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四十年演进出以合作为主的中美关系正被一种恶意的共存关系所取代

　　“钝角网”按：为庆祝中美关系建交40周年，卡特中心于2019年1月16日到19日在亚特兰大举办了纪念大会。来自中美两国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为会议专门撰写了论文。 钝角网和卡特中心的《中美印象》将联合陆续发布这批论文。

邓小平和卡特

　　2018年12月15日(当日是北京时间12月16号)是吉米·卡特和邓小平同意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充满政治勇气的决定，它将中国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世界秩序的需求转变成了务实地适应世界秩序的需求。两天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宣布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号召中国借鉴外国的观念、政策以及实践。这个决定将中国人民——当时几乎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从令人窒息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下解放了出来，使他们得以释放强大的创业想象力和能量。

　　邓的这两个决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他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视作决定中国未来的大胆赌注。他的远见使中国得以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寻找灵感，中国精英们也迅速地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些国家接受教育。

　　通过逐渐放弃源于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国家对商业和工业的垄断及集体农业，“邓小平主义”重振了中国的政治经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上升，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科技的重新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的出现，以及中国首次做为主要角色登上世界舞台。美国政策本来只计划改变中国的对外关系及行为。中国国内的急剧变化虽然也很受美国欢迎，但却是个完全出乎美国预料的奖励。

　　当代中国是新儒家列宁主义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意外产物。美国打造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主要特点包括致力于制定多边规则、通过准司法的方式解决争端、逐渐取消阻碍贸易的关税及配额、开放投资、一定程度的利他性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适应自如并得以繁荣发展。

　　尽管北京经常被指责想要绕过国际秩序的规则约束，中国现在似乎比美国这个规则的创始人更致力于维护这一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推行重商主义的双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启动经济胁迫，停止支持外国经济发展或难民，并单边废止国际协定。与此相反，中国对于国际现状的不满并非针对其规则。同很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中国不满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及如亚洲发展银行等地区银行不能拓大其影响范围、投资及其包容性。

　　当传统机构不能应对挑战，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了平行的机构。看到除美国之外的国家(如中国)成为规则制定者和制度建立者， 美国深感不安。但一个美国不愿承认却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由中国发起的多边机构无一例外地都与现有机构进行合作，并遵循了现有机构的规则及实践。某种程度上，美国致力于抑制中国革命狂热，并将其纳入美国治下的国际体系的对华政策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成功的，能与其媲美的外交政策只有将大革命后的法国整合进“欧洲协调”下的保守秩序中。

　　然而，让天真的美国意识形态守望者失望的是，随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并未将民主或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作为治理原则，拒绝承认“历史的终结”。反之，北京顽固地沉迷于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致力于通过威权主义维持秩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放弃政策导向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点燃并维持了(不论私有或国有)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对资本的优先占有(而非美国常见的税费减免政策)所引导的企业家精神持续推动着中国的科技创新及更多财富和力量的积累。

　　那些曾经批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并未尽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西化其人权与经济发展的美国人，据此认为对华接触政策未达到预期，是政策失败的证明。然而，一项政策成功与否，只能通过该政策出台时的预期目标来衡量。不管美国人多么希望或期待中国能够美国化，美国对华政策几乎完全是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非改变其宪政秩序。唯一的例外是克林顿政府最初的十五个月(1993-1994)，当时华盛顿试图通过限制中国进口而强迫中国改变其内政。当这项政策被证明无效后，华盛顿放弃了该政策，并再未重新将其作为国家政策，尽管重启该政策的呼声一直存在。

　　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仍旧困扰着两国关系。中国人接受并尊重外国人不同的治理方式。美国人则认为宪政民主之外的任何政治体系本质上都没有合法性，他们不接受任何威权体制的道德合理性。美国的结论是，实践中必须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但这只是一个尴尬的政治权宜之计，而非对共产党合法性的承认。

