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理：中美不是必然走向战争，未来更可能是有限合作与“全面竞争”

　　25年前，依据尼克松访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间中美关系的历史，我写了一本名为《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A Fragile Relationship)的书。我的论点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蜜月期非常短暂，那时许多后来证明是持久存在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不管是人权还是贸易，台湾问题还是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天安门危机”严重动摇了这种脆弱的关系，使克林顿政府中止了对华经济援助和军事关系，减少官方接触，并威胁要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几年后，中美关系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国大陆向台湾发射导弹试图影响当时总统选举的结果。基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台海危机增加了中美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使这种脆弱的关系更为危险。

　　幸好，这两次危机都没有使中美关系走向崩溃，双方都在努力去建立一个更稳定，更具合作性的关系。尽管苏联解体已消除了20世纪60与70年代中美面临的共同威胁，防止中美关系重返对抗的理由仍很充分。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中国将在亚洲乃至全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鉴于美国资本与市场的分量，与美国保持积极关系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两国政府都认为，中美关系太重要，不能失败。

　　近30年过去了，中美关系或许没那么脆弱了，但仍令人担忧。两国政府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尝试建立更稳定和合作的关系那样讨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相反，两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竞争性，偶尔甚至存在对抗性。中美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存在冲突、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竞争、对先进技术发展的主导权存在争夺、并且在台湾海峡与南海争端中存在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因此，中美观察家们谈论更多的是相互不信任，而非互惠互利。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两国的分析人士都发出预警：中美可能正在进入“新冷战”。

　　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两国努力建立更稳定与合作性关系的过程中都使用了哪些策略?其二，为什么这些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当今的中美关系更令人担忧?最后，中美关系现状如何?未来存在怎样的合作、竞争与对抗?

　　为建立更稳定与合作性的关系，两国做出的努力

　　过去三十年间，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努力都是相似主题的变体：定期举行对话来缩小分歧、确定共同利益;确定中美关系未来的共同愿景;在民间和军事领域建立积极的个人关系，以减少误解和建立信任;促进双边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将两国纳入国际制度和机构中，以规范双方的互动并管理其分歧。

　　在这些策略中，最经久不衰的是美国首次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面接触”政策。该术语包括重建官方谈判和非官方对话(在天安门危机后就中断了)，利用这些对话来解决中美关系的各种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由于这一政策持续时间较长，“接触”已成为概括美国对华政策中最常用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上面提到的其他策略也被列入这一术语之下。

　　对美国“接触”政策的批评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为这一政策是不成功的。可以肯定的是，该政策出台以来，中美关系已变得没那么脆弱且更具弹性，所以该政策并未彻底失败。但是，相较于克林顿和江泽民推进中美合作关系之初所构想的“伙伴关系”，中美之间的长期“接触”却导致两国关系更具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被有些人形容为“长期竞争”的关系。部分原因在于双方采取的策略都存在未曾预料到的缺陷。

　　“接触”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基于所谓“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然互补”论断来提升两国之间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度。这一策略基于一种理论，即社会和经济相互依存产生的互惠将减少战争的可能，产生持久的和平。但是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所表明的，相互依存或许能减少战争的机会，却无法完全消除战争。即使不发生战争，相互依存也存在其他问题，特别是当相互依存的两方内部或相互间存在不均衡的相对收益时，正如目前中美间的紧张状态显示的那样。

　　在每个国家内部，相互依存都会产生输家和赢家，愤怒的输家会寻找造成他们失败的人。最近几年，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问题，例如工资停滞、不平等加剧、经济波动等，但是这些问题有时却并不被认为是国内发展失衡或全球化及技术变革等带来的，而是一个贪婪的域外国家的责任——中国诱惑美国公司外包、转移他们的生产，带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

　　除了这些国内的不满，一个国家在所谓“双赢”的关系中可能会认为，它的收益是低于另一个国家的。这也是中美相互依存的命运，至少相对来看，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在不断衰落。诸多美国政策分析人士及政治领导人都指责中美关系缺乏互惠性——在进口与投资方面，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准入程度远大于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准入。鉴于两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这段关系的初期，非互惠关系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及美国人民收入的停滞，经济互动中的非互惠性和竞争方面在美国引发极大不满，使这段关系最终在政治上无法持续。

