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东欧国家档案：1975年金日成访华的真正目的

　　[5] 毛泽东在1975年4月18日和金日成谈话时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当时他对金日成讲因身体状况不好：“……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这就表明毛泽东本来因为健康原因在外地休养，正是在得到金日成来访的消息时才赶回北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 关于金日成访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驻香港总领事馆及驻汉城大使馆紧密注视金日成一行在中国的行踪并及时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许多评估电报。有关美国评估金日成访华的学术研究，详见笔者利用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撰写的上海高校年度智库项目研究报告：《美国对1975年金日成访华的分析和评估》。

　　[7] 匈牙利驻朝鲜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也反映了金日成此方面的意图。匈牙利外交官在报告中说，“我们从苏联和中国方面得到消息(越南驻平壤大使向我们通报了关于他与中国驻平壤大使的会谈情况)，金日成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是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根据中国大使的说法，朝鲜想要在韩国制造某种军事形势，就像在南越胜利之前所出现的那种形势。利用反对朴正熙独裁政权的起义，接受某些韩国(政治)力量的邀请，如果朝鲜还没有被及时劝阻的话，它就会施以军事援助。”见：30 July 1975, Report, Embassy of Hungary in North Kore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MOL, XIX-J-1-j Korea, 1975, 83. doboz, 81-10, 002835/8/1975, CWIHP Working Paper, №53, August 2006, Document 26, pp.52-53。

　　[8] 关于金日成和毛泽东的会面，现在中方已公布了部分谈话内容，表明毛泽东也许已预料到金日成访华的重要来意，因而无意和金日成谈论涉及政治方面的任何具体事宜，而指定由邓小平来和他谈。当时毛泽东对金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9页。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随着“文革”对中国和朝鲜关系(以下简称中朝关系)冲击的影响渐渐消退，中朝两国领导人互访，特别是周恩来和金日成于1970年分别访问对方国家，中朝关系可以说达致一种较为友好的境地，具有不同于普通国家关系的特性，以至于有报道说，自1973年后，中国人比苏联人向朝鲜运送了更多的军事援助。根据1975年年中韩国的消息来源，北京完成了一项计划，向平壤提供中国制造的战斗机，T54和T55型坦克，类似R级潜水艇这样的战舰、驱逐舰和鱼雷艇，以及制造飞机零部件所必需的工业设施。如果这些报道属实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讲，中朝关系因中国对朝鲜的大量援助而变得更为友好和密切了。

　　这一时期中朝关系中的标志性事件无疑首推金日成在1975年4月18～26日对中国的访问。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自1961年访问北京和莫斯科后，事隔14年的首次正式公开访华。更重要的是，此次访问发生于印度支那革命取得胜利的敏感时候。其对中朝关系及地区国际形势的深刻影响当不言自明[1]。但遗憾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尚缺乏对这一事件的深入研究[2]。个中原因显然主要在于中朝两个当事国的相关档案未解密。而如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缺憾。

　　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人员由于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朝鲜党和政府的高层人士及中国的外交官，能够从旁观者和类似于内部人的双重身份的视角来观察并评判中朝关系。解密的档案材料反映，他们撰写的报告、会谈纪要等文件对我们考察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对我们而言，依据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研究中朝关系，无疑是现有档案资料条件下全面深入考察中朝关系的可靠便捷的途径。

　　就1975年金日成访华而言，鉴于东欧国家，特别是民主德国和朝鲜的友好关系，我们能够从该国驻平壤使馆及其驻北京使馆的分析报告中得到有关此次事件的重要信息。厘清此次访问所折射出的中朝关系具体情况和基本特征，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当今已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3]的中朝关系，进而为如何制订更好的朝鲜问题应对举措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金日成缘何访华

