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克里斯&·格茨：贸易战将如何收场?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必由之路

　　4月2日，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口中的“解放日”这一天，他站在白宫玫瑰园，宣布了一项旨在扭转美国贸易失衡的全面关税计划。特朗普加征的关税税率之高，令人震惊，随即引发股市抛售与美国资产外流，不仅招致国会部分共和党人的罕见谴责，更激起全球外交界的强烈愤慨。在经历了一周的激烈反对后，特朗普宣布对多数特定国家的关税暂停90天。这一举动，使得各国外交官们争先恐后地寻求谈判，以期在期限内豁免关税。而美国法院对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挑战，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混乱的贸易政策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并引发了外界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然而，特朗普总统坚持国际贸易体系亟需“重启”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在美国，两党对自由贸易的疑虑与日俱增，世界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为维护本国利益而干预经济。历经八十年风雨、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全球贸易秩序，已然裂痕丛生。

　　未来走向尚不明朗，但美国倡导更自由贸易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尽管许多受特朗普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国家或许仍渴望回到过去，但结构性的地缘政治变迁已使之成为奢望。与其试图让时光倒流，这些参与者更应推动各国政府引领全球贸易秩序完成必要的转型。

　　因此，这些破坏性的关税，也可能创造出新的机遇。尽管总统行事反复无常，但美国依然拥有深厚的结构性优势，这使其有能力引领新一轮的贸易议程。许多国家依赖美国市场，且鲜有国家将中国视为可行的替代选项。即便遭受美国高额关税的打击，多数主要经济体仍会选择与美国达成和解。因此，华盛顿恰恰可以利用这场贸易战，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有效重构。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政府必须超越短视的利益——例如一次性的美国商品采购协议或临时的关税休战——并停止对贸易伙伴的胁迫式做法。相反，它必须着手建立一套新的规则和规范，以促进理念相近国家间的融合，同时将它们与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区隔开来。一条于美国及其盟友有利的道路是存在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利用当前的混乱局面，而非被其反噬。

　　旧秩序的崩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一系列经济规则，旨在促进开放的多边贸易秩序。美国缔结了多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并创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来管理商业活动。这些机构和规则保障了经济与政治稳定，鼓励了贸易与投资流动，并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可靠、和平且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由此产生的体系崇尚开放与一体化，与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地缘政治时代相得益彰。华盛顿坚信，一个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对其自身的繁荣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并有充分的理由去维护它。

　　但如今，美国已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截至去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它通过背离市场原则的方式一路攀升，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制造了巨大的摩擦。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推行产业政策，但中国对开放贸易体系的系统性滥用却独树一帜。北京利用经济增长来增强军事实力，并扩张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土野心，这引发了华盛顿及其他国家的警惕。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等新的冲击和危机，凸显了深度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脆弱性。当今的全球经济格局，不再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为基础，而是呈现出多个新兴权力中心并存的特征，许多国家已将安全关切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若要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各国政府就必须调整规则，以适应今天的战略需求。

　　现行贸易体系的核心是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即贸易伙伴间应一视同仁。但各国对不同贸易伙伴的经济与国家安全考量显然不同：与亲密盟友的贸易可以增强一国安全，而与对手的贸易则可能使其更加脆弱。因此，要求各国将所有贸易伙伴都视为“最惠国”已无实际意义。尽管贸易体系允许成员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打破这一普遍原则，但对于援引此项豁免所需满足的条件，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指引。在过去，这不成问题，因为各国都默认以开放和最低限度的限制为行事前提。但在过去十年中，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贸易伙伴实施出口管制、制裁及其他经济限制。这种反复出现的、即便有其合理性的违规行为，滋生了混乱与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已将美国变成一个试图颠覆现有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迄今为止，他的策略制造了不必要的混乱。但我们仍有机会从当前的动荡中争取积极的成果。总统愿意采取大胆行动，这启动了通常进展缓慢的、雄心勃勃的贸易谈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谈判最终可能为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有利的结果。

