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维克多：特朗普正在扼杀美国创新，中国将从中受益

　　过去几个月，一项旨在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战略布局已初具雏形。然而，该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并非中国领导人，而是美国政客。特朗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削减正在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敌对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企业、产业和大学难以吸引和留住全球顶尖的创意和人才，从而削弱了促进美国繁荣的潜力。关税和对外国供应链限制的任意威胁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他们开始搁置资本，转而寻求规避风险、寻找其他机会。与此同时，中国正瞄准美国遭受重创的领域，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华盛顿需要重新认识创新的价值。美国有望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各个关键领域——例如软件、人工智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机器人技术和电动汽车制造——都严重依赖创新。而这些创新，如果没有联邦政府长期、可靠的支持，就无法得到充分培育。美国两党曾一度将公共投资于科学教育、培训和创新视为国家未来繁荣的核心。然而如今，两党似乎都没有真正理解或拥护这一理念。相反，他们采取了意图良好但却被误导的两党政策，其目标是削减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并联手攻击北京，结果却反而促使世界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中国。

　　将中国经济与西方隔绝开来终将失败。华盛顿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到它无法再单方面控制的全球化经济中。美国花费了数十年时间和数万亿美元打造了全球最强大的创新体系。该体系反过来又成为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主要源泉。在中国试图打造一个与美国相媲美的创新体系之际，将其部分剥离无异于自杀。

　　创新与经济增长

　　经济在发展初期，增长途径多种多样。有些经济体将大量低薪工人投入田野和工厂;另一些经济体则利用自然资源。然而，一旦经济成熟，持续增长的可靠秘诀只有一个：创新。随着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日益稀缺和昂贵，创新使得以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产出成为可能。自二战以来，美国至少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源于创新，这些创新使经济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本和劳动力。

　　美国经济是增长模式随时间演变的典型例证。十八、十九世纪，美国通过砍伐森林、向西部扩张土地以及将大量工人(包括移民和奴隶)投入农业和工厂来实现增长。十九世纪末，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不再，创新开始填补这一空白。随着美国经济转向制造业，电网等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创新是经过数十年的投资、改进和研究才不断完善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改进都得到了政府资金的支持，它们帮助扩大了美国的工业产出。后来，随着经济转向强调服务业(如今服务业占美国经济产出的80%)，计算机等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使美国保持了竞争力。

　　创新如何塑造经济的完整故事错综复杂，但一个成功的创新体系几乎总是包含三个关键要素。首先，它培育并汇集源源不断的新思想。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引领创新，这得益于联邦政府自二战以来对研究的大力支持。来自华盛顿的资金流向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研究所;产生的创意被培育成推动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公司。私营部门也对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进行了补充，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等行业。然而，在过去的八十年里，几乎在所有行业中，美国最具变革性的创新都依赖于政府资助，因为政府是最有耐心、最可靠的参与者，愿意为公众利益承担风险。

　　这种联邦资助体系之所以运作良好，是因为它将政府的庞大资源与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导向紧密结合。此外，事实证明，政府在确定如何最佳配置这些资源方面相当擅长。尽管美国两大政党对政府的理想规模和作用存在分歧，但都认为支持创新具有巨大的价值。例如，当里根政府试图削减政府开支时，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总支持额度基本保持不变。即使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当其提出的预算将大幅削减研发资金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也恢复了这笔资金，从而维护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性。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这种良好态势的延续似乎不太可能。共和党选择与总统保持一致，缩减政府规模并削减预算，包括创新预算。民主党在选举失败后似乎更关心科学以外的资助重点。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国会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联邦对创新的资助就急剧下降。政府已经终止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最重要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颁发的约一千项拨款，并且预计还将有更多拨款被终止。削减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联邦资助的生物研究实验室正在对用于研究新药安全性和污染对工人的影响等重要课题的动物实施安乐死。一些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的联邦研究资金因与研究无关的原因而成为目标。