　　金日成于1975年4月18～26日对中国的访问是冷战时期中朝关系中的标志性事件。此前几次金日成的非公开或秘密访华无论在级别、规模和议题等各方面皆与这次无法相比，表明此前的中朝关系并未进入适合朝鲜最高领导层访问的状态，金日成的秘密之旅只是为了恢复友好关系而进行的试探性访问，朝鲜方面认为不宜正式公开访华。而现在双方关系已面临一个亚洲革命不断发展的全新阶段，尤其是在印度支那革命出现胜利前景的局面下，朝方显然认为其最高领导人全面、公开及大规模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协商重大事情的时机适宜。毕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不借助亚洲革命新近出现的高潮来和中国领导层商谈与朝鲜半岛革命事业有关的事宜，朝方认为有可能错失在朝鲜半岛掀起如印度支那半岛那样的革命的机遇。这是金日成根深蒂固的革命观所决定的。

　　1975年2月17日，在访问中国前不久，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总的形势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朝鲜)可能发生革命大变革。”他之所以得出此种结论，是因为在其看来，“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朝鲜)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帝国主义为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可能再一次冒险挑起世界战争”，国际社会存在“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危险”。一旦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爆发，金日成认为朝鲜具有发生战争的三种可能性：首先，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日本和南朝鲜可能利用此机会侵略朝鲜半岛北部;其次，朴正熙政权因南朝鲜人民加强反法西斯及民主化的斗争而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于是该政权为镇压人民斗争转移人们视听而“疯狂地发动战争”;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危机可能爆发革命，受其影响，南朝鲜也可能爆发革命，“如果南朝鲜人民发动革命，要我们支援，我们就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援”，那么战争也可能在朝鲜半岛爆发。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金日成强调只要在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那就将成为革命的大变革”。这就十分明显地反映出他针对半岛局势的一个根本思想：半岛战争等同于革命大变革。此种逻辑无疑凸显了其激进的战争与革命意图。而且他判断“不久的将来”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日成提出“革命大变革是不会自行到来的”，朝鲜方面应该积极努力争取该变革早日到来，为实现此目标，“就要加强南朝鲜的革命力量，在南朝鲜更有力地开展革命斗争”，等等。这种朝鲜半岛革命论表达的含义无外乎就是利用在南朝鲜引发的革命促使半岛战争爆发，打一场类似于越南统一国家的战争，以印度支那革命成功的例子作为半岛革命的借鉴，使朝鲜半岛成为印度支那半岛的翻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问题专家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亦认为，朝鲜领导人渴望追随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的胜利，期待用“越南式的解决办法”处理朝鲜分裂：南方的革命起义，得到来自北方军事援助的支持，将会导致依照平壤条件的统一。而且，在阿姆斯特朗看来，南朝鲜反对朴正熙政权的抗议，以及那里的一些亲平壤人士的存在，显然使得金日成相信，这种武力解决办法具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受柬埔寨和越南革命成功的鼓舞，金日成跃跃欲试，意欲在朝鲜半岛引爆革命进而实现国家的统一。然而，这样一件大事，仅凭朝鲜本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由于当时朝鲜和苏联的关系陷入低谷，所以，它必须依靠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说，中国在朝鲜的半岛政策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金日成必须前往北京征求中国领导人对其半岛革命论的意见。

　　但是，1970年代初中期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实现和解而中苏继续交恶。金日成的革命对抗战略其实已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自然也就跟不上中国对美缓和战略的步伐。中国和朝鲜之间在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已不具有共同语言了。早在1960年代末，尽管中朝关系因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而逐渐恢复至友好关系，但中国和朝鲜之间在如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式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当朝鲜在1969年4月采取冒险主义的挑衅行动击落美国“EC-121”大型电子侦察机时，虽然中国像1968年“普韦布洛危机”那样，依然站在朝鲜一边，但同时中国领导人因正在酝酿对外战略的大调整而并不完全支持朝鲜的战争边缘政策。中国转变战略思维，显然与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役有关。中苏关系恶化到如此程度当然成为中国联美制苏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又和朝鲜与美国激烈对抗的战略思维相抵牾。从1970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弱化了革命外交，并且不再坚持在朝鲜半岛和美国对抗的战略，但朝鲜方面依然坚持走革命对抗的路线且加强对越南革命的支持。在金日成看来，美军驻扎南朝鲜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美帝国主义继续霸占着南朝鲜的情况下，不管中国和美国建立什么关系，我们都不能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4]。因此，关于在朝鲜问题上如何和美国打交道，特别是采取何种方式和美国进行斗争，朝鲜和中国已然是背道而驰了，双方的战略分歧一目了然。

