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友好组织作桥梁

　　活跃在中日民间往来中的友好组织与党派有日本方面的日中友好协会、旧军人会、社会党、公明党等和中国方面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专业性的对口组织有日本赤十字社、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

　　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于1950年10月，是日本成立的第一个专门从事中日友好的组织。协会成立时，正是美日反动派对日本人民施行高压统治的时期，但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志士不畏强暴，始终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从事活动。1953年1月27日，日中友协和日本赤十字社与日本和平联络会3个民间团体的代表来华访问。3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赤十字社等在北京发表《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到1958年止，共分21次遣送了约3.5万名日侨返回日本。为感谢中国人民为日侨归国所提供的帮助，作为回报，日中友协等团体从1953年6月起，开始积极协助在日华侨返回中国，同时调查和收集了从1943-1945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制劫往日本充当劳工、因折磨致死的中国殉难者遗骨3000多具，分批从日本运往中国。日中友协还倡议从1953年10月1日为中心开展日中友好月活动。友好月的中心活动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周年中央大会”。大会通过了西园寺公一先生提出的日本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访日的决议案。但日本政府在接到日本赤十字社的申请时，却予以拒绝。通过日本各界人士的广泛活动特别是广大日本人民的坚决斗争，日本政府被迫于1954年8月宣布同意中国红十字会应邀到日本访问。

　　1954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顺利到达日本。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周恩来特别重视，并充分估计到了代表团到日本后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和国民党集团的破坏。因此，在代表团临出发前，特地在中南海接见了全团成员。他说：“在今天复杂的情况下，只要能到达日本，便是胜利;在日本只谈友好不谈其他，要说明中国的和平政策和友好态度，表明中国人民不念旧恶，日本人民应该和中国人民一起来防止战争再起”。[11]代表团在日本期间，通过近50次欢迎大会、座谈会、宴会、茶会、记者招待会、播音和电视广播，向日本社会各阶层说明了“中日友好是中国的国策”;加强中日友好关系对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十分重要;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中日贸易有着光明的前景;中国希望日本成为独立、和平、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打开了中日民间互访的大门，特别是促进了日中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侵华的日本旧军人团体是活跃在中日民间往来中的一支特殊成员。这与周恩来的引导与帮助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有1500人左右，中国政府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只对其中极少数人判处了徒刑。因此，绝大多数日本战犯都对中国政府怀有感激的心情，其中不少人回到日本后都投身到中日友好的事业中去了。这与从苏联回国的日本战犯很少从事日苏友好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一活动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要数藤田茂中将。他是首批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前释放的战犯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另一名战犯远藤三郎在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后来扩大到日本自卫队的退役军官，重新成立了“中国政经恳谈会”。另外还有一个旧军人团体“旧友会”。这些团体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是抽空予以接见，并与他们进行长谈，阐述中国的对日政策，鼓励他们为中日友好作贡献。

　　1972年6、11月，远藤三郎、藤田茂先后率团来中国访问。远藤在同周恩来所作的3小时会谈中表示不同意把日本的自卫力量理解为军备，并以日本结构上的特点、战史实例以及宪法制度等为依据。周恩来听后开了句玩笑说：“远藤先生什么时候变得比我都‘左’了?”在同藤田的长谈中，周恩来说：日本的战争结束快20年了，但日本最近出版的各种有关战争的书籍、战史以及战记，都对战争大加美化，以致使人怀疑这些著作的真实性。最近我也看了有关山本五十六的电影和其他有关侵华日军的电影，都被美化了。这样做很可能使那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人向往战争，从而再一次发动战争。表示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他还强调说，只有两国人民真正做到从心里互相理解，最后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时，才能形成一种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一直友好下去的睦邻友好关系。藤田表示“要把这些话作为日中友好的一面镜子而向前迈进”。[12]这些日本战犯都成了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战”的先锋，并启发了后来日中世世代代友好思想的产生。

