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特希泽：世界需要新的贸易秩序——恢复破碎全球经济的平衡

　　在今年1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官员与刚从私人飞机上下来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坐在一起，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鼓掌。在他们看来，卡尼是在“向权力说真话”。卡尼的演说灵感来自瓦茨拉夫·哈维尔1978年的一篇随笔。哈维尔当时是一位捷克诗人、苏联异见人士，后来担任了其国家后冷战时代的首任总统。那篇题为《无权者的权力》的随笔旨在解释旧体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文章中，哈维尔想象了一个菜贩，他像周围所有的店主一样，在窗户上贴了一个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尽管他们中没人相信这套制度。哈维尔称之为“活在谎言之中”，并认为当那个典型的店主决定不再随波逐流并取下标语时，那场扭曲的乌托邦就会走向终结。

　　卡尼在那场场合告诉他的同行领导人们，他们也活在谎言之中。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对外宣扬自己信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而加拿大已经不想再假装下去了。卡尼宣布：“我们要取下窗户上的标语。”他声称“大国”——特别是美国——已经将经济一体化武器化，损害了他的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的利益。

　　卡尼将自己塑造为哈维尔笔下的菜贩，向一个空洞的神话发起挑战，并摆脱一个压抑但正在消亡的体制。但这种看法完全搞反了。在当前关于全球经济秩序的争论中，最像哈维尔主角的人不是卡尼，而是卡尼愤怒的主要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是特朗普在十年前对盛行的经济秩序提出了质疑，凭借着对现状的愤怒浪潮入主白宫。正是特朗普开辟了一条建立在更平衡贸易方式基础上的新道路。正是特朗普取下了窗户上的标语。

　　特朗普的议程代表了迈向华盛顿更宏大、更雄心勃勃目标所必需的第一步：用一个建立在平衡、透明和主权原则基础上的新体系，取代那个建立在幻象之上且易受滥用的失效旧贸易体系。

　　有缺陷的遗产

　　战后贸易体系可以说始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次会议的目标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支持战后重建与发展，并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协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的机构。近四年后，随着《哈瓦那宪章》的签署，新全球经济结构的最后一块拼图在古巴被提了出来，旨在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然而，美国国会从未批准ITO，因为美国领导人正确地担心，这样做会将过多的主权让给一个国际官僚机构。最终，拟议中的ITO演变为美国确实加入了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GATT孕育的体系虽有缺陷，但它是由通常属于民主政体、且对其经济中的市场原则至少有一定承诺的国家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地缘政治对手。

　　但在苏联专制崩溃后，狂妄自大扭曲了这一体系。许多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被市场力量战胜旧体制的胜利所迷惑，开始将所谓的“自由贸易”崛起视为一种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极端的经济正统观念，在实践中，这种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掏空了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时使精英阶层富裕起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观念只有在它们设法避免遵守规则时才对它们有所帮助。

　　在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美国目光短浅的领导人助长并纵容了这一过程。1994年，国会通过了立法，帮助建立了取代GATT的世界贸易组织(WTO)。WTO拥有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使该贸易机构转变为一个经常为成员国创设新义务的法庭。一年前，在老布什政府的敦促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和共和党人的领导下，国会颁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尽管墨西哥的监管制度根本上更弱、工资更低，该协议还是实质上将墨西哥纳入了美国现有的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这鼓励了产能迅速向海外转移。

　　此后不久，国会批准了与某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赋予其不可逆转的“最惠国”待遇，并为其在2001年加入WTO扫清了障碍——这一切导致了“外部产业冲击”，最终摧毁了近5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并导致美国经历了25年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这种超全球化标志着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建的战后体制开始走向终结。

　　自由贸易的承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之上：一个国家应该为了进口而出口;也就是说，利用贸易来提高本国公民以及贸易伙伴公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到了1980年代，大多数国家得出的结论是，运行贸易逆差是坏事，运行贸易顺差是好事。持续的贸易顺差通过允许一个国家购买海外资产(包括股权、债务、房地产和技术)而使其变得更加富有。相比之下，持续的逆差通过将资产所有权转移到海外以换取当前消费，从而使国家变穷。只有美国和一些其他英语国家未能达成这一评判。到1970年代初，美国已从持续的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到2000年代初，这些逆差已变得非常大。而在近年来，它们已变得巨量：从2020年到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增长了40%，达到1.2万亿美元。