　　在中朝双方国际战略上有着既存巨大分歧的背景下，1975年金日成访华，显然还企图利用印度支那半岛革命成功作为示例，说服中国领导人转变原先的认识，在朝鲜问题上重新和美帝等西方反动势力展开革命斗争。如果能够借访问北京之机把中国重新拉回共同抗美的革命联合阵线，那么对金日成而言，毫无疑问意味着访问的巨大成功。无论如何，1975年金日成访问中国，对朝鲜未来的对外战略来讲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根据民主德国驻平壤大使于1975年5月6日发回国内的报告，金的这次访问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提前通知中方安排的[5]。也就是说，虽然朝方早已酝酿首脑访华，但选择的时间还是稍显仓促，因为在金日成访华的同时，另一位政府首脑——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率领的代表团也在北京。民主德国的报告推测，金日成访华的“确切日期显然是依据当前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局势的发展而做出的临时决定”，换句话讲，他访华的最显著背景源于最近几周印度支那人民的胜利所创造的亚洲革命新形势，而朝鲜领导层受此革命形势的鼓舞，必须面对如何推进其对南朝鲜政策的问题，即怎样在亚洲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解决朝鲜国家统一的问题。东德人的这个推断无疑是符合逻辑的。在当时的亚洲形势下，朝鲜国家统一必定会成为金日成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此外，金日成要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其他重要议题又是什么呢?尽管中朝双方的相关档案记录皆未公开，但民主德国解密的外交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就在前述民主德国大使的报告出台之后约一周，其驻朝使馆发回国内一份会谈纪要，从中可以看到，也许是出于维护与东欧盟友友好关系、消除其对金日成访华疑问的考虑，朝鲜外务省主动向民主德国驻朝使馆提议，安排官员向其大使通报有关金日成访华的简况。

　　朝鲜外务省派遣其第二司司长崔昌武前去和民主德国大使会谈并接受提问。崔司长在谈话伊始便意欲淡化金日成访华在对方心目中的分量。他说，“金日成同志上一次访问中国发生在十年以前。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此次访问的重大意义在于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朝鲜与中国关系进展良好，但朝鲜仍总体上将它归为一种外交礼仪式的访问”。可以看出，这个说法不仅隐瞒了此前金日成的几次非公开访华活动，而且把其此次访华归列为一种外交礼仪式的普通访问，显然反映了朝鲜方面不让东欧盟友太过在乎金日成访华的心态。它其实就是担心中朝关系的过分友好将会对朝鲜和东欧盟友的友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而通过外交上的主动沟通来竭力避免金日成访华造成这样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朝鲜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上煞费苦心的典型表现。

　　崔昌武接着通报了金日成在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讨论的主要问题。除了有关朝鲜国家统一的问题外，他简单地提到亚洲革命形势、中朝经贸关系以及“第三世界”的作用等问题，符合他此行的目的，即“提供一些在一般公开新闻报道之外的额外信息”。在东德人看来，他显然是“在不要提供更为详细信息的指示下赴会的”。尽管崔司长没有提及外界普遍猜测的利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但他谈到“柬埔寨和南越的新兴形势及其对南朝鲜形势发展的影响”，并且他只说了中国在朝鲜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尤其避而不谈本国立场，已经很明显流露出对中国立场持保留态度，亦从一个侧面表明朝鲜领导人提出军事手段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