　　今年3月，新美国安全中心进行了一场贸易战模拟演习，以探究外国政府将如何应对美国大幅提高的关税。参与者包括来自美国和多国首都的资深贸易谈判代表，以及地区专家和安全分析师。在演习中，代表美国的团队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了高额关税，但同时对协商其他安排持开放态度。扮演外国政府的团队则必须在美国的报复与谈判之间做出选择。演习旨在营造一个复杂且充满敌意的谈判环境，其中还包括美国在格陵兰岛地位和加拿大主权等非贸易问题上的挑衅。然而，到演习结束时，美国团队出人意料地成功奠定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民主国家贸易集团的基础，并将中国排除在外。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代表美国传统贸易伙伴(如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的团队对华盛顿的霸凌行径感到愤怒。但即便他们认识到美国可能已非可靠伙伴，他们依然认定，必须与美国官员合作以减轻关税造成的损害。一场贸易战版的“囚徒困境”由此上演：各国团队虽认识到联合对抗美国的价值，但每个国家仍优先考虑自身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因此大多选择争先恐后地与华盛顿谈判。

　　在这场博弈中，中国队发起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只要美国队释放出愿意谈判的信号，代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参与者便不认为深化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是明智之举。事实上，许多参与者都同意在反华措施上与美国队保持一致。在现实世界中，北京正努力利用华盛顿全球地位的下滑，向各国传递一个信息：中国，而非美国，才是致力于维护规则的可靠伙伴。但迄今为止，这一信息并未深入人心。许多国家非但没有寻求与中国深度融合，反而正忙于确保初露端倪的贸易战不会导致大量廉价的中国出口商品涌入本国市场。

　　这场贸易战模拟的启示在于，它揭示了美国决策者应如何挽救特朗普关税政策造成的乱局。但现实中的成功远非定数。多种突发事件都可能将世界贸易体系推向不同方向。例如，外国政府可能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被迫对美反击。即便没有民众的愤怒，美国在非贸易问题上的挑衅也可能导致任何谈判走向失败。为了取得积极成果，特朗普必须优先考虑真诚的贸易谈判，并控制其贸易政策中较为混乱的方面，例如先征收过高关税，待其明显不可持续后又被迫撤回的做法。

　　通往持久“重启”之路?

　　如果特朗普政府希望从贸易战中挽救危局，华盛顿必须将关税作为追求明确且可实现目标的筹码，而非追求众多互不兼容目标的“钝器”。特朗普政府为关税提供了一系列理由：促进美国再工业化、增加政府收入、降低贸易逆差，并迫使其他国家采取对美有利的行动。定向关税或许能帮助政府实现部分目标，但绝非全部，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特朗普政府必须明确其目标的优先次序，而且越早越好。

　　或许，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重建其履行承诺的信誉。在特朗普制造了如此多的混乱之后，外国政府有理由担心，美国今天承诺取消关税，明天就可能故态复萌。特朗普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战尖锐地凸显了这一点，因为总统的关税违反了他本人在第一任期内根据2020年《美墨加协议》所谈判达成的规则。

　　信誉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便决心证明，它是一股不受现有规范约束的颠覆性力量，而它确实做到了。总统早期的关税举措主要依赖紧急权力，因为这能使其迅速行动，绕开常规的民主程序(例如就政策的潜在影响征求公众意见)。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已导致了一些荒谬的后果，例如政府对主要栖息着企鹅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岛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本意看似激进的行动，反而显得缺乏依据且不可持续。

　　但特朗普政府仍然可以通过为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引入更多秩序和可预测性，来提升(即便不能完全挽救)美国的信誉。毕竟，贸易政策本不必如此混乱。总统有多种法律途径来实现其目标，例如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和《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允许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这些机制要求政府进行基于事实的调查并听取公众意见，这虽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风格相悖，但它们给了政府一个发现和解决意外后果的机会。这些贸易工具稳健而有序的节奏，也为私营部门提供了准备和调整的时间，而不是让它们的供应链在一夜之间陷入混乱。

　　华盛顿还必须明确其对盟友的期望。目前，美国的贸易伙伴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得关税减免。外国政府在与特朗普政府会晤后，对美国总统的最终目标感到困惑。特朗普或许认为，让贸易伙伴时刻保持警惕是一种高明的谈判策略，但实际上，政府的不透明性本身就阻碍了其目标的实现。贸易体系的持久“重启”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政府将盟友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本身。