　　中国与美国日趋增长的相互依存度，以及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都没有造就一个更民主的中国，至少不符合美国对民主的普遍定义。可以肯定的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更加自由，中国领导层也越来越重视民众的物质需求，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实现政治与公民领域的自由化，更不用说美国视若珍宝的“全面竞争性选举”了。期待通过与中国的相互依赖来达成上述结果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但这却是许多美国人所期待的。这种期待也是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原因，美国人民希望这一举动进一步驱动中国的民主转型。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以及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已证明西方民主是最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形式这一信念，似乎强化了对中国国内转型过度乐观的预期。最终，这些期待的幻灭，使美国在面对中国时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挫败感。

　　为了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中美启动了额外的对话机制，这成为了“接触”政策的一部分。其中最具野心的是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发起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该机制旨在确定并解决中美贸易领域存在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两国国内发展的失衡问题——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而美国储蓄太少，消费太多，相较于政府支出而言税收太少。这些失衡不仅既导致了严重的国内问题，包括中国的产能过剩与不良贷款，美国不断增加的政府预算赤字;也影响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是SED虽然能够讨论这些结构性问题，却无法解决它们，哪怕这些对话都是由最高级别的代表们进行的。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艰难的国内政治决定，而不仅仅是双边谈判。虽然中国最近做出了一些类似决定，但是美国还没有迈出步伐。

　　尽管SED及其衍生机制于2017年结束，一些更温和的“接触”形式仍在继续，包括2017年4月27日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之后提出的“中美全面对话”。虽然在一些特定议题的解决及寻找合作领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比，对话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特朗普政府要求双方的谈判必须“以结果为导向”，而非最初那种双方带着自己的立场进行“接触”，这意味着双方的对话可能没那么顺利。更重要的是，为了达成贸易与投资协议，特朗普政府决定通过对中国进口征收关税、阻止某些中国投资的方式向北京施加更大压力。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的接触，但是这一“接触”战略已变得越来越没耐心，越来越强硬了。

　　“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是另外一种策略，但这也不是灵丹妙药。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的国际机制和组织，全面融入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会质疑某些国际秩序规范，有选择地违背或遵守规则，试图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钻国际体系的空子。

　　特别是，中国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依据的一些假设，并不对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的作用充满信心，而是主张国家控制与政府干预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人将这一更重商主义的方式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与美国支持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对比。

　　由此，中国正在寻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美国有时并不愿意授权。中国已经建立了新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这也受到了美国的严厉批评或积极阻碍。美国多方面地指责北京是被动的参与者，是国际体系中的“搭便车者”， 认为中国即便不再追求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却越来越成为一个谋求修正现状的国家。反之，中国则指责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并阻止其崛起。

　　管理中美关系的一些其他策略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其中，“寻求积极的方式来提升合作关系”尤其令人沮丧。这一策略通常由中国倡议，让人不禁想起中国在任何谈判之初确保就基本原则达成共识的努力，正如美国学者所罗门(Richard Solomon)与白鲁恂(Lucian Pye)研究中国谈判行为时提出的那样。这也让人想起中国的传统概念——正名(rectification of names)，即给一个事物贴上标签不仅有利于描述其现状，还将影响其未来发展。但是双方的理想愿景一直未能将中美关系导向更积极的方向，这通常是因为北京与华盛顿对这些术语与更具体的关系的界定存在分歧。对美国及亚洲的一些观察员来说，江泽民与克林顿倡导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听起来太像军事联盟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由经济学家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提出的“G2”概念，赋予了中国，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中美关系更高的地位，中美双方都没有做好接受这一概念的准备，更不用说亚洲其他国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存在一个致命问题：以每个国家都会尊重对方所界定的“核心利益”为前提。许多美国分析人士将这一提法视为一张空头支票，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北京可以宣示更野心勃勃的“核心利益”并要求得到美国的尊重。鉴于存在的这些问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认为，这些提法只是一种“肤浅友谊”的表示，既不能促进合作也无法增强互信。

