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塔曼特&埃雷罗：与华盛顿达成协议是古巴的最佳选择

　　自从美国突击队1月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赶下台以来，华盛顿就对古巴——加拉加斯这位陷入困境的前盟友——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该岛的经济原本已因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最大压力”制裁、新冠疫情以及哈瓦那未能推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而急剧恶化。但古巴失去廉价委内瑞拉石油的渠道，给了它致命一击。过去五个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该岛实施的事实上的石油封锁(白宫只放行了一艘俄罗斯油轮)，已将这个国家推向悬崖：停电现在每天发生且难以预测，基本服务陷入停滞，民众日益绝望。

　　然而，在春季与古巴使者的非公开接触中——包括与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一位孙子的接触——白宫试图说服这个一党制国家同意进行经济和安全开放，而不是彻底的政治变革。哈瓦那没有接受华盛顿的提议，而是大多表现出信心，并试图争取时间——尤其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敌对行动之后，它希望这会分散政府的注意力，削弱其在自家后院升级对抗的意愿。

　　时间正在迅速流逝。由于对哈瓦那的顽固态度感到沮丧，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在古巴经济关键部门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实施毁灭性的新二级制裁。5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意外访问哈瓦那，向古巴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切断与某些大国的安全联系。美国还在为可能的“执法”抓捕行动奠定基础，该行动可能效仿抓捕马杜罗的方式，在美国法院起诉卡斯特罗。

　　然而，这不仅仅是关于华盛顿的选择。几十年来，该岛政府一直将内部控制和外部靠山置于政治和经济转型之上。它长期将迫于压力与华盛顿谈判视为与主权不相容——不可否认，目前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胁迫规模在道德上令人震惊。但鉴于当前美国政府难以预测的特性，避免灾难的责任现在落在了哈瓦那身上。古巴领导人越是将前进道路视为革命尊严问题而非国家生存问题，随后发生的一切就越可能更糟。

　　最好的前进道路是一项谈判达成的协议，在该协议中，哈瓦那做出足够实质性的让步，让特朗普能够宣称这是胜利，从而避免人道主义崩溃，并将古巴带上复苏之路。任何达不到这一点的做法，都会增加社会动荡加剧和美国为稳定崩溃经济而进行军事干预的风险——这一结果是双方政府都希望避免的，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仅90英里。

　　热度过后

　　马杜罗被抓捕的消息一传出，特朗普政府就传递出关于古巴影响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一些美国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正在积极寻求在2026年底前在哈瓦那实现政权更迭。然而，外交官们也与迈阿密和西班牙的古巴流亡者讨论寻找“古巴版的德尔西”——指马杜罗时期的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她在马杜罗下台后被任命为临时领导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2月表示，古巴不必“一下子全部改变”。

　　古巴做出了一些回应姿态：释放了几名政治犯，发布了一项涵盖2000名普通囚犯的更广泛赦免令，并承诺允许美籍古巴人在古巴经济中投资。然而，大体上，虚弱而脆弱的哈瓦那反复强调相互尊重和国家主权的陈词滥调。它回避应对威胁严重性的本能，因美国卷入伊朗事务而得到强化。哈瓦那的官员们认为，如果古巴能坚持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美国选民就会对总统的军事冒险主义给予响亮拒绝，白宫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哈瓦那的有限让步，或者干脆转向其他事务。

　　但白宫没有失去焦点，而是失去了耐心。5月1日的行政命令赋予财政部和国务院立即权力，对与古巴国有企业在采矿、能源和金融等战略部门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实施二级制裁。古巴面临的复杂制裁网络(包括自1962年以来的贸易禁运)长期影响其他国家与该岛的往来。但外国投资者和运营商从未面临直接失去进入美国金融系统机会的威胁。结果，已有几家公司暂停了在岛上的业务。

　　随后是拉特克利夫访问哈瓦那，就在古巴能源部长公开承认该岛已无石油储备一天之后(令人不安的是，中情局代表团中包括抓捕马杜罗行动的负责人)。这一极不寻常的举动向古巴情报负责人传递了明确信息：华盛顿仍对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窗口正在关闭，特朗普关于“拿下古巴”的言论应被认真对待。改革经济、释放政治犯，以及(对中情局而言最重要)切断与某些大国的安全联系，包括关闭相关监听站。如果不采取行动，哈瓦那就会明白，特朗普政府对该国的关注并非只是总统那位美籍古巴裔国务卿的个人项目。

　　最后，5月20日，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检察官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下令1996年在国际水域击落两架由美籍古巴人驾驶的美国民用飞机，导致三名美国公民和一名美国合法居民死亡。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对于古巴民族主义者而言，5月20日标志着1902年共和国的诞生——但也标志着受美国干预制约的后独立秩序的开始。即使这一起诉主要是为了吸引哈瓦那回到谈判桌或取悦美籍古巴选民，它也为美国军事行动创造了法律借口。最近的媒体报道称，哈瓦那囤积了300架由某些国家提供的防御无人机，这强化了政府关于古巴构成安全威胁的论点。

　　协议的形态

　　关于哈瓦那为何拒绝向华盛顿提供更实质性让步的常规解读是，古巴官员顽固或意识形态僵化。但这一解释低估了他们立场的合理性以及该岛治理的失能。古巴领导层并非单一行为体。权力分散在至少四个相互重叠的中心：仍有影响力的卡斯特罗及其核心圈子;控制着约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40%的军工企业集团(卡斯特罗家族在其中拥有直接利益);安全和情报部门;以及共产党和国家官僚机构。

