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克尔&斯劳特：美国的“脱欧时刻”：特朗普关税与经济不确定性的代价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混乱的贸易政策，正在营造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而这对美国经济而言绝非善兆。今年1月，特朗普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便宣布，他将从根本上重塑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到了4月，随着他所谓的“解放日”关税出台，其政府开始对美国几代人以来奉行的国际贸易政策进行全面重塑。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华盛顿方面又对部分关税政策作出调整，并就其他关税问题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展开谈判。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正在对移民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并考虑限制外国直接投资。难怪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近将本届政府的做法描述为一种“战略性不确定”。

　　然而，这种所谓的“战略性不确定”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可以预见的。除非华盛顿迅速改弦更张，否则美国将遭受与英国“脱欧”后类似的诸多困境。2016年6月，在加入欧盟近半个世纪后，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这意味着它选择彻底改变与欧盟其他国家在贸易、移民和投资等方面的安排。英国“脱欧”最终演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单一事件，因为英国经济政策的变更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谈判和实施。在此期间，英国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急剧飙升，并持续了数年之久。

　　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并未立即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贸易格局。脱欧公投前实施的贸易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事实上，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英国的进出口额几乎没有变化。直到2021年，随着与欧盟之间更高的贸易壁垒被永久性地实施，其贸易额才开始下降。

　　然而，尽管在脱欧公投后的头五年里，英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规模几乎未变，其经济却已遭受重创。脱欧公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严重阻碍了商业投资。从2016年开始，多年的投资停滞拖累了英国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增长。如果华盛顿继续拥抱所谓的“战略性不确定”，美国也可能面临多年的投资停滞、经济产出增长乏力以及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

　　“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

　　许多早期的经济预测在分析英国脱欧影响时，都认为英国的贸易将下降，进而导致产出减少。2016年4月，即脱欧公投前两个月，英国财政部曾预测，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15年内下降近4%。其他预测则认为，贸易和产出将在公投后立即下降。但事实是，在脱欧公投后的五年里，英国的贸易几乎没有变化。即便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英国的贸易开放度也与其他国家基本保持一致。

　　英国前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爵士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预见到了脱欧更重要、更具破坏性的影响，他当时表示：“英国脱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脱欧公投后不久，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显然对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体制缺乏清晰的规划。当时，英国约有一半的进出口贸易与欧盟相关，受制于一项需要英欧双方重新谈判的协议。而非欧盟贸易也受欧盟协议的约束，这些协议同样需要被取代。

　　英国的主要政党在应对策略上存在分歧。“软脱欧”派主张进行微小改变，希望维持共同的产品安全标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以及几乎无摩擦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硬脱欧”派则认为，微小的改变将背叛民意，并谴责政府的缓慢脱欧方式是“名存实亡”。他们更倾向于独立的国产品标准、有限的劳动力流动以及重新谈判非欧盟贸易关系。事实上，2018年6月，时任英国脱欧大臣的戴维·戴维斯曾预测，英国将在两年内与加拿大和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然而，在实际政策层面，近五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议会和司法系统对脱欧的挑战层出不穷。直到2020年1月，英国才正式退出欧盟;直到2021年5月，新的《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才生效。自2020年以来，尽管经过多年谈判，英国也未与任何有分量的非欧盟国家达成全面的新贸易协定。相反，欧盟与其他国家的所有现有贸易协定实际上都被顺延了。时至今日，英国的脱欧之路仍然曲折而缓慢。今年5月，英国和欧盟召开了自2020年底英国正式脱欧以来的首次峰会，在渔业和农业等关键经济领域，激烈的谈判仍在继续。

　　被抑制的投资

　　英国脱欧历时数年，充满了经济和司法上的提案、分歧与谈判，这意味着英国企业面临着持续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最终对企业的资本投资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83年，本·伯南克(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年轻经济学家，后来成为美联储主席)发表了一篇关于不确定性与投资的论文。伯南克的核心洞见是，当面临高度或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时，那些拥有更多沉没成本(即无法收回的投资)的公司，更有可能推迟追加投资。这些公司会理性地选择等待，直到受政府政策影响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投入成本变得更加明朗后，再进行投资。

