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特·敏乌：全球和平支柱的崩塌 ，联合国的力量被忽略了吗？

　　过去八十年的长期和平建立在两项革命性的信念之上：侵略战争不可容忍，帝国必须终结。第一项原则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杀戮，那两场战争共夺去了上亿人的生命。第二项原则则来自数百年殖民统治的苦难，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争取自决的斗争。1945年6月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为这两项信念提供了政治形式。

　　自那时起，世界避免了毁灭性的大国战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范围的欧洲帝国被逐步拆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近200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新体系。这两大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福祉的巨大进步。当然，二战结束后世界仍经历了诸多冲突，包括残酷的去殖民化战争;经济高速增长也伴随着严重的不平等和环境破坏。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数十亿人而言，过去80年是和平与繁荣不断提升的时期。

　　这个时代如今正走向终结。支撑长期和平的两大支柱——“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正在迅速松动。症状显而易见。近年来国家间战争和内战激增，给数亿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大国自身也发动了侵略战争，包括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美以联合对伊朗的战争。核大国正在现代化并扩大其核武库，战略军控协议已失效，核设施近年来遭到直接军事攻击，大小国家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军备，自1980年代以来罕见。 在乌克兰、巴勒斯坦、苏丹以及如今的伊朗，外交似乎仅以最虚弱或临时性的形式存在。随着冲突蔓延，联合国的维和努力却缺席了。

　　对于这场正在展开的危机，标准的解释是所谓“基于规则的”或自由国际秩序的崩溃——这是冷战后与美国军事和金融霸权紧密相连的安排。华盛顿从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联盟与机构中后撤，确实意味着这一秩序正在瓦解。但这种分析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自由国际秩序并非长期和平的缔造者。相反，在许多重要方面，它实际上削弱了和平真正依赖的那两大信念。

　　真正的灾难在于各国和公众都放弃了“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这两大信念，这并非源于美国的退却，而是源于曾经支撑这些信念的国际道德领导力和集体记忆的侵蚀。这是一场由复合性失忆引发的想象力危机——不仅遗忘了战争与帝国的教训，也遗忘了早期联合国非凡的维和成就。找回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建曾将两大信念置于全球思考核心的政治(只有在此之后，才是制度)，是走向新的和平全球秩序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尤为重要，因为正在浮现的世界——没有任何单一大国能按自身偏好组织国际政治——更类似于早期联合国(大致1955年至1990年)的世界，而非过去三十多年美国主导的世界。最近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可能是未来冲突的预兆，这是一场国家间战争，其中一方或多方将需要现在常说的“下坡通道”(off-ramp)。过去，正是当交战各方接近疲惫、担心升级却找不到现成出口时，联合国秘书长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打造的不仅仅是任何下坡通道，而是通过强化对侵略战争的禁忌和帝国时代不得重返的 imperative，来保障未来和平的通道。

　　联合国可以重建。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制度修补(尽管安理会成员改革等举措很重要)，而是两大信念的恢复：通过愿意捍卫它们的政治领导力、一位将在行动中展现这些信念的新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全球公众再次要求一个既无战争也无帝国的世界。过去的联合国维和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制度完美——它们从来都不是——而是因为驱动这些制度的信念在政治上充满活力，受到决心将其置于国际关系核心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推进。

　　一个被重塑的世界

　　联合国并非作为自由主义项目诞生。它最初被设想为战时联盟的强有力延续，一个集体安全机制，将用美苏轰炸机从环绕全球的空军基地联合行动，粉碎未来的侵略。但也有更广阔的愿景，将联合国设想为一个包容小国声音、共同努力建设更好世界的组织。《宪章》代表了一种妥协。在81年前签署时，华盛顿和莫斯科已开始视彼此为对手，它们希望联合国首先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某大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各自拥有否决权，以确保该组织永远不会成为针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联盟。它们希望，通过让各方留在同一体系内，即使以瘫痪为代价，也不会重演导致更早那次不幸的国际和平组织——国际联盟——垮台的动态。