　　不管怎样，崔昌武提供的信息是和朝鲜访华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构成相一致的。金日成率领的代表团成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金东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朴成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人民军上将全文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部长桂应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事业部部长郑松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吴克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这个成员构成反映了朝鲜领导层是要和中方重点讨论军事和经济问题。毕竟，金日成随行的九人中有三位是朝鲜人民军顶级要员，另有两位系负责贸易和对外经济事务的领导人。至于经济方面，除了双方正常的经贸合作外，显然与朝鲜向中国索取经济援助有关。而军事方面，除了与军事援助有关，还关涉金日成的朝鲜半岛战争与革命的思维。鉴于中国与朝鲜在对美国与朝鲜半岛问题的战略方向上已存在较大分歧，金日成在军事方面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很可能是困难重重。

　　中国与朝鲜的分歧

　　在亚洲局势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刻，一向强调革命战略和朝鲜半岛对抗战略的金日成率领朝鲜大批重要领导人访问北京。这种高调的访华举措本身就是要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朝鲜和中国关系十分友好的信息。至于在这种友好背后中朝两国是否就有关朝鲜的某一问题协商且达成一致，或存在着其他讨论的可能性，国际外交界特别是美国驻北京、香港和汉城的外交使团展现出了高度的关注[6]。那么，金日成北京之行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什么?中朝双方领导人议题的详细信息何在?从民主德国驻平壤使馆还有其驻北京使馆的分析报告中能够得到重要答案。而其中反映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和朝鲜之间在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首先，关于朝鲜国家统一问题。

　　这无疑是“朝鲜方面关注的主要问题”。而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很多迹象都表明，基于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朝鲜领导层显然评估了对美国施加怎样的压力才能迫使其放弃在南朝鲜的立场。”所以，金日成在4月19日访华的首次演说中便“对解放南朝鲜的问题发表了极富攻击性的言论”。他语气激烈，强烈要求美国撤军，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朝鲜和平统一。倘若美国拒不撤军，一旦南朝鲜爆发革命，金日成声称“我们就将积极支援南朝鲜人民，我们作为同一个民族绝不能袖手旁观”，在一场反击敌人的战争中，朝鲜人民“失去的将是军事分界线，取得的将是祖国统一”。他还威胁说，“今天在朝鲜，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在南朝鲜掌握一切权力，以主人自居的美国的态度如何”。这就是说，美国是否撤军决定着朝鲜半岛是否爆发战争。然而，中朝双方领导人都知道，美国撤军在现实情况中又不可能出现。因此，金日成的言外之意是，用武力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7]。在他的演讲中，这种看法已经较为明显了。

　　据东德外交人员分析，金日成怀揣此想法的原因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共产主义革命形势休戚相关(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波尔布特夺取全国政权以及越南人民军即将攻陷西贡统一全越)。印度支那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使金日成受到极大的鼓舞，以至于他也想在朝鲜半岛采取行动，因为他在4月19日访华的首次演说中说“我国人民统一被分割的祖国的斗争是在世界范围进行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一环”。他的意图实际上已很明显，期望中国方面同意并支援朝鲜用军事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至于他在1970年代初在中美和解的影响下提出的和平统一的主张，早已抛却脑后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令金日成十分沮丧。据民主德国使馆的报告，金日成分别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面谈一次[8]，与邓小平会谈四次，提出打算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意向并请求中国支援他这么做，却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双方在用何种方式统一朝鲜的重大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当时中国正在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不愿看到朝鲜半岛出现紧张局势，尤其是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非位于半岛南部的美韩同盟，因而拒绝了金日成的请求。中国方面主张，“朝鲜半岛的统一必须在金日成自己于1972年提出的三项原则(和平的、没有外部干涉的、恢复国家统一与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差异无关)和1973年朝鲜方面的五点纲领(缓和、裁军、拒绝两个朝鲜的政策、联盟等)的基础上实现”。中方还要求朝鲜继续推动从1973年年底就已经陷入停滞状态的南北对话。

