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尔·劳埃德：美国在能源创新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和俄罗斯

　　世界正经历一场新型的全球竞赛——不是争夺太空霸权，而是争夺全球核能市场的控制权。长期以来，核电因重大事故频发和预算超支，被认为风险较高，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但在过去十年中，随着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发展，核能正在卷土重来。中国和俄罗斯正抓住先机，大力发展国内产能，并积极出口核技术，在新兴经济体中建设核电站。

　　俄罗斯目前在核电站建设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国有核能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正在国内建造六座新的反应堆，并协助六个国家建造19座反应堆。与此同时，过去十年里，中国已与四个国家签署了建造九座反应堆的合同，同时，其国内核工业也保持着前所未有的扩张速度。两国都迅速抓住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潜力，这种反应堆的发电能力通常只有传统大型核电站的三分之一。与传统的大型反应堆相比，小型反应堆能快速部署到电网不够稳定或容量不足的地区，其模块化设计也使其更加经济实惠。

NIF,图片来源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随着全球快速电气化，对廉价清洁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全球电力需求将以每年约4%的速度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将贡献约85%的新增需求。在主要大国中，中国和俄罗斯迄今为止最积极地认识到这一需求，并通过大力出口核电技术来满足这一需求。两国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的目标市场。

　　反之，这一努力很可能改变全球能源格局，并重塑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美国曾一度在核技术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自20世纪70年代左右以来，由于公众反对、成本上升以及监管挑战，美国逐渐失去了这一地位。如今，美国正为此付出代价。人工智能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加上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获取的迫切需求，使得能够快速且经济地出口小型反应堆的国家将成为其他国家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中俄已开始利用其海外核能投资，加深对技术引进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为避免威权政权主导未来的核能市场，美国必须不断更新反应堆许可证管理方面的监管框架，并将联邦资金更多地投向其自身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产业。美国还需要与欧洲、亚洲的民主盟友协调一致，推动先进核能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只有通过合作——理想的形式是建立一个多边核能组织——才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能与中俄相媲美的、具有竞争力的融资方案。如果西方国家不紧急调整其国际核能战略，专制政权很可能利用核能来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走向，而民主国家或许在意识到为时已晚时，已经远远落后。

　　新原子时代

　　中国和俄罗斯对核能出口的兴趣正快速增长。去年7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探讨和平利用核能的可能性;乌干达正在考虑与俄罗斯合作建设该国首座核电站。本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启动了乌兹别克斯坦核电站的场地准备工作。这将是中亚地区的首座核反应堆，也是俄罗斯首次出口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项目。该公司还在孟加拉国开展核能项目。过去15年里，中国已与阿根廷、匈牙利、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国签署了核能协议。中俄两国都在积极投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俄罗斯于2020年部署了世界上首座商用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中国于2023年投入运行的高温气冷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同类反应堆中的首例。

　　其他国家也正试图加入核电行业。与多数致力于核电的私营企业不同，中国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和俄罗斯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均为国有企业，它们拥有集制造、建设和燃料供应于一体的供应链优势，并受益于更精简的决策和运营流程。这些高效的运营模式使得中俄两国能够快速且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建造反应堆。中国的核工业依靠成千上万的高技能员工，以惊人的速度推进项目。这种高效运营并非仅仅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副产品，而是北京和莫斯科将核能提升至国家战略优先地位的结果。两国都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了反应堆建设许可流程的效率。

　　中国和俄罗斯也选择为核能提供充足的战略性国家融资支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估计，为实现北京的核能目标，到2050年，中国需要——也能够——为此投入超过1.3万亿美元。通常，大多数中国项目都由国家贷款提供支持，利率低至1.4%，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俄罗斯已为其国内核项目投入超过260亿美元，并提供数十亿美元用于支持出口融资方案。其他国家也拥有国家支持的核能机构，但其出口规模仍无法与中俄相匹敌。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常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承担海外项目高达85%的成本。两家公司都提供“建设-拥有-运营”(BOO)合同。根据这类协议，它们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其在海外建造的反应堆，从而减轻了买方国家的负担，包括乏核燃料的管理等问题。中核集团还为外国买家提供包括核电站设计、建造和运营在内的全方位服务(即“交钥匙”项目)。通过与买方国家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密切合作，北京投资发展同侪关系，以此巩固双边关系。