　　安理会很快陷入僵局，例如未能阻止朝鲜战争。但联合国整体很快兴盛起来，秘书长们展开翅膀，成为世界首席调解人。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瑞典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几乎在一夜之间部署了联合国第一支维和部队，为法国、以色列和英国提供体面的退出通道，使其摆脱对埃及那场不光彩的入侵。联合国作为第一项信念——侵略战争不可接受——的工具，变成了现实。各国政府开始本能地在危机时刻求助于联合国领导人，例如1958年在黎巴嫩，哈马舍尔德的观察员部队帮助创造了美国撤军的条件。秘书长也许没有军队，但他拥有作为全球公正调解者的道德权威。

　　与此同时，“帝国必须终结”的信念也开始成形。来自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的代表一波波抵达纽约，他们中许多人刚从长达数十年的独立斗争中获胜，他们将联合国转变为人类第一个普遍性机构。他们以西方起草者未曾预料的热情拥抱《宪章》，坚持认为其中主权平等和人类尊严的语言适用于所有民族。他们中许多人与美国民权领袖合作;他们挑战任何地方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行动，他们激活了《宪章》创始语言中潜藏的激进主义，将原则转化为政治诉求。1960年，由“亚非”集团主导的联合国大会克服西方长期反对，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使联合国明确站在反对帝国的斗争一边。同时，这些新国家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的独立战争。

　　但他们的愿景远不止于形式帝国的终结。在他们看来，主权不能仅仅意味着一面欧洲旗帜降下、一面新旗帜升起。它必须意味着真正免于政治干涉和外部经济支配。他们主张，一个真正主权平等的世界，才是持久和平唯一稳定的基础。他们将后帝国愿景锚定在联合国框架内，既防止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也铸就了今天存在的全球体系。

　　普遍的使命

　　亚洲和非洲的新国家，如加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与纽约的中立国家如爱尔兰、瑞典和南斯拉夫密切合作，它们认为没有理由让这个主权平等的新世界被超级大国对抗所挟持。它们反对冷战的逻辑，担心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如果自行其是，迟早会把世界其他地方拖下水。在它们看来，鉴于原子毁灭的威胁，只有基于主权平等的新的和平与全球合作时代，才能接续帝国时代。它们共同赋予联合国一种不依赖任何大国的道德权威，这种使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证明了决定性作用。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缅甸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供了关键的下坡通道。通过一系列公开和私下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信息，以及在危机高峰亲自前往哈瓦那会见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未经安理会授权就将自己定位为去升级不可或缺的公正调解人。(吴丹是我的祖父，我最近的著作《和平缔造者：吴丹与被遗忘的公正世界追求》即以他为主题。)对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而言，能够回应联合国秘书长的和平呼吁而非华盛顿的最后通牒，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肯尼迪不止一次顶住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幕僚，主张美国必须等待“吴丹的外交”。在最需要的时候，联合国为大国自行从边缘退回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此后还有许多调解胜利，从塞浦路斯到印度尼西亚。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开战时，吴丹飞赴两国首都。接受联合国调解并不意味着软弱。秘书长从未幻想自己能阻止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相反，他培养与双方领导人的信任，制定停火方案，然后准确判断何时施加一定程度的安理会压力最有帮助。三周后，当战场选项变得有限时，一个联合国和平方案已准备就绪，包括立即部署军事观察员防止冲突重燃。战争结束了。

　　刚果则带来了另一种考验。该国1960年独立后不久，前殖民国家比利时就发动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并将矿产丰富的南部地区加丹加分离出去，由一个白人至上政权控制。白人至上势力很快参与推翻并最终杀害了刚果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吴丹推动军事解决方案，动员了一支由印度领导、包括非洲人、亚洲人、瑞典人和爱尔兰人组成的联合国部队，于1963年初击溃了白人至上势力。在这一案例中，强有力的联合国行动将该组织日益坚定的反帝国立场付诸实践。