　　特朗普政府正在摧毁人才管道

　　这种资金混乱尤其危及了创新体系有效运转的第二个关键要素：人才。科学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其特点是延迟满足。典型的科学家在获得本科学位后，还要花四到六年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再从事几年薪水微薄的博士后工作。尽管缺乏短期经济激励，但世界上许多最优秀的人才仍然坚持追求科学，因为他们的培训费用——从高级课程的学费到研究学徒期——主要由研究经费和大学自身承担。

　　当资助枯竭时，追求创新的人才也会随之枯竭。自2月底以来，对未来资金不确定的大学和政府实验室被迫裁员。这种不确定性的大部分负担都落在了年轻科学家身上。如今，失落一代科学家的灾难性可能性正笼罩着国家的创新体系。

　　政府对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敌意，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损失。美国创新体系的成功，使其高度依赖引进人才来承担现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领域工作。美国的高中和大学培养出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不足以满足国家创新体系的需求，为了保持美国的科研优势，美国必须吸引外国人才。在我工作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约 5% 的本科生、25% 的工程硕士生和 45% 的工程博士生不是美国公民。在全美，STEM 领域的研究生约有一半来自其他国家;在工程领域，外国研究生的数量是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两倍。

　　美国创新体系需要最优秀的外国人才，直到最近，美国一直在吸引这些人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 年，美国成为最吸引外国大学生的留学国家。全世界所有自由流动的国际学生中，有 15% 来到美国，这一比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科学人才供应国。2010 年代，每年都有近 40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主要在 STEM 领域。(相比之下，每年只有 1.2 万名美国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中国学习。)尽管新冠疫情减少了这些数字，但目前仍有 30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就读。然而，已有迹象表明，这种至关重要的交流正在减少。例如，美国和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和工程论文上的合作发表数量自 2020 年达到顶峰以来一直在缓慢下降。

　　美国确实需要减少对中国人才的过度依赖：在任何市场，过度依赖任何单一供应商几乎总是不安全的根源。但要重新平衡中国学生对美国研究的贡献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与此同时，在美国边境和校园对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中国公民的骚扰变得越来越普遍，据传闻，这一现象导致中国家庭对送孩子去美国更加谨慎。这种犹豫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而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英国等国的高质量英语大学来说则是一份礼物。美国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都在采取新政策来吸引外国科学家，例如增加就业和创业签证。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限制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

　　打破市场壁垒

　　成功创新体系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进入大市场。由于创新力求以更少的投入来提高产量，因此规模效应几乎总能带来效益。大市场为创新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创新可以通过实践和应用得到改进。例如，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市场全球化一直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为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而支持太阳能领域的早期创新，帮助太阳能在一些利基应用中得以应用。在本世纪头十年，德国政府(其热衷于减少对核能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并在减少排放的同时发展本土产业)的支持为太阳能创造了另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德国和全球市场的增长，创新带来了性能更佳的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产业的前沿随后转移到中国，中国大规模的制造业创新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使太阳能在与煤炭和天然气的竞争中更具竞争力。几十年来，这种全球性的做法使得太阳能电池板(曾经是一种边缘技术)成为许多地方最便宜的发电方式。

　　然而，正如太阳能行业展现了全球化市场的优势一样，它也暴露了民族主义对技术创新可能造成的损害。关税上涨和供应链瓶颈(部分原因是混乱的贸易政策)正在推高美国太阳能的成本。尽管在岸政策最终可能会为美国带来更多太阳能生产，但就在2023年，美国太阳能项目使用的设备中约有80%是进口的，主要来自中国。

　　投资者现在还不得不担心他们的项目被随意取消：例如，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叫停了能源巨头Equinor此前批准的纽约海上风电项目。一个月后，特朗普政府又撤销了这一命令，并向纽约州施压，要求其批准一个无关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到那时，美国政府合同的信誉已经受到了损害。清洁能源依赖于投资。而这些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解释了为什么彭博追踪服务显示，美国计划建设清洁能源技术工厂的项目有一半现在被推迟或彻底冻结。