　　由于这些逆差，美国已向海外转移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到2025年，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27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外国利益集团拥有的美国资产比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多出27万亿美元。这代表了仅在过去二十年里就增加了超过20万亿美元。在拱手让出这些财富的同时，美国也放弃了后代对这些财富所产生收入的未来索取权。著名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曾将这种情况比作一个农民卖掉土地来支付当前消费。他可能暂时生活得很好，但最终他既没有农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费。

　　随着财富的转移，美国也经历了经济增长放缓。自2001年以来，其年均增长率约为2.1%。从二战结束到2000年，这一数字接近3.2%。在2000年之前，美国每20年大约有14年可以预期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3%。自2000年以来，该国仅经历了三年超过3%的增长，其中一年还是异常的疫情后复苏年。从本质上讲，该国已有19年多没见过历史意义上的正常增长——而国会预算办公室现在预测，2027年至2035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8%。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放缓，但贸易逆差是一个主要驱动力。这是简单的算术：净出口为负会直接从GDP中扣除。

　　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美国也失去了数百万个良好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在制造业。1999年，该部门雇佣了大约1730万人——与1970年的数字大致相同。今天，这个数字约为1260万。生产率的提高解释了部分下降，但很难解释全部。与此同时，工资停滞不前。例如，按2024年美元计算，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在过去25年里仅增长了约17%(从约72,000美元增至84,000美元);而在那之前的25年里，其增长率是现在的两倍。人们驾车穿过数百个美国城镇，可以目睹此前繁荣的工业社区是如何被掏空的——这是失业和财富外流的自然结果。对于美国工人的后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今天，美国约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力(代表工人阶级工资收入者)的平均寿命比大学毕业生少八岁——而就在1992年，这一差距还仅为两年半。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所称的“绝望之死”：这些死亡源于自杀、药物过量和酒精滥用，这些问题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社区中蔓延。

　　自由贸易的细则

　　诚然，除了贸易之外，许多其他因素也导致了这种社会经济萎靡。贸易也曾产生过一些有益的效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催生的体制在赢得冷战、开启相对和平时期以及巩固华盛顿的全球领导地位方面，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共同发挥了作用。与美国的贸易帮助欧洲和亚洲在二战的灾难后进行了重建。但到了21世纪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国家经济增长与国际发展的、相对克制的战后贸易秩序，已演变为后冷战时代的超全球化体系，该体系抛弃了此类约束，暴露了这一体系始终赖以生存的神话和错误假设。

　　首当其冲的虚假承诺是：如果美国开放市场，让其产业和工人接受全球竞争，其他国家也会效法。出口和进口都会增加，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提高。未言明的假设是，在组织经济时，所有国家都会遵守同样的规则。实际上，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所详尽证明的那样，“自由贸易”变成了美国充当世界“最后消费者”的委婉说法。如果其他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在国内创造过剩产能，它们总能指望美国将其买下。

　　其结果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贸易谈判变成了奇怪的仪式，世界各地的官员口头上推崇自由贸易理想，坚持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开放市场，同时却维持本国的壁垒。一些奇怪的概念潜入其中，例如对任何自称“欠发达国家”的成员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各国宣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是为了规避新的限制;某些高度富裕的能源输出国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其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人均GDP高于许多繁荣的西欧国家。最终，人们清楚地发现，规则并不对等，有些国家可以提高关税(并以其他方式保护其市场)，而其他国家则不行。之所以需要这样做，原因也很明确：大家私下都同意，自由贸易并不能真正帮助国家发展——除非它们被允许打破规则。

　　问题不仅在于实践中自由贸易在关税方面存在不一致性。关税本身也被误认为是贸易的最大障碍，即使在事实早已不再如此的时候也是如此。到19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很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也大幅降低。对跨境货物移动危害更大的是各国实施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扭曲性的税收制度(如提高进口价格并补贴出口的增值税)、为出口产业提供低息贷款的国家影响下的银行体系、不基于科学而是基于保护国内产业需要的环境及健康安全法规、旨在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帮助制造巨头的薄弱劳动法、为提振出口和阻碍进口而使货币贬值的政策，以及给予国内生产不公平优势的广泛直接和间接补贴。

　　几十年来，官僚们试图就这些做法进行谈判。但到了1990年代，人们已经清楚，由于这些做法处于各国监管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它们本质上是不可谈判的。国际贸易谈判或多或少已经停止。事实上，在经历了数十年每隔几年举行一轮谈判之后，世界现在已经有25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多边贸易谈判了。在WTO成立初期，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谈判中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让步，以诱使欠发达国家参与。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贫穷国家加入，而富裕国家能提供的让步越来越少。而且，该组织日益司法化的性质消除了妥协的动力：既然可以起诉，为什么要谈判?