　　然而，华盛顿对其创造物的态度开始恶化。吴丹将越南战争描述为争取自决的斗争而非冷战“多米诺骨牌”，加上他多年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努力促成美国与北越的谈判，这在华盛顿引发了愤怒。从1967年起，他寻求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占领土的中东和平的努力，也助长了认为该世界机构对犹太国家有偏见的看法。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联合国不顾西方反对，支持南部非洲反对殖民和白人至上政权的解放运动。联合国还推动全球经济重塑，这一努力在1974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中达到高潮，该宣言要求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技术转让和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这是一种既能推动增长又能减少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关系愿景。

　　但到那时，一种非常不同的未来观正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首都巩固：苏联被击败，经济全球化以西方市场为核心，一个独立而强硬的联合国几乎没有位置。而在前殖民世界，潮流已经逆转。后殖民国际主义一代，如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印尼总统苏加诺，已退出历史舞台。从雅加达到阿克拉到圣地亚哥，右翼军事政变(往往有美国支持)推翻了一些最致力于后帝国愿景的政府。

　　随着1980年代美国敌意的增长和发展中国家领导力的减弱，这个早期版本的联合国——如今被隐藏起来——不仅存活下来，还成熟了。凭借数十年共同经验，秘鲁籍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及其调解团队耐心努力，构建了最终在1988年结束两伊战争的框架。这些年里，他们促成了阿富汗、柬埔寨、萨尔瓦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地的复杂解决方案，为冷战结束奠定了基础。

　　到1990年代初，联合国通过十几次维和干预和巩固后帝国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守护了长期和平。它帮助世界避免了一种灾难性的替代方案：因殖民列强留下的任意边界而引发的越来越血腥的独立斗争，那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大灾难，甚至核战争。联合国的成功不是任何单一大国或意识形态的功劳，而是“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两大信念的实现，通过代表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第一个机构付诸实践。

　　新的世界秩序

　　然而，随后几年，联合国再次被重塑，这次是由于冷战结束和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建立在华盛顿 unchallenged 的经济和军事霸权之上。联合国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常常作为新格局中一个不舒服的附属品。

　　国家间调解让位于对内战的干预。“第三世界”关于以更公平全球贸易体系为核心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愿景，被西方捐助方议程设定的发展援助和减贫目标所取代。主权变得有条件，可因人权和人道需要而被推翻，例如在海地、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的武装行动，开创了新先例。

　　问题不在于雄心：结束内战和推进人权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创始原则。但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新独立国家曾强烈捍卫联合国的不干涉原则，将其视为反帝国信念的制度体现。冷战后安理会授权的干预次数增加，从1992年的索马里到2011年的利比亚，即使是由暴行或广泛人权侵犯所引发，也可能使该组织变成投射美国力量的机制，而非维护普遍原则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曾经定义联合国的反帝国信念开始侵蚀。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直接打击了反对侵略战争的信念。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两大信念已然崩塌。秘书长作为国家间调解人的高度可见角色几乎完全消失。

　　如今，后冷战自由国际秩序本身正在消失。美国已背弃曾是该秩序关键支柱的联盟。这一秩序也从未设计来容纳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尤其是某大国的崛起。在这些激流中，联合国被抛在一旁 rudderless，如今面临严重财政压力，其过去的维和成功记录几乎被彻底遗忘。

　　过去可以成为序章

　　现在需要的是将原初的两大信念恢复到全球政治的核心。“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的原则并非理想主义的愿望，而是人类迄今建立的唯一真正全球和平时期的承重墙。它们需要紧急、坚定和清晰的捍卫。重要的不是价值中立、可服务任何议程的多边主义，而是全球合作所服务的理念。联合国改革很重要，但它是次要的：制度只能反映驱动它们的政治。

　　当前时刻凸显了再次使这些理念可操作的紧迫性。为此，需要三件事。首先，来自各地区的一批政府必须愿意在最高层面合作，捍卫这两大信念，并坚持以它们指导对冲突和危机的国际回应。

　　其次，即将在未来几个月选出的下一任秘书长，必须有勇气和创造力，将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冲突中，通过大胆行动证明原则性维和仍然可能。当然，过去秘书长的成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它们依赖于大国愿意给予至少最小的回旋空间，以及其他大小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向该组织投入真正的政治资本。失败可能比成功更多。但下一任秘书长为化解和结束冲突所做的积极努力，可以开始改变各国认为可实现的目标，以及公众所能想象的范围。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各国政府和公众必须找回对战争与帝国灾难的记忆，以及早期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这一点，即使最坚定的更新努力也不可能实现。