　　雪上加霜的是，“民主和平论” (美国意识形态的一项新内容)认定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暗示着战争只会爆发于采用其他政治制度的国家。这个假设将缺失民主的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相较于发生在西亚和北非令人厌倦的低烈度冲突，这个新的威胁似乎在美国更“受欢迎”。中国由此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了一种“高技派”( high-tech)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国会联合体有利可图的打击目标。假设一个来自中国的模糊却致命的威胁相当于当年对所谓“黄祸”的恐惧。它将中国的现代化转变为美国不断增加支出打造更先进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可靠驱动力。

　　意识形态因而再次成为中美关系冲突的源头。但是，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再认为美国体系明显优于其竞争者。而且，与苏联寻求输出其模式不同，中国并未寻求对外输出其模式。相反，中国共产党常常对其权威的挑战做出紧张的过度反应，这一再表明其处于意识形态防守状态。目前共产党唯一秉承的意识形态就是自我吸收(self-absorption)，并对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漠不关心、不予干涉。简言之，中美竞争不符合冷战模式，不能以处理美苏冲突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冲突。

　　乔治•凯南于1947年提出了美国著名的“遏制”战略，它假设苏联体制如果被制裁和防御联盟孤立起来，它终将因为自身弱点而崩溃。虽然历经四十三年，但历史证明该假设是正确的。然而，这种“遏制”不适用于同中国的任何竞争。苏联模式推崇“自给自足”，而中国已成为全球化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缩影。中国已经彻底将自己整合到现存世界体系当中，其他国家越来越注重中国的领导及实现共同繁荣的能力。中国已无法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被孤立。

　　中国的经济体系也和苏联非理性、缺乏灵活度、衰弱无力、被不可持续的过度军费投入所拖累的经济体系不同。中国没有理由像昔日莫斯科停止与华盛顿对抗那样，做出令国家蒙羞的决定，也没有理由接受华尔街银行家、投机的哈佛教授、或民主推行者的监督。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局势和当今如此不同，以至于当时的经验已不能为应对中国对美国领先地位的挑战提供任何有用的参考。

　　最后，对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来说，目前是一个人类精神消极和紧张的时代。但是在中国，乐观主义仍是主流。很多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威胁着稳定，但中国的信任度调研很少显示类似趋势。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及其治国方向的认可度都极高。中国人可能不喜爱共产党，但是很少有人认为没有共产党的治理，他们国家会变得更好。和其他人一样，中国人忍不住将中国政府相对有效的表现，与当代美国严重的政治不连贯及功能失调进行比较。

　　因此，中美关系正在被一种令人不快的“对称性”所妨碍，双方都没有展现出对另一方的同理心。面对竞争对手时，每一方都只看到自己的立场，将自身的动机和推理过程归因于另一方。正义的美国人蔑视中国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正如傲慢的中国人蔑视当代美国治理的无力一样。美国政客正越来越激烈地指责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也很难控制类似的关于美国的不明智且适得其反的言论。这些分歧可能持续下去，除非美国重回其最佳状态，或者中国出现严重倒退，或者两者同时发生。这两种情况在近期都不太可能出现。

　　“钝角网”按：为庆祝中美关系建交40周年，卡特中心于2019年1月16日到19日在亚特兰大举办了纪念大会。来自中美两国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为会议专门撰写了论文。 钝角网和卡特中心的《中美印象》将联合陆续发布这批论文。

邓小平和卡特

　　2018年12月15日(当日是北京时间12月16号)是吉米·卡特和邓小平同意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充满政治勇气的决定，它将中国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世界秩序的需求转变成了务实地适应世界秩序的需求。两天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宣布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号召中国借鉴外国的观念、政策以及实践。这个决定将中国人民——当时几乎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从令人窒息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下解放了出来，使他们得以释放强大的创业想象力和能量。

　　邓的这两个决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他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视作决定中国未来的大胆赌注。他的远见使中国得以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寻找灵感，中国精英们也迅速地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些国家接受教育。

　　通过逐渐放弃源于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国家对商业和工业的垄断及集体农业，“邓小平主义”重振了中国的政治经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上升，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科技的重新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的出现，以及中国首次做为主要角色登上世界舞台。美国政策本来只计划改变中国的对外关系及行为。中国国内的急剧变化虽然也很受美国欢迎，但却是个完全出乎美国预料的奖励。