　　SMR带来的机遇

　　新兴经济体正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满足其电力需求的帮助，特别是在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方面。SMR技术最初于20世纪50年代开发，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几十年来，SMR一直被视为小众技术。但随着设计的进步、各国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全球电力需求的激增，SMR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与传统的大型反应堆不同，SMR的尺寸和形式多样，灵活性更高，能满足更广泛地区的小型能源需求和更专业的应用场景。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精简的制造流程和更短的建设周期，还能帮助采购国规避建造传统大型核电站所面临的诸多严峻财务和后勤挑战。专家估计，SMR项目建设周期可能为三至六年，而部署传统反应堆通常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中俄两国正在建设的SMR项目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扩大核能覆盖范围，那么对于希望发展制造业、数据中心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新兴经济体而言，SMR的吸引力或许会进一步提升。

　　此外，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 还能实现传统核电站难以实现的功能。某些先进设计可以实现更高的运行温度，从而能为炼钢、生产化肥用氨等工业应用提供工艺热。这些应用领域至关重要：2022年，工业部门约占全球能源消耗的37%。

　　一些分析人士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新颖性仍持怀疑态度，并指出传统大型核电项目普遍存在造价高昂、预算超支的问题。但中俄两国相信，SMR将改变能源市场格局：中国希望通过巨额投资，到2030年向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30座反应堆，而俄罗斯则力争占据全球SMR市场的20%份额。随着全球电力需求的增长，核能的战略价值也将不断凸显，其能量密度远高于其他能源：仅一颗铀燃料芯块所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一吨煤、149加仑石油或17，000立方英尺天然气。

　　潜在影响与风险

　　中俄两国提供的全面融资方案和高效的建设能力，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核电。但这类协议也可能造成长期依赖，使采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对中俄产生债务依赖，并依赖其运营专业知识。尽管存在这种潜在的依赖风险，但对于新兴经济体以及希望发展核电的发达国家而言，中俄之外的替代方案几乎没有吸引力。美国公司NuScale Power已与加纳和罗马尼亚签署了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协议，但这些项目仍处于规划阶段。另一家美国公司西屋电气正协助波兰建设其首座核电站。但这些努力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北京和莫斯科。

　　虽然一些独特的效率优势有助于中央集权政府加快核能项目进程，但美国及其盟友没有理由不能以与威权国家竞争的速度，支持反应堆的开发、生产和出口。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曾提供全球大部分的核制造、反应堆设计和供应链专业知识。然而，中俄两国雄心勃勃的国家支持的融资模式，已经挤压了美国公司的市场空间。美国政府的政策也负有部分责任：出口法律对有意购买美国反应堆的国家设置了繁重障碍。在美国向他国转让核技术和材料之前，需要求伙伴国签署一项和平核能合作协议，即所谓的“123协议”。此类协议遵守严格的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但华盛顿经常要求伙伴国做出额外承诺，例如放弃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这可能会降低美国技术对潜在买家的吸引力。

　　此外，美国监管效率低下也是阻碍其发展的一个瓶颈。例如，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批准一个反应堆项目，并对申请者收取高额费用。Kairos Power公司的Hermes反应堆，是美国唯一一座已获许可并正在建设中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进展缓慢，反映了NRC长期存在的体制挑战，包括其难以适应创新的内部文化。

　　先进核电领域的竞争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技术比拼，而是一场在快速电气化的世界中争夺影响力、经济竞争力的地缘政治较量。北京和莫斯科将稳步提升软实力，因为与它们签署核能协议的国家，有动力与它们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立场保持一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例如，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正扩大匈牙利的核电产能;核能目前占匈牙利电力供应的约44%。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强烈反对将俄罗斯核能纳入欧盟对俄制裁范围，并最终获得了豁免。