　　民主德国的报告分析说，中国对朝鲜提出的与美韩武力对决的政策不感兴趣，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发生不稳定状态的突发性危机，因为倘若朝鲜出现动荡局势，朝鲜的政策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很难评估风险，且很可能会危害中国与美国、日本建立的友好关系。报告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朝鲜统一的问题上，显然双方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立场”。东德外交官还推测，鉴于中国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利益及意图，中国领导人并不准备使他们自己陷入一场在朝鲜的不受欢迎的军事冲突。所以，他们便经常利用其影响力来调和金日成的立场。尽管朝鲜方面不满意中国人的所为(东德人认为中朝联合声明仅仅包含了中国对朝鲜统一问题的立场，并不代表朝鲜对该问题的立场)，但是在联合声明中不再重复其自身的提议。同时，东德外交官亦指出，朝鲜人在联合声明中不像金日成在4月19日演讲中所做的那样表达对中国方面支持朝鲜建议和政策的感谢。

　　其次，关于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

　　中朝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立场。中国领导人持激烈的反苏态度，而朝鲜领导人则尽力规避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坚持遵循在中苏间维持等距离外交的原则。民主德国外交部认为，中国方面希望利用金日成此次访华，“促使朝鲜方面与金日成在两国相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持有反对苏联的立场，使朝鲜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促使其远离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然而，民主德国驻华外交官指出，金日成并未认可邓小平4月19日讲话中包含的大量反苏联主义的内容，且金日成也要求在他访华期间中国能够限制此类言论。东德外交官还认为，中朝联合公报中所宣称的“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正在加剧”的语句是一种妥协的言语。中国方面将这一行文字解释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帝国主义与苏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表明，中国和朝鲜提及的“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并非相同：朝鲜所指乃美帝国主义，不包括苏联;而中国所指既包括美国又包括苏联。双方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中朝双方相互理解对方的立场。尽管在4月19日的迎宾宴会上，邓小平谈论了有关“现代修正主义”、“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等问题，但显然他并未直接指名道姓攻击苏联，这无疑是应朝鲜领导人要求所为。金日成不想在发展和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疏远苏联。他不想卷入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而只想在与二者的关系上维持平衡的外交方略，以便同时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获取各方面的利益。

　　再次，关于“第三世界”的作用问题。

　　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撰写的报告认为，尽管中朝双方很可能在“第三世界”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相似的立场，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为朝鲜方面并未采纳中国方面有关“第三世界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霸权主义开展斗争的主要力量”的语句，而中国方面也没有接纳金日成4月19日讲话中提出的“在我们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人民作为主人登上世界舞台”的措辞。这反映出双方在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上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双方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认为第三世界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一支伟大力量”。

　　最后，关于经济贸易合作问题。

　　东德解密档案对此问题谈论得较为简单。其大使与朝鲜外务省官员会谈得知，中朝双方就如何扩大经济关系进行了协商，双方同意依照所签署的贸易协定在1975年实现产品充分互换。与此同时，朝鲜外务省官员承认了过去中朝双方在履行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他表示不能对1975年和未来计划的贸易量提供准确的数据。

　　另一方面，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判断，朝鲜贸易部部长和对外经济事业部部长在朝鲜代表团访问南京期间依然留驻北京，说明经济关系问题在双方协商中可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民主德国外交部的相关报告则认为，中国方面可能会承诺进一步援助朝鲜，承诺的尤其可能是武器与设备，但考虑到朝鲜不稳定的对外贸易形势(其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高额债务)，该许诺也可能是经济方面的援助。