　　随着各国开始依赖产业政策来维持持久的顺差，自由贸易产生的失衡变得更加根固。例如，德国在1990年统一后的几年里运行着小额顺差，平均约为其年度GDP的0.5%。但在该国于1999年采用欧元，并在2003年至2005年间对其劳动法进行重大改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欧元并未因德国贸易顺差而像主权货币那样走强，因为欧元的价值反映了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这使得德国出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相对更便宜、更具竞争力。这也增加了德国消费者的进口成本。劳动法改革倾斜了竞争天平，使其有利于管理层而非劳动力，减少了失业福利并进行了降低工资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国内消费。结果，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的顺差平均达到了惊人的占其GDP近5%的水平。

　　或许日本是“口谈自由贸易，实走产业政策”最鲜明的例子。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东京积极操纵货币以保持弱势，为日本公司提供巨额补贴，为制造业提供无息贷款，并基本保持国内市场封闭。包括机床、钢铁、电子、汽车和半导体在内的日本商品充斥着世界市场。这种成功的产业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是美国。随着日本公司壮大，美国公司深受其害。我在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期间最喜欢的回忆之一，是2017年与日本资深官员的一次会议。他们向我展示了一系列图表，说明某个大型邻国如何利用货币操纵、补贴和国有企业利用自由贸易体系来摧毁其他经济体。我微笑着告诉他们，在我1980年代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时，我也曾使用过非常相似的图表来解释日本的行为。

　　尽管如此，这场名为“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表演本可以再持续一二十年。旧体系在理论上提供了廉价商品，尽管它以牺牲美国的工业韧性和摧毁美国就业岗位为代价。但在2000年代初期，随着某特定大型非市场经济体的登场，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该特定政府使用了日本使用的所有工具，并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手段，包括经济间谍和技术窃取。其官员应用的专注度、组织性以及操纵程度和补贴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该国对某些关键行业的补贴约等于其年度GDP的4%——每年约8000亿美元。作为对比，这仅略低于瑞士全年的GDP。简而言之，受自由贸易之害的国家从“千刀万剐”变成了“快速宰割”。

　　平衡之道

　　特朗普说美国厌倦了被敲诈勒索，指的就是这类滥用行为。他的解决方案是开始制定美国的产业政策。去年，他向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加征关税，对华盛顿拥有顺差的国家征收相对较低的关税，对那些对美国运行中度顺差的国家征收较高关税，而对那些拥有最具侵略性和掠夺性产业政策的国家征收更高的关税。今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依靠《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设立关税的做法有误。我同意三位持不同意见的法官的看法，他们认为法律赋予总统权力，以应对他去年宣布的由对外贸易失衡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多数派法官持反对意见，但这一决定似乎并未显著改变总统在处理贸易问题上的筹码，政府正努力利用国会明确授权行政部门征收关税权力的其他法令。

　　但关税只是特朗普策略的一部分。他还与许多国家签署了协议，向美国的农产品及其他出口产品开放新市场，并获得了许多国家对美国工业进行重大新投资的承诺。为了减少美国对敌对国家关键矿产的依赖，他建立了一个近120亿美元的战略关键矿产储备，向公私合营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以开发矿山和加工设施，并与美国盟友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此类资源。其结果是一个连贯的防御性计划，既回应了其他国家的扭曲性经济政策，又构建了美国的经济安全。

　　这些举措可以使美国更接近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秩序，该秩序由华盛顿的主要自由民主贸易伙伴商定，并载入国际协议和美国法律。取下窗户上的标语并拒绝旧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下一步应该是建立一个新体系。这一新秩序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这意味着防止美国财富转移给任何地缘政治对手。这也意味着维持政府计划，以确保关键和战略性产业能够蓬勃发展并成为世界顶尖。一个在国防领域限制补贴和保护的国际规则体系并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美国必须能够生产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导弹系统以及复杂的防空系统。但它也必须能够生产半导体芯片，生产用于制造这些工具的铸件和锻件所需的钢铁和铝，并能够建设工厂。