　　曾几何时，坐在联合国安理会桌旁的每个人都有亲身经历全面战争或殖民屈辱的体验。他们不需要别人提醒这两者的恐怖。那一代人逝去后，本应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传承——社会讲述的关于自身的故事——以保持两大信念的活力。但传承失败了。例如，二战在西方常被庆祝为历史性胜利，却很少被记住是一场压倒性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上升中的大国和衰落中的帝国将世界抛入前所未有的屠杀漩涡。在西方的大量出版物、媒体和精英教育中，早期联合国历史，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在塑造后殖民世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被完全忽视，往往被代之以围绕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叙事。更深层的问题是文化性的：英雄与恶棍冲突的故事比调解与妥协的故事更吸引人。即使在全球南方，许多人也只吸收了这样一个版本的过去，其中他们自己最重要的篇章被抹除。早期联合国被如此成功地“记忆归档”，以至于1990年代中期，转录约翰·F·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录音带的工作人员竟将“吴丹倡议”(U Thant initiative)误听成了“那次攻击的事”(the attack thing)。

　　当然，今天战争对许多人并不遥远。世界各地有数百万人因最近的冲突而生活破碎。但受影响最深的人很少在那些做出最重要决定的富裕国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男女及其家人是个例外，他们中许多人已明确表示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再次打一场选择性战争。但这种愿望与他们自己国家创建的那个机构的故事脱节了，而那个机构曾经阻止、也可能再次阻止他们反对的那类战争。

　　在世界各地，对一个没有战争和帝国的世界的渴望一直存在，等待被动员并赋予新的政治声音。这些信念仍然是构建21世纪剩余时间新和平架构的最可靠基础。找回这种记忆并更新全球领导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紧迫的任务。

　　作者简介：坦特·敏乌是联合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平缔造者：吴丹与被遗忘的公正世界追求》一书作者。

　　过去八十年的长期和平建立在两项革命性的信念之上：侵略战争不可容忍，帝国必须终结。第一项原则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杀戮，那两场战争共夺去了上亿人的生命。第二项原则则来自数百年殖民统治的苦难，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争取自决的斗争。1945年6月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为这两项信念提供了政治形式。

　　自那时起，世界避免了毁灭性的大国战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范围的欧洲帝国被逐步拆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近200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新体系。这两大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福祉的巨大进步。当然，二战结束后世界仍经历了诸多冲突，包括残酷的去殖民化战争;经济高速增长也伴随着严重的不平等和环境破坏。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数十亿人而言，过去80年是和平与繁荣不断提升的时期。

　　这个时代如今正走向终结。支撑长期和平的两大支柱——“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正在迅速松动。症状显而易见。近年来国家间战争和内战激增，给数亿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大国自身也发动了侵略战争，包括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美以联合对伊朗的战争。核大国正在现代化并扩大其核武库，战略军控协议已失效，核设施近年来遭到直接军事攻击，大小国家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军备，自1980年代以来罕见。 在乌克兰、巴勒斯坦、苏丹以及如今的伊朗，外交似乎仅以最虚弱或临时性的形式存在。随着冲突蔓延，联合国的维和努力却缺席了。

　　对于这场正在展开的危机，标准的解释是所谓“基于规则的”或自由国际秩序的崩溃——这是冷战后与美国军事和金融霸权紧密相连的安排。华盛顿从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联盟与机构中后撤，确实意味着这一秩序正在瓦解。但这种分析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自由国际秩序并非长期和平的缔造者。相反，在许多重要方面，它实际上削弱了和平真正依赖的那两大信念。