　　日本社会党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赞成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邦交的进步政党。该党资深政治家片山哲是战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日本前首相。尽管浅沼次稻郎总书记因主张中日友好而被刺殒命，但社会党并未放弃为中日友好和恢复邦交而努力。党内在内外政策上发生分歧，分左右两派长期对立，但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上却始终保持高度的团结与一致。周恩来对社会党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始终给予高度评价。浅沼遇刺后，周恩来专门致电吊唁，鼓励社会党继续为中日友好而努力。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继承浅沼遗志，发扬“浅沼精神”，在中日友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连浅沼的夫人也参加到了这一行动的行列中来。在中日关系正常之前，社会党一直活跃在中日友好的最前线，有时还充当日本执政党与中国方面进行联系的协调员，为执政党确立新的对华政策铺路搭桥。公明党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夕也积极投身到中日友好运动中来，并且做出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成就。

　　应日本友好团体的要求，同时为了适应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现实并把这一友好关系进一步推向前进，1963年10月初，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19个民间团体发起成立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石桥湛山前首相出席了成立大会。郭沫若被推为名誉会长，廖承志当选为会长。协会把“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经济、文化各方面友好关系”，“努力争取建立中日两国间的正常关系，实行和平共处，使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作为活动方针，把开展友好运动，通过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作为工作重点。[3]

　　水到渠成建邦交

　　民间往来的开展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无法比拟的作用，为两国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它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促进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在这方面，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

　　1953年9月，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在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理事会后经苏联来到中国。周恩来在同他的会见中，首次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他说：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做美国侵略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工具，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仍然继续保持与蒋介石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从而有阻碍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14]此后，周恩来在会见其他日本友好人士和民间组织时，也一再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主张。这些主张后来被概括为“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不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4](P,47-48)

　　发展中日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曾提出过一个辩证的观点，即侵略战争“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激’日本‘皇军’”。[15]又说：“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5](P,460-461)周恩来也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是反面教员。如果没有那场侵略战争，‘睡狮’的觉醒将会更晚”。[8](P,90)他强调，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8](P,249)

　　与此同时，周恩来更多地是强调中日友好的悠久历史传统，而不是抓住日本曾经有过的侵略行径不放，以利于中日邦交的恢复。他指出：“中日友好往来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就达两千年”。“近百年来，中国吸收的外来文化中，来自日本的远多于欧美。中国向日本派遣了很多留学生，西方文化也是通过日本引进的。我们的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也多受日本影响。数年来不愉快的历史必须忘掉，也是可以忘掉的”。[8](P,182)又说：“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两千年来的友好历史象富士山一样高;我也坚信，从今以后，中日友谊更象长江一样源远流长”。[8](P,219)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周恩来在开展对日交往中很注意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在野党与执政党、执政党中的开明派与反华派加以区分开来，并据此大力推进民间外交。周恩来指出，中日两国人民是要求友好的，即使是在中日关系史中的不幸时期，也是这样。他说：中国和日本的来往有很长的历史记载，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经济、文化上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但日本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幸，即产生了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不幸，但是这个事情是过去了”。给中国造成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我们知道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不仅同情日本人民的处境，且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自己起来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日本”。[1](P,88-89)因此，对日本各界普遍关注的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他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8](P,44)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民也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提出赔偿要求，就等于是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8](P,158、168)周恩来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教训中进行反思，确立了赔偿问题的基本方针：(1)中国不向日本索取巨额赔款。中国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2)不应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巨额战争赔款重压下的德国，终于孕育出纳粹这一历史教训;(3)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恶，让无辜的年轻一代长期偿还，是不合适的。[8](P,228)

　　周恩来还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思想。从50、60年代的政治三原则、政经不分原则、贸易三原则，到70年代初的贸易四条件、复交三原则，无不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几乎所有的日本在野党、友好团体、经济界人士、政界知名人士都表示接受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6]田中内阁上台后，在中日关系上敢于决断、勇于实行，是名符其实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全体国民表示赞成、全国舆论一致支持、在野党执政党没有分歧，这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国民外交的开展。

　　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奠基者、决策人和实践家，周恩来生前不仅直接领导了所有官方外交活动，而且对民间外交也始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周恩来与对美民间外交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周恩来与对日民间外交尚无专门论述，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1972年9月，周恩来欢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来访