　　未来，拥有反应堆建设主导权的国家甚至可能利用其影响力，通过关闭或扣押反应堆来胁迫或惩罚采购国。这种威胁并非没有先例可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曾切断对乌克兰长达数月的天然气供应，造成了经济和社会混乱。与化石燃料不同，电力无法储存，因此核电站的关闭对一个国家的电网稳定和经济运行可能造成毁灭性打击。

　　美国并非是唯一在核能领域落后的国家。其他拥有先进核工业的主要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便捷融资和“交钥匙”项目模式方面，做得也远远不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要求其成员国对核项目执行比中俄更高的利率和更长的还款期限。大多数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都拒绝为核电站项目提供资金。所有这些障碍都促使发展中国家转向中俄两国的核出口项目。

　　应对与展望

　　为维持核能市场的地缘政治平衡，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采取更具竞争力的战略，尤其是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领域。美国国会于2024年7月通过了《先进核能法案》(ADVANCE Act)，旨在推动核监管现代化，加快许可证审批流程，并支持先进反应堆的部署。该法案要求核管理委员会(NRC)更新其监管框架，并授权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资金支持。该法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国会应充分利用其条款，最大限度地投入SMR研发。国会还应考虑在涉及浓缩铀和乏燃料后处理的谈判中采取更大的灵活性：与其坚持要求伙伴国完全放弃这些能力，不如在严格监督下允许其有限地开展这些活动，从而在维护核不扩散目标与满足核出口市场竞争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然而，仅仅这些举措还不足够。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赶上甚至超越中俄目前提供的高效建设和资金支持。去年，能源分析师、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托德·莫斯提议世界银行聘请专家，评估受援国能源结构中核能的作用，但这一想法可能仍会遭到世界银行内反核成员国的反对。另一项旨在增加核能融资渠道、提升竞争力的倡议——国际核基础设施银行，因其要求50个国家共同创建全新的金融机构，范围过于宽泛，目前已陷入停滞。

　　建立一个全球核能合作组织可能更具前景。该合作组织应首先负责协调少数政治立场一致的亲核国家之间的政策，致力于加速战略性核电出口。现有的伙伴关系，例如由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札幌五国”组织，已经开始加强并实现全球核燃料供应链的多元化。核电站建设领域也迫切需要类似的合作。这种合作可以由一个新机构来协调，或者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现有机构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它应充分利用各成员国的优势，例如加拿大在铀矿开采方面的领先地位和美国丰富的反应堆设计经验。合作组织还可以通过鼓励共享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促进各成员国的国内核工业发展，包括发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能力。此外，合作组织还能增强成员国改革当前发展融资框架、将核电项目重新纳入考虑范围的话语权。

　　该合作组织可以提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竞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便与中俄的交易相匹敌。通过汇聚各方力量，民主国家可以帮助满足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同时增强自身的能源安全和外交独立性。由该组织协调安排的核电合同甚至可能超越中俄提供的合同。这些合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反应堆运营权益，包括投入更多资源培训当地劳动力，并帮助采购国建立完善的核能监管框架。合作组织还可以加强公私合作，加大对私营先进核技术公司的支持，以加速实现规模经济并降低成本。该核能合作组织还将为西方提供一个关键平台，使其能够通过制定更均衡的技术出口标准，继续影响核不扩散保障措施的制定，从而在维护核安全的同时不吓退潜在买家。

　　发展中国家或许仍会选择从中俄获取核能技术。但它们需要有真正的选择权。美国及其盟友仍有机会制衡中俄两国在核能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风险与日俱增：在新核时代初期，华盛顿及其盟友现在做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全球能源安全、经济和权力格局的走向。

