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青：从信仰到暴力，那个年代的中俄青年为何被马克思征服

　　中国的马克思信徒

　　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人物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早期人物不同的是，中共早期人物大都受过好的教育，并且在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邓恩铭(出生1901年。1918年，他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21年，20岁的邓恩铭参加了中共成立的“一大”，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二十岁，刘仁静(生于1902年。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1921年，19岁的刘仁静参加了中共成立的“一大”，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的年龄低于二十岁，其他人大于20岁。

　　李大钊具有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但是由于没有企业管理的实际经验，盲目信仰了马克思。读者如果读过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能清楚他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是贫乏的。这些早期共产党人中，除了李大钊具有贫乏的经济管理知识，李达做过3年药商，陈独秀经营过杂志，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早期人物相同的是，其他人都没有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如果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早期人物是一批无知的青年人，中共早期的负责人则是一批缺乏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是如何被马克思的暴力公有制学说所征服的呢?笔者认为，除了缺乏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原因之外，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携带的公有制和暴力基因。

　　秉承孔子的教诲，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天下为公”、“均贫富”的公有制理想。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部分知识分子身上被植入了“暴力基因”。

　　自商周始，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直到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中国才产生了近代工业。19世纪晚期，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中国民族工业方有了初步的发展。生于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工业文明基因”：工业管理知识和契约精神。他们不理解“看不见的手”，不理解交易私有制具有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相信只有公有制可以成就人类的幸福。中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些书本知识分子，仅仅凭着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名词来理解社会。因此，他们就必然地信仰马克思，追随苏联共产党，成为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信徒

　　以刘仁静为例。

　　刘仁静是一个用暴力追求公有制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五四宣言”演讲。刘仁静怀揣尖刀悄悄挤进了会场，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边同学夺下，“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动。刘仁静随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刘仁静站到同学肩上，翻入曹宅，打开大门。学生们冲入宅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刘仁静从北大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再到英文系，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刘仁静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他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马列著作，他能够大段地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思说……”。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在朋友的引荐下，刘仁静认识了胡适。一个是参加社会活动热情高涨的学生，一个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教授，刘仁静虽多次拜访胡适，但两人多话不投机。此后，刘仁静登门欲与胡适辩论，都被拒绝，胡适还扔下一句“密斯特刘，你有野心”。在马列著作的刺激下，刘仁静确实有了“野心”，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谋而合，认为当时必须酝酿建党，而不是仅仅研究马列主义。“那位书呆子刘仁静……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张国焘回忆说。1921年7月，19岁的刘仁静参加中共一大，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刘仁静承担起了中国代表团大会发言任务，被刊登在当年11月24日《真理报》的第三版上。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此后，刘仁静因在没有向党中央请示的情况下赶到土耳其小岛上看望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回国后拒绝汇报探访详情被开除出党。(以上内容见2011年5月10日《新京报》：《刘仁静：“小马克思”的热血岁月》)

　　刘仁静是一个好学的暴力热血青年。17岁时，刘仁静参加“五四”运动欲剖腹唤起民众觉醒，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鲁莽行动。同列宁一样，刘仁静不满二十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任何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刘仁静就自然地同列宁一样被马克思征服了。能够背诵几句马克思的话，就被称为理论家的刘仁静自视过高，野心勃勃，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刘仁静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毫不奇怪了。

　　作为刘仁静晚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大都具有公有制基因。比如，林希翎。在1957年，她仍然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是，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而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她管中国社会主义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她呼吁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仔细看过一些参加右派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资料，他们大多关注的是民主、法治和公民自由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公有制问题。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只有严仲强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中提出：“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的公有制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于这种要求不应该诬蔑为修正主义。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社会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么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

　　我们这一代人直至文革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公有制观念的束缚。文革期间，目睹了太多的社会丑陋和罪恶之后，笔者对中国社会制度极度厌恶，逐渐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官方宣传产生了怀疑。我和朋友们开始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试图重新认识私有制和公有制。阅读之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我们始终没有理解：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他们的个人利益时，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不理解“看不见的手”就不理解交易私有制，也就不能够理解暴力公有制。我和朋友们同我们的前辈刘仁静以及林希翎一样依然认为公有制是优越的，是个人独裁破坏了公有制。笔者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步理解了“看不见的手”，对私有制和公有制才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思考在《重新思考私有制》和《重新思考公有制》两篇文章中讲述过。但是在八十年代，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抱着旧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观念。记得，1986年秋天，我向刘宾雁老师讲解了“看不见的手”、交易私有制的社会进步作用，暴力公有制的社会破坏作用。他一会儿认为我讲的很对，一会儿又说还需要再思考思考。刘宾雁老师属于刘仁静的后一代人，我们的上一代人。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理解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真正内涵，错误地认为只有公有制能够带来公平正义的社会。正是带着这种追求公平正义公有制社会的理想，刘宾雁加入了共产党。在刘仁静和刘宾雁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识别暴力公有制的社会危害作用，盲目地信奉了马克思，这是中国历史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人总是要犯错的。知识分子是人，也会犯错误的。但是，知识分子要始终坚持一条底线，即切忌使用暴力。任何非暴力运动都不会导致大的社会灾难。罗伯特·欧文和艾蒂安·卡贝的公有制试验失败了，英国公有制实践失败了，都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而苏联和中国的暴力公有制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这是暴力革命血的教训。

　　1月17日，笔者在《钝角网》上发表了《重新认识马克思，本质问题在于轻视人的知识能力》一文后，收到了一位读者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研究的确存在诸多问题，为什么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呢?