　　当代中国是新儒家列宁主义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意外产物。美国打造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主要特点包括致力于制定多边规则、通过准司法的方式解决争端、逐渐取消阻碍贸易的关税及配额、开放投资、一定程度的利他性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适应自如并得以繁荣发展。

　　尽管北京经常被指责想要绕过国际秩序的规则约束，中国现在似乎比美国这个规则的创始人更致力于维护这一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推行重商主义的双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启动经济胁迫，停止支持外国经济发展或难民，并单边废止国际协定。与此相反，中国对于国际现状的不满并非针对其规则。同很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中国不满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及如亚洲发展银行等地区银行不能拓大其影响范围、投资及其包容性。

　　当传统机构不能应对挑战，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了平行的机构。看到除美国之外的国家(如中国)成为规则制定者和制度建立者， 美国深感不安。但一个美国不愿承认却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由中国发起的多边机构无一例外地都与现有机构进行合作，并遵循了现有机构的规则及实践。某种程度上，美国致力于抑制中国革命狂热，并将其纳入美国治下的国际体系的对华政策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成功的，能与其媲美的外交政策只有将大革命后的法国整合进“欧洲协调”下的保守秩序中。

　　然而，让天真的美国意识形态守望者失望的是，随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并未将民主或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作为治理原则，拒绝承认“历史的终结”。反之，北京顽固地沉迷于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致力于通过威权主义维持秩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放弃政策导向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点燃并维持了(不论私有或国有)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对资本的优先占有(而非美国常见的税费减免政策)所引导的企业家精神持续推动着中国的科技创新及更多财富和力量的积累。

　　那些曾经批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并未尽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西化其人权与经济发展的美国人，据此认为对华接触政策未达到预期，是政策失败的证明。然而，一项政策成功与否，只能通过该政策出台时的预期目标来衡量。不管美国人多么希望或期待中国能够美国化，美国对华政策几乎完全是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非改变其宪政秩序。唯一的例外是克林顿政府最初的十五个月(1993-1994)，当时华盛顿试图通过限制中国进口而强迫中国改变其内政。当这项政策被证明无效后，华盛顿放弃了该政策，并再未重新将其作为国家政策，尽管重启该政策的呼声一直存在。

　　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仍旧困扰着两国关系。中国人接受并尊重外国人不同的治理方式。美国人则认为宪政民主之外的任何政治体系本质上都没有合法性，他们不接受任何威权体制的道德合理性。美国的结论是，实践中必须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但这只是一个尴尬的政治权宜之计，而非对共产党合法性的承认。

　　雪上加霜的是，“民主和平论” (美国意识形态的一项新内容)认定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暗示着战争只会爆发于采用其他政治制度的国家。这个假设将缺失民主的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相较于发生在西亚和北非令人厌倦的低烈度冲突，这个新的威胁似乎在美国更“受欢迎”。中国由此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了一种“高技派”( high-tech)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国会联合体有利可图的打击目标。假设一个来自中国的模糊却致命的威胁相当于当年对所谓“黄祸”的恐惧。它将中国的现代化转变为美国不断增加支出打造更先进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可靠驱动力。

　　意识形态因而再次成为中美关系冲突的源头。但是，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再认为美国体系明显优于其竞争者。而且，与苏联寻求输出其模式不同，中国并未寻求对外输出其模式。相反，中国共产党常常对其权威的挑战做出紧张的过度反应，这一再表明其处于意识形态防守状态。目前共产党唯一秉承的意识形态就是自我吸收(self-absorption)，并对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漠不关心、不予干涉。简言之，中美竞争不符合冷战模式，不能以处理美苏冲突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冲突。

　　乔治•凯南于1947年提出了美国著名的“遏制”战略，它假设苏联体制如果被制裁和防御联盟孤立起来，它终将因为自身弱点而崩溃。虽然历经四十三年，但历史证明该假设是正确的。然而，这种“遏制”不适用于同中国的任何竞争。苏联模式推崇“自给自足”，而中国已成为全球化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缩影。中国已经彻底将自己整合到现存世界体系当中，其他国家越来越注重中国的领导及实现共同繁荣的能力。中国已无法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被孤立。