　　真正的灾难在于各国和公众都放弃了“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这两大信念，这并非源于美国的退却，而是源于曾经支撑这些信念的国际道德领导力和集体记忆的侵蚀。这是一场由复合性失忆引发的想象力危机——不仅遗忘了战争与帝国的教训，也遗忘了早期联合国非凡的维和成就。找回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建曾将两大信念置于全球思考核心的政治(只有在此之后，才是制度)，是走向新的和平全球秩序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尤为重要，因为正在浮现的世界——没有任何单一大国能按自身偏好组织国际政治——更类似于早期联合国(大致1955年至1990年)的世界，而非过去三十多年美国主导的世界。最近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可能是未来冲突的预兆，这是一场国家间战争，其中一方或多方将需要现在常说的“下坡通道”(off-ramp)。过去，正是当交战各方接近疲惫、担心升级却找不到现成出口时，联合国秘书长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打造的不仅仅是任何下坡通道，而是通过强化对侵略战争的禁忌和帝国时代不得重返的 imperative，来保障未来和平的通道。

　　联合国可以重建。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制度修补(尽管安理会成员改革等举措很重要)，而是两大信念的恢复：通过愿意捍卫它们的政治领导力、一位将在行动中展现这些信念的新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全球公众再次要求一个既无战争也无帝国的世界。过去的联合国维和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制度完美——它们从来都不是——而是因为驱动这些制度的信念在政治上充满活力，受到决心将其置于国际关系核心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推进。

　　一个被重塑的世界

　　联合国并非作为自由主义项目诞生。它最初被设想为战时联盟的强有力延续，一个集体安全机制，将用美苏轰炸机从环绕全球的空军基地联合行动，粉碎未来的侵略。但也有更广阔的愿景，将联合国设想为一个包容小国声音、共同努力建设更好世界的组织。《宪章》代表了一种妥协。在81年前签署时，华盛顿和莫斯科已开始视彼此为对手，它们希望联合国首先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某大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各自拥有否决权，以确保该组织永远不会成为针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联盟。它们希望，通过让各方留在同一体系内，即使以瘫痪为代价，也不会重演导致更早那次不幸的国际和平组织——国际联盟——垮台的动态。

　　安理会很快陷入僵局，例如未能阻止朝鲜战争。但联合国整体很快兴盛起来，秘书长们展开翅膀，成为世界首席调解人。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瑞典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几乎在一夜之间部署了联合国第一支维和部队，为法国、以色列和英国提供体面的退出通道，使其摆脱对埃及那场不光彩的入侵。联合国作为第一项信念——侵略战争不可接受——的工具，变成了现实。各国政府开始本能地在危机时刻求助于联合国领导人，例如1958年在黎巴嫩，哈马舍尔德的观察员部队帮助创造了美国撤军的条件。秘书长也许没有军队，但他拥有作为全球公正调解者的道德权威。

　　与此同时，“帝国必须终结”的信念也开始成形。来自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的代表一波波抵达纽约，他们中许多人刚从长达数十年的独立斗争中获胜，他们将联合国转变为人类第一个普遍性机构。他们以西方起草者未曾预料的热情拥抱《宪章》，坚持认为其中主权平等和人类尊严的语言适用于所有民族。他们中许多人与美国民权领袖合作;他们挑战任何地方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行动，他们激活了《宪章》创始语言中潜藏的激进主义，将原则转化为政治诉求。1960年，由“亚非”集团主导的联合国大会克服西方长期反对，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使联合国明确站在反对帝国的斗争一边。同时，这些新国家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的独立战争。

　　但他们的愿景远不止于形式帝国的终结。在他们看来，主权不能仅仅意味着一面欧洲旗帜降下、一面新旗帜升起。它必须意味着真正免于政治干涉和外部经济支配。他们主张，一个真正主权平等的世界，才是持久和平唯一稳定的基础。他们将后帝国愿景锚定在联合国框架内，既防止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也铸就了今天存在的全球体系。