　　当美国削弱其创新体系时，中国正在提升

　　日益高涨的政治和法律反对力量或许能够扭转美国政府许多最有害的政策。但这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信号却十分明确：美国政府在各个方面，包括作为创新支持者的地位，突然变得远不如以前可靠。欧洲各国政府试图正视这一现实，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制定更加协调一致且成本更低的绿色能源政策，以及达成有利于进入新市场的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将提升欧洲大陆的竞争力。

　　当美国削弱其创新体系时，中国却在大力推进。从 1990 年代开始，北京实施了旨在实现经济转型的创新战略。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在研发上的总支出增加了 20 倍。这些投资大部分流向政府关联机构，但私营部门的作用也在增加。将所有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加在一起，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支出国，但中国有望赶超美国。到 2025 年，中国的研发总支出可能首次超过美国。1990 年代初，中国大学的课程并未在任何主要的 STEM 领域名列前茅。如今，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世界十大工程项目中，有八个在中国。

　　中国科学家已经表明了他们对研究生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在国内发展。二十年前，约有95%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美就业。如今，这一“留守率”已降至80%左右，而且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下降速度可能很快。

　　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已经过精细调整，更加致力于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创新的分析师常常批评中国专注于工艺改进——例如，寻找更高效的生产线机器人使用方法——而不是发明全新的概念。但工艺创新已帮助中国汽车和电池工厂成为这些行业的世界领导者，就像中国太阳能产业蓬勃发展时一样。这些不太受赞誉的成就在提高经济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中国熟练劳动力日益稀缺和昂贵的情况下至关重要。此外，它们也是迈向更具革命性技术的基础。例如，尽管大多数中国商用反应堆的原始创新可以追溯到美国，但中国核电站制造商在工艺改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使得低成本建造核反应堆成为可能。通过大规模应用这些创新，中国目前建造的反应堆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事实证明，经济并不关心谁是第一个，而更关心技术在哪里得到发展和商业化应用。

　　诚然，中国的研发热潮也面临着自身的阻力。创新要想真正改变国家，整体经济必须保持良好状态。北京方面正试图采取改革措施，以减少中国经济的巨额债务和产能过剩，包括稳定全国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经削弱了消费者信心。但中美两国发展轨迹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

　　混乱导致颓势

　　拯救美国创新体系还为时不晚。但这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大学正在抵制联邦政府对其研究项目的猛烈削减和干预，这已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尽管高学历人群对科学的信任度仍然很高，但美国其他公众的信任度却低得多。科学家们不能成为彼此唯一的拥护者。

　　美国政策制定者尚未将创新作为国家优先事项认真对待。只有7%的国会议员属于高科技核心小组，而该小组是国会中唯一致力于创新的团体。然而，要重振政府对科技的支持，需要的远不止增加核心小组的成员数量。在缺乏任何可靠的减少美国对华依赖的战略的情况下，普遍存在的反华共识将继续奖励那些敌视对外接触的政客，而不是那些善于利用这种接触的人。

　　相反，两党必须证明，联邦研究经费并非党派爱好，而是长期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源泉。共和党领导人不愿与特朗普决裂以捍卫美国创新机制，这尤其有害，但他们仍有时间改变方向，更多地倾听商界领袖的意见——商界领袖本身必须组织起来，倡导国家长期的经济健康，而不仅仅是减税等短期优先事项。

　　那些想要挽救美国创新议程的人绝不能重蹈全球化设计者们的覆辙。成功的创新往往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平衡，而当国家重要群体感到落后时，他们可能会转而反对创新本身。美国领导人在努力促进创新的同时，必须通过调整来应对这些不平衡，以限制中国作为全球供应商的过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对出口进行精心协调的自愿限制，例如中国对美国的电池出口以及中国对欧洲的汽车出口。与此同时，领导人还必须找到使中美两大创新引擎更紧密联系的方法，包括鼓励在不太可能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安全领域开展科学合作——这正是中美两国顶尖科学家早已青睐的。

　　中国在创新领域正在取得长足进步。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领导者，这要归功于它自二战以来精心打造的非凡创新体系。捍卫这一体系并非易事，而从废墟中重建则更加困难。

