品。许多此类零部件可以从遍布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小型供应商处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获取。这些国际分工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尚不存在，那时大多数制造业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生产技术的变革、教育体系的滞后以及未能有效引导政府投资于工人再培训的税收结构，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去工业化。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保护主义都无法解决。

　　恰恰相反，保护主义只会扭曲资本主义，损害民主。它会让消费者因物价上涨和选择减少而心生不满。它会削弱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加剧腐败。游说政府以获取贸易优惠将变得司空见惯。这种情况在特朗普的首个任期内已经在美国显现，当时企业提交了超过10万份钢铁和铝进口关税的豁免申请。如今关税壁垒进一步提高，这些申请数量无疑将成倍增加，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提供更多机会与私营企业进行特殊的利益交换。

　　简而言之，保护主义赋予政府任意干预市场的过多权力，这无疑滋生了更多寻租和政治交易的温床。这绝非重振商业的坦途，而是通往资本主义和透明治理衰败的歧途。

　　作者简介：哈维尔·科拉莱斯 (Javier Corrales) 是阿默斯特学院德怀特·W·莫罗(1895届)政治学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