　　其他试图增强互信的策略，例如更高的透明度、官方保证、努力在中美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关系，总的来说也没有成功。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家安德鲁•凯德(Andrew Kydd)经过仔细研究国际信任发现，建立信任需要形式上的保证，这比单独的口头承诺成本更高。中国的分析人士补充说，提升两个不平等的国家之间的透明度，通过曝光强国的优势与弱国的劣势，可能是强国用来威胁弱国的一种计谋。《信任敌人：国际冲突中的人际关系》一书的作者伯明翰大学的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J.Wheeler)更加乐观，他对国家领导人之间个人信任的作用深入研究后认为，个人间的信任提高了“保证”被认真对待的可能性，但仍然肯定了凯德的洞见，即提供这些保证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至今，中国和美国都不愿意付出足够高的代价去向对方保证自己的良好意图，特别是当不信任已深深植根于它们长期的国家叙事中。目前，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大幅修改其核心利益以消除可能的冲突，也不愿意向对方做出让步。

　　这是双方努力建立合作的双边关系却一直效果不佳的又一原因。双方都没有意愿或能力去消除他们之间产生分析的因素。他们之间进行的保证，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对台湾保留的安全承诺，或者放弃将人权作为中美关系中的议题;也没有使中国采纳民主价值与制度，或承诺不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几十年来的“接触”与对话或许使两国更好地了解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却没有消除这些分歧。

　　持续至今的源于过去交往的不信任进一步侵蚀了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表明，各国不仅要应对那些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还要采取措施为应对长期风险做准备。如果从不信任的角度出发，这些风险就会被放大。无论两个国家卷入自我强化、对冲、转向、平衡，或试图区别对待其他国家与自己的盟友，这些措施都会产生行动与反应的螺旋式下降，不信任感上升，风险增加，陷入经典的“安全困境”中，即一方增强其安全的行为被视为对另一方的威胁。这种“螺旋”似乎正在中美之间上演。

　　对这些策略的结果愈发增长的挫败感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临界点”——这一说法几年前由研究中国的美国专家戴维·兰普顿所提出。与1989年的事件突然并戏剧性地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不同，目前这种悲观的转变并非由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失望与怨恨不断积累造就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美国政策界的普遍看法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了，是时候进行变革了，其中许多人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非常支持上述观点，并持续到了就职以后，这不仅表现他对中国的强硬言论上，还特别表现在他决定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关税、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制裁据说破坏美国安全的中国公司方面。最初，中国没有容忍这些行为，而是进行了强硬反制，这使中美关系进一步趋向竞争，而非合作。

　　25年前，依据尼克松访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间中美关系的历史，我写了一本名为《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A Fragile Relationship)的书。我的论点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蜜月期非常短暂，那时许多后来证明是持久存在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不管是人权还是贸易，台湾问题还是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天安门危机”严重动摇了这种脆弱的关系，使克林顿政府中止了对华经济援助和军事关系，减少官方接触，并威胁要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几年后，中美关系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国大陆向台湾发射导弹试图影响当时总统选举的结果。基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台海危机增加了中美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使这种脆弱的关系更为危险。

　　幸好，这两次危机都没有使中美关系走向崩溃，双方都在努力去建立一个更稳定，更具合作性的关系。尽管苏联解体已消除了20世纪60与70年代中美面临的共同威胁，防止中美关系重返对抗的理由仍很充分。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中国将在亚洲乃至全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鉴于美国资本与市场的分量，与美国保持积极关系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两国政府都认为，中美关系太重要，不能失败。

　　近30年过去了，中美关系或许没那么脆弱了，但仍令人担忧。两国政府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尝试建立更稳定和合作的关系那样讨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相反，两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竞争性，偶尔甚至存在对抗性。中美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存在冲突、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竞争、对先进技术发展的主导权存在争夺、并且在台湾海峡与南海争端中存在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因此，中美观察家们谈论更多的是相互不信任，而非互惠互利。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两国的分析人士都发出预警：中美可能正在进入“新冷战”。

　　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两国努力建立更稳定与合作性关系的过程中都使用了哪些策略?其二，为什么这些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当今的中美关系更令人担忧?最后，中美关系现状如何?未来存在怎样的合作、竞争与对抗?