　　笔者在此文中，通过俄国和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因何而信仰马克思的实例，来回答这位读者的问题。

　　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剩余价值和暴力”，用剩余价值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用暴力来消灭私有制。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对于所有制的主张，无论是反对私有制还是支持公有制。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公有制的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他便鼓动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剥夺他人的资产，是错误且有害的。我们从共产党人因何接受了马克思“暴力消灭私有制”这一政治主张，来分析他们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信徒的。

中国向德国赠送的马克思雕像

　　俄国的马克思信徒

　　普列汉诺夫生于1856年12月11日 。他信仰马克思。1905年12月18日(俄历12月5日)至20日(俄历12月7日)间，莫斯科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宣布政治总罢工，而后发展为反对沙皇政府的武装起义。12月20日，政府派军队入城，驱散示威民众。一个星期之后，沙俄护卫队使用大炮驱散示威民众与炮轰工人守区。12月31日(俄历12月18日)已有1,000多名民众死亡，布尔什维克宣告投降。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责怪政治罢工“开始得不合时宜”，“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反对实施暴力。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普列汉诺夫仍坚持他的立场，对暴力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

　　马尔托夫生于1873年。他信仰马克思，是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马尔托夫一直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像英国工党那样通过合法的选举而不是革命来实现消灭私有制的目标。当俄国1905年革命即将来临时，他和他领导的孟什维克拒绝武装起义。斯托雷平执政后，马尔托夫希望放弃党组织的秘密性，以换取合法地位参与议会政治。马尔托夫说过“工人必须不是用武器而是用‘一种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热望’武装起来”。

　　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由于经济管理知识的欠缺而信仰马克思的经济主张，但是他们反对“暴力”。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暴力主张，不是“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信徒。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是极端的“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信徒，他们完全崇拜并遵从马克思的暴力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其原因，其一，俄罗斯暴力斗争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信奉暴力;其二，他们不具备任何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

　　以列宁为例。

　　1876年，民粹派在彼得堡成立"土地与自由社"。狂热推崇暴动的巴枯宁和主张少数知识分子阴谋活动的特卡乔夫，对民粹派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俄国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于1879年8月从“土地和自由社”中分裂而来，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民意党人热衷于密谋暗杀活动。他们把暗杀沙皇作为主要活动之一。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7年，民意党人再次密谋暗杀亚历山大三世。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参与了该次谋杀行动，于1887年3月1日被捕。1887年5月8日，亚历山大被沙皇当局绞死。而后不久，列宁也因煽动学生暴动而被大学开除。列宁宣称，他会让人们为他哥哥的死付出代价。(1918年7月，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分别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共同签署了处死沙皇全家的命令。1918年7月17日凌晨，叶卡捷琳堡秘密警察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带领十几名枪手把沙皇以及他的夫人、五个孩子以及忠实的仆人枪决、肢解和用酸烧毁后，将尸体扔到了废矿井里。列宁让沙皇一家付出了死的代价)。

　　列宁生于1870年。1888年，年仅18岁的列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任何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列宁被这部臆造的“巨著”所吸引。1898年3月，信奉马克思的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列宁成为该党核心成员。

　　1905年革命的经历让列宁相信，为了确保革命成功，采用武力是必要的。列宁的家庭遭遇和1905年革命的失败，使他成为一个暴力主义者。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列宁的案例告诉我们，信奉暴力和毫无经济管理知识，是他信仰马克思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来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

　　斯大林生于1879年，仅仅受过中学教育。1898年，19岁的斯大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季诺维也夫生于1883，从小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1901年，18岁的季诺维也夫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曾经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01年，18岁的加米涅夫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布哈林生于1888年10月9日。在中学阶段，布哈林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最初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多，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1906年，18岁的布哈林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同列宁一样，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没有任何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年幼无知和暴力倾向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理论。同马克思一样，他们轻视知识能力，无视资本家的劳动，只肯定工农的劳动，这从苏联的锤子和镰刀国徽便可得知。

　　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一批未满二十岁的无知无畏的青年人极其自然地被马克思所征服，成为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信徒。

　　中国的马克思信徒

　　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人物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早期人物不同的是，中共早期人物大都受过好的教育，并且在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邓恩铭(出生1901年。1918年，他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21年，20岁的邓恩铭参加了中共成立的“一大”，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二十岁，刘仁静(生于1902年。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1921年，19岁的刘仁静参加了中共成立的“一大”，从学生直接参加共产党)的年龄低于二十岁，其他人大于20岁。