　　新贸易体系的第二个目标应该是确保强劲的经济增长——关键是最大化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通过为绝大多数公民创造充实、高薪的工作来公平分配利益。流向劳动者的利益应该至少与流向资本的利益相当。新贸易体系还应优先降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只要这样做不会危害其他目标。最后，新体系必须被认为是公平的。只有当劳动人民相信它对他们有帮助时，它才能生存下去。它不能让一小群永久性的精英阶层坐稳江山。

　　建立实现这些目标的贸易新秩序的方法是依靠更广泛的平衡贸易原则。这并不意味着要在每段双边贸易关系中都实现平衡：在某些情况下，长期的双边贸易失衡对双方都有利。但每个国家都应同意维持其国际贸易的总体平衡，不是按年计算(因为紧急情况可能使某一年的逆差变得无害)，而是按一个合理且较短的周期(例如三年)取平均值。

　　在这样一个拥有明确基准的体系下，贸易利益将对所有参与者实现最大化。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改变政策，以实现政治和社会凝聚力所需的目标。但他们不得将这些政策的成本外部化。消除普遍存在的失衡将带来全球性利益，并确保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有效的分配。它将惩罚掠夺性和扭曲性的做法，例如某大型新兴经济体大规模的国内资源错配，这通过让其他国家难以正确分配本国资源而损害了后者的经济。

　　参与者将建立客观的方法来正式确定彼此的进出口额。实现平衡的国家将受到该集团内其他国家的低关税体制对待。那些通过运行顺差而违反协议的国家，将在一段时期内面临来自其他成员国的更高关税，直到它们重新对齐并实现平衡。最不发达国家如果认定这有助于其中短期发展需求，则可自由运行逆差。新体制之外的国家将面临高得多的关税。

　　原则上，参与将对所有人开放。传统上运行顺差的国家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同意平衡贸易，要么面临更高的关税，而这反正也会导致它们的顺差消失。大多数国家可能会加入。但很难想象像那个奉行特定意识形态的大型经济体会同意一个要求平衡贸易的体制。即使该方愿意加入，其他成员也需要确定，纳入一个激进的、奉行特定体制的国家是否符合其利益，或者是否会造成无法忍受的弱点。例如，让关键供应链由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控制，是否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参与者还必须解决有关纳入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类似问题。

　　除了关税之外，新系统至少还有两种可能的执法机制。各国可以要求任何想要向其国内进口商品或服务的公司，必须从国内出口商那里购买同等价值的任何商品或服务的凭证。巴菲特等人都曾建议将这种制度作为实现平衡贸易的方法。然而在实践中，它可能显得笨重且过于官僚化。另一个想法是允许成员国中央银行对所有进入的投资征收“市场准入费”，从而降低外国顺差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缓慢降低逆差国的货币价值并导致平衡。但这种由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的方法很难解释，看起来像是对入境投资征税，很可能会不受欢迎。与这些替代方案相比，关税灵活且易于执行，而且每个国家都已经有了部署关税的法律结构。它们是最简单的机制。

　　在实践中，成员国将维持其当前的贸易基本承诺。“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基本概念将持续存在。这些概念——确保各国在贸易方面同等对待所有其他国家，并对外国公司与国内公司一视同仁——是旧体系的基石，它们仍将适用于新体系的参与者。参与者还需要应用与透明度和公平竞争相关的规则，例如发布法规的要求和对专利的保护。进一步的谈判可以确定哪些现有的承诺符合新方案。

　　一个基于维持平衡承诺的国际贸易新体制将导致资源在全球经济中实现更好的分配，为参与国产生广泛共享的利益，并确保可预测性。每个经济体内部各部门的发展将受制于供需规律，并在适当情况下受制于各国政府为社会凝聚力而进行的必要变革。这一体系将阻止财富流向华盛顿的对手，并会对盟友损人利己的产业政策施加压力。平衡贸易将允许各国政府采取旨在创造高薪职位的做法，而无需强迫其他国家为此买单。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总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顺差国会抵制，逆差国的一些公司和团体也会附和它们的论点。某大型特定方会反对这样的协议，不仅因为这会使其掠夺性经济模式处于劣势，还因为这会鼓励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但该方对变革的反对不应成为维持现状的理由。相比于全球参与者——不仅是美国，还有墨西哥、欧盟等——目前为减少贸易逆差和抵消他人不公平做法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一个全新的、合作的体系将是好得多的结果。

　　特朗普已经取下了美国窗户上的标语。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前进的道路是明确的。

　　作者简介：罗伯特·E·莱特希泽曾于2017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于1983年至1985年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他是《贸易并非易事》一书的作者。