　　为建立更稳定与合作性的关系，两国做出的努力

　　过去三十年间，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努力都是相似主题的变体：定期举行对话来缩小分歧、确定共同利益;确定中美关系未来的共同愿景;在民间和军事领域建立积极的个人关系，以减少误解和建立信任;促进双边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将两国纳入国际制度和机构中，以规范双方的互动并管理其分歧。

　　在这些策略中，最经久不衰的是美国首次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面接触”政策。该术语包括重建官方谈判和非官方对话(在天安门危机后就中断了)，利用这些对话来解决中美关系的各种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由于这一政策持续时间较长，“接触”已成为概括美国对华政策中最常用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上面提到的其他策略也被列入这一术语之下。

　　对美国“接触”政策的批评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为这一政策是不成功的。可以肯定的是，该政策出台以来，中美关系已变得没那么脆弱且更具弹性，所以该政策并未彻底失败。但是，相较于克林顿和江泽民推进中美合作关系之初所构想的“伙伴关系”，中美之间的长期“接触”却导致两国关系更具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被有些人形容为“长期竞争”的关系。部分原因在于双方采取的策略都存在未曾预料到的缺陷。

　　“接触”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基于所谓“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然互补”论断来提升两国之间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度。这一策略基于一种理论，即社会和经济相互依存产生的互惠将减少战争的可能，产生持久的和平。但是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所表明的，相互依存或许能减少战争的机会，却无法完全消除战争。即使不发生战争，相互依存也存在其他问题，特别是当相互依存的两方内部或相互间存在不均衡的相对收益时，正如目前中美间的紧张状态显示的那样。

　　在每个国家内部，相互依存都会产生输家和赢家，愤怒的输家会寻找造成他们失败的人。最近几年，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问题，例如工资停滞、不平等加剧、经济波动等，但是这些问题有时却并不被认为是国内发展失衡或全球化及技术变革等带来的，而是一个贪婪的域外国家的责任——中国诱惑美国公司外包、转移他们的生产，带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

　　除了这些国内的不满，一个国家在所谓“双赢”的关系中可能会认为，它的收益是低于另一个国家的。这也是中美相互依存的命运，至少相对来看，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在不断衰落。诸多美国政策分析人士及政治领导人都指责中美关系缺乏互惠性——在进口与投资方面，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准入程度远大于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准入。鉴于两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这段关系的初期，非互惠关系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及美国人民收入的停滞，经济互动中的非互惠性和竞争方面在美国引发极大不满，使这段关系最终在政治上无法持续。

　　中国与美国日趋增长的相互依存度，以及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都没有造就一个更民主的中国，至少不符合美国对民主的普遍定义。可以肯定的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更加自由，中国领导层也越来越重视民众的物质需求，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实现政治与公民领域的自由化，更不用说美国视若珍宝的“全面竞争性选举”了。期待通过与中国的相互依赖来达成上述结果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但这却是许多美国人所期待的。这种期待也是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原因，美国人民希望这一举动进一步驱动中国的民主转型。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以及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已证明西方民主是最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形式这一信念，似乎强化了对中国国内转型过度乐观的预期。最终，这些期待的幻灭，使美国在面对中国时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挫败感。

　　为了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中美启动了额外的对话机制，这成为了“接触”政策的一部分。其中最具野心的是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发起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该机制旨在确定并解决中美贸易领域存在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两国国内发展的失衡问题——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而美国储蓄太少，消费太多，相较于政府支出而言税收太少。这些失衡不仅既导致了严重的国内问题，包括中国的产能过剩与不良贷款，美国不断增加的政府预算赤字;也影响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是SED虽然能够讨论这些结构性问题，却无法解决它们，哪怕这些对话都是由最高级别的代表们进行的。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艰难的国内政治决定，而不仅仅是双边谈判。虽然中国最近做出了一些类似决定，但是美国还没有迈出步伐。

　　尽管SED及其衍生机制于2017年结束，一些更温和的“接触”形式仍在继续，包括2017年4月27日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之后提出的“中美全面对话”。虽然在一些特定议题的解决及寻找合作领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比，对话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特朗普政府要求双方的谈判必须“以结果为导向”，而非最初那种双方带着自己的立场进行“接触”，这意味着双方的对话可能没那么顺利。更重要的是，为了达成贸易与投资协议，特朗普政府决定通过对中国进口征收关税、阻止某些中国投资的方式向北京施加更大压力。美国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的接触，但是这一“接触”战略已变得越来越没耐心，越来越强硬了。

　　“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是另外一种策略，但这也不是灵丹妙药。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的国际机制和组织，全面融入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会质疑某些国际秩序规范，有选择地违背或遵守规则，试图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钻国际体系的空子。