　　特朗普似乎对采取更审慎、更有条理的谈判方式，或调整手段以实现更可行的目标毫无兴趣。但其贸易政策引发的混乱已经遭遇了外部制约。这种反弹可能会促使政府走上一条更为温和的道路。例如，美国法院正在权衡政府的行动，国会也可能选择限制行政部门的部分关税权力。美国消费者对总统的关税执念感到不满，并预期通胀将上升。如果国债持有者再次陷入恐慌，就像4月份那样，特朗普可能被迫再次宣布暂停征收关税。

　　明智的做法是，特朗普政府应采取更可预测的策略，以应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不断调整关税，无论对盟友还是对手而言，都意味着其缺乏连贯性，甚至是一种软弱。与此同时，许多贸易伙伴在目睹了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作风后，现在可能认为他们只需坐等总统改变主意，而无需拿出实质性的方案。

　　新秩序的蓝图

　　即便特朗普能被说服在贸易战中采取更审慎的策略，问题依然存在：最终目的是什么?目前，美国政府似乎专注于谈判一些肤浅的“框架协议”，用适度的贸易让步和采购协议换取部分关税减免，却对未来的合作含糊其辞。如果贸易战最终以一系列此类协议告终，那美国不过是在掩盖现有贸易体系的缺陷，同时白白消耗了宝贵的筹码。

　　贸易战还有另一种更令人担忧的走向。在打破现有全球贸易规则后，美国可能会在其国际经济关系中推行一种更加赤裸裸的交易方式，回避任何可能限制美国行动的规则或共同规范。随着世界最大经济体转向国内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其他国家也会以牙还牙，重拾大萧条时期那种倒退的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混乱将主宰一切。

　　然而，第三条道路也是存在的。在美国利用关税震慑贸易伙伴、使其摆脱自满情绪后，可以与这些国家合作，协商“重启”贸易体系——在保留旧体系诸多优势的同时，纠正其不足之处。第一步应该是放宽非歧视原则，接受贸易政策将对不同伙伴区别对待，并允许民主国家相互扶持。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早已在对待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的做法上，与其他贸易伙伴区别开来。

　　美国应继续与中国在低端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一些领域开展贸易。但在芯片和制药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特朗普应像其第一任期那样，优先考虑“去风险化”。政府应维持定向关税，以便美国能够在这些关键行业建设自身产能。此外，华盛顿应在国内制造业和研发设计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并尽可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

　　如果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可能会承受一定的经济冲击。为了弥补贸易损失，华盛顿必须深化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和盟友的经济融合。这将有助于美国及其伙伴弥补损失，并扩大对强大的国防、技术和创新基础至关重要的产业规模——而这些正是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的必要条件。为此，他们应协调使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数据安全措施，并共同解决中国在钢铁和铝等关键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和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就何时可以合理地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采取贸易和投资限制，建立起共同的预期，从而促进新经济安全秩序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最终，特朗普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由以下同心圆构成的未来秩序：核心是亲密盟友和伙伴的深度经济与安全一体化;中间层是大多数国家之间可预测、基于规则的交往;外围则是对竞争对手的审慎“去风险化”。这样的秩序将为当前的世界提供一个更稳定的框架。为了实现这一秩序，华盛“顿应寻求与其亲密伙伴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以提供企业和政府所需的清晰度、一致性和可信度。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谈判的90天框架协议，恰恰应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跳板：为未来几个月将要敲定的更具体规则搭建框架。如果将框架协议视为最终目的，而没有任何雄心勃勃的后续行动，那么关税带来的痛苦将得不偿失，其微薄的收益将远不足以弥补其造成的损害。

　　美国的贸易伙伴们有理由担心特朗普正在破坏一个无法重建的经济秩序，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寻求关税减免。但他们也必须放眼长远，将此视为与美国携手构建新架构、以应对共同挑战的机会。无论他们是否乐意，地缘政治的变迁已使先前的规则秩序难以为继。特朗普对这一体系的冲击或许并不体面，但它可能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开辟了道路。

　　作者简介：艾米丽·基尔克里斯(Emily Kilcrease)是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兼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主任。2019年至2021年，她先后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助理，负责投资事务。杰弗里·格茨(Jeffrey Gertz)是新美国安全中心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2022年至2023年，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主任。