　　作者简介：朱泽尔·劳埃德(Juzel Lloyd)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能源与环境技术研究员。2024年，她担任大西洋理事会能源与气候领域女性领袖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世界正经历一场新型的全球竞赛——不是争夺太空霸权，而是争夺全球核能市场的控制权。长期以来，核电因重大事故频发和预算超支，被认为风险较高，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但在过去十年中，随着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发展，核能正在卷土重来。中国和俄罗斯正抓住先机，大力发展国内产能，并积极出口核技术，在新兴经济体中建设核电站。

　　俄罗斯目前在核电站建设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国有核能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正在国内建造六座新的反应堆，并协助六个国家建造19座反应堆。与此同时，过去十年里，中国已与四个国家签署了建造九座反应堆的合同，同时，其国内核工业也保持着前所未有的扩张速度。两国都迅速抓住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潜力，这种反应堆的发电能力通常只有传统大型核电站的三分之一。与传统的大型反应堆相比，小型反应堆能快速部署到电网不够稳定或容量不足的地区，其模块化设计也使其更加经济实惠。

NIF,图片来源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随着全球快速电气化，对廉价清洁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全球电力需求将以每年约4%的速度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将贡献约85%的新增需求。在主要大国中，中国和俄罗斯迄今为止最积极地认识到这一需求，并通过大力出口核电技术来满足这一需求。两国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的目标市场。

　　反之，这一努力很可能改变全球能源格局，并重塑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美国曾一度在核技术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自20世纪70年代左右以来，由于公众反对、成本上升以及监管挑战，美国逐渐失去了这一地位。如今，美国正为此付出代价。人工智能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加上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获取的迫切需求，使得能够快速且经济地出口小型反应堆的国家将成为其他国家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中俄已开始利用其海外核能投资，加深对技术引进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为避免威权政权主导未来的核能市场，美国必须不断更新反应堆许可证管理方面的监管框架，并将联邦资金更多地投向其自身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产业。美国还需要与欧洲、亚洲的民主盟友协调一致，推动先进核能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只有通过合作——理想的形式是建立一个多边核能组织——才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能与中俄相媲美的、具有竞争力的融资方案。如果西方国家不紧急调整其国际核能战略，专制政权很可能利用核能来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走向，而民主国家或许在意识到为时已晚时，已经远远落后。

　　新原子时代

　　中国和俄罗斯对核能出口的兴趣正快速增长。去年7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探讨和平利用核能的可能性;乌干达正在考虑与俄罗斯合作建设该国首座核电站。本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启动了乌兹别克斯坦核电站的场地准备工作。这将是中亚地区的首座核反应堆，也是俄罗斯首次出口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项目。该公司还在孟加拉国开展核能项目。过去15年里，中国已与阿根廷、匈牙利、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国签署了核能协议。中俄两国都在积极投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俄罗斯于2020年部署了世界上首座商用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中国于2023年投入运行的高温气冷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同类反应堆中的首例。

　　其他国家也正试图加入核电行业。与多数致力于核电的私营企业不同，中国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和俄罗斯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均为国有企业，它们拥有集制造、建设和燃料供应于一体的供应链优势，并受益于更精简的决策和运营流程。这些高效的运营模式使得中俄两国能够快速且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建造反应堆。中国的核工业依靠成千上万的高技能员工，以惊人的速度推进项目。这种高效运营并非仅仅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副产品，而是北京和莫斯科将核能提升至国家战略优先地位的结果。两国都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了反应堆建设许可流程的效率。

　　中国和俄罗斯也选择为核能提供充足的战略性国家融资支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估计，为实现北京的核能目标，到2050年，中国需要——也能够——为此投入超过1.3万亿美元。通常，大多数中国项目都由国家贷款提供支持，利率低至1.4%，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俄罗斯已为其国内核项目投入超过260亿美元，并提供数十亿美元用于支持出口融资方案。其他国家也拥有国家支持的核能机构，但其出口规模仍无法与中俄相匹敌。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常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承担海外项目高达85%的成本。两家公司都提供“建设-拥有-运营”(BOO)合同。根据这类协议，它们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其在海外建造的反应堆，从而减轻了买方国家的负担，包括乏核燃料的管理等问题。中核集团还为外国买家提供包括核电站设计、建造和运营在内的全方位服务(即“交钥匙”项目)。通过与买方国家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密切合作，北京投资发展同侪关系，以此巩固双边关系。