　　特别是，中国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依据的一些假设，并不对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的作用充满信心，而是主张国家控制与政府干预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人将这一更重商主义的方式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与美国支持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对比。

　　由此，中国正在寻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美国有时并不愿意授权。中国已经建立了新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这也受到了美国的严厉批评或积极阻碍。美国多方面地指责北京是被动的参与者，是国际体系中的“搭便车者”， 认为中国即便不再追求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却越来越成为一个谋求修正现状的国家。反之，中国则指责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并阻止其崛起。

　　管理中美关系的一些其他策略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其中，“寻求积极的方式来提升合作关系”尤其令人沮丧。这一策略通常由中国倡议，让人不禁想起中国在任何谈判之初确保就基本原则达成共识的努力，正如美国学者所罗门(Richard Solomon)与白鲁恂(Lucian Pye)研究中国谈判行为时提出的那样。这也让人想起中国的传统概念——正名(rectification of names)，即给一个事物贴上标签不仅有利于描述其现状，还将影响其未来发展。但是双方的理想愿景一直未能将中美关系导向更积极的方向，这通常是因为北京与华盛顿对这些术语与更具体的关系的界定存在分歧。对美国及亚洲的一些观察员来说，江泽民与克林顿倡导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听起来太像军事联盟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由经济学家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提出的“G2”概念，赋予了中国，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中美关系更高的地位，中美双方都没有做好接受这一概念的准备，更不用说亚洲其他国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存在一个致命问题：以每个国家都会尊重对方所界定的“核心利益”为前提。许多美国分析人士将这一提法视为一张空头支票，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北京可以宣示更野心勃勃的“核心利益”并要求得到美国的尊重。鉴于存在的这些问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认为，这些提法只是一种“肤浅友谊”的表示，既不能促进合作也无法增强互信。

　　其他试图增强互信的策略，例如更高的透明度、官方保证、努力在中美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关系，总的来说也没有成功。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家安德鲁•凯德(Andrew Kydd)经过仔细研究国际信任发现，建立信任需要形式上的保证，这比单独的口头承诺成本更高。中国的分析人士补充说，提升两个不平等的国家之间的透明度，通过曝光强国的优势与弱国的劣势，可能是强国用来威胁弱国的一种计谋。《信任敌人：国际冲突中的人际关系》一书的作者伯明翰大学的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J.Wheeler)更加乐观，他对国家领导人之间个人信任的作用深入研究后认为，个人间的信任提高了“保证”被认真对待的可能性，但仍然肯定了凯德的洞见，即提供这些保证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至今，中国和美国都不愿意付出足够高的代价去向对方保证自己的良好意图，特别是当不信任已深深植根于它们长期的国家叙事中。目前，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大幅修改其核心利益以消除可能的冲突，也不愿意向对方做出让步。

　　这是双方努力建立合作的双边关系却一直效果不佳的又一原因。双方都没有意愿或能力去消除他们之间产生分析的因素。他们之间进行的保证，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对台湾保留的安全承诺，或者放弃将人权作为中美关系中的议题;也没有使中国采纳民主价值与制度，或承诺不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几十年来的“接触”与对话或许使两国更好地了解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却没有消除这些分歧。

　　持续至今的源于过去交往的不信任进一步侵蚀了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表明，各国不仅要应对那些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还要采取措施为应对长期风险做准备。如果从不信任的角度出发，这些风险就会被放大。无论两个国家卷入自我强化、对冲、转向、平衡，或试图区别对待其他国家与自己的盟友，这些措施都会产生行动与反应的螺旋式下降，不信任感上升，风险增加，陷入经典的“安全困境”中，即一方增强其安全的行为被视为对另一方的威胁。这种“螺旋”似乎正在中美之间上演。

　　对这些策略的结果愈发增长的挫败感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临界点”——这一说法几年前由研究中国的美国专家戴维·兰普顿所提出。与1989年的事件突然并戏剧性地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不同，目前这种悲观的转变并非由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失望与怨恨不断积累造就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美国政策界的普遍看法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了，是时候进行变革了，其中许多人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非常支持上述观点，并持续到了就职以后，这不仅表现他对中国的强硬言论上，还特别表现在他决定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关税、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制裁据说破坏美国安全的中国公司方面。最初，中国没有容忍这些行为，而是进行了强硬反制，这使中美关系进一步趋向竞争，而非合作。