　　在今年1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官员与刚从私人飞机上下来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坐在一起，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鼓掌。在他们看来，卡尼是在“向权力说真话”。卡尼的演说灵感来自瓦茨拉夫·哈维尔1978年的一篇随笔。哈维尔当时是一位捷克诗人、苏联异见人士，后来担任了其国家后冷战时代的首任总统。那篇题为《无权者的权力》的随笔旨在解释旧体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文章中，哈维尔想象了一个菜贩，他像周围所有的店主一样，在窗户上贴了一个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尽管他们中没人相信这套制度。哈维尔称之为“活在谎言之中”，并认为当那个典型的店主决定不再随波逐流并取下标语时，那场扭曲的乌托邦就会走向终结。

　　卡尼在那场场合告诉他的同行领导人们，他们也活在谎言之中。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对外宣扬自己信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而加拿大已经不想再假装下去了。卡尼宣布：“我们要取下窗户上的标语。”他声称“大国”——特别是美国——已经将经济一体化武器化，损害了他的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的利益。

　　卡尼将自己塑造为哈维尔笔下的菜贩，向一个空洞的神话发起挑战，并摆脱一个压抑但正在消亡的体制。但这种看法完全搞反了。在当前关于全球经济秩序的争论中，最像哈维尔主角的人不是卡尼，而是卡尼愤怒的主要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是特朗普在十年前对盛行的经济秩序提出了质疑，凭借着对现状的愤怒浪潮入主白宫。正是特朗普开辟了一条建立在更平衡贸易方式基础上的新道路。正是特朗普取下了窗户上的标语。

　　特朗普的议程代表了迈向华盛顿更宏大、更雄心勃勃目标所必需的第一步：用一个建立在平衡、透明和主权原则基础上的新体系，取代那个建立在幻象之上且易受滥用的失效旧贸易体系。

　　有缺陷的遗产

　　战后贸易体系可以说始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次会议的目标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支持战后重建与发展，并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协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的机构。近四年后，随着《哈瓦那宪章》的签署，新全球经济结构的最后一块拼图在古巴被提了出来，旨在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然而，美国国会从未批准ITO，因为美国领导人正确地担心，这样做会将过多的主权让给一个国际官僚机构。最终，拟议中的ITO演变为美国确实加入了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GATT孕育的体系虽有缺陷，但它是由通常属于民主政体、且对其经济中的市场原则至少有一定承诺的国家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地缘政治对手。

　　但在苏联专制崩溃后，狂妄自大扭曲了这一体系。许多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被市场力量战胜旧体制的胜利所迷惑，开始将所谓的“自由贸易”崛起视为一种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极端的经济正统观念，在实践中，这种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掏空了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时使精英阶层富裕起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观念只有在它们设法避免遵守规则时才对它们有所帮助。

　　在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美国目光短浅的领导人助长并纵容了这一过程。1994年，国会通过了立法，帮助建立了取代GATT的世界贸易组织(WTO)。WTO拥有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使该贸易机构转变为一个经常为成员国创设新义务的法庭。一年前，在老布什政府的敦促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和共和党人的领导下，国会颁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尽管墨西哥的监管制度根本上更弱、工资更低，该协议还是实质上将墨西哥纳入了美国现有的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这鼓励了产能迅速向海外转移。

　　此后不久，国会批准了与某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赋予其不可逆转的“最惠国”待遇，并为其在2001年加入WTO扫清了障碍——这一切导致了“外部产业冲击”，最终摧毁了近5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并导致美国经历了25年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这种超全球化标志着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建的战后体制开始走向终结。

　　自由贸易的承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之上：一个国家应该为了进口而出口;也就是说，利用贸易来提高本国公民以及贸易伙伴公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到了1980年代，大多数国家得出的结论是，运行贸易逆差是坏事，运行贸易顺差是好事。持续的贸易顺差通过允许一个国家购买海外资产(包括股权、债务、房地产和技术)而使其变得更加富有。相比之下，持续的逆差通过将资产所有权转移到海外以换取当前消费，从而使国家变穷。只有美国和一些其他英语国家未能达成这一评判。到1970年代初，美国已从持续的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到2000年代初，这些逆差已变得非常大。而在近年来，它们已变得巨量：从2020年到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增长了40%，达到1.2万亿美元。