　　李大钊具有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但是由于没有企业管理的实际经验，盲目信仰了马克思。读者如果读过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能清楚他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是贫乏的。这些早期共产党人中，除了李大钊具有贫乏的经济管理知识，李达做过3年药商，陈独秀经营过杂志，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早期人物相同的是，其他人都没有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如果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早期人物是一批无知的青年人，中共早期的负责人则是一批缺乏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是如何被马克思的暴力公有制学说所征服的呢?笔者认为，除了缺乏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原因之外，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携带的公有制和暴力基因。

　　秉承孔子的教诲，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天下为公”、“均贫富”的公有制理想。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部分知识分子身上被植入了“暴力基因”。

　　自商周始，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直到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中国才产生了近代工业。19世纪晚期，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中国民族工业方有了初步的发展。生于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工业文明基因”：工业管理知识和契约精神。他们不理解“看不见的手”，不理解交易私有制具有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相信只有公有制可以成就人类的幸福。中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些书本知识分子，仅仅凭着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名词来理解社会。因此，他们就必然地信仰马克思，追随苏联共产党，成为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信徒

　　以刘仁静为例。

　　刘仁静是一个用暴力追求公有制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五四宣言”演讲。刘仁静怀揣尖刀悄悄挤进了会场，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边同学夺下，“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动。刘仁静随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刘仁静站到同学肩上，翻入曹宅，打开大门。学生们冲入宅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刘仁静从北大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再到英文系，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刘仁静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他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大量阅读了英译本的马列著作，他能够大段地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入迷时张口就是“马克思说……”。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举座皆惊，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在朋友的引荐下，刘仁静认识了胡适。一个是参加社会活动热情高涨的学生，一个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教授，刘仁静虽多次拜访胡适，但两人多话不投机。此后，刘仁静登门欲与胡适辩论，都被拒绝，胡适还扔下一句“密斯特刘，你有野心”。在马列著作的刺激下，刘仁静确实有了“野心”，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谋而合，认为当时必须酝酿建党，而不是仅仅研究马列主义。“那位书呆子刘仁静……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张国焘回忆说。1921年7月，19岁的刘仁静参加中共一大，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刘仁静承担起了中国代表团大会发言任务，被刊登在当年11月24日《真理报》的第三版上。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此后，刘仁静因在没有向党中央请示的情况下赶到土耳其小岛上看望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回国后拒绝汇报探访详情被开除出党。(以上内容见2011年5月10日《新京报》：《刘仁静：“小马克思”的热血岁月》)

　　刘仁静是一个好学的暴力热血青年。17岁时，刘仁静参加“五四”运动欲剖腹唤起民众觉醒，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鲁莽行动。同列宁一样，刘仁静不满二十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任何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刘仁静就自然地同列宁一样被马克思征服了。能够背诵几句马克思的话，就被称为理论家的刘仁静自视过高，野心勃勃，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刘仁静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毫不奇怪了。

　　作为刘仁静晚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大都具有公有制基因。比如，林希翎。在1957年，她仍然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是，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而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她管中国社会主义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她呼吁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仔细看过一些参加右派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资料，他们大多关注的是民主、法治和公民自由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公有制问题。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只有严仲强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一文中提出：“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的公有制形式是否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于这种要求不应该诬蔑为修正主义。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社会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么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

　　我们这一代人直至文革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公有制观念的束缚。文革期间，目睹了太多的社会丑陋和罪恶之后，笔者对中国社会制度极度厌恶，逐渐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官方宣传产生了怀疑。我和朋友们开始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试图重新认识私有制和公有制。阅读之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我们始终没有理解：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他们的个人利益时，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不理解“看不见的手”就不理解交易私有制，也就不能够理解暴力公有制。我和朋友们同我们的前辈刘仁静以及林希翎一样依然认为公有制是优越的，是个人独裁破坏了公有制。笔者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步理解了“看不见的手”，对私有制和公有制才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思考在《重新思考私有制》和《重新思考公有制》两篇文章中讲述过。但是在八十年代，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抱着旧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观念。记得，1986年秋天，我向刘宾雁老师讲解了“看不见的手”、交易私有制的社会进步作用，暴力公有制的社会破坏作用。他一会儿认为我讲的很对，一会儿又说还需要再思考思考。刘宾雁老师属于刘仁静的后一代人，我们的上一代人。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理解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真正内涵，错误地认为只有公有制能够带来公平正义的社会。正是带着这种追求公平正义公有制社会的理想，刘宾雁加入了共产党。在刘仁静和刘宾雁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识别暴力公有制的社会危害作用，盲目地信奉了马克思，这是中国历史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人总是要犯错的。知识分子是人，也会犯错误的。但是，知识分子要始终坚持一条底线，即切忌使用暴力。任何非暴力运动都不会导致大的社会灾难。罗伯特·欧文和艾蒂安·卡贝的公有制试验失败了，英国公有制实践失败了，都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而苏联和中国的暴力公有制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这是暴力革命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