　　毋庸置疑，根据民主德国的解密文件，在朝鲜领导层的访华议程中与经贸有关的问题一定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双方除了讨论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的问题之外，肯定就如何在经济上援助朝鲜以帮助其缓解困难的经济形势进行了磋商且达成一些协议，否则的话，朝鲜经贸领域最有权势的两位人物没有必要长时间留驻北京。当然，双方在经贸及援助朝鲜的问题上会存在一些分歧和不一致，但这并不会影响双方系统地扩大经济关系的意图。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上述问题，中朝双方在会谈中还在其他议题上存在颇多分歧和立场差异。根据东德解密档案，东德外交官揭示出中朝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较大分歧，特别是“双方显然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会谈结果不尽相同”。然而，东德外交官还是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持较为乐观的看法。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金日成显然未能促使中国全面和无条件地支持朝鲜方面对南朝鲜的政策，且双方也存在更为长期的差异，但我们认为，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增进朝鲜和中国间原已十分密切的党际和国家间的关系”。应当说，这种判断较为客观，符合此后中朝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金日成访华后以及中国最高领导层出现重大变动后一段时间，1977年11月，民主德国驻朝鲜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理由期待朝中关系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中国将进一步做出大量努力促使朝鲜更加接近中国……朝鲜在处理一些国际问题时将考虑中国立场的做法，仍将在未来存在特定的延续性”。

　　中朝友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平稳前行，其根本原因显然与彼此对对方的战略需求有直接关系。对朝鲜而言，政权安全始终是它不得不考虑的核心要素。无论中国还是苏联，皆和朝鲜直接接壤(朝鲜北部领土几乎全部和中国接壤)，相对于和美韩对抗的南部前沿地区，朝鲜和中、苏保持友好关系将完全可以保证其后方边境地区的安全，确保无后顾之忧。尤其是和中国，即便存在诸多问题和分歧，但依然必须保持同盟关系。关于这一点，金日成已多次论及。例如，1968年4月他在会见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时就说，“我们认为同苏联和中国结盟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即便同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不同意见，我们一定不会破坏这一同盟关系。虽然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走到一起。我们同中国存在明显的不同意见，但我们希望维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盟关系，因为这对保卫和平至关重要”。同样，对中国来说，保持和朝鲜的友好关系，不仅是外交上与苏联斗争的需要，也是对外安全战略上的需求。

　　金日成访华展现的中朝关系特征

　　本文的研究基本上建立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解密档案的基础之上。这些一手材料在史料价值上显然有其独到的优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前史学工作者无法看到相关中朝解密档案所带来的窘境。就1975年金日成访华而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民主德国外交官所撰写的分析报告，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中朝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由此亦可窥探金日成访华所展现出的此时期中朝关系基本特征。

　　第一，在重大问题上，朝鲜方面在中朝关系中并不能掌握主动权。在双方关系中，表面上看似乎朝鲜常常主导了朝中关系的发展变化，但根据东欧解密档案资料，事实上，在重大问题上中国处于主导地位。

　　以1975年4月金日成访华为例，金到访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试探中国是否支持朝鲜武力统一半岛。然而，在此重大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虽然金和中国主要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未得以公开，但双方在最终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其实是各执己见。据此可以判断，金坚持的凭借军事手段解决统一问题的立场未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赞同，且其要中国支援朝鲜采取武力行动的要求亦未得到满足。美国学者伯恩德•谢佛指出，虽然金日成未表现出已被中方所劝阻，且坚持认为如果革命在南朝鲜突然兴旺起来，朝鲜不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最终，金日成并未强烈主张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明确声称他们将不会支持武力统一的方案。这便表明，中朝关系中，在重大问题上，朝鲜并不能掌握主动权。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为例，若无中国的支持，朝鲜无法自行其事。中国其实和苏联一样，都不愿意在半岛被朝鲜拖入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正是由于中国方面拒绝金日成武力统一半岛的要求，金在访华后不得不改变用军事手段统一国家的战略，转而强调和平统一，与中国保持同样的立场。这显然是在双方关系中中国坚持己见的结果。金日成在访华时未能获得中国的支持，只好调整统一国家的战略。金日成在后来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谈话时的看法与访华时的想法有矛盾之处。

