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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于4月21日逝世后，全球的目光聚焦于他的个人特质：他的谦逊、幽默，以及亲力亲为的管理风格。然而，这些个人特质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这位阿根廷教宗在梵蒂冈外交领域留下的贡献，才将成为永恒的遗产。方济各走出了一条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外交道路，提拔了来自此前在教会领导层中代表性极少甚至没有的国家的天主教领袖，并形成了一种既务实又富有远见的外交策略。
通过这些努力，方济各修复了在前任任内受损的外交关系，并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球、更加强大的外交网络。他的继任者现在必须利用方济各时期积累的深厚善意与良好声誉，推动教会的同情、正义与和平等核心优先事项。开展有意义且广泛的圣座(梵蒂冈)外交的条件已经具备。问题在于，下一任教宗是否具备充分发挥其影响力的能力。
着眼未来
去年9月，教宗方济各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访问，足迹遍及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这是他任内耗时最长的出访。此次访问体现了他多项重要的外交重点。其中之一便是改善天主教会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逊尼派伊斯兰教信徒的关系。在方济各的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内，双方关系曾一度陷入低谷。2006年，本笃十六世发表了一次讲话，被许多穆斯林视为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侮辱。2011年，逊尼派世界的最高权威之一、爱资哈尔清真寺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因此与梵蒂冈断绝了往来。方济各成功修复了与塔伊布的关系，并最终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友谊。2019年，两位领导人在阿布扎比会面，共同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联合协议。这次访问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它是教宗首次踏足阿拉伯半岛。
教宗方济各此次访问作为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再次彰显了他对跨宗教合作的承诺。他在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雅加达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会见了其他宗教领袖，并对印度尼西亚良好的宗教共存模式表示钦佩。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通过一条地下隧道与街对面的一座天主教堂相连，象征着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方济各还敦促天主教会摆脱过度制度化和向内收缩的倾向，增强福传精神，将注意力转向全球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他任命了将选举其继任者的枢机主教团成员，其中有来自此前在教会领导层中代表性极少甚至没有的国家。他所任命的枢机主教中，有25位来自此前从未产生过枢机主教的国家，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和东帝汶。历任教宗都会任命枢机主教，但没有哪位教宗像他一样，将他们委任到如此广泛的地区。
这个由新任命枢机主教组成的网络，帮助方济各实现了使教会不再过度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更加关注天主教日益兴盛的国家这一目标。他在任期间访问了13个亚洲国家和9个非洲国家，与本笃十六世三次访问非洲、零次访问亚洲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增长。东帝汶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教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典型例子。1975年，印尼入侵东帝汶(当时尚未独立)时，约有20%的居民是天主教徒。十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95%。在印尼军事占领期间(一直持续到1999年)，教会保护受迫害的人民，并记录并揭露了各种暴行，包括大屠杀、强迫失踪、法外处决、饥荒和强奸。方济各访问时，尽管天气酷热，该国近一半的人口(约130万)参加了他主持的弥撒。教宗方济各在印尼军方曾埋葬东帝汶自由战士的土地上发表讲话，警惕鼓励物质主义和自私的西方自由价值观的侵蚀。
多极视野
方济各经常将全球化世界视为多面体而非球体，他认为这个比喻“表达了如何在保持各国人民、个人和文化特征的同时实现统一”。例如，他赞赏新加坡决心远离地缘政治竞争的纷争，拥抱多极世界。在方济各任内，圣座自身也为跨越地缘政治分歧做出了不懈努力，其外交重点之一便是中国。在方济各之前，相互猜疑使得解决北京与圣座之间长期分歧的努力举步维艰。但当方济各上任第一天中国产生新领导层时，教宗亲自致信习近平表示祝贺。习近平热情地回信，令一些梵蒂冈工作人员感到惊讶。
方济各一生都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任命了彼得罗·帕罗林枢机主教(Pietro Parolin)担任国务卿。帕罗林曾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领导圣座与北京的谈判，现在也是接替方济各的热门人选之一。上任一年后，方济各告诉意大利报纸《晚邮报》，圣座“与中国有联系”，双方外交官保持着沟通。这些接触对于解决主教任命问题上的一个关键分歧至关重要：几十年来，北京一直坚持自己挑选中国主教，拒绝接受赋予教宗任命主教权力的天主教教义。经过四年的秘密谈判，2018年，圣座与中国政府就主教任命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该协议已续签三次，已有11位新主教依此条款获得任命或批准。