　　中国的经济体系也和苏联非理性、缺乏灵活度、衰弱无力、被不可持续的过度军费投入所拖累的经济体系不同。中国没有理由像昔日莫斯科停止与华盛顿对抗那样，做出令国家蒙羞的决定，也没有理由接受华尔街银行家、投机的哈佛教授、或民主推行者的监督。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局势和当今如此不同，以至于当时的经验已不能为应对中国对美国领先地位的挑战提供任何有用的参考。

　　最后，对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来说，目前是一个人类精神消极和紧张的时代。但是在中国，乐观主义仍是主流。很多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威胁着稳定，但中国的信任度调研很少显示类似趋势。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及其治国方向的认可度都极高。中国人可能不喜爱共产党，但是很少有人认为没有共产党的治理，他们国家会变得更好。和其他人一样，中国人忍不住将中国政府相对有效的表现，与当代美国严重的政治不连贯及功能失调进行比较。

　　因此，中美关系正在被一种令人不快的“对称性”所妨碍，双方都没有展现出对另一方的同理心。面对竞争对手时，每一方都只看到自己的立场，将自身的动机和推理过程归因于另一方。正义的美国人蔑视中国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正如傲慢的中国人蔑视当代美国治理的无力一样。美国政客正越来越激烈地指责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也很难控制类似的关于美国的不明智且适得其反的言论。这些分歧可能持续下去，除非美国重回其最佳状态，或者中国出现严重倒退，或者两者同时发生。这两种情况在近期都不太可能出现。

　　据说，中国以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为单位制定计划，而美国则关注几周内或几个月内必须完成的任务。迄今为止的中美关系是一系列美国策略的结果，这些策略不但没有消除中国的积怨，还使其逐渐恶化。台湾就处于这个模式的中心。

　　台湾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下的中国其它地区的政治关系仍不明确。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为获取短期利益，美国选择了逃避长期的战略选择这一权宜之计，中国则在做出战术上妥协的同时，坚持将台湾纳入其统治的战略目标。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不能解决台湾问题象征着国家正在经受的耻辱，这种耻辱来自外国分裂和削弱中国的干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美国对台湾的保护代表着，世界最强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合法性污辱性的不承认。

　　台湾海峡及其邻近区域的力量平衡持续向台湾岛及美国转移，这使得中国使用武力以及中美之间爆发战争不仅更有可能，而且更为危险。大陆的政治体制正越来越封闭，这进一步减弱了“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主制度下本就持怀疑态度的民众的吸引力。在台湾的谈判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且中国实力决定性地超过美国之前，美国仍旧有可能借助其力量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华盛顿的选择充满自满，缺乏战略性。尽管军事和经济上的胜算不断减少，在两岸关系中，美国人继续选择了僵持而非推进。

　　虽然并非故意，美国这种缺乏战略的行为方式，鼓励着台湾忽视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自身正在减弱的谈判筹码及迅速下降的抵抗北京胁迫的能力。这使得台湾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实际上，美国选择忽视更不利的情况，任由这颗炸弹由台北的行为或北京的决定所引爆。近期特朗普政府对台北反抗北京行为的支持增加而非减弱了这颗炸弹爆炸的可能性。

　　台湾问题是美国与中国战略互动中未被承认的大问题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被美国挑战边境的有核大国。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没有建立起冲突激化控制机制，两国都有在危机时刻误读另一方的先例。而且，中美都不愿意打一场无关痛痒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中没有哪一方能在不经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幸存。这样一场战争中，如果台湾是开战的最可能原因， 那么它已不再是中美冲突唯一可能的导火索。

　　虽然目前由日本管理着，台北和北京都认为钓鱼岛这一东中国海上无人居住且贫瘠的岛礁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2010年，防止主权争端演化成中日之争导火索的权宜之计崩溃了。钓鱼岛争端现在存在把美国卷入中日民族主义之间血腥之争的风险。