　　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上述努力失败了?如果只是因为许多分析人士早已料到这一天，这似乎也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自从修昔底德提出了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以来，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学者们就明确提出，国际权力过渡过程(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国家正在崛起，可能会超越甚至取代原来的霸主国)存在危险。尽管关于中美实际上是否已经 “易位”仍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是权力正在进行转移，正如中国绝对意义上的崛起与美国相对意义上的衰落、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与全球雄心与美国在国际上的力量收缩所示。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在其权力转移的历史研究中提出的，处于权力转移中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相处将非常困难。确实，大多数权力转移都带来了战争，或至少是军事准备与对抗，这些都可能导致战争。由此，中美两国建立更稳定与合作性关系的努力可以被解读为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尝试，不管这一类比是否合适，两国的官员和分析人士在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评估中，都提到了这一概念。

　　埃里森已经发现了这种模式的一个罕见的例外，或许会为未来的希望提供一些理由。虽然也存在不和谐和竞争，但美国和英国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之间相对平稳地实现了权力转移。共同的价值观和语言，以及由于面临严重的共同威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造就了这一例外。

　　不幸的是，中美关系并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面对苏联威胁，两国建立的伙伴关系总是试探性的和有限的，他们后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直接且紧迫的威胁，需要他们建立一种紧密协调的机制。两者可能同意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是他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但是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策略及成本的分担方面存在分歧，阻碍了合作。

　　此外，两国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有不同的愿景。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国家的立场似乎有了相反的变化，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能够被跨国机构与规范所治理的“国际社会”的概念，而宣称世界是一个国家间进行竞争的舞台;习近平政府则以全球“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取代了之前认为国际体系是大国竞争舞台这种看法。因此，关于国际事务是合作性还是竞争性这一观点之间的观念竞争还在继续，但是两位主角已经交换了立场。

　　国内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也很重要。两国政治与社会价值观的差异、他们关于两国关系历史的表述之间的矛盾会经常性地制造困难。在两国常见的对 “人权”的不同的界定中，能够看到不同的价值观，其中中国聚焦经济和社会权利，而美国则强调公民与政治权利。类似的，中国对和谐与秩序价值的重视也与美国精英们对多元化与不同意见的尊崇不同。

　　此外，中国的历史叙事始于19世纪来自美国及其他列强侵犯为国家带来的屈辱。美国的历史叙事则是从孤立主义中不情愿地走出来，在二战后创建了良性的世界霸权体系，并激发了国际上的钦佩与感激。正如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教授汪铮(Zheng Wang)最近出版的《勿忘国耻：中国政治和对外交往中的历史记忆》(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中指出的，中国的国家屈辱性的历史叙事，不仅提供了中国人看待自己历史的视角，也解释了他们后续在与美国的交往中出现的问题与危机。这种叙述方式中的美国一直试图削弱中国价值观、挑起国内动荡并阻止中国崛起，正如近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所体现的那样。相反，美国的叙述中则描绘了一个仁慈的美国遇到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中国，不断地感到失望与沮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未符合他们预期的原因。

　　矛盾的是，中美关系复杂化的原因不仅有他们之间的差异，还有他们之间的相同点。两国都采取了由中国学者阎学通提出的“道德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为权力而竞争，但是在自以为是的基础上，双方争夺权力的竞争很难出现妥协。两国都认为自己占据道德高地，同时坚持认为对方的立场是不道德的。虽然方式不同，但是两国都认为自己是“特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普世价值观的杰出体现;中国人则认为他们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表明，西方的所谓 “普世价值”可能有些并不适用于他们。两国都认为，他们注定要承担起领导国际社会的重任。

　　相同点与差异点之间自相矛盾的组合及他们无法建立完全合作关系的挫败感，使两国基于相互尊重建立平等的关系异常艰难。实际上，如果事情的发展方向不同，两者的差异得到了管理、紧张局势得以避免，那么另外一个相反的问题或许更难回答：“鉴于两者的差异，为什么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没有产生许多人预测的竞争或对抗关系呢?”

　　三、目前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如何?