　　发展对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思想

　　从事中日关系的当事人与研究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对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特别关心并高度重视的。在长期指导中日民间外交的实际活动中，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对日民间外交工作方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他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旨在通过民间交往的发展，逐步带动并促进官方关系的建立。他指出：“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就照着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喝香槟酒，实现邦交正常化了。[1]又说：“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做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2]中日邦交建立后，他提出了“官民并举、以官带民”，“吃水不忘掘井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以使中日关系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次上同时展开、相互促进。周恩来认为，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开展民间外交，这是因为两国是一衣带水的紧密邻邦，并且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尽管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但不断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两国曾经有过的友好关系是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良好愿望的。他曾指出：“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2](P,226-227)

　　周恩来关于发展中日民间外交的理论是其整个国民外交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之所以十分重视发展中日民间外交，其原因在于：第一，中日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近代以来两国关系虽被人为地扭曲过一段很长时间，但两国人民要求恢复传统友好关系的欲望一直是十分强烈的，积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正是符合两国人民这一共同要求的。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坚持以发展国内的各项建设事业作为开展外交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发展与近邻日本间的友好关系，对于维护世界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和平，拓宽新中国的外交活动空间，促进国内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考虑到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一时还无法建立的现实，积极发展两国间的民间往来，有利于加深相互间的理解，使双方能始终有一个特殊的渠道保持联系，最终促使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第四，作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始终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1](P,493)因此，他认为，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维持和发展。他说，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1](P,52)他指出：“现在的外交不一定先由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建立”。[3]“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进行”。[3](P,212)他一再强调：“我们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3](P,166、360)积极发展对日民间外交正是以这些理论为哲学依据的。

　　经贸往来唱主角

　　中日民间交往是从经济贸易交流开始的。这其中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当经贸往来出现严重挫折时，周恩来总是出谋划策，以保证经贸交流的顺利进行。早在1949年5、6月间，日本经济、贸易界先后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日中贸易会3个旨在促进日中经济贸易往来的民间组织。1952年2月，日本政界、财界的实力人物村田省藏、石桥湛山、箕浦多一、北村德太郎、和田博雄等又组织了“国际经济恳谈会”。同年5月22日，日本方面还成立了以平野义太郎为议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这些组织的成立，表明日本方面对迅速恢复并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往来持积极态度。中国方面的对应机构是成立于1952年5月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双方从1952年6月到1955年5月先后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根据第三次贸易协定的规定，中日商品展览会分别在对方国家相继举行。1956年10月，日本工业品首次在中国北京举办展览会，但不少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在展览会场悬挂的“太阳旗”。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工作人员说：“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从前的中国和日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并指示“要讲政策，多作群众工作。”[4]结果，有关部门根据这一指示做了大量工作，展览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日本政府的做法却截然相反，特别是在岸信介上台执政后，执行了恶化中日关系，阻挠中日民间经贸往来的错误政策。于1958年5月发生了侮辱中国尊严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国政府只得宣布中断一切中日经济往来。但是，中国方面采取断然措施中断中日经贸往来的主要目的是抗议日本政府的反华行径，按照“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对日民间外交方针的要求，同时为了照顾中日贸易的现状，周恩来于1960年8月27日在会见来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的谈话中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他指出：首先，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才有保证，因为过去的民间协定，日本政府不愿给予保证。至于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否则不能签订。其次，是不是没有协定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呢?也可以订立民间合同。再次是个别照顾，已经做了两年了。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1](P,289-292)中国方面还对日本政府坚持的政经分离原则进行了批驳。指出：在国家关系上，政治经济是不分的;不讲政治，只讲贸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日本政府在敌视中国的同时，进行中日贸易是行不通的。[5]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上台后，在对华关系上吸取岸信介内阁的教训，持较积极态度，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往来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其明显标志就是备忘录贸易的开展。因为这一备忘录贸易是以两国政府的支持作基础的。为签订备忘录，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相继两度率团访华，周恩来分别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最后商定了贸易备忘录的基本原则：商业合同由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公司签订，两国政府要予以保证。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可以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这一官方贷款通常是不向社会主义国家、更少向未建交国家提供的。