　　4月2日，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口中的“解放日”这一天，他站在白宫玫瑰园，宣布了一项旨在扭转美国贸易失衡的全面关税计划。特朗普加征的关税税率之高，令人震惊，随即引发股市抛售与美国资产外流，不仅招致国会部分共和党人的罕见谴责，更激起全球外交界的强烈愤慨。在经历了一周的激烈反对后，特朗普宣布对多数特定国家的关税暂停90天。这一举动，使得各国外交官们争先恐后地寻求谈判，以期在期限内豁免关税。而美国法院对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挑战，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混乱的贸易政策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并引发了外界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然而，特朗普总统坚持国际贸易体系亟需“重启”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在美国，两党对自由贸易的疑虑与日俱增，世界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为维护本国利益而干预经济。历经八十年风雨、由美国主导的战后全球贸易秩序，已然裂痕丛生。

　　未来走向尚不明朗，但美国倡导更自由贸易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尽管许多受特朗普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国家或许仍渴望回到过去，但结构性的地缘政治变迁已使之成为奢望。与其试图让时光倒流，这些参与者更应推动各国政府引领全球贸易秩序完成必要的转型。

　　因此，这些破坏性的关税，也可能创造出新的机遇。尽管总统行事反复无常，但美国依然拥有深厚的结构性优势，这使其有能力引领新一轮的贸易议程。许多国家依赖美国市场，且鲜有国家将中国视为可行的替代选项。即便遭受美国高额关税的打击，多数主要经济体仍会选择与美国达成和解。因此，华盛顿恰恰可以利用这场贸易战，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有效重构。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政府必须超越短视的利益——例如一次性的美国商品采购协议或临时的关税休战——并停止对贸易伙伴的胁迫式做法。相反，它必须着手建立一套新的规则和规范，以促进理念相近国家间的融合，同时将它们与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区隔开来。一条于美国及其盟友有利的道路是存在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利用当前的混乱局面，而非被其反噬。

　　旧秩序的崩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一系列经济规则，旨在促进开放的多边贸易秩序。美国缔结了多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并创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来管理商业活动。这些机构和规则保障了经济与政治稳定，鼓励了贸易与投资流动，并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可靠、和平且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由此产生的体系崇尚开放与一体化，与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地缘政治时代相得益彰。华盛顿坚信，一个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对其自身的繁荣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并有充分的理由去维护它。

　　但如今，美国已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截至去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它通过背离市场原则的方式一路攀升，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制造了巨大的摩擦。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推行产业政策，但中国对开放贸易体系的系统性滥用却独树一帜。北京利用经济增长来增强军事实力，并扩张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土野心，这引发了华盛顿及其他国家的警惕。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等新的冲击和危机，凸显了深度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脆弱性。当今的全球经济格局，不再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为基础，而是呈现出多个新兴权力中心并存的特征，许多国家已将安全关切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若要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各国政府就必须调整规则，以适应今天的战略需求。

　　现行贸易体系的核心是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即贸易伙伴间应一视同仁。但各国对不同贸易伙伴的经济与国家安全考量显然不同：与亲密盟友的贸易可以增强一国安全，而与对手的贸易则可能使其更加脆弱。因此，要求各国将所有贸易伙伴都视为“最惠国”已无实际意义。尽管贸易体系允许成员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打破这一普遍原则，但对于援引此项豁免所需满足的条件，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指引。在过去，这不成问题，因为各国都默认以开放和最低限度的限制为行事前提。但在过去十年中，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贸易伙伴实施出口管制、制裁及其他经济限制。这种反复出现的、即便有其合理性的违规行为，滋生了混乱与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已将美国变成一个试图颠覆现有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迄今为止，他的策略制造了不必要的混乱。但我们仍有机会从当前的动荡中争取积极的成果。总统愿意采取大胆行动，这启动了通常进展缓慢的、雄心勃勃的贸易谈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谈判最终可能为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有利的结果。