　　在与中国的任何冲突中，美国都承诺支持日本。与台湾问题一样，以完全依赖于军事措施—威慑—的方式应对钓鱼岛争端，美国确保了该争端持续存在而非得到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制定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战略，也没有发展类似战略的明显意愿。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更少有美国人考虑过意外冲突或威慑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

中美军舰曾于去年9月底险些在南海发生相撞，当时两艘军舰之间的距离不到45码（约合41米），这是美国海军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集结提出质疑以来，双方最险的一次接触

　　也是在2010年，中国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冲突也逐步升级。中国(包括台湾)早就对该海域的小岛、岩礁及礁石宣称主权。在其他的主权竞争者—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也对这些岛礁宣示主权并采取行动之前，北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北京对上述国家尚未介入的南沙群岛陆块宣称主权。一段时间后，中国将这些陆块扩建成强化的人工岛屿，进一步巩固了其存在。但是，北京对这些岛屿主权宣示的基础和范围都不明确，其国内政策并未就此达成共识。这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做最坏打算，无意中选择并采取行动反击中国沙文主义者提出的最极端的立场与诉求。

　　美国自身并非任何中国宣称主权的领土的反诉者。美国曾明确反对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一些解读。因为如果美国接受了这些解读，中国的一些主张可能限制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

　　中美两方最初的对抗是关于中国是否可以要求在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EEZ)内进行军事勘察活动，必须提前向中国政府通报或得到批准。这个争论后来淡化了，因为中国意识到它自身也有在其他国家(包括在美国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类似行动的利益。

　　中美海军之间具体的(相对于推测的)争议在于中国使用“直线基线法”界定其控制的群岛及岛屿周围的领海水域。美国海军通过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FONOPs)来挑战中国上述实践。但是华盛顿没有表明这些行动的明确目标，使媒体得以将这些行动解读为对中国主权的挑战，而非对中国如何行使其主权的挑战。南中国海上中美的海军交锋已成为对意志的一种考验，并被双方情绪化的谴责所强化。美国人指责中国蔑视法律的行为;中国人则声讨在他们眼中来自美国的霸凌。南海各方主权争端的解决，或中美之间关于海洋法分歧的外交程序并不存在，双方都在依靠自身力量来达成目标。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始于回应其他主权声索国对中国主权宣示的侵犯，虽然自国民政府以来，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宣示从未被真正执行过。目前，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国土的战略防御问题，即美国对国际法的观点与中国安全利益存在冲突。南海三分之二的航运或从中国出发，或驶往中国，使中国有充分的理由防止外国军舰(如台湾或钓鱼岛发生突发事件时美国和日本的海军)对航运的破坏和封锁。中国在南沙群岛建造的岛屿堡垒有利于预先警报，在空中和海下进行监视行动，安置反击战时外敌入侵的陆基导弹。

　　基于双方都展现出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自以为是的态度，中国近海岌岌可危的这些问题已成为更广泛的中美对抗的一部分并不令人惊讶。美国想继续在西太平洋继续维持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享有的权力，现在却面临这样的现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沿海部署了越来越多的战舰，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全球部署总量。这种数量上的差距正在逐渐增大，伴随着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质量和范围已经接近，甚至某些情况下超过了美国海军。南中国海的发展趋势目前引发的对抗，正在增大并扩张至全球范围。

　　很多年来，中美持续冲突的军事关系与愈发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之间一直存在显著的脱节。虽然有军事层面的影响，中国对美国全球领先地位的挑战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而非军事或政治层面。(例如，中国的国际诉求并不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崇拜。)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美国人对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经济霸主地位这一认知，影响了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

　　特朗普总统是一位重商主义者，他对经济的看法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之前的时期类似(他于1817年发表了关于“比较优势”的著作)。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使他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全球贸易均衡，偏向进行“管制”而非自由贸易，基于假定的对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影响通过审查出入境投资来保护美国的工业基础，单边撤出国际经济治理多边机制，并减少移民。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发动了对中国(以及其他重要的美国贸易伙伴)的贸易与投资战争。