　　中日贸易在池田内阁时期的顺利发展，很快就被接替池田上台的佐藤荣作给破坏了。佐藤政府积极与美国进行勾结，在1969年11月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中，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表明其军国主义意识有所发展。[6]佐藤内阁还积极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承担旨在阻挠中日贸易的《吉田书简》的所谓道义责任。[5](P,342)这些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痛斥。1970年4月，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际贸促会代表团和松村谦三访华团时，提出了对日贸易四条件，即(1)如果日本有的厂商要和中国做贸易，同时又帮助台湾蒋帮反攻大陆，帮助南朝鲜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不同他做买卖;(2)在台湾、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我们也不同他进行经济往来;(3)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军火武器的企业，我们坚决不同他们进行往来;(4)在日本的美日合资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我们也不同他做买卖。[7]贸易四条件公布后，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到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夕，日本经济界纷纷接受四条件，处于与佐藤政府对立的立场，最终导致佐藤内阁的垮台。中日建交后，中日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人员互访渠道多

　　在周恩来接见过的日本友人中，有政府现任首相、卸任首相、国会议员等政治家，有经济界人士，文化界人士、旧军人、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学者，也有普通工人、农民。在同他们的交谈中，周恩来总是不分地位高低、身份如何，一律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在长期交往中，周恩来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尊敬，并坚定了他们进一步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信心与决心。

　　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石桥湛山是卸任首相中最早对发展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并身体力行的政治家。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促进下，中日民间外交队伍不断壮大，热心于这一事业的友好人士不断涌现。就日本方面来说，有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长达14年之久的松本治一郎、LT贸易备忘录的铺路者松村谦三、热衷于中日经济往来的高碕达之助、松村的接班人古井喜实、曾任社会党总书记的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的竹入义胜、全日空社长冈崎嘉平太、“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体育明星松崎君代等;中国方面有著名的“日本通”：郭沫若、廖承志、张香山以及中日友好“四天王”：赵安博、王晓云、肖向前、孙平化等。

　　松村谦三曾五度访问中国，后来在中日关系中起指导作用的“渐进积累”方式就是松村访华时与周恩来共同提出的。[4](P,61)松村是自民党元老，多次任内阁大臣，也是著名的日中亲善论者。无论是在执行敌视中国政策的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时期，还是在执行较友好政策的鸠山一郎、石桥湛山、池田勇人时期，他都始终站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或者逆流而上，或者因势利导。池田于1960年7月上台后，曾对松村说：“我的立场是必须把面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了!”[4](P,57)表示了对松村的高度信任并寄予厚望。松村果然不负厚望，终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71年8月，松村去世后，周恩来派王国权参加葬礼，掀起“葬礼外交”，成功地传达了中国方面对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以佐藤政府为对手的信息。此举与在此前后中日双方掀起的对佐藤内阁批判声浪相结合，最终导致日本首相易人。由于新上台的田中角荣勇于“决断与实行”，迅速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冈崎嘉平太是日本经济界名流。在数度来华与周恩来进行多次接触后，对周恩来的敬意油然而生。他比周恩来年长一岁，但每次见到周恩来总是执弟子礼。他称赞周恩来是“圣人”，说：“周恩来总理对我来说是人生之师。他大概是我奉之为师的最后一个人”。日本的一些有志之士常聚在一家中国餐馆，倾听冈崎畅谈中日关系和对中国的看法。冈崎一谈到周恩来，总是要眼含热泪地讲起周恩来早年在军用飞机处于迫降的危险状态时，脱下身上的救生衣让给同机的老战友叶挺女儿叶眉的往事，认为这是崇高人格的体现。当冈崎听说周恩来在逝世前还一心想着他人，吩咐身边的医护人士：“我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请你们到人手不足的其他地方去帮忙吧!”时，更是深有感慨地说：“人类有史以来，曾有几多帝王、霸主、伟人、英雄生生死死啊!但除了周总理之外，又有谁曾在临死之前对人说过‘我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请到别处帮忙’的话呢?周总理是一位真正的人，直到死他都在为别人着想”。[8]因其对周恩来怀有特殊的感情，在去世入殓时，家属决定将一张1973年由意大利人焦尔焦·珞蒂拍摄的他晚年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周恩来相片放入棺木一起安葬。

　　尽管中日民间友好之路上不乏艰难险阻，有时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浅沼稻次郎因发表“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讲演而被日本右翼暴徒的刺杀而殒命，中国的廖承志、孙平化等在“文革”中也倍受冲击，但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著名人士没有一个人被困难所吓倒，反而都能迎难而上，激流勇进，从而绕过中日关系中的一个个激流险滩，这与周恩来的支持、鼓励是分不开的。

