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西·奎因：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技术竞赛，需要大幅调整战略

　　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技术竞赛。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亟需立即采取行动的战略现实。中国国家主导下的系统性协调战略，正在侵蚀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制造业和供应链主导地位等领域的技术优势。这种侵蚀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全球影响力构成了生存威胁。要重新夺回领先地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应对策略。

　　美国的技术挑战需要系统性变革

　　美国正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同时向中国失去优势。中国实施的“双循环”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代表着一种全面的、举国上下的方针，其发展速度远超美国目前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和努力。当我们还在讨论渐进式政策调整时，中国已经在实施一项协调一致的战略，系统性地针对美国的弱点。

　　与中国的竞争不仅仅是争夺技术性能上的微小领先，而是关乎民主价值观还是威权价值观将塑造未来的技术格局，进而决定全球秩序的走向。正如我在新线研究所最近的研究报告集《面向未来的美国技术》中所强调的那样，这场竞争“代表着一项跨越经济、安全和外交领域的系统性挑战”，需要采取全面的战略应对措施，既要充分发挥美国的创新能力，又要保护关键技术免遭滥用。

　　零敲碎打的政策干预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技术修补根本无法应对挑战。相反，我们必须重塑和强化几十年来构成美国技术实力基石的体系。我们的研究生态系统、制造业基础、人力资本发展和国际伙伴关系正因缺乏战略方向而步履维艰，而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一旦大幅削减预算，将使情况雪上加霜。如果没有体系层面的转型，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技术衰落只会加速。

　　有效的政策需要精准定位，而非泛泛监管

　　我们现行的科技监管方式，与我们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匹配。由于技术及其供应链日益复杂，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产业管控必须精准且有针对性，才能防止监管流于形式、模糊不清，以至最终失效。过于宽泛的限制不仅效率低下，还会扼杀美国赖以赢得科技竞争的创新活力，从而损害美国的竞争力。

　　网络安全领域是这一困境的生动写照。目前已有多项提案旨在迫使大型科技公司改进其网络安全实践。然而，云计算和其他关键技术服务领域竞争有限，扭曲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格局，使得有效监管变得极为困难，而且几乎无法避免对美国竞争力造成意外损害。

　　采取更精准的策略至关重要。虽然需要采取管控措施，防止最先进的国防技术流入北京，但政策制定者必须牢记，理想的合作关系应以审慎且有意识的合作而非孤立主义和冲突为基础。美国政府目前的做法有可能矫枉过正，走向技术孤立，加速而非扭转美国的衰落。

　　创新需要摆脱模式陷阱

　　美国的技术复兴要求我们摆脱禁锢我们思维和投资的现有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应仅仅由机器学习来定义。神经符号人工智能融合了传统和现代方法，代表着一条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它立足于现有优势，同时突破了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根本局限性。我们不能仅仅追求计算规模，而必须引领这些下一代方法。

　　同样，网络安全行业也亟需彻底变革，摆脱过去几年沿袭的旧模式。这种模式下，少数几家大型供应商垄断市场，而成功的网络攻击却屡屡发生。他们的“黑匣子”解决方案往往掩盖了根本性的漏洞，却又造成了危险的依赖关系。

　　联邦研发经费必须大幅增加，而非小幅调整，更不能像现任政府可能做的那样大幅削减。如同早期对基础研究的大力支持一样，如今类似的大胆投资也至关重要。现任政府大幅削减研发经费的倾向，是对支撑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关键投资的危险撤退。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力地挑战科技发展过于集中于硅谷的观念。这种技术在地理和人口上的狭隘集中，限制了我们国家的人才库，构成了一种战略弱点。普通美国人感觉与美国科技行业联系不紧密，存在隔阂，也不信任大型科技公司。我们需要公众的支持来推动更具风险的研发，这些研发可能会显著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必须为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开辟新的途径，让他们能够有意义地参与科技工作，将技术发展从少数沿海地区的活动转变为一项全国性的事业。