　　作者简介：戴维·G·维克多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创新与公共政策教授、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教授以及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过去几个月，一项旨在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战略布局已初具雏形。然而，该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并非中国领导人，而是美国政客。特朗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削减正在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敌对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企业、产业和大学难以吸引和留住全球顶尖的创意和人才，从而削弱了促进美国繁荣的潜力。关税和对外国供应链限制的任意威胁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他们开始搁置资本，转而寻求规避风险、寻找其他机会。与此同时，中国正瞄准美国遭受重创的领域，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华盛顿需要重新认识创新的价值。美国有望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各个关键领域——例如软件、人工智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机器人技术和电动汽车制造——都严重依赖创新。而这些创新，如果没有联邦政府长期、可靠的支持，就无法得到充分培育。美国两党曾一度将公共投资于科学教育、培训和创新视为国家未来繁荣的核心。然而如今，两党似乎都没有真正理解或拥护这一理念。相反，他们采取了意图良好但却被误导的两党政策，其目标是削减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并联手攻击北京，结果却反而促使世界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中国。

　　将中国经济与西方隔绝开来终将失败。华盛顿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到它无法再单方面控制的全球化经济中。美国花费了数十年时间和数万亿美元打造了全球最强大的创新体系。该体系反过来又成为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主要源泉。在中国试图打造一个与美国相媲美的创新体系之际，将其部分剥离无异于自杀。

　　创新与经济增长

　　经济在发展初期，增长途径多种多样。有些经济体将大量低薪工人投入田野和工厂;另一些经济体则利用自然资源。然而，一旦经济成熟，持续增长的可靠秘诀只有一个：创新。随着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日益稀缺和昂贵，创新使得以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产出成为可能。自二战以来，美国至少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源于创新，这些创新使经济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本和劳动力。

　　美国经济是增长模式随时间演变的典型例证。十八、十九世纪，美国通过砍伐森林、向西部扩张土地以及将大量工人(包括移民和奴隶)投入农业和工厂来实现增长。十九世纪末，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不再，创新开始填补这一空白。随着美国经济转向制造业，电网等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创新是经过数十年的投资、改进和研究才不断完善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改进都得到了政府资金的支持，它们帮助扩大了美国的工业产出。后来，随着经济转向强调服务业(如今服务业占美国经济产出的80%)，计算机等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使美国保持了竞争力。

　　创新如何塑造经济的完整故事错综复杂，但一个成功的创新体系几乎总是包含三个关键要素。首先，它培育并汇集源源不断的新思想。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引领创新，这得益于联邦政府自二战以来对研究的大力支持。来自华盛顿的资金流向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研究所;产生的创意被培育成推动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公司。私营部门也对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进行了补充，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等行业。然而，在过去的八十年里，几乎在所有行业中，美国最具变革性的创新都依赖于政府资助，因为政府是最有耐心、最可靠的参与者，愿意为公众利益承担风险。

　　这种联邦资助体系之所以运作良好，是因为它将政府的庞大资源与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导向紧密结合。此外，事实证明，政府在确定如何最佳配置这些资源方面相当擅长。尽管美国两大政党对政府的理想规模和作用存在分歧，但都认为支持创新具有巨大的价值。例如，当里根政府试图削减政府开支时，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总支持额度基本保持不变。即使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当其提出的预算将大幅削减研发资金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也恢复了这笔资金，从而维护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性。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这种良好态势的延续似乎不太可能。共和党选择与总统保持一致，缩减政府规模并削减预算，包括创新预算。民主党在选举失败后似乎更关心科学以外的资助重点。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国会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联邦对创新的资助就急剧下降。政府已经终止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最重要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颁发的约一千项拨款，并且预计还将有更多拨款被终止。削减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联邦资助的生物研究实验室正在对用于研究新药安全性和污染对工人的影响等重要课题的动物实施安乐死。一些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的联邦研究资金因与研究无关的原因而成为目标。