　　SMR带来的机遇

　　新兴经济体正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满足其电力需求的帮助，特别是在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方面。SMR技术最初于20世纪50年代开发，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几十年来，SMR一直被视为小众技术。但随着设计的进步、各国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全球电力需求的激增，SMR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与传统的大型反应堆不同，SMR的尺寸和形式多样，灵活性更高，能满足更广泛地区的小型能源需求和更专业的应用场景。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精简的制造流程和更短的建设周期，还能帮助采购国规避建造传统大型核电站所面临的诸多严峻财务和后勤挑战。专家估计，SMR项目建设周期可能为三至六年，而部署传统反应堆通常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中俄两国正在建设的SMR项目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扩大核能覆盖范围，那么对于希望发展制造业、数据中心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新兴经济体而言，SMR的吸引力或许会进一步提升。

　　此外，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 还能实现传统核电站难以实现的功能。某些先进设计可以实现更高的运行温度，从而能为炼钢、生产化肥用氨等工业应用提供工艺热。这些应用领域至关重要：2022年，工业部门约占全球能源消耗的37%。

　　一些分析人士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新颖性仍持怀疑态度，并指出传统大型核电项目普遍存在造价高昂、预算超支的问题。但中俄两国相信，SMR将改变能源市场格局：中国希望通过巨额投资，到2030年向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30座反应堆，而俄罗斯则力争占据全球SMR市场的20%份额。随着全球电力需求的增长，核能的战略价值也将不断凸显，其能量密度远高于其他能源：仅一颗铀燃料芯块所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一吨煤、149加仑石油或17，000立方英尺天然气。

　　潜在影响与风险

　　中俄两国提供的全面融资方案和高效的建设能力，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核电。但这类协议也可能造成长期依赖，使采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对中俄产生债务依赖，并依赖其运营专业知识。尽管存在这种潜在的依赖风险，但对于新兴经济体以及希望发展核电的发达国家而言，中俄之外的替代方案几乎没有吸引力。美国公司NuScale Power已与加纳和罗马尼亚签署了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协议，但这些项目仍处于规划阶段。另一家美国公司西屋电气正协助波兰建设其首座核电站。但这些努力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北京和莫斯科。

　　虽然一些独特的效率优势有助于中央集权政府加快核能项目进程，但美国及其盟友没有理由不能以与威权国家竞争的速度，支持反应堆的开发、生产和出口。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曾提供全球大部分的核制造、反应堆设计和供应链专业知识。然而，中俄两国雄心勃勃的国家支持的融资模式，已经挤压了美国公司的市场空间。美国政府的政策也负有部分责任：出口法律对有意购买美国反应堆的国家设置了繁重障碍。在美国向他国转让核技术和材料之前，需要求伙伴国签署一项和平核能合作协议，即所谓的“123协议”。此类协议遵守严格的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但华盛顿经常要求伙伴国做出额外承诺，例如放弃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这可能会降低美国技术对潜在买家的吸引力。

　　此外，美国监管效率低下也是阻碍其发展的一个瓶颈。例如，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批准一个反应堆项目，并对申请者收取高额费用。Kairos Power公司的Hermes反应堆，是美国唯一一座已获许可并正在建设中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进展缓慢，反映了NRC长期存在的体制挑战，包括其难以适应创新的内部文化。

　　先进核电领域的竞争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技术比拼，而是一场在快速电气化的世界中争夺影响力、经济竞争力的地缘政治较量。北京和莫斯科将稳步提升软实力，因为与它们签署核能协议的国家，有动力与它们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立场保持一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例如，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正扩大匈牙利的核电产能;核能目前占匈牙利电力供应的约44%。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强烈反对将俄罗斯核能纳入欧盟对俄制裁范围，并最终获得了豁免。