　　美国与中国的商业联系长期以来一直为中美关系的稳定的“压舱石”。特朗普的贸易战旨在改变贸易与投资方式，因此通过对抗和脱钩打击中美间基于供应链的经济合作是有效的。他的一些顾问认为这有利于促进美国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当然，这也将促进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并可能使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变得无足轻重，破坏两国的就业和商业)。目前，双方都没有通过谈判撤出经济对抗的明确路径。

2019年1月底，中美高级别官员在华盛顿进行谈判

　　美国的立场是由一些互不关联且互相排斥的要求组成的不合逻辑的混合体—像羊杂碎一般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团队的一些成员希望击垮中国的经济模式。另一些人希望惩罚中国对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侵犯。还有一些人希望两国政府通过贸易管理确保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不超过对中国的出口。有些人希望中国全面开放金融业。很多人认为停止中国在美投资以及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对维持美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尤其在涉及武器的领域。

　　中国一直无法理解美国这些不可思议的恼人要求的组合。但是，中国的谈判代表担心，如果他们满足一个或多个这类要求，其他相冲突要求的支持者将破坏达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他们关心的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官员只能寄希望于特朗普总统与北朝鲜、墨西哥及加拿大谈判时那样，抓住小的让步来宣告一个可笑的胜利。然而，如果特朗普总统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这样做，他可能会受到来自他众所周知的脾气暴躁的随从人员中，那些心怀不满的成员的令人尴尬的反抗，其中的一些成员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与北京的全面对抗。

　　同样的，在中国方面，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同美国对抗能带来政治优势。这将为以下行为提供一个方便的借口：拖延经济改革，消除美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影响，更偏袒中国公司，本土化科学和技术，多样化中国的国际关系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并支持与俄罗斯以及其他政治上不那么稳定、要求不那么苛刻的外国伙伴进行合作。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战不太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结果。就其目标来说，这场经济战更有可能适得其反而——激发中国创新，实现自给自足，增大国防开支及国际经济影响力，同时加速美国科学和技术的衰退，创造力不断枯竭，并削弱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即使能达成一些交易，经济上的好战如今已与军事上的对抗交织在一起，成为中美敌对状态的引擎。随着中国利用美国对其国外盟友、伙伴及朋友的疏远，双方的政治反感可能会加剧。可以确定，任何地方的任何国家都不希望被中美长期对抗所牵连。即使像印度和日本这些中国的区域竞争者，都看到了与北京合作以促进共同利益的必要。它们不希望美国将自己与中国的问题强加到他们身上(或中国将一个反美议程强加于他们)。现今，没有国家希望被迫以冷战模式与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并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对抗。

　　协助而非联盟，临时联合而非广泛的合作关系，以及交易型而非关联型的合作承诺正越来越成为21世纪的特点。华盛顿不仅没有适应后冷战时期这些现实，而且还加倍地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正在将其世纪之久的经济领先地位置于危险之中。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国际上没有对美国抛弃多边主义、支持激进单边主义的明显支持。对美国通过不作为或委任去滥用继承而来的特权的行为，国际上的怨气正越积越多。

　　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基于美元主权的单边制裁行为，使得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友)想方设法避免进行美元交易。一个无美元的货币体系将保护他们的公司免受美国财政部治外法权的处罚。这也将削弱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建立这样的替代体系将获得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2018年9月12日承诺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积极支持。这很可能最终瓦解美国通过单边控制全球交易货币而享受的“过度特权”。

　　在即将到来的世界中，美国可能将不再享有它习以为常的很多优势：激发其他国家追随的声誉和能力将迅速减弱，在全球金融和商贸的核心地位不断下降;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大幅减弱;助其放大和延伸军事能力的积极的国际合作伙伴少之又少。哪怕美国有盟友，在与中国关于台湾或南中国海的战争爆发时，愿意加入美国的也寥寥无几。如果钓鱼岛意外爆发冲突，也不会有盟友加入美国的干涉中，对日本提供支持。