　　由于这些逆差，美国已向海外转移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到2025年，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27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外国利益集团拥有的美国资产比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多出27万亿美元。这代表了仅在过去二十年里就增加了超过20万亿美元。在拱手让出这些财富的同时，美国也放弃了后代对这些财富所产生收入的未来索取权。著名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曾将这种情况比作一个农民卖掉土地来支付当前消费。他可能暂时生活得很好，但最终他既没有农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费。

　　随着财富的转移，美国也经历了经济增长放缓。自2001年以来，其年均增长率约为2.1%。从二战结束到2000年，这一数字接近3.2%。在2000年之前，美国每20年大约有14年可以预期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3%。自2000年以来，该国仅经历了三年超过3%的增长，其中一年还是异常的疫情后复苏年。从本质上讲，该国已有19年多没见过历史意义上的正常增长——而国会预算办公室现在预测，2027年至2035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8%。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放缓，但贸易逆差是一个主要驱动力。这是简单的算术：净出口为负会直接从GDP中扣除。

　　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美国也失去了数百万个良好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在制造业。1999年，该部门雇佣了大约1730万人——与1970年的数字大致相同。今天，这个数字约为1260万。生产率的提高解释了部分下降，但很难解释全部。与此同时，工资停滞不前。例如，按2024年美元计算，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在过去25年里仅增长了约17%(从约72,000美元增至84,000美元);而在那之前的25年里，其增长率是现在的两倍。人们驾车穿过数百个美国城镇，可以目睹此前繁荣的工业社区是如何被掏空的——这是失业和财富外流的自然结果。对于美国工人的后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今天，美国约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力(代表工人阶级工资收入者)的平均寿命比大学毕业生少八岁——而就在1992年，这一差距还仅为两年半。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所称的“绝望之死”：这些死亡源于自杀、药物过量和酒精滥用，这些问题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社区中蔓延。

　　自由贸易的细则

　　诚然，除了贸易之外，许多其他因素也导致了这种社会经济萎靡。贸易也曾产生过一些有益的效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催生的体制在赢得冷战、开启相对和平时期以及巩固华盛顿的全球领导地位方面，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共同发挥了作用。与美国的贸易帮助欧洲和亚洲在二战的灾难后进行了重建。但到了21世纪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国家经济增长与国际发展的、相对克制的战后贸易秩序，已演变为后冷战时代的超全球化体系，该体系抛弃了此类约束，暴露了这一体系始终赖以生存的神话和错误假设。

　　首当其冲的虚假承诺是：如果美国开放市场，让其产业和工人接受全球竞争，其他国家也会效法。出口和进口都会增加，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提高。未言明的假设是，在组织经济时，所有国家都会遵守同样的规则。实际上，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所详尽证明的那样，“自由贸易”变成了美国充当世界“最后消费者”的委婉说法。如果其他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在国内创造过剩产能，它们总能指望美国将其买下。

　　其结果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贸易谈判变成了奇怪的仪式，世界各地的官员口头上推崇自由贸易理想，坚持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开放市场，同时却维持本国的壁垒。一些奇怪的概念潜入其中，例如对任何自称“欠发达国家”的成员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各国宣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是为了规避新的限制;某些高度富裕的能源输出国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其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人均GDP高于许多繁荣的西欧国家。最终，人们清楚地发现，规则并不对等，有些国家可以提高关税(并以其他方式保护其市场)，而其他国家则不行。之所以需要这样做，原因也很明确：大家私下都同意，自由贸易并不能真正帮助国家发展——除非它们被允许打破规则。

　　问题不仅在于实践中自由贸易在关税方面存在不一致性。关税本身也被误认为是贸易的最大障碍，即使在事实早已不再如此的时候也是如此。到19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很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也大幅降低。对跨境货物移动危害更大的是各国实施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扭曲性的税收制度(如提高进口价格并补贴出口的增值税)、为出口产业提供低息贷款的国家影响下的银行体系、不基于科学而是基于保护国内产业需要的环境及健康安全法规、旨在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帮助制造巨头的薄弱劳动法、为提振出口和阻碍进口而使货币贬值的政策，以及给予国内生产不公平优势的广泛直接和间接补贴。

　　几十年来，官僚们试图就这些做法进行谈判。但到了1990年代，人们已经清楚，由于这些做法处于各国监管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它们本质上是不可谈判的。国际贸易谈判或多或少已经停止。事实上，在经历了数十年每隔几年举行一轮谈判之后，世界现在已经有25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多边贸易谈判了。在WTO成立初期，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谈判中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让步，以诱使欠发达国家参与。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贫穷国家加入，而富裕国家能提供的让步越来越少。而且，该组织日益司法化的性质消除了妥协的动力：既然可以起诉，为什么要谈判?