　　今年3月，新美国安全中心进行了一场贸易战模拟演习，以探究外国政府将如何应对美国大幅提高的关税。参与者包括来自美国和多国首都的资深贸易谈判代表，以及地区专家和安全分析师。在演习中，代表美国的团队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了高额关税，但同时对协商其他安排持开放态度。扮演外国政府的团队则必须在美国的报复与谈判之间做出选择。演习旨在营造一个复杂且充满敌意的谈判环境，其中还包括美国在格陵兰岛地位和加拿大主权等非贸易问题上的挑衅。然而，到演习结束时，美国团队出人意料地成功奠定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民主国家贸易集团的基础，并将中国排除在外。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代表美国传统贸易伙伴(如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的团队对华盛顿的霸凌行径感到愤怒。但即便他们认识到美国可能已非可靠伙伴，他们依然认定，必须与美国官员合作以减轻关税造成的损害。一场贸易战版的“囚徒困境”由此上演：各国团队虽认识到联合对抗美国的价值，但每个国家仍优先考虑自身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因此大多选择争先恐后地与华盛顿谈判。

　　在这场博弈中，中国队发起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只要美国队释放出愿意谈判的信号，代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参与者便不认为深化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是明智之举。事实上，许多参与者都同意在反华措施上与美国队保持一致。在现实世界中，北京正努力利用华盛顿全球地位的下滑，向各国传递一个信息：中国，而非美国，才是致力于维护规则的可靠伙伴。但迄今为止，这一信息并未深入人心。许多国家非但没有寻求与中国深度融合，反而正忙于确保初露端倪的贸易战不会导致大量廉价的中国出口商品涌入本国市场。

　　这场贸易战模拟的启示在于，它揭示了美国决策者应如何挽救特朗普关税政策造成的乱局。但现实中的成功远非定数。多种突发事件都可能将世界贸易体系推向不同方向。例如，外国政府可能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被迫对美反击。即便没有民众的愤怒，美国在非贸易问题上的挑衅也可能导致任何谈判走向失败。为了取得积极成果，特朗普必须优先考虑真诚的贸易谈判，并控制其贸易政策中较为混乱的方面，例如先征收过高关税，待其明显不可持续后又被迫撤回的做法。

　　通往持久“重启”之路?

　　如果特朗普政府希望从贸易战中挽救危局，华盛顿必须将关税作为追求明确且可实现目标的筹码，而非追求众多互不兼容目标的“钝器”。特朗普政府为关税提供了一系列理由：促进美国再工业化、增加政府收入、降低贸易逆差，并迫使其他国家采取对美有利的行动。定向关税或许能帮助政府实现部分目标，但绝非全部，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特朗普政府必须明确其目标的优先次序，而且越早越好。

　　或许，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重建其履行承诺的信誉。在特朗普制造了如此多的混乱之后，外国政府有理由担心，美国今天承诺取消关税，明天就可能故态复萌。特朗普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战尖锐地凸显了这一点，因为总统的关税违反了他本人在第一任期内根据2020年《美墨加协议》所谈判达成的规则。

　　信誉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便决心证明，它是一股不受现有规范约束的颠覆性力量，而它确实做到了。总统早期的关税举措主要依赖紧急权力，因为这能使其迅速行动，绕开常规的民主程序(例如就政策的潜在影响征求公众意见)。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已导致了一些荒谬的后果，例如政府对主要栖息着企鹅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岛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本意看似激进的行动，反而显得缺乏依据且不可持续。

　　但特朗普政府仍然可以通过为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引入更多秩序和可预测性，来提升(即便不能完全挽救)美国的信誉。毕竟，贸易政策本不必如此混乱。总统有多种法律途径来实现其目标，例如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和《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允许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这些机制要求政府进行基于事实的调查并听取公众意见，这虽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风格相悖，但它们给了政府一个发现和解决意外后果的机会。这些贸易工具稳健而有序的节奏，也为私营部门提供了准备和调整的时间，而不是让它们的供应链在一夜之间陷入混乱。

　　华盛顿还必须明确其对盟友的期望。目前，美国的贸易伙伴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得关税减免。外国政府在与特朗普政府会晤后，对美国总统的最终目标感到困惑。特朗普或许认为，让贸易伙伴时刻保持警惕是一种高明的谈判策略，但实际上，政府的不透明性本身就阻碍了其目标的实现。贸易体系的持久“重启”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政府将盟友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本身。