　　事实上，大量的商业投资都涉及沉没成本，对于全球一体化的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宣布其全球经济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却又不明确新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生效时间，其结果很可能是该国企业的资本投资出现急剧且持续的放缓。

　　这种由不确定性引发的投资放缓，正是英国脱欧公投后经济所遭遇的现实。2016年第二季度，英国的企业投资约为850亿美元;到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变化，约为867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同期的企业投资增长了35%。根据英格兰银行自2016年以来的月度调查，英国企业一直将脱欧相关的不确定性列为其三大担忧之一。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也指出，尽管与欧盟签署了贸易与合作协议，“但企业仍然对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潜在的市场准入限制以及贸易摩擦保持警惕”。

　　自公投以来，英国资本投资的零增长，也导致了英国公民实际收入增长的放缓，因为投资放缓会拖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期，经通胀调整后的英国平均收入仅增长了约4%;按照这个速度，平均收入要翻一番需要一个多世纪。如果英国脱欧没有减缓投资、创新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如今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年收入本应增加近2000美元。

　　似曾相识的剧本

　　令人担忧的是，到目前为止，“解放日”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初期影响，与英国脱欧对英国的影响颇为相似。几乎所有衡量美国企业不确定性的指标都已大幅飙升。追踪新闻报道中政策不确定性讨论和主要经济预测分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特朗普连任时几乎翻了一番，在“解放日”后又翻了一番多。如今，该指数已经高于新冠疫情期间、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甚至高于自1985年有数据以来的任何时期。

　　包括福特、美泰、西南航空和UPS在内的美国主要上市公司，已停止发布未来的盈利预测，理由是业务前景不明朗。根据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调查，企业投资预期已大幅下降。今年4月，在美联储每年发布八次的美国经济报告《褐皮书》中，“不确定性”一词的使用次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0次。

　　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影响，尚未体现在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据中。事实上，由于美国企业在关税上调前纷纷进口资本货物，私人资本投资以24.4%的年率飙升;第一季度美国商品进口额更是以史无前例的53.3%的年率激增。但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资本投资将陷入停滞。

　　由200多位美国领先企业CEO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CEO经济展望调查》显示，58%的会员公司预测未来六个月美国的资本投资将持平或下降。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宣布的并购交易数量较2024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9%。在小型企业中，仅有18%计划在同期新增资本支出，这是自2020年4月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比例。员工招聘也已放缓。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个月的月度招聘率(新员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3.4%，是十多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

　　受这种不确定性影响最大的公司，恰恰是那些推动创新并承担了美国大部分投资的企业。2022年(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承担了美国公司全部资本投资的43.5%，以及全部研发支出的66.6%。

　　风暴正在酝酿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混乱加剧了不确定性，但仍有一些趋势对美国有利。在特朗普连任前的至少一年里，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投资在美国激增。例如，微软宣布计划在2025年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资800亿美元。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潜力能够免受美国贸易战的影响，那么这一美国整体商业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就不会消退。此外，特朗普一再呼吁外国跨国公司扩大在美投资，而非将产品出口到美国。

　　但美国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深刻的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朗普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发动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税上调、下调、暂停和谈判的攻势。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他的政府准备放弃其灾难性的“战略性不确定”策略。在这种情况下，鲜有与全球紧密联系的美国企业会宣布大规模的新资本投资。而外国跨国公司也面临着与美国本土企业同样的政策不确定性，这同样可能抑制它们在美国的投资。

　　正如英国脱欧所提供的教训，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私营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活动严重停滞。这反过来又将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暴跌和实际收入的停滞。美国人非但没有从这段惨淡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反而正在痛苦地重蹈覆辙。根据密歇根大学上个月发布的消费者调查，对未来一年美国物价通胀的预期已大幅飙升，从去年12月的2.8%飙升至上个月的6.6%。

　　英国脱欧最大的教训是：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迅速、持久且痛苦地抑制商业投资、生产力增长和收入增长。特朗普“战略性不确定”方针的支持者们，早已得到了警告。