　　这一紧张的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中国分析人士及官员往往提出两种可能性：合作或对抗，但这不是正确的答案。事实上，中美关系存在四种可能：共处、合作、对抗、竞争。其中，和平共处——正如冷战时期为美苏关系开出的药方那样，对中美关系来说不太可能。共处意味着一定程度忽视另一国的国内经济和政治，中国或许能够做到，但是美国却越来越难做到——不仅是因为美国人对普世价值的维护，也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生活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面临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如果两国相互孤立，和平共处或许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符合目前他们相互依存的现实。虽然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两国某种程度的“脱钩”，但是不太可能产生和平共处所需要的“隔离”程度。此外，“脱钩”的过程也将大幅提高，而非减少双方关系的紧张，就像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革命后发生的“脱钩”那样。

　　在特定议题上，双方可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例如朝鲜。重要的是，当在这些议题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大幅减少时，两国要避免陷入对抗。由于双方在利益、价值观及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的差异，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例如两国曾经设想的战略伙伴关系，仍是不可能的。只有两国都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严重的共同威胁，并能够达成并执行协作性的回应，才能够超越这些差异。目前，还没有传统或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能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

　　最后，在外交、经济与战略领域某些议题上的对抗将持续成为中美关系的一部分。但这不太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或全面的贸易战。中美不仅具有相互保证物理毁灭的核能力，也达到了相互保证经济毁灭的相互依存程度。可以肯定，维持这种相互核威慑可能引发一场昂贵且冒险的战略竞争，但它仍然是防止或遏制军事冲突的重要因素。

　　由此，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既不是共处，不是合作，也不是对抗。中美不会像现实主义者们所担心的那样必然陷入战争，也不会像一些自由主义分析人士持续期待的那样被迫进行合作。相反，在可预见的未来，两者的关系将主要是竞争，问题是竞争将以怎样的形式进行。

　　我们已经在诸多领域看到了这种竞争：

　　1.思想领域的竞争，特别是涉及国内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及发展战略的方面;

　　2.进出口市场的竞争;

　　3.在发展和应用先进技术方面的竞争，包括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以及影响一国技术应用的国际标准方面的竞争;

　　4.国际制度与机构的建立与改革方面的竞争，如前所述;

　　5.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竞争，不仅涉及公司或国有企业，也越来越涉及学术机构;

　　6.对外援助及投资项目的竞争，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最后，或许是中美在国外运行的民间社会组织(支持不同的价值观与发展策略)之间的竞争。

　　简言之，未来的中美关系除了进行持续的“全面接触”，也将进行“全面竞争”。哪怕是两者的合营企业，也将被赋予抢占竞争优势的任务。但是竞争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竞争被认为是积极甚至至关重要的：体育竞技以及类似形式的人类努力、经济市场、多元政治制度。这些领域的竞争被认为是有利于激发竞争者潜能，比非竞争环境带来更优结果的。在这些领域中，通常会制定促进公平与建设性的竞争规则。但是中国与美国并不总是接受或尊重这些规则。还有一些中美可能存在竞争的领域却没有规则，或者这些规则需要被更新以应对新情况。在有规则的领域中，两国应该遵守它们;在没有规则的领域中，中美两国需要建立规则，正如目前双方在网络安全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尝试的那样。在规则亟待更新的领域中，正如世贸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情况，北京和华盛顿必须就规则的修订达成共识。由于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两国可能都会发现，由于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两国很难达成共识。

　　首先，两国应达成共识去限制竞争范围的扩大，不管是在可能存在收益的领域，还是在可能存在高成本或风险的领域。其中战略领域存在的危险是最明显的，因此中美关系中最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达成关于重要武器系统(不管是核武器、传统武器还是非传统武器)的军控协议的可能性。相较于美国与苏联之间更对称的军事力量，美国与中国达成上述协议可能更加困难。但是两国需要开始对该议题的讨论。

　　最后，在管理这段竞争性的关系时，双方过去用来建立合作关系的策略将继续发挥作用。努力建立信任、减少误解、建立个人关系、促进相互依赖将继续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关于两国能够实现哪些目标，以及这些目标的达成需要怎样的条件，中美需要更加现实。总体目标应该是最大化竞争带来的收益，最小化竞争带来的代价和风险。

　　实际上，带来“双赢”的竞争或许是中美关系在未来可以期待的最好局面了。

　　作者系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原题《中国与美国是如何从合作伙伴走向竞争对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