在方济各之前的两任教宗都曾尝试与北京寻找合作模式，但均以失败告终。方济各尤其坚持不懈，指示他的外交官即使遇到挫折也要坚持与中国同行对话。在之前的谈判中，北京的单方面决定曾导致谈判破裂。但在方济各的领导下，圣座并未因此气馁，最终促成了突破。
去年在罗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圣座与中国的接触得到了体现。这次会议恰逢教宗特使刚毅枢机主教一百年前(1924年)在中国上海召集首次中国教会领袖正式会议的百年纪念。那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教会开始转向由本土神职人员领导。上海主教沈斌也出席了去年的罗马会议，他用普通话发表讲话，解释说北京并非要改变天主教信仰，而是希望中国天主教徒能够捍卫本土文化和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未经圣座同意，便单方面将沈斌从原教区调任至上海。此举本可能对2018年的协议构成严重考验，但方济各选择接受这一既成事实，甚至邀请沈斌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高层政策讨论。
方济各的对华外交政策饱受批评，尤其受到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批评。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甚至在2020年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梵蒂冈与北京达成的协议。(作为回应，梵蒂冈在几周后拒绝了蓬佩奥提出的会见教宗的请求。)然而，圣座的这一立场，在某些方面被解读为与华盛顿相左，反而提升了圣座在地缘政治上的独立声誉——这正是方济各一直努力培养的。例如，去年9月，他从亚洲之行回国后，在罗马每周与数千名信徒会面时说：“我们仍然过于以欧洲为中心，或者用他的话说，‘西方化’。但实际上，教会比罗马或欧洲要大得多，大得多!”
除了对华政策外，方济各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也与西方国家不同。他反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为他遵循教会长期以来的立场，即制裁不应被用作外交武器，因为它会损害普通民众的福祉。方济各还优先考虑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关系。自1958年至1963年任内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来，历任教宗都致力于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话与修好，而加强圣座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宗主教区的关系，更是本笃十六世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方济各与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多罗买一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在方济各任内，本笃十六世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16年，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机场，方济各成为近千年来第一位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基里尔宗主教(又译基里尔牧首)会面的教宗。然而，他与基里尔宗主教签署的联合声明却让一些乌克兰天主教徒感到不安。
随着乌克兰冲突升级，方济各拒绝妖魔化俄罗斯。相反，他痛心地指出这是基督徒兄弟之间“同室操戈”的悲剧。他经常指责军火商煽动战争。他甚至大胆地指出，北约扩张——他称之为“北约在俄罗斯门口咆哮”——是俄罗斯入侵决定的原因之一。尽管他谴责战争，甚至在病床上公开为“受难的乌克兰人民”祈祷，但他从未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人身攻击。
继任者
即使他的某些立场可能引起争议，方济各还是使圣座外交再次变得重要。他加强了圣座的外交机构，在圣座国务院增设新部门以加强外交队伍建设。他将来自叙利亚和耶路撒冷等冲突地区的教会领导人擢升为枢机，以期加强在这些地区的和平努力。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区涵盖塞浦路斯、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现由皮埃尔巴蒂斯塔·皮扎巴拉枢机主教领导，他现在也被视为方济各潜在的继任者之一。方济各还通过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以及以佛教为主的蒙古、缅甸和新加坡任命新任枢机主教，以此支持当地规模较小的天主教社区。方济各任命了梵蒂冈驻外使节出身的印度籍枢机主教乔治·库瓦卡德(George Koovakad)，领导圣座促进宗教间对话部。
方济各为国际事务带来的价值观和战略根植于福音，并非他独有。此外，他的外交风格是宗座教会学院(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外交学校)教授给圣座神职外交官们的。国务卿帕罗林是方济各外交政策重要的执行者和推手，他曾就读于该学院。如果他当选为方济各的继任者，他将继续12年前在方济各任内开始的工作。但方济各也提拔了许多其他具有外交才能的杰出领导人。如果他的继任者来自全球南方，方济各的福传和改革事业可能会得到延续。选举下一任教宗的135位枢机主教很可能会选择延续这一方向。考虑到其中108位是由素有“惊喜教宗”之称的方济各亲自任命的，这次枢机主教秘密会议也很可能再次出人意料。