　　金日成访华后，不再用激烈的言论提武力统一半岛的事情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多个场合，包括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的非公开会谈中，继续强调朝鲜将会选择和平方式统一国家，同时以朝鲜的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明显弱于美韩两军为证据，驳斥国外通讯社报道的朝鲜将会向南方发起攻击的谣言。直到1976年6月下旬，金日成在接见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代表团时依然声称：“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加紧备战，大肆叫嚷什么我们要‘南侵’。说我们这样一个小国要威胁一个企图称霸世界的大国，这是说不通的。凡是神经正常的人，是谁也不会相信的。敌人叫嚷的‘南侵威胁’是掩盖他们北侵野心的烟幕，是企图使他们的战备活动合法化的诡辩。我们是决不会先动手的。”可以说，金日成在统一问题上立场的重大转变和其1975年访问北京的结果密切相关。

　　第二，这一时期，苏联因素对中朝双方关系发展的走向和友好程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60年代末朝鲜未事先通知苏联便发动“普韦布洛”事件和EC-121事件开始，苏联和朝鲜的关系就趋于冷淡，到1970年代中期，苏朝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至于1975年春季金日成大规模海外之旅的目的地居然没有苏联，而中国却成为其海外之旅的首个目标国。也就是说，苏朝关系恶化成为朝鲜向中国进一步靠拢的重要因素。

　　苏朝关系的恶化使得朝鲜不得不加大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朝鲜在设计其东亚政策特别是半岛统一政策时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本来，朝鲜长期在中苏朝三边关系中推行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力图和苏联及中国皆保持特殊友好关系，从而可以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间游刃有余，每当遇到重大对外政策时常常能够至少获得一方的支持。但是，1970年代上半期苏朝关系的恶化使朝鲜在中苏间的政策回旋余地消失了。得不到中国的支持，金日成就只能放弃以武力统一半岛的计划。这是中苏朝三边关系失衡后其无奈的选择。尽管他不愿意，但只能依据中国的政策而对自己原先的武力统一政策做出调整。

　　多年来，每当朝鲜和中苏两国中的一个关系趋冷时，它就会更靠近另一个。再看中国，拉拢朝鲜以便在社会主义阵营批判苏联、反苏联修正主义，消除苏联在朝鲜的影响力，正是中国与朝鲜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动因。

　　第三，1975年金日成访华所显露出的中朝间重要分歧，表明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友好状态，双方的这种友好关系中存在着别别扭扭的因素。换句话说，中朝关系起起伏伏，双方关系中存在这样那样未得以解决的问题和分歧(有时甚至是较严重的分歧)，但这并未影响双方关系在曲折中前行。因为正如民主德国驻朝鲜使馆撰写的报告所言，“朝鲜与中国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是两党在一些基本意识形态概念、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以及国际政治等问题上意见的一致，或是接近”。这确实是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朝双方能够长期维持特殊友好关系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倘若抛开中国总是对朝鲜施加援助这种因素，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皆难免会出现类似于中朝关系中的友好与分歧并存的状况，只不过中朝关系因历史原因，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中共同流血抗击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因素，而使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很容易被评论者加以放大，进而使这种关系显得不正常并让人感到惊诧。其实，或许恰恰是在问题和分歧中曲折前行，才是这种关系的常态和本色。也正因为如此，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这些特征具备了当今我们重新认识对朝关系的历史基础。