　　联盟是技术领导力的基石

　　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无法仅靠国内政策来巩固。它需要从根本上重振联盟战略。寄希望于所有技术供应链都能在国内重建，或者人工智能的普及仅凭美国的特殊性就能水到渠成，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国际合作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帮助建立反映民主价值观而非专制控制的人工智能标准。如果美国未能引领这一努力，中国将填补这一空白，将其价值观注入21世纪的技术架构。

　　供应链安全对于联盟建设尤为重要。美国有限的采矿和炼油产能导致其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来自中国等竞争对手的进口。尽管美国政府旨在削弱中国在盟友供应链中的影响力，这一构想在理论上或许站得住脚，但其执行效果尚不明确，且可能带来高风险。强制性策略和单边要求，特别是那些盟友难以实现的要求，可能会疏远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盟友和伙伴。

　　美国政府在技术联盟建设方面必须彻底转变策略，从“大棒”转向“胡萝卜”。如果盟友认为与美国技术目标保持一致的成本大于收益，他们必然会倾向于与中国妥协。只有提供有意义的经济和安全激励，美国才能建立必要的联盟，以对抗中国的技术野心。

　　此时此刻需要果断的战略回应

　　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挑战。其核心在于未来几十年的技术架构将体现民主价值观还是威权控制。然而，美国目前的轨迹表明其影响力正在下降，并有可能最终让美国在技术上受制于中国。

　　这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但要避免它，需要同时在多个方面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必须将监管方式从僵化限制转变为精准定位。我们必须摆脱现有的技术模式，大胆投资于下一代方法。我们必须推动技术发展在更广泛的地理和人群中普及。我们必须重建基于互利而非单边要求的国际联盟。

　　渐进式调整和修修补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美国不能全面应对这一挑战，其后果将远远超出经济指标，甚至触及21世纪全球秩序的本质。我们面临严峻的选择——要么改变我们的技术发展方式，要么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一个价值观与我们根本冲突的威权对手。

　　作者简介：凯尔西·奎因 (Kelsey Quinn)是新线研究所 (New Lines Institute) 技术主权与安全项目负责人兼分析师，致力于研究如何在不阻碍关键创新和科学发现的同时，减轻新兴技术当前和未来的危害。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技术竞赛。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亟需立即采取行动的战略现实。中国国家主导下的系统性协调战略，正在侵蚀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制造业和供应链主导地位等领域的技术优势。这种侵蚀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全球影响力构成了生存威胁。要重新夺回领先地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应对策略。

　　美国的技术挑战需要系统性变革

　　美国正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同时向中国失去优势。中国实施的“双循环”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代表着一种全面的、举国上下的方针，其发展速度远超美国目前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和努力。当我们还在讨论渐进式政策调整时，中国已经在实施一项协调一致的战略，系统性地针对美国的弱点。

　　与中国的竞争不仅仅是争夺技术性能上的微小领先，而是关乎民主价值观还是威权价值观将塑造未来的技术格局，进而决定全球秩序的走向。正如我在新线研究所最近的研究报告集《面向未来的美国技术》中所强调的那样，这场竞争“代表着一项跨越经济、安全和外交领域的系统性挑战”，需要采取全面的战略应对措施，既要充分发挥美国的创新能力，又要保护关键技术免遭滥用。

　　零敲碎打的政策干预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技术修补根本无法应对挑战。相反，我们必须重塑和强化几十年来构成美国技术实力基石的体系。我们的研究生态系统、制造业基础、人力资本发展和国际伙伴关系正因缺乏战略方向而步履维艰，而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一旦大幅削减预算，将使情况雪上加霜。如果没有体系层面的转型，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技术衰落只会加速。

　　有效的政策需要精准定位，而非泛泛监管

　　我们现行的科技监管方式，与我们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匹配。由于技术及其供应链日益复杂，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产业管控必须精准且有针对性，才能防止监管流于形式、模糊不清，以至最终失效。过于宽泛的限制不仅效率低下，还会扼杀美国赖以赢得科技竞争的创新活力，从而损害美国的竞争力。

　　网络安全领域是这一困境的生动写照。目前已有多项提案旨在迫使大型科技公司改进其网络安全实践。然而，云计算和其他关键技术服务领域竞争有限，扭曲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格局，使得有效监管变得极为困难，而且几乎无法避免对美国竞争力造成意外损害。