　　随着各国开始依赖产业政策来维持持久的顺差，自由贸易产生的失衡变得更加根固。例如，德国在1990年统一后的几年里运行着小额顺差，平均约为其年度GDP的0.5%。但在该国于1999年采用欧元，并在2003年至2005年间对其劳动法进行重大改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欧元并未因德国贸易顺差而像主权货币那样走强，因为欧元的价值反映了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这使得德国出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相对更便宜、更具竞争力。这也增加了德国消费者的进口成本。劳动法改革倾斜了竞争天平，使其有利于管理层而非劳动力，减少了失业福利并进行了降低工资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国内消费。结果，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的顺差平均达到了惊人的占其GDP近5%的水平。

　　或许日本是“口谈自由贸易，实走产业政策”最鲜明的例子。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东京积极操纵货币以保持弱势，为日本公司提供巨额补贴，为制造业提供无息贷款，并基本保持国内市场封闭。包括机床、钢铁、电子、汽车和半导体在内的日本商品充斥着世界市场。这种成功的产业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是美国。随着日本公司壮大，美国公司深受其害。我在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期间最喜欢的回忆之一，是2017年与日本资深官员的一次会议。他们向我展示了一系列图表，说明某个大型邻国如何利用货币操纵、补贴和国有企业利用自由贸易体系来摧毁其他经济体。我微笑着告诉他们，在我1980年代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时，我也曾使用过非常相似的图表来解释日本的行为。

　　尽管如此，这场名为“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表演本可以再持续一二十年。旧体系在理论上提供了廉价商品，尽管它以牺牲美国的工业韧性和摧毁美国就业岗位为代价。但在2000年代初期，随着某特定大型非市场经济体的登场，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该特定政府使用了日本使用的所有工具，并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手段，包括经济间谍和技术窃取。其官员应用的专注度、组织性以及操纵程度和补贴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该国对某些关键行业的补贴约等于其年度GDP的4%——每年约8000亿美元。作为对比，这仅略低于瑞士全年的GDP。简而言之，受自由贸易之害的国家从“千刀万剐”变成了“快速宰割”。

　　平衡之道

　　特朗普说美国厌倦了被敲诈勒索，指的就是这类滥用行为。他的解决方案是开始制定美国的产业政策。去年，他向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加征关税，对华盛顿拥有顺差的国家征收相对较低的关税，对那些对美国运行中度顺差的国家征收较高关税，而对那些拥有最具侵略性和掠夺性产业政策的国家征收更高的关税。今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依靠《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设立关税的做法有误。我同意三位持不同意见的法官的看法，他们认为法律赋予总统权力，以应对他去年宣布的由对外贸易失衡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多数派法官持反对意见，但这一决定似乎并未显著改变总统在处理贸易问题上的筹码，政府正努力利用国会明确授权行政部门征收关税权力的其他法令。

　　但关税只是特朗普策略的一部分。他还与许多国家签署了协议，向美国的农产品及其他出口产品开放新市场，并获得了许多国家对美国工业进行重大新投资的承诺。为了减少美国对敌对国家关键矿产的依赖，他建立了一个近120亿美元的战略关键矿产储备，向公私合营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以开发矿山和加工设施，并与美国盟友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此类资源。其结果是一个连贯的防御性计划，既回应了其他国家的扭曲性经济政策，又构建了美国的经济安全。

　　这些举措可以使美国更接近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贸易秩序，该秩序由华盛顿的主要自由民主贸易伙伴商定，并载入国际协议和美国法律。取下窗户上的标语并拒绝旧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下一步应该是建立一个新体系。这一新秩序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这意味着防止美国财富转移给任何地缘政治对手。这也意味着维持政府计划，以确保关键和战略性产业能够蓬勃发展并成为世界顶尖。一个在国防领域限制补贴和保护的国际规则体系并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美国必须能够生产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导弹系统以及复杂的防空系统。但它也必须能够生产半导体芯片，生产用于制造这些工具的铸件和锻件所需的钢铁和铝，并能够建设工厂。