　　文化交流增姿彩

　　文化交流是中日民间往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55年11月中旬，片山哲作为日本前首相第一个率领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络会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周恩来在会见片山先生时说，国家和国家间应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和悬案，而不应诉诸武力。中日两国人民应在新的环境和基础上，建立长远的友好睦邻关系，并且首先应该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的恢复而共同努力。27日，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络会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协议。日本代表回国不久，就成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片山哲任会长。

　　根据第一个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协议关于互相进行“介绍对方国家的绘画、雕刻、建筑、电影、戏剧、音乐、文学及其他文化成就的展览会、表演会和出版等文化交流工作”的规定，[9]1955年12月初，国务院副总理、大文豪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是始终热心于日中文化交流的文艺团体。该团副团长松山树子是日本芭蕾舞民主化、现代化的革新家，也是最早把中国《白毛女》歌剧以芭蕾舞形式搬上舞台并亲自扮演“白毛女”的日本演员。1955年7月，该团首次来华访问。此后，松山芭蕾舞团多次来华访问演出，周恩来也多次予以接见，并肯定地指出：不要忘记松山树子才是芭蕾舞改革创新的创始者。[4](P,36)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松山芭蕾舞团再次来访，周恩来在听取有关汇报后，反复强调要感谢松山夫妇为发展中日友好默默无闻的工作和平凡而伟大的贡献。1955年10月，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首次来华演出。这种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又酷似中国京剧表演的艺术形式，博得了中国广大观众的好评。作为对歌舞伎来华演出的回访，1956年5月27日，在世界艺坛上享有盛誉的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去日本进行访问演出。这次访问演出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日本文艺界以最高规格接待中国京剧代表团，皇族三笠宫和鸠山首相的夫人都来观赏京戏，三笠宫还到后台拜会了梅兰芳。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两国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与水平。1972年7月，周恩来派孙平化、肖向前率领由208人组成的大型上海芭蕾舞团赴日访问，时值田中组阁后的第三天，代表团在日访问了一个多月。这是周恩来为推动恢复中日邦交和促进田中内阁早作决断，探索直接与日本政府联系途径的一次重大行动。代表团赴日前，周恩来曾指示他们在已有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积极的接触和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继续采取行动，实现访华，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次访问是典型的“文艺搭台、政治唱戏”模式。孙平化等在日期间，曾4次会晤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大平表示，日本政府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4](P,92)孙平化代表周恩来向大平表示，中国政府欢迎田中角荣首相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只要田中首相去北京，一切问题都好商量，中国方面决不会让田中为难。随后，田中首相会见了孙平化一行，表示他已决定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后不久，日本政府果然迅速作出决定，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与文艺交流的频繁开展一样，同属文化范畴的体育代表团的互访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50-60年代，日本排球始终处于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先水平，中国方面曾聘请日本教练前来执教。周恩来对日本教练的精湛技艺和严格训练非常满意，但对其粗暴作风、出言不逊以至动手打人也表示不满，并提出批评。[10]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频繁交流和相互切磋更是体育界的佳话。

　　友好组织作桥梁

　　活跃在中日民间往来中的友好组织与党派有日本方面的日中友好协会、旧军人会、社会党、公明党等和中国方面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专业性的对口组织有日本赤十字社、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

　　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于1950年10月，是日本成立的第一个专门从事中日友好的组织。协会成立时，正是美日反动派对日本人民施行高压统治的时期，但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志士不畏强暴，始终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从事活动。1953年1月27日，日中友协和日本赤十字社与日本和平联络会3个民间团体的代表来华访问。3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赤十字社等在北京发表《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到1958年止，共分21次遣送了约3.5万名日侨返回日本。为感谢中国人民为日侨归国所提供的帮助，作为回报，日中友协等团体从1953年6月起，开始积极协助在日华侨返回中国，同时调查和收集了从1943-1945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制劫往日本充当劳工、因折磨致死的中国殉难者遗骨3000多具，分批从日本运往中国。日中友协还倡议从1953年10月1日为中心开展日中友好月活动。友好月的中心活动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周年中央大会”。大会通过了西园寺公一先生提出的日本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访日的决议案。但日本政府在接到日本赤十字社的申请时，却予以拒绝。通过日本各界人士的广泛活动特别是广大日本人民的坚决斗争，日本政府被迫于1954年8月宣布同意中国红十字会应邀到日本访问。