　　普遍的使命

　　亚洲和非洲的新国家，如加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与纽约的中立国家如爱尔兰、瑞典和南斯拉夫密切合作，它们认为没有理由让这个主权平等的新世界被超级大国对抗所挟持。它们反对冷战的逻辑，担心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如果自行其是，迟早会把世界其他地方拖下水。在它们看来，鉴于原子毁灭的威胁，只有基于主权平等的新的和平与全球合作时代，才能接续帝国时代。它们共同赋予联合国一种不依赖任何大国的道德权威，这种使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证明了决定性作用。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缅甸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供了关键的下坡通道。通过一系列公开和私下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信息，以及在危机高峰亲自前往哈瓦那会见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未经安理会授权就将自己定位为去升级不可或缺的公正调解人。(吴丹是我的祖父，我最近的著作《和平缔造者：吴丹与被遗忘的公正世界追求》即以他为主题。)对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而言，能够回应联合国秘书长的和平呼吁而非华盛顿的最后通牒，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肯尼迪不止一次顶住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幕僚，主张美国必须等待“吴丹的外交”。在最需要的时候，联合国为大国自行从边缘退回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此后还有许多调解胜利，从塞浦路斯到印度尼西亚。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开战时，吴丹飞赴两国首都。接受联合国调解并不意味着软弱。秘书长从未幻想自己能阻止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相反，他培养与双方领导人的信任，制定停火方案，然后准确判断何时施加一定程度的安理会压力最有帮助。三周后，当战场选项变得有限时，一个联合国和平方案已准备就绪，包括立即部署军事观察员防止冲突重燃。战争结束了。

　　刚果则带来了另一种考验。该国1960年独立后不久，前殖民国家比利时就发动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并将矿产丰富的南部地区加丹加分离出去，由一个白人至上政权控制。白人至上势力很快参与推翻并最终杀害了刚果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吴丹推动军事解决方案，动员了一支由印度领导、包括非洲人、亚洲人、瑞典人和爱尔兰人组成的联合国部队，于1963年初击溃了白人至上势力。在这一案例中，强有力的联合国行动将该组织日益坚定的反帝国立场付诸实践。

　　然而，华盛顿对其创造物的态度开始恶化。吴丹将越南战争描述为争取自决的斗争而非冷战“多米诺骨牌”，加上他多年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努力促成美国与北越的谈判，这在华盛顿引发了愤怒。从1967年起，他寻求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占领土的中东和平的努力，也助长了认为该世界机构对犹太国家有偏见的看法。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联合国不顾西方反对，支持南部非洲反对殖民和白人至上政权的解放运动。联合国还推动全球经济重塑，这一努力在1974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中达到高潮，该宣言要求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技术转让和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这是一种既能推动增长又能减少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关系愿景。

　　但到那时，一种非常不同的未来观正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首都巩固：苏联被击败，经济全球化以西方市场为核心，一个独立而强硬的联合国几乎没有位置。而在前殖民世界，潮流已经逆转。后殖民国际主义一代，如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印尼总统苏加诺，已退出历史舞台。从雅加达到阿克拉到圣地亚哥，右翼军事政变(往往有美国支持)推翻了一些最致力于后帝国愿景的政府。

　　随着1980年代美国敌意的增长和发展中国家领导力的减弱，这个早期版本的联合国——如今被隐藏起来——不仅存活下来，还成熟了。凭借数十年共同经验，秘鲁籍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及其调解团队耐心努力，构建了最终在1988年结束两伊战争的框架。这些年里，他们促成了阿富汗、柬埔寨、萨尔瓦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地的复杂解决方案，为冷战结束奠定了基础。

　　到1990年代初，联合国通过十几次维和干预和巩固后帝国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守护了长期和平。它帮助世界避免了一种灾难性的替代方案：因殖民列强留下的任意边界而引发的越来越血腥的独立斗争，那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大灾难，甚至核战争。联合国的成功不是任何单一大国或意识形态的功劳，而是“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两大信念的实现，通过代表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第一个机构付诸实践。

　　新的世界秩序

　　然而，随后几年，联合国再次被重塑，这次是由于冷战结束和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建立在华盛顿 unchallenged 的经济和军事霸权之上。联合国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常常作为新格局中一个不舒服的附属品。

　　国家间调解让位于对内战的干预。“第三世界”关于以更公平全球贸易体系为核心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愿景，被西方捐助方议程设定的发展援助和减贫目标所取代。主权变得有条件，可因人权和人道需要而被推翻，例如在海地、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的武装行动，开创了新先例。