　　作者简介：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是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18年至2024年，他担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修·J·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保罗·达诺斯院长和Earl C. Daum 1924国际商务教授。2005年至2007年，他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混乱的贸易政策，正在营造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而这对美国经济而言绝非善兆。今年1月，特朗普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便宣布，他将从根本上重塑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到了4月，随着他所谓的“解放日”关税出台，其政府开始对美国几代人以来奉行的国际贸易政策进行全面重塑。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华盛顿方面又对部分关税政策作出调整，并就其他关税问题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展开谈判。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正在对移民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并考虑限制外国直接投资。难怪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近将本届政府的做法描述为一种“战略性不确定”。

　　然而，这种所谓的“战略性不确定”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可以预见的。除非华盛顿迅速改弦更张，否则美国将遭受与英国“脱欧”后类似的诸多困境。2016年6月，在加入欧盟近半个世纪后，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这意味着它选择彻底改变与欧盟其他国家在贸易、移民和投资等方面的安排。英国“脱欧”最终演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单一事件，因为英国经济政策的变更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谈判和实施。在此期间，英国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急剧飙升，并持续了数年之久。

　　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并未立即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贸易格局。脱欧公投前实施的贸易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事实上，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英国的进出口额几乎没有变化。直到2021年，随着与欧盟之间更高的贸易壁垒被永久性地实施，其贸易额才开始下降。

　　然而，尽管在脱欧公投后的头五年里，英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规模几乎未变，其经济却已遭受重创。脱欧公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严重阻碍了商业投资。从2016年开始，多年的投资停滞拖累了英国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增长。如果华盛顿继续拥抱所谓的“战略性不确定”，美国也可能面临多年的投资停滞、经济产出增长乏力以及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

　　“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

　　许多早期的经济预测在分析英国脱欧影响时，都认为英国的贸易将下降，进而导致产出减少。2016年4月，即脱欧公投前两个月，英国财政部曾预测，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15年内下降近4%。其他预测则认为，贸易和产出将在公投后立即下降。但事实是，在脱欧公投后的五年里，英国的贸易几乎没有变化。即便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英国的贸易开放度也与其他国家基本保持一致。

　　英国前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爵士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预见到了脱欧更重要、更具破坏性的影响，他当时表示：“英国脱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脱欧公投后不久，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显然对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体制缺乏清晰的规划。当时，英国约有一半的进出口贸易与欧盟相关，受制于一项需要英欧双方重新谈判的协议。而非欧盟贸易也受欧盟协议的约束，这些协议同样需要被取代。

　　英国的主要政党在应对策略上存在分歧。“软脱欧”派主张进行微小改变，希望维持共同的产品安全标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以及几乎无摩擦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硬脱欧”派则认为，微小的改变将背叛民意，并谴责政府的缓慢脱欧方式是“名存实亡”。他们更倾向于独立的国产品标准、有限的劳动力流动以及重新谈判非欧盟贸易关系。事实上，2018年6月，时任英国脱欧大臣的戴维·戴维斯曾预测，英国将在两年内与加拿大和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然而，在实际政策层面，近五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议会和司法系统对脱欧的挑战层出不穷。直到2020年1月，英国才正式退出欧盟;直到2021年5月，新的《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才生效。自2020年以来，尽管经过多年谈判，英国也未与任何有分量的非欧盟国家达成全面的新贸易协定。相反，欧盟与其他国家的所有现有贸易协定实际上都被顺延了。时至今日，英国的脱欧之路仍然曲折而缓慢。今年5月，英国和欧盟召开了自2020年底英国正式脱欧以来的首次峰会，在渔业和农业等关键经济领域，激烈的谈判仍在继续。

　　被抑制的投资

　　英国脱欧历时数年，充满了经济和司法上的提案、分歧与谈判，这意味着英国企业面临着持续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最终对企业的资本投资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83年，本·伯南克(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年轻经济学家，后来成为美联储主席)发表了一篇关于不确定性与投资的论文。伯南克的核心洞见是，当面临高度或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时，那些拥有更多沉没成本(即无法收回的投资)的公司，更有可能推迟追加投资。这些公司会理性地选择等待，直到受政府政策影响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投入成本变得更加明朗后，再进行投资。