　　采取更精准的策略至关重要。虽然需要采取管控措施，防止最先进的国防技术流入北京，但政策制定者必须牢记，理想的合作关系应以审慎且有意识的合作而非孤立主义和冲突为基础。美国政府目前的做法有可能矫枉过正，走向技术孤立，加速而非扭转美国的衰落。

　　创新需要摆脱模式陷阱

　　美国的技术复兴要求我们摆脱禁锢我们思维和投资的现有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应仅仅由机器学习来定义。神经符号人工智能融合了传统和现代方法，代表着一条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它立足于现有优势，同时突破了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根本局限性。我们不能仅仅追求计算规模，而必须引领这些下一代方法。

　　同样，网络安全行业也亟需彻底变革，摆脱过去几年沿袭的旧模式。这种模式下，少数几家大型供应商垄断市场，而成功的网络攻击却屡屡发生。他们的“黑匣子”解决方案往往掩盖了根本性的漏洞，却又造成了危险的依赖关系。

　　联邦研发经费必须大幅增加，而非小幅调整，更不能像现任政府可能做的那样大幅削减。如同早期对基础研究的大力支持一样，如今类似的大胆投资也至关重要。现任政府大幅削减研发经费的倾向，是对支撑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关键投资的危险撤退。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力地挑战科技发展过于集中于硅谷的观念。这种技术在地理和人口上的狭隘集中，限制了我们国家的人才库，构成了一种战略弱点。普通美国人感觉与美国科技行业联系不紧密，存在隔阂，也不信任大型科技公司。我们需要公众的支持来推动更具风险的研发，这些研发可能会显著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必须为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开辟新的途径，让他们能够有意义地参与科技工作，将技术发展从少数沿海地区的活动转变为一项全国性的事业。

　　联盟是技术领导力的基石

　　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无法仅靠国内政策来巩固。它需要从根本上重振联盟战略。寄希望于所有技术供应链都能在国内重建，或者人工智能的普及仅凭美国的特殊性就能水到渠成，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国际合作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帮助建立反映民主价值观而非专制控制的人工智能标准。如果美国未能引领这一努力，中国将填补这一空白，将其价值观注入21世纪的技术架构。

　　供应链安全对于联盟建设尤为重要。美国有限的采矿和炼油产能导致其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来自中国等竞争对手的进口。尽管美国政府旨在削弱中国在盟友供应链中的影响力，这一构想在理论上或许站得住脚，但其执行效果尚不明确，且可能带来高风险。强制性策略和单边要求，特别是那些盟友难以实现的要求，可能会疏远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盟友和伙伴。

　　美国政府在技术联盟建设方面必须彻底转变策略，从“大棒”转向“胡萝卜”。如果盟友认为与美国技术目标保持一致的成本大于收益，他们必然会倾向于与中国妥协。只有提供有意义的经济和安全激励，美国才能建立必要的联盟，以对抗中国的技术野心。

　　此时此刻需要果断的战略回应

　　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挑战。其核心在于未来几十年的技术架构将体现民主价值观还是威权控制。然而，美国目前的轨迹表明其影响力正在下降，并有可能最终让美国在技术上受制于中国。

　　这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但要避免它，需要同时在多个方面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必须将监管方式从僵化限制转变为精准定位。我们必须摆脱现有的技术模式，大胆投资于下一代方法。我们必须推动技术发展在更广泛的地理和人群中普及。我们必须重建基于互利而非单边要求的国际联盟。

　　渐进式调整和修修补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美国不能全面应对这一挑战，其后果将远远超出经济指标，甚至触及21世纪全球秩序的本质。我们面临严峻的选择——要么改变我们的技术发展方式，要么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一个价值观与我们根本冲突的威权对手。

　　作者简介：凯尔西·奎因 (Kelsey Quinn)是新线研究所 (New Lines Institute) 技术主权与安全项目负责人兼分析师，致力于研究如何在不阻碍关键创新和科学发现的同时，减轻新兴技术当前和未来的危害。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