作者简介：维克托·盖坦是《全国天主教纪事报》(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高级国际通讯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教宗方济各于4月21日逝世后，全球的目光聚焦于他的个人特质：他的谦逊、幽默，以及亲力亲为的管理风格。然而，这些个人特质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这位阿根廷教宗在梵蒂冈外交领域留下的贡献，才将成为永恒的遗产。方济各走出了一条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外交道路，提拔了来自此前在教会领导层中代表性极少甚至没有的国家的天主教领袖，并形成了一种既务实又富有远见的外交策略。
通过这些努力，方济各修复了在前任任内受损的外交关系，并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球、更加强大的外交网络。他的继任者现在必须利用方济各时期积累的深厚善意与良好声誉，推动教会的同情、正义与和平等核心优先事项。开展有意义且广泛的圣座(梵蒂冈)外交的条件已经具备。问题在于，下一任教宗是否具备充分发挥其影响力的能力。
着眼未来
去年9月，教宗方济各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访问，足迹遍及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这是他任内耗时最长的出访。此次访问体现了他多项重要的外交重点。其中之一便是改善天主教会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逊尼派伊斯兰教信徒的关系。在方济各的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内，双方关系曾一度陷入低谷。2006年，本笃十六世发表了一次讲话，被许多穆斯林视为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侮辱。2011年，逊尼派世界的最高权威之一、爱资哈尔清真寺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因此与梵蒂冈断绝了往来。方济各成功修复了与塔伊布的关系，并最终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友谊。2019年，两位领导人在阿布扎比会面，共同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联合协议。这次访问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它是教宗首次踏足阿拉伯半岛。
教宗方济各此次访问作为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再次彰显了他对跨宗教合作的承诺。他在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雅加达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会见了其他宗教领袖，并对印度尼西亚良好的宗教共存模式表示钦佩。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通过一条地下隧道与街对面的一座天主教堂相连，象征着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方济各还敦促天主教会摆脱过度制度化和向内收缩的倾向，增强福传精神，将注意力转向全球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他任命了将选举其继任者的枢机主教团成员，其中有来自此前在教会领导层中代表性极少甚至没有的国家。他所任命的枢机主教中，有25位来自此前从未产生过枢机主教的国家，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和东帝汶。历任教宗都会任命枢机主教，但没有哪位教宗像他一样，将他们委任到如此广泛的地区。
这个由新任命枢机主教组成的网络，帮助方济各实现了使教会不再过度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更加关注天主教日益兴盛的国家这一目标。他在任期间访问了13个亚洲国家和9个非洲国家，与本笃十六世三次访问非洲、零次访问亚洲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增长。东帝汶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教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典型例子。1975年，印尼入侵东帝汶(当时尚未独立)时，约有20%的居民是天主教徒。十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95%。在印尼军事占领期间(一直持续到1999年)，教会保护受迫害的人民，并记录并揭露了各种暴行，包括大屠杀、强迫失踪、法外处决、饥荒和强奸。方济各访问时，尽管天气酷热，该国近一半的人口(约130万)参加了他主持的弥撒。教宗方济各在印尼军方曾埋葬东帝汶自由战士的土地上发表讲话，警惕鼓励物质主义和自私的西方自由价值观的侵蚀。
多极视野
方济各经常将全球化世界视为多面体而非球体，他认为这个比喻“表达了如何在保持各国人民、个人和文化特征的同时实现统一”。例如，他赞赏新加坡决心远离地缘政治竞争的纷争，拥抱多极世界。在方济各任内，圣座自身也为跨越地缘政治分歧做出了不懈努力，其外交重点之一便是中国。在方济各之前，相互猜疑使得解决北京与圣座之间长期分歧的努力举步维艰。但当方济各上任第一天中国产生新领导层时，教宗亲自致信习近平表示祝贺。习近平热情地回信，令一些梵蒂冈工作人员感到惊讶。
方济各一生都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任命了彼得罗·帕罗林枢机主教(Pietro Parolin)担任国务卿。帕罗林曾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领导圣座与北京的谈判，现在也是接替方济各的热门人选之一。上任一年后，方济各告诉意大利报纸《晚邮报》，圣座“与中国有联系”，双方外交官保持着沟通。这些接触对于解决主教任命问题上的一个关键分歧至关重要：几十年来，北京一直坚持自己挑选中国主教，拒绝接受赋予教宗任命主教权力的天主教教义。经过四年的秘密谈判，2018年，圣座与中国政府就主教任命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该协议已续签三次，已有11位新主教依此条款获得任命或批准。