　　事实上，大量的商业投资都涉及沉没成本，对于全球一体化的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宣布其全球经济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却又不明确新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生效时间，其结果很可能是该国企业的资本投资出现急剧且持续的放缓。

　　这种由不确定性引发的投资放缓，正是英国脱欧公投后经济所遭遇的现实。2016年第二季度，英国的企业投资约为850亿美元;到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变化，约为867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同期的企业投资增长了35%。根据英格兰银行自2016年以来的月度调查，英国企业一直将脱欧相关的不确定性列为其三大担忧之一。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也指出，尽管与欧盟签署了贸易与合作协议，“但企业仍然对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潜在的市场准入限制以及贸易摩擦保持警惕”。

　　自公投以来，英国资本投资的零增长，也导致了英国公民实际收入增长的放缓，因为投资放缓会拖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期，经通胀调整后的英国平均收入仅增长了约4%;按照这个速度，平均收入要翻一番需要一个多世纪。如果英国脱欧没有减缓投资、创新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如今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年收入本应增加近2000美元。

　　似曾相识的剧本

　　令人担忧的是，到目前为止，“解放日”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初期影响，与英国脱欧对英国的影响颇为相似。几乎所有衡量美国企业不确定性的指标都已大幅飙升。追踪新闻报道中政策不确定性讨论和主要经济预测分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特朗普连任时几乎翻了一番，在“解放日”后又翻了一番多。如今，该指数已经高于新冠疫情期间、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甚至高于自1985年有数据以来的任何时期。

　　包括福特、美泰、西南航空和UPS在内的美国主要上市公司，已停止发布未来的盈利预测，理由是业务前景不明朗。根据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调查，企业投资预期已大幅下降。今年4月，在美联储每年发布八次的美国经济报告《褐皮书》中，“不确定性”一词的使用次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0次。

　　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影响，尚未体现在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据中。事实上，由于美国企业在关税上调前纷纷进口资本货物，私人资本投资以24.4%的年率飙升;第一季度美国商品进口额更是以史无前例的53.3%的年率激增。但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资本投资将陷入停滞。

　　由200多位美国领先企业CEO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CEO经济展望调查》显示，58%的会员公司预测未来六个月美国的资本投资将持平或下降。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宣布的并购交易数量较2024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9%。在小型企业中，仅有18%计划在同期新增资本支出，这是自2020年4月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比例。员工招聘也已放缓。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个月的月度招聘率(新员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3.4%，是十多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

　　受这种不确定性影响最大的公司，恰恰是那些推动创新并承担了美国大部分投资的企业。2022年(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承担了美国公司全部资本投资的43.5%，以及全部研发支出的66.6%。

　　风暴正在酝酿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混乱加剧了不确定性，但仍有一些趋势对美国有利。在特朗普连任前的至少一年里，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投资在美国激增。例如，微软宣布计划在2025年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资800亿美元。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潜力能够免受美国贸易战的影响，那么这一美国整体商业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就不会消退。此外，特朗普一再呼吁外国跨国公司扩大在美投资，而非将产品出口到美国。

　　但美国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深刻的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朗普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发动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税上调、下调、暂停和谈判的攻势。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他的政府准备放弃其灾难性的“战略性不确定”策略。在这种情况下，鲜有与全球紧密联系的美国企业会宣布大规模的新资本投资。而外国跨国公司也面临着与美国本土企业同样的政策不确定性，这同样可能抑制它们在美国的投资。

　　正如英国脱欧所提供的教训，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私营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活动严重停滞。这反过来又将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暴跌和实际收入的停滞。美国人非但没有从这段惨淡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反而正在痛苦地重蹈覆辙。根据密歇根大学上个月发布的消费者调查，对未来一年美国物价通胀的预期已大幅飙升，从去年12月的2.8%飙升至上个月的6.6%。

　　英国脱欧最大的教训是：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迅速、持久且痛苦地抑制商业投资、生产力增长和收入增长。特朗普“战略性不确定”方针的支持者们，早已得到了警告。

　　作者简介：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是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18年至2024年，他担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修·J·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保罗·达诺斯院长和Earl C. Daum 1924国际商务教授。2005年至2007年，他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