　　对北京来说，盟友并不存在。中国向来将盟友视为不必要的责任，而非资产。虽然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与日俱增，但中国寻求获取足够的力量以在经济和军事上独立平衡美国。在一个相互影响且各取所需的世界，重要的是每个国家能否找到关于某个具体议题的伙伴及这些伙伴会是谁。同时，美国退出多边安排使得美国与中国没有了明显的途径去合作制定国际议程或规则，管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或通过限制双边对抗的机制来解决争端。

　　意识形态，包括宗教，能抑制但无法阻止权力政治。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非现实主义的时代。外交从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向启蒙运动前愤世嫉俗式的治国之道退化的趋势，价值在这里只有强化利益的时候才会被考虑。在这个世界，事件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自我约束和灵活的思维，而非灵活的军事。与美国相比，中国在适应变化的时候需要克服更少的既得利益，更容易适应这种新的现实。

　　新的世界失序是一个生态系统，在其中没有既定设计可以被当作理所当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可能重构欧亚经济，还可能重构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巴西、埃及、印度、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及土耳其等中等国家占据着能使他们在国际上重新定位的战略地位。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些国家都在增强自身讨价还价的能力，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们也是如此。孟加拉国、印度尼西、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及乌克兰等战略上陷于困境的国家可以也将会暂时效忠外国力量以达成他们的地区目标。“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一切皆有可能”。

　　吉米•卡特和邓小平于1978年12月作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决定，四十年以来中美关系从一种中国有选择地向美国学习的关系，演进成为一种以合作为主，以不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的竞争为辅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在被一种恶意的共存关系所取代，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必须找到超越对抗的方式，以允许临时性的合作并限制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尽管中美之间市场、官僚机构、公司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取得了巨大增长，从概念上看，北京和华盛顿回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的状态：被意识形态偏见以及流行的刻板印象所分隔，并无法被任何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战略原则所纠正;忽略这类共同利益的存在;政治上不允许探索军事对抗之外的替代选择。关于中美之间的和平或战争，双方再次受制于台北和东京，平壤和首尔，及德里和伊斯兰堡等第三方的决定与行动。但是国际环境已大不相同，中国力量的上升伴随的是美国力量的下降。并且，中国现在掌握着的是确保毁灭性的核报复能力，能对抗来自美国的任何威胁。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双方必须努力克服一些与四十年前相同的困境：如何克服相互的敌意与愤怒?如何创建一个有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态?在各自的国家安全政策中，与俄罗斯的对抗或合作关系应扮演何种角色?为限制冲突的风险，如何修正全球和区域间的力量均衡?为此，应该与印尼，日本，以及韩国等目前及潜在的区域性力量发展并维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与此同时，双方还面临一些新问题：如何应对南亚、西亚及东北亚的核扩散与导弹扩散?如何调和对国际法，包括对海洋法的不同解读?如何平衡商品和服务交流带来的繁荣，与技术涉及到的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机构与实践改革最能应对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谁将怎样为这些事情提供资金或进行管理?

　　这是一个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合作或竞争来处理的议题清单。双方将做出何种选择?如果存在的话，什么因素可能增加双方互利选择的前景?

　　最后，不断变化的地位与权力平衡使得美国需要对其政策做出调整。在中国的能力与影响力相对于美国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华盛顿的对抗性举措更有可能导致北京的合作还是对抗?当中国更有可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与现在就尝试解决问题(不管有多困难)相比，将问题推给未来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吗?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欧亚大陆及邻近地区向中国逐渐靠拢的现实，美国应该寻求反击还是尝试从中受益?面对中国执意要促进基础设施的连通性，在政策上是选择反对还是支持?实施这类政策的资源又来自何处?如果美国做出防御承诺的伙伴做出将美国卷入多余战争的冒险行为，美国如何降低这类风险?什么样的核威慑态势和军控政策最有可能减少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本土的毁灭性打击?

　　显然，在中国和美国国内及两国之间缺乏对这些议题的知情讨论，这对两国及他国都带来了危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四十周年之际，两国急需能与1978年12月相媲美的极具创新的战略愿景及政治才能。中国与美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不仅决定着它们自己的未来，也将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

　　作者为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原题《中美互动，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