　　特朗普政府正在摧毁人才管道

　　这种资金混乱尤其危及了创新体系有效运转的第二个关键要素：人才。科学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其特点是延迟满足。典型的科学家在获得本科学位后，还要花四到六年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再从事几年薪水微薄的博士后工作。尽管缺乏短期经济激励，但世界上许多最优秀的人才仍然坚持追求科学，因为他们的培训费用——从高级课程的学费到研究学徒期——主要由研究经费和大学自身承担。

　　当资助枯竭时，追求创新的人才也会随之枯竭。自2月底以来，对未来资金不确定的大学和政府实验室被迫裁员。这种不确定性的大部分负担都落在了年轻科学家身上。如今，失落一代科学家的灾难性可能性正笼罩着国家的创新体系。

　　政府对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敌意，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损失。美国创新体系的成功，使其高度依赖引进人才来承担现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领域工作。美国的高中和大学培养出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不足以满足国家创新体系的需求，为了保持美国的科研优势，美国必须吸引外国人才。在我工作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约 5% 的本科生、25% 的工程硕士生和 45% 的工程博士生不是美国公民。在全美，STEM 领域的研究生约有一半来自其他国家;在工程领域，外国研究生的数量是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两倍。

　　美国创新体系需要最优秀的外国人才，直到最近，美国一直在吸引这些人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 年，美国成为最吸引外国大学生的留学国家。全世界所有自由流动的国际学生中，有 15% 来到美国，这一比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科学人才供应国。2010 年代，每年都有近 40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主要在 STEM 领域。(相比之下，每年只有 1.2 万名美国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中国学习。)尽管新冠疫情减少了这些数字，但目前仍有 30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就读。然而，已有迹象表明，这种至关重要的交流正在减少。例如，美国和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和工程论文上的合作发表数量自 2020 年达到顶峰以来一直在缓慢下降。

　　美国确实需要减少对中国人才的过度依赖：在任何市场，过度依赖任何单一供应商几乎总是不安全的根源。但要重新平衡中国学生对美国研究的贡献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与此同时，在美国边境和校园对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中国公民的骚扰变得越来越普遍，据传闻，这一现象导致中国家庭对送孩子去美国更加谨慎。这种犹豫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而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英国等国的高质量英语大学来说则是一份礼物。美国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都在采取新政策来吸引外国科学家，例如增加就业和创业签证。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限制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

　　打破市场壁垒

　　成功创新体系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进入大市场。由于创新力求以更少的投入来提高产量，因此规模效应几乎总能带来效益。大市场为创新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创新可以通过实践和应用得到改进。例如，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市场全球化一直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为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而支持太阳能领域的早期创新，帮助太阳能在一些利基应用中得以应用。在本世纪头十年，德国政府(其热衷于减少对核能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并在减少排放的同时发展本土产业)的支持为太阳能创造了另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德国和全球市场的增长，创新带来了性能更佳的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产业的前沿随后转移到中国，中国大规模的制造业创新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使太阳能在与煤炭和天然气的竞争中更具竞争力。几十年来，这种全球性的做法使得太阳能电池板(曾经是一种边缘技术)成为许多地方最便宜的发电方式。

　　然而，正如太阳能行业展现了全球化市场的优势一样，它也暴露了民族主义对技术创新可能造成的损害。关税上涨和供应链瓶颈(部分原因是混乱的贸易政策)正在推高美国太阳能的成本。尽管在岸政策最终可能会为美国带来更多太阳能生产，但就在2023年，美国太阳能项目使用的设备中约有80%是进口的，主要来自中国。

　　投资者现在还不得不担心他们的项目被随意取消：例如，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叫停了能源巨头Equinor此前批准的纽约海上风电项目。一个月后，特朗普政府又撤销了这一命令，并向纽约州施压，要求其批准一个无关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到那时，美国政府合同的信誉已经受到了损害。清洁能源依赖于投资。而这些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解释了为什么彭博追踪服务显示，美国计划建设清洁能源技术工厂的项目有一半现在被推迟或彻底冻结。