　　新贸易体系的第二个目标应该是确保强劲的经济增长——关键是最大化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通过为绝大多数公民创造充实、高薪的工作来公平分配利益。流向劳动者的利益应该至少与流向资本的利益相当。新贸易体系还应优先降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只要这样做不会危害其他目标。最后，新体系必须被认为是公平的。只有当劳动人民相信它对他们有帮助时，它才能生存下去。它不能让一小群永久性的精英阶层坐稳江山。

　　建立实现这些目标的贸易新秩序的方法是依靠更广泛的平衡贸易原则。这并不意味着要在每段双边贸易关系中都实现平衡：在某些情况下，长期的双边贸易失衡对双方都有利。但每个国家都应同意维持其国际贸易的总体平衡，不是按年计算(因为紧急情况可能使某一年的逆差变得无害)，而是按一个合理且较短的周期(例如三年)取平均值。

　　在这样一个拥有明确基准的体系下，贸易利益将对所有参与者实现最大化。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改变政策，以实现政治和社会凝聚力所需的目标。但他们不得将这些政策的成本外部化。消除普遍存在的失衡将带来全球性利益，并确保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有效的分配。它将惩罚掠夺性和扭曲性的做法，例如某大型新兴经济体大规模的国内资源错配，这通过让其他国家难以正确分配本国资源而损害了后者的经济。

　　参与者将建立客观的方法来正式确定彼此的进出口额。实现平衡的国家将受到该集团内其他国家的低关税体制对待。那些通过运行顺差而违反协议的国家，将在一段时期内面临来自其他成员国的更高关税，直到它们重新对齐并实现平衡。最不发达国家如果认定这有助于其中短期发展需求，则可自由运行逆差。新体制之外的国家将面临高得多的关税。

　　原则上，参与将对所有人开放。传统上运行顺差的国家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同意平衡贸易，要么面临更高的关税，而这反正也会导致它们的顺差消失。大多数国家可能会加入。但很难想象像那个奉行特定意识形态的大型经济体会同意一个要求平衡贸易的体制。即使该方愿意加入，其他成员也需要确定，纳入一个激进的、奉行特定体制的国家是否符合其利益，或者是否会造成无法忍受的弱点。例如，让关键供应链由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控制，是否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参与者还必须解决有关纳入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类似问题。

　　除了关税之外，新系统至少还有两种可能的执法机制。各国可以要求任何想要向其国内进口商品或服务的公司，必须从国内出口商那里购买同等价值的任何商品或服务的凭证。巴菲特等人都曾建议将这种制度作为实现平衡贸易的方法。然而在实践中，它可能显得笨重且过于官僚化。另一个想法是允许成员国中央银行对所有进入的投资征收“市场准入费”，从而降低外国顺差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缓慢降低逆差国的货币价值并导致平衡。但这种由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的方法很难解释，看起来像是对入境投资征税，很可能会不受欢迎。与这些替代方案相比，关税灵活且易于执行，而且每个国家都已经有了部署关税的法律结构。它们是最简单的机制。

　　在实践中，成员国将维持其当前的贸易基本承诺。“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基本概念将持续存在。这些概念——确保各国在贸易方面同等对待所有其他国家，并对外国公司与国内公司一视同仁——是旧体系的基石，它们仍将适用于新体系的参与者。参与者还需要应用与透明度和公平竞争相关的规则，例如发布法规的要求和对专利的保护。进一步的谈判可以确定哪些现有的承诺符合新方案。

　　一个基于维持平衡承诺的国际贸易新体制将导致资源在全球经济中实现更好的分配，为参与国产生广泛共享的利益，并确保可预测性。每个经济体内部各部门的发展将受制于供需规律，并在适当情况下受制于各国政府为社会凝聚力而进行的必要变革。这一体系将阻止财富流向华盛顿的对手，并会对盟友损人利己的产业政策施加压力。平衡贸易将允许各国政府采取旨在创造高薪职位的做法，而无需强迫其他国家为此买单。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总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顺差国会抵制，逆差国的一些公司和团体也会附和它们的论点。某大型特定方会反对这样的协议，不仅因为这会使其掠夺性经济模式处于劣势，还因为这会鼓励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但该方对变革的反对不应成为维持现状的理由。相比于全球参与者——不仅是美国，还有墨西哥、欧盟等——目前为减少贸易逆差和抵消他人不公平做法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一个全新的、合作的体系将是好得多的结果。

　　特朗普已经取下了美国窗户上的标语。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前进的道路是明确的。

　　作者简介：罗伯特·E·莱特希泽曾于2017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于1983年至1985年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他是《贸易并非易事》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