在方济各之前的两任教宗都曾尝试与北京寻找合作模式，但均以失败告终。方济各尤其坚持不懈，指示他的外交官即使遇到挫折也要坚持与中国同行对话。在之前的谈判中，北京的单方面决定曾导致谈判破裂。但在方济各的领导下，圣座并未因此气馁，最终促成了突破。
去年在罗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圣座与中国的接触得到了体现。这次会议恰逢教宗特使刚毅枢机主教一百年前(1924年)在中国上海召集首次中国教会领袖正式会议的百年纪念。那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教会开始转向由本土神职人员领导。上海主教沈斌也出席了去年的罗马会议，他用普通话发表讲话，解释说北京并非要改变天主教信仰，而是希望中国天主教徒能够捍卫本土文化和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未经圣座同意，便单方面将沈斌从原教区调任至上海。此举本可能对2018年的协议构成严重考验，但方济各选择接受这一既成事实，甚至邀请沈斌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高层政策讨论。
方济各的对华外交政策饱受批评，尤其受到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批评。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甚至在2020年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梵蒂冈与北京达成的协议。(作为回应，梵蒂冈在几周后拒绝了蓬佩奥提出的会见教宗的请求。)然而，圣座的这一立场，在某些方面被解读为与华盛顿相左，反而提升了圣座在地缘政治上的独立声誉——这正是方济各一直努力培养的。例如，去年9月，他从亚洲之行回国后，在罗马每周与数千名信徒会面时说：“我们仍然过于以欧洲为中心，或者用他的话说，‘西方化’。但实际上，教会比罗马或欧洲要大得多，大得多!”
除了对华政策外，方济各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也与西方国家不同。他反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为他遵循教会长期以来的立场，即制裁不应被用作外交武器，因为它会损害普通民众的福祉。方济各还优先考虑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关系。自1958年至1963年任内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来，历任教宗都致力于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话与修好，而加强圣座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宗主教区的关系，更是本笃十六世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方济各与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多罗买一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在方济各任内，本笃十六世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16年，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机场，方济各成为近千年来第一位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基里尔宗主教(又译基里尔牧首)会面的教宗。然而，他与基里尔宗主教签署的联合声明却让一些乌克兰天主教徒感到不安。
随着乌克兰冲突升级，方济各拒绝妖魔化俄罗斯。相反，他痛心地指出这是基督徒兄弟之间“同室操戈”的悲剧。他经常指责军火商煽动战争。他甚至大胆地指出，北约扩张——他称之为“北约在俄罗斯门口咆哮”——是俄罗斯入侵决定的原因之一。尽管他谴责战争，甚至在病床上公开为“受难的乌克兰人民”祈祷，但他从未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人身攻击。
继任者
即使他的某些立场可能引起争议，方济各还是使圣座外交再次变得重要。他加强了圣座的外交机构，在圣座国务院增设新部门以加强外交队伍建设。他将来自叙利亚和耶路撒冷等冲突地区的教会领导人擢升为枢机，以期加强在这些地区的和平努力。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区涵盖塞浦路斯、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现由皮埃尔巴蒂斯塔·皮扎巴拉枢机主教领导，他现在也被视为方济各潜在的继任者之一。方济各还通过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以及以佛教为主的蒙古、缅甸和新加坡任命新任枢机主教，以此支持当地规模较小的天主教社区。方济各任命了梵蒂冈驻外使节出身的印度籍枢机主教乔治·库瓦卡德(George Koovakad)，领导圣座促进宗教间对话部。
方济各为国际事务带来的价值观和战略根植于福音，并非他独有。此外，他的外交风格是宗座教会学院(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外交学校)教授给圣座神职外交官们的。国务卿帕罗林是方济各外交政策重要的执行者和推手，他曾就读于该学院。如果他当选为方济各的继任者，他将继续12年前在方济各任内开始的工作。但方济各也提拔了许多其他具有外交才能的杰出领导人。如果他的继任者来自全球南方，方济各的福传和改革事业可能会得到延续。选举下一任教宗的135位枢机主教很可能会选择延续这一方向。考虑到其中108位是由素有“惊喜教宗”之称的方济各亲自任命的，这次枢机主教秘密会议也很可能再次出人意料。
作者简介：维克托·盖坦是《全国天主教纪事报》(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高级国际通讯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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