　　当美国削弱其创新体系时，中国正在提升

　　日益高涨的政治和法律反对力量或许能够扭转美国政府许多最有害的政策。但这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信号却十分明确：美国政府在各个方面，包括作为创新支持者的地位，突然变得远不如以前可靠。欧洲各国政府试图正视这一现实，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制定更加协调一致且成本更低的绿色能源政策，以及达成有利于进入新市场的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将提升欧洲大陆的竞争力。

　　当美国削弱其创新体系时，中国却在大力推进。从 1990 年代开始，北京实施了旨在实现经济转型的创新战略。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在研发上的总支出增加了 20 倍。这些投资大部分流向政府关联机构，但私营部门的作用也在增加。将所有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加在一起，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支出国，但中国有望赶超美国。到 2025 年，中国的研发总支出可能首次超过美国。1990 年代初，中国大学的课程并未在任何主要的 STEM 领域名列前茅。如今，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世界十大工程项目中，有八个在中国。

　　中国科学家已经表明了他们对研究生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在国内发展。二十年前，约有95%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留美就业。如今，这一“留守率”已降至80%左右，而且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下降速度可能很快。

　　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已经过精细调整，更加致力于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创新的分析师常常批评中国专注于工艺改进——例如，寻找更高效的生产线机器人使用方法——而不是发明全新的概念。但工艺创新已帮助中国汽车和电池工厂成为这些行业的世界领导者，就像中国太阳能产业蓬勃发展时一样。这些不太受赞誉的成就在提高经济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中国熟练劳动力日益稀缺和昂贵的情况下至关重要。此外，它们也是迈向更具革命性技术的基础。例如，尽管大多数中国商用反应堆的原始创新可以追溯到美国，但中国核电站制造商在工艺改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使得低成本建造核反应堆成为可能。通过大规模应用这些创新，中国目前建造的反应堆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事实证明，经济并不关心谁是第一个，而更关心技术在哪里得到发展和商业化应用。

　　诚然，中国的研发热潮也面临着自身的阻力。创新要想真正改变国家，整体经济必须保持良好状态。北京方面正试图采取改革措施，以减少中国经济的巨额债务和产能过剩，包括稳定全国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经削弱了消费者信心。但中美两国发展轨迹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

　　混乱导致颓势

　　拯救美国创新体系还为时不晚。但这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大学正在抵制联邦政府对其研究项目的猛烈削减和干预，这已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尽管高学历人群对科学的信任度仍然很高，但美国其他公众的信任度却低得多。科学家们不能成为彼此唯一的拥护者。

　　美国政策制定者尚未将创新作为国家优先事项认真对待。只有7%的国会议员属于高科技核心小组，而该小组是国会中唯一致力于创新的团体。然而，要重振政府对科技的支持，需要的远不止增加核心小组的成员数量。在缺乏任何可靠的减少美国对华依赖的战略的情况下，普遍存在的反华共识将继续奖励那些敌视对外接触的政客，而不是那些善于利用这种接触的人。

　　相反，两党必须证明，联邦研究经费并非党派爱好，而是长期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源泉。共和党领导人不愿与特朗普决裂以捍卫美国创新机制，这尤其有害，但他们仍有时间改变方向，更多地倾听商界领袖的意见——商界领袖本身必须组织起来，倡导国家长期的经济健康，而不仅仅是减税等短期优先事项。

　　那些想要挽救美国创新议程的人绝不能重蹈全球化设计者们的覆辙。成功的创新往往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平衡，而当国家重要群体感到落后时，他们可能会转而反对创新本身。美国领导人在努力促进创新的同时，必须通过调整来应对这些不平衡，以限制中国作为全球供应商的过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对出口进行精心协调的自愿限制，例如中国对美国的电池出口以及中国对欧洲的汽车出口。与此同时，领导人还必须找到使中美两大创新引擎更紧密联系的方法，包括鼓励在不太可能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安全领域开展科学合作——这正是中美两国顶尖科学家早已青睐的。

　　中国在创新领域正在取得长足进步。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领导者，这要归功于它自二战以来精心打造的非凡创新体系。捍卫这一体系并非易事，而从废墟中重建则更加困难。

　　作者简介：戴维·G·维克多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创新与公共政策教授、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教授以及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