　　1954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顺利到达日本。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周恩来特别重视，并充分估计到了代表团到日本后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和国民党集团的破坏。因此，在代表团临出发前，特地在中南海接见了全团成员。他说：“在今天复杂的情况下，只要能到达日本，便是胜利;在日本只谈友好不谈其他，要说明中国的和平政策和友好态度，表明中国人民不念旧恶，日本人民应该和中国人民一起来防止战争再起”。[11]代表团在日本期间，通过近50次欢迎大会、座谈会、宴会、茶会、记者招待会、播音和电视广播，向日本社会各阶层说明了“中日友好是中国的国策”;加强中日友好关系对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十分重要;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中日贸易有着光明的前景;中国希望日本成为独立、和平、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打开了中日民间互访的大门，特别是促进了日中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侵华的日本旧军人团体是活跃在中日民间往来中的一支特殊成员。这与周恩来的引导与帮助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有1500人左右，中国政府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只对其中极少数人判处了徒刑。因此，绝大多数日本战犯都对中国政府怀有感激的心情，其中不少人回到日本后都投身到中日友好的事业中去了。这与从苏联回国的日本战犯很少从事日苏友好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一活动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要数藤田茂中将。他是首批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前释放的战犯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另一名战犯远藤三郎在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后来扩大到日本自卫队的退役军官，重新成立了“中国政经恳谈会”。另外还有一个旧军人团体“旧友会”。这些团体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是抽空予以接见，并与他们进行长谈，阐述中国的对日政策，鼓励他们为中日友好作贡献。

　　1972年6、11月，远藤三郎、藤田茂先后率团来中国访问。远藤在同周恩来所作的3小时会谈中表示不同意把日本的自卫力量理解为军备，并以日本结构上的特点、战史实例以及宪法制度等为依据。周恩来听后开了句玩笑说：“远藤先生什么时候变得比我都‘左’了?”在同藤田的长谈中，周恩来说：日本的战争结束快20年了，但日本最近出版的各种有关战争的书籍、战史以及战记，都对战争大加美化，以致使人怀疑这些著作的真实性。最近我也看了有关山本五十六的电影和其他有关侵华日军的电影，都被美化了。这样做很可能使那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人向往战争，从而再一次发动战争。表示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他还强调说，只有两国人民真正做到从心里互相理解，最后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时，才能形成一种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一直友好下去的睦邻友好关系。藤田表示“要把这些话作为日中友好的一面镜子而向前迈进”。[12]这些日本战犯都成了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战”的先锋，并启发了后来日中世世代代友好思想的产生。

　　日本社会党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赞成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邦交的进步政党。该党资深政治家片山哲是战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日本前首相。尽管浅沼次稻郎总书记因主张中日友好而被刺殒命，但社会党并未放弃为中日友好和恢复邦交而努力。党内在内外政策上发生分歧，分左右两派长期对立，但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上却始终保持高度的团结与一致。周恩来对社会党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始终给予高度评价。浅沼遇刺后，周恩来专门致电吊唁，鼓励社会党继续为中日友好而努力。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继承浅沼遗志，发扬“浅沼精神”，在中日友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连浅沼的夫人也参加到了这一行动的行列中来。在中日关系正常之前，社会党一直活跃在中日友好的最前线，有时还充当日本执政党与中国方面进行联系的协调员，为执政党确立新的对华政策铺路搭桥。公明党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夕也积极投身到中日友好运动中来，并且做出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成就。

　　应日本友好团体的要求，同时为了适应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现实并把这一友好关系进一步推向前进，1963年10月初，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19个民间团体发起成立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石桥湛山前首相出席了成立大会。郭沫若被推为名誉会长，廖承志当选为会长。协会把“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经济、文化各方面友好关系”，“努力争取建立中日两国间的正常关系，实行和平共处，使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作为活动方针，把开展友好运动，通过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作为工作重点。[3]

　　水到渠成建邦交

　　民间往来的开展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无法比拟的作用，为两国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它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促进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在这方面，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