　　(相关简介：邓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边国家研究院/冷战研究中心研究员。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金日成在亚洲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访问中国，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效应。尤其是美国、韩国和日本等相关国家表现出了高度关注的态势。美国驻北京联络办、驻汉城大使馆及驻香港总领事馆就此次访问频繁向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基辛格发送评估报告，详见保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这段时间它们之间的电报往来，Electronic Telegrams,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Record Group 59,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韩国外交部的相关解密文件见：金日成首相访问中国——各国反应等系列文件，韩国外交史料馆，D-0021-1/D-0021-2/D-0021-3，包括重要的文件：外务部报总统阁下金日成访华报告(系列)，韩国外交史料馆，D-0021-2，第4～65页。与此同时，美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FBIS)注意到日本共同新闻社等知名媒体在金日成访华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性文章，详见美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这一时段的每日报告：FBIS Daily Report, ASIA & PACIFIC, FBIS-APA-75-076等系列报告，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档案(1941-1996)数据库，NewsBank, Inc.，2007。

　　[2] 关于1975年4月金日成访华的论题，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对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每当涉及该论题时常常一略而过或浅尝辄止，没有充分利用东欧国家解密档案专门集中地对之予以考察并做出详细论述。至于国内外学界关于中朝关系研究状况的讨论，详见：沈志华：“破除一个历史神话——中朝关系史研究综述及思考”，《领导者》杂志总第59期，2014年8月25日出版。

　　[3] 见2016年3月8日上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当时王毅回答记者：“中朝关系是有着深厚友好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此消息来源于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中国网(2016年3月8日)：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6-03/08/content_37966134.htm

　　[4] 1971年9月25日、10月8日金日成同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和共同通讯社记者就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外政策的若干问题举行的谈话，见《金日成著作选集》第6卷，第94页，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4年版。其实，在1971年初，美国单方面从韩国撤走2万军队曾经使金日成看到某种国家统一的希望，因为美国的举动似乎说明，既然美国能够抛弃南越政权，它也很可能在大国博弈中牺牲盟友韩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愿意彻底保卫南越政权，那么它同样不会为韩国的利益斗争到底。这恰恰是朴正熙政权最担心的事情，所以1970年代中期，在朴正熙的一手主导下，韩国尝试走核武器开发的道路以进行自保。(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Revised and Upda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68—73. )朴正熙曾经于1975年在美国媒体公开宣称，如果美国撤走对韩国的核保护伞，那么韩国在需要时将会用自己的核武器自卫。(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12, No. 4, December 2001.)这亦充分说明，面对金日成半岛革命论的战略攻势，朴正熙政权真切感受到来自半岛北部的巨大威胁。

　　[5] 毛泽东在1975年4月18日和金日成谈话时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当时他对金日成讲因身体状况不好：“……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这就表明毛泽东本来因为健康原因在外地休养，正是在得到金日成来访的消息时才赶回北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 关于金日成访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驻香港总领事馆及驻汉城大使馆紧密注视金日成一行在中国的行踪并及时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许多评估电报。有关美国评估金日成访华的学术研究，详见笔者利用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撰写的上海高校年度智库项目研究报告：《美国对1975年金日成访华的分析和评估》。

　　[7] 匈牙利驻朝鲜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也反映了金日成此方面的意图。匈牙利外交官在报告中说，“我们从苏联和中国方面得到消息(越南驻平壤大使向我们通报了关于他与中国驻平壤大使的会谈情况)，金日成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是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根据中国大使的说法，朝鲜想要在韩国制造某种军事形势，就像在南越胜利之前所出现的那种形势。利用反对朴正熙独裁政权的起义，接受某些韩国(政治)力量的邀请，如果朝鲜还没有被及时劝阻的话，它就会施以军事援助。”见：30 July 1975, Report, Embassy of Hungary in North Kore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MOL, XIX-J-1-j Korea, 1975, 83. doboz, 81-10, 002835/8/1975, CWIHP Working Paper, №53, August 2006, Document 26, pp.52-53。

　　[8] 关于金日成和毛泽东的会面，现在中方已公布了部分谈话内容，表明毛泽东也许已预料到金日成访华的重要来意，因而无意和金日成谈论涉及政治方面的任何具体事宜，而指定由邓小平来和他谈。当时毛泽东对金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