　　问题不在于雄心：结束内战和推进人权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创始原则。但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新独立国家曾强烈捍卫联合国的不干涉原则，将其视为反帝国信念的制度体现。冷战后安理会授权的干预次数增加，从1992年的索马里到2011年的利比亚，即使是由暴行或广泛人权侵犯所引发，也可能使该组织变成投射美国力量的机制，而非维护普遍原则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曾经定义联合国的反帝国信念开始侵蚀。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直接打击了反对侵略战争的信念。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两大信念已然崩塌。秘书长作为国家间调解人的高度可见角色几乎完全消失。

　　如今，后冷战自由国际秩序本身正在消失。美国已背弃曾是该秩序关键支柱的联盟。这一秩序也从未设计来容纳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尤其是某大国的崛起。在这些激流中，联合国被抛在一旁 rudderless，如今面临严重财政压力，其过去的维和成功记录几乎被彻底遗忘。

　　过去可以成为序章

　　现在需要的是将原初的两大信念恢复到全球政治的核心。“不许战争”与“不许帝国”的原则并非理想主义的愿望，而是人类迄今建立的唯一真正全球和平时期的承重墙。它们需要紧急、坚定和清晰的捍卫。重要的不是价值中立、可服务任何议程的多边主义，而是全球合作所服务的理念。联合国改革很重要，但它是次要的：制度只能反映驱动它们的政治。

　　当前时刻凸显了再次使这些理念可操作的紧迫性。为此，需要三件事。首先，来自各地区的一批政府必须愿意在最高层面合作，捍卫这两大信念，并坚持以它们指导对冲突和危机的国际回应。

　　其次，即将在未来几个月选出的下一任秘书长，必须有勇气和创造力，将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冲突中，通过大胆行动证明原则性维和仍然可能。当然，过去秘书长的成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它们依赖于大国愿意给予至少最小的回旋空间，以及其他大小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向该组织投入真正的政治资本。失败可能比成功更多。但下一任秘书长为化解和结束冲突所做的积极努力，可以开始改变各国认为可实现的目标，以及公众所能想象的范围。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各国政府和公众必须找回对战争与帝国灾难的记忆，以及早期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这一点，即使最坚定的更新努力也不可能实现。

　　曾几何时，坐在联合国安理会桌旁的每个人都有亲身经历全面战争或殖民屈辱的体验。他们不需要别人提醒这两者的恐怖。那一代人逝去后，本应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传承——社会讲述的关于自身的故事——以保持两大信念的活力。但传承失败了。例如，二战在西方常被庆祝为历史性胜利，却很少被记住是一场压倒性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上升中的大国和衰落中的帝国将世界抛入前所未有的屠杀漩涡。在西方的大量出版物、媒体和精英教育中，早期联合国历史，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在塑造后殖民世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被完全忽视，往往被代之以围绕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叙事。更深层的问题是文化性的：英雄与恶棍冲突的故事比调解与妥协的故事更吸引人。即使在全球南方，许多人也只吸收了这样一个版本的过去，其中他们自己最重要的篇章被抹除。早期联合国被如此成功地“记忆归档”，以至于1990年代中期，转录约翰·F·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录音带的工作人员竟将“吴丹倡议”(U Thant initiative)误听成了“那次攻击的事”(the attack thing)。

　　当然，今天战争对许多人并不遥远。世界各地有数百万人因最近的冲突而生活破碎。但受影响最深的人很少在那些做出最重要决定的富裕国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男女及其家人是个例外，他们中许多人已明确表示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再次打一场选择性战争。但这种愿望与他们自己国家创建的那个机构的故事脱节了，而那个机构曾经阻止、也可能再次阻止他们反对的那类战争。

　　在世界各地，对一个没有战争和帝国的世界的渴望一直存在，等待被动员并赋予新的政治声音。这些信念仍然是构建21世纪剩余时间新和平架构的最可靠基础。找回这种记忆并更新全球领导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紧迫的任务。

　　作者简介：坦特·敏乌是联合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平缔造者：吴丹与被遗忘的公正世界追求》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