　　未来，拥有反应堆建设主导权的国家甚至可能利用其影响力，通过关闭或扣押反应堆来胁迫或惩罚采购国。这种威胁并非没有先例可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曾切断对乌克兰长达数月的天然气供应，造成了经济和社会混乱。与化石燃料不同，电力无法储存，因此核电站的关闭对一个国家的电网稳定和经济运行可能造成毁灭性打击。

　　美国并非是唯一在核能领域落后的国家。其他拥有先进核工业的主要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便捷融资和“交钥匙”项目模式方面，做得也远远不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要求其成员国对核项目执行比中俄更高的利率和更长的还款期限。大多数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都拒绝为核电站项目提供资金。所有这些障碍都促使发展中国家转向中俄两国的核出口项目。

　　应对与展望

　　为维持核能市场的地缘政治平衡，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采取更具竞争力的战略，尤其是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领域。美国国会于2024年7月通过了《先进核能法案》(ADVANCE Act)，旨在推动核监管现代化，加快许可证审批流程，并支持先进反应堆的部署。该法案要求核管理委员会(NRC)更新其监管框架，并授权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资金支持。该法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国会应充分利用其条款，最大限度地投入SMR研发。国会还应考虑在涉及浓缩铀和乏燃料后处理的谈判中采取更大的灵活性：与其坚持要求伙伴国完全放弃这些能力，不如在严格监督下允许其有限地开展这些活动，从而在维护核不扩散目标与满足核出口市场竞争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然而，仅仅这些举措还不足够。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赶上甚至超越中俄目前提供的高效建设和资金支持。去年，能源分析师、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托德·莫斯提议世界银行聘请专家，评估受援国能源结构中核能的作用，但这一想法可能仍会遭到世界银行内反核成员国的反对。另一项旨在增加核能融资渠道、提升竞争力的倡议——国际核基础设施银行，因其要求50个国家共同创建全新的金融机构，范围过于宽泛，目前已陷入停滞。

　　建立一个全球核能合作组织可能更具前景。该合作组织应首先负责协调少数政治立场一致的亲核国家之间的政策，致力于加速战略性核电出口。现有的伙伴关系，例如由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札幌五国”组织，已经开始加强并实现全球核燃料供应链的多元化。核电站建设领域也迫切需要类似的合作。这种合作可以由一个新机构来协调，或者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现有机构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它应充分利用各成员国的优势，例如加拿大在铀矿开采方面的领先地位和美国丰富的反应堆设计经验。合作组织还可以通过鼓励共享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促进各成员国的国内核工业发展，包括发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能力。此外，合作组织还能增强成员国改革当前发展融资框架、将核电项目重新纳入考虑范围的话语权。

　　该合作组织可以提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竞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便与中俄的交易相匹敌。通过汇聚各方力量，民主国家可以帮助满足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同时增强自身的能源安全和外交独立性。由该组织协调安排的核电合同甚至可能超越中俄提供的合同。这些合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反应堆运营权益，包括投入更多资源培训当地劳动力，并帮助采购国建立完善的核能监管框架。合作组织还可以加强公私合作，加大对私营先进核技术公司的支持，以加速实现规模经济并降低成本。该核能合作组织还将为西方提供一个关键平台，使其能够通过制定更均衡的技术出口标准，继续影响核不扩散保障措施的制定，从而在维护核安全的同时不吓退潜在买家。

　　发展中国家或许仍会选择从中俄获取核能技术。但它们需要有真正的选择权。美国及其盟友仍有机会制衡中俄两国在核能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风险与日俱增：在新核时代初期，华盛顿及其盟友现在做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全球能源安全、经济和权力格局的走向。

　　作者简介：朱泽尔·劳埃德(Juzel Lloyd)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能源与环境技术研究员。2024年，她担任大西洋理事会能源与气候领域女性领袖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