　　特朗普似乎对采取更审慎、更有条理的谈判方式，或调整手段以实现更可行的目标毫无兴趣。但其贸易政策引发的混乱已经遭遇了外部制约。这种反弹可能会促使政府走上一条更为温和的道路。例如，美国法院正在权衡政府的行动，国会也可能选择限制行政部门的部分关税权力。美国消费者对总统的关税执念感到不满，并预期通胀将上升。如果国债持有者再次陷入恐慌，就像4月份那样，特朗普可能被迫再次宣布暂停征收关税。

　　明智的做法是，特朗普政府应采取更可预测的策略，以应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不断调整关税，无论对盟友还是对手而言，都意味着其缺乏连贯性，甚至是一种软弱。与此同时，许多贸易伙伴在目睹了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作风后，现在可能认为他们只需坐等总统改变主意，而无需拿出实质性的方案。

　　新秩序的蓝图

　　即便特朗普能被说服在贸易战中采取更审慎的策略，问题依然存在：最终目的是什么?目前，美国政府似乎专注于谈判一些肤浅的“框架协议”，用适度的贸易让步和采购协议换取部分关税减免，却对未来的合作含糊其辞。如果贸易战最终以一系列此类协议告终，那美国不过是在掩盖现有贸易体系的缺陷，同时白白消耗了宝贵的筹码。

　　贸易战还有另一种更令人担忧的走向。在打破现有全球贸易规则后，美国可能会在其国际经济关系中推行一种更加赤裸裸的交易方式，回避任何可能限制美国行动的规则或共同规范。随着世界最大经济体转向国内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其他国家也会以牙还牙，重拾大萧条时期那种倒退的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混乱将主宰一切。

　　然而，第三条道路也是存在的。在美国利用关税震慑贸易伙伴、使其摆脱自满情绪后，可以与这些国家合作，协商“重启”贸易体系——在保留旧体系诸多优势的同时，纠正其不足之处。第一步应该是放宽非歧视原则，接受贸易政策将对不同伙伴区别对待，并允许民主国家相互扶持。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早已在对待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的做法上，与其他贸易伙伴区别开来。

　　美国应继续与中国在低端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一些领域开展贸易。但在芯片和制药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特朗普应像其第一任期那样，优先考虑“去风险化”。政府应维持定向关税，以便美国能够在这些关键行业建设自身产能。此外，华盛顿应在国内制造业和研发设计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并尽可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

　　如果中美部分脱钩，美国可能会承受一定的经济冲击。为了弥补贸易损失，华盛顿必须深化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和盟友的经济融合。这将有助于美国及其伙伴弥补损失，并扩大对强大的国防、技术和创新基础至关重要的产业规模——而这些正是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的必要条件。为此，他们应协调使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数据安全措施，并共同解决中国在钢铁和铝等关键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和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就何时可以合理地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采取贸易和投资限制，建立起共同的预期，从而促进新经济安全秩序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最终，特朗普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由以下同心圆构成的未来秩序：核心是亲密盟友和伙伴的深度经济与安全一体化;中间层是大多数国家之间可预测、基于规则的交往;外围则是对竞争对手的审慎“去风险化”。这样的秩序将为当前的世界提供一个更稳定的框架。为了实现这一秩序，华盛“顿应寻求与其亲密伙伴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以提供企业和政府所需的清晰度、一致性和可信度。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谈判的90天框架协议，恰恰应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跳板：为未来几个月将要敲定的更具体规则搭建框架。如果将框架协议视为最终目的，而没有任何雄心勃勃的后续行动，那么关税带来的痛苦将得不偿失，其微薄的收益将远不足以弥补其造成的损害。

　　美国的贸易伙伴们有理由担心特朗普正在破坏一个无法重建的经济秩序，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寻求关税减免。但他们也必须放眼长远，将此视为与美国携手构建新架构、以应对共同挑战的机会。无论他们是否乐意，地缘政治的变迁已使先前的规则秩序难以为继。特朗普对这一体系的冲击或许并不体面，但它可能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开辟了道路。

　　作者简介：艾米丽·基尔克里斯(Emily Kilcrease)是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兼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主任。2019年至2021年，她先后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助理，负责投资事务。杰弗里·格茨(Jeffrey Gertz)是新美国安全中心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2022年至2023年，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