　　1953年9月，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在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理事会后经苏联来到中国。周恩来在同他的会见中，首次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他说：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做美国侵略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工具，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仍然继续保持与蒋介石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从而有阻碍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14]此后，周恩来在会见其他日本友好人士和民间组织时，也一再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主张。这些主张后来被概括为“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不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4](P,47-48)

　　发展中日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曾提出过一个辩证的观点，即侵略战争“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激’日本‘皇军’”。[15]又说：“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5](P,460-461)周恩来也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是反面教员。如果没有那场侵略战争，‘睡狮’的觉醒将会更晚”。[8](P,90)他强调，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8](P,249)

　　与此同时，周恩来更多地是强调中日友好的悠久历史传统，而不是抓住日本曾经有过的侵略行径不放，以利于中日邦交的恢复。他指出：“中日友好往来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就达两千年”。“近百年来，中国吸收的外来文化中，来自日本的远多于欧美。中国向日本派遣了很多留学生，西方文化也是通过日本引进的。我们的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也多受日本影响。数年来不愉快的历史必须忘掉，也是可以忘掉的”。[8](P,182)又说：“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两千年来的友好历史象富士山一样高;我也坚信，从今以后，中日友谊更象长江一样源远流长”。[8](P,219)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周恩来在开展对日交往中很注意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在野党与执政党、执政党中的开明派与反华派加以区分开来，并据此大力推进民间外交。周恩来指出，中日两国人民是要求友好的，即使是在中日关系史中的不幸时期，也是这样。他说：中国和日本的来往有很长的历史记载，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经济、文化上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但日本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幸，即产生了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不幸，但是这个事情是过去了”。给中国造成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我们知道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不仅同情日本人民的处境，且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自己起来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日本”。[1](P,88-89)因此，对日本各界普遍关注的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他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8](P,44)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民也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提出赔偿要求，就等于是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8](P,158、168)周恩来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教训中进行反思，确立了赔偿问题的基本方针：(1)中国不向日本索取巨额赔款。中国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2)不应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巨额战争赔款重压下的德国，终于孕育出纳粹这一历史教训;(3)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恶，让无辜的年轻一代长期偿还，是不合适的。[8](P,228)

　　周恩来还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思想。从50、60年代的政治三原则、政经不分原则、贸易三原则，到70年代初的贸易四条件、复交三原则，无不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几乎所有的日本在野党、友好团体、经济界人士、政界知名人士都表示接受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6]田中内阁上台后，在中日关系上敢于决断、勇于实行，是名符其实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全体国民表示赞成、全国舆论一致支持、在野党执政党没有分歧，这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国民外交的开展。

　　“饮水不忘掘井人”

　　1972年9月28日晚，在田中首相来华谈判中日建交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起身祝酒时说：“在这历史性时刻，我愿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感谢”。并一再表示“饮水不忘掘井人”。[4](P,107)10月23日，中日友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单位联合邀请日本各界朋友来北京，举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进一步推动民间友好的盛大集会。周恩来出席了这次盛会，与日本各界代表团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中日邦交建立后，不少原先热心于民间往来的人士认为今后主要是两国政府之间发展官方关系，民间人士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特别指出，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是互补的。民间外交继续发展了，可以使政府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4](P,107)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同时进行，缺一不可。确实，中日建交后，民间外交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以官带民、官民并举”方针的指导下有了更为长足的发展。中日友好城市的缔结就是一例。

　　1973年初，日本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率领一个青少年游泳选手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同周恩来的会见中提出，为适应中日友好的新形势，发展各个领域的广泛联系，神户市希望能够与中国的某一城市结为姐妹城市。周恩来听后说这个问题日本朋友提了几次，我们应该研究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并说：姐妹城市这种称呼可以改一改，否则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呢?不如叫友好城市。[4](P,126)他还具体谈到，日本哪几个城市和中国哪几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合适，说神户是港口城市，我们也要找一个相应的港口城市。当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国的天津，西安，上海3个城市分别与日本神户，京都、奈良，横滨、大阪结成了友好城市。此后，友好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继友好城市之后，中日间的友好之翼、友好之船、友好人民公社也不断发展起来。

　　周恩来对中日民间外交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认真地吸取其中的有益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对日民间外交的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注释略；作者系苏州大学历史系教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