　　军工企业集团希望维持其经济主导地位，而任何对私营部门的认真开放都会威胁到这一点。安全部门希望维持与某些大国的联系，而与华盛顿的深度和解将迫使它们重新谈判。党的机构担心有意义的政治开放会加速对其国内合法性的挑战，而这种合法性已陷入危机。至于年近九旬的卡斯特罗，任何要求他退出舞台的协议都被视为对其晚年计划和由他及兄长菲德尔所象征的革命事业的生存威胁。

　　与华盛顿谈判威胁到所有这些利益集团。他们集体抵制并不令人意外。没有出现明确的“德尔西”式人物来背叛上级并按美国意愿行事，也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惊讶的是，古巴领导层竟如此彻底地让这些否决权主导其对外战略。每多一个月的僵局，都会进一步消耗任何古巴政府治理所需的后备、基础设施和社会耐心。抵抗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一种缓慢的自杀。

　　实际上，哈瓦那可能接受的协议轮廓几个月来已清晰可见。3月，美国官员告诉古巴 counterparts，他们希望看到在战略领域的进展。这意味着放宽言论和结社自由法律，释放包括2021年7月全国抗议以来被拘留的高知名度政治犯。他们还敦促哈瓦那承诺进行广泛的市场改革，实质性地向私营部门投资开放，包括来自古巴侨民的投资，并大幅减少军工企业集团的影响力。

　　优先事项清单还包括古巴同意缩减与某些大国的情报和安全联系。由于法治和产权保护对恢复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华盛顿希望哈瓦那承诺与美国及中立国际仲裁者合作，建立公平而非惩罚性的补偿结构，以解决1959年和1960年古巴政府没收美国私营企业后遗留的大量产权索赔问题。这些步骤不必同时发生。但如果分批有序推进，它们就能让华盛顿相信古巴改革的承诺是真实的。这些措施将代表古巴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内部变革，华盛顿可以将其作为胜利来宣扬。

　　作为交换，且同样分阶段，美国可以撤销其最严厉的惩罚，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取消5月1日实施二级制裁的行政命令。华盛顿还可以放宽前往该岛的旅行规定;允许美国公司重返旅游、采矿、能源、农业及其他部门;并授权对古巴私营中小型企业的投资。它还可以暂停《自由法案》第三条，该条款因允许美国索赔人起诉在古巴被卡斯特罗政府国有化前的财产上运营的外国公司，而成为国际投资的重大障碍。

　　从技术上讲，《自由法案》将完全取消美国贸易禁运的条件设定为岛上存在民主过渡政府。但如果哈瓦那以真正的经济开放配合充分重组的领导层，华盛顿可能会对“过渡”进行足够灵活的解释，从而缓解制裁，即使没有完全民主化。这种安排不会排除更广泛的政治变革。相反，它将给政权领导人时间来确保双方都能接受的退出路径，同时让公民社会重建。诚然，古巴当局迄今对退出路径兴趣寥寥。但这种退出路径肯定优于他们可能面临的替代结果：持续的经济崩溃，带来更大的社会苦难和不稳定，最终严重到促使美国以武力移除政权。

　　这种分阶段方法也符合政府在其他地方的直觉，包括在委内瑞拉：优先考虑稳定、经济开放和安全重新调整，同时将民主化视为更长期的过程。这种做法同样会与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的政策产生共鸣——包括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这些政策倾向于优先考虑并非美国法律中规定的最大化目标的立即实现，而是更窄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扩大私营企业空间、减少军方对经济的控制、释放政治犯、放松信息流动限制，以及削弱哈瓦那与美国对手的安全联系。

　　机不可失

　　达成此类协议的窗口并非永恒。考虑鲁比奥因素。多年来，他一直是美国政治中对古巴最鹰派的声音之一。这种定位可能让他独具优势，能够推销另一位政治人物无法推销的谈判安排。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能够访华，正是因为他的反共资历无可置疑。鲁比奥不是尼克松，且他在一位在孤立主义不干预与戏剧性升级之间摇摆的动荡总统手下工作。尽管如此，如果今天共和党中有任何人物能够团结美籍古巴社群、国会共和党人以及至少部分民主党人，支持与哈瓦那达成分阶段且持久的解决方案，那个人就是他。

　　其次是古巴经济地位的冷酷现实。该岛民众无法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剩余任期内承受外部压力下日益加剧的经济困苦。巨大的财政失衡、沉重债务负担以及外部融资渠道匮乏，意味着政府的回旋余地已几乎消失。哈瓦那可能担心更深入改革进程带来的短期痛苦，但事实是，这种痛苦已经存在：古巴人的收入已崩溃，商品和服务需求已收缩，农业和制造业已萎缩，劳动力因移民而空心化。

　　在绝望之中，仍有一些积极的双边趋势可资利用。自2021年合法化中小型企业以来，古巴私营部门已扩大，如今在当前危机中为部分民众提供重要支持。自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以来，每届美国政府都将支持古巴独立企业作为政策优先事项，即使是特朗普现在也允许那里的私营企业进口燃料。这为更多制裁豁免创造了机会，以培育该部门的增长。美古关系可能处于几十年来最紧张的时期，但两国间的直飞航班仍在继续，根据现有禁运例外进行的食品和农产品双边贸易正创下纪录。来自美国侨民的汇款是普通古巴人获得硬通货的最大来源之一。岛上和海外古巴人之间的有机和解已比大多数观察家承认的更进一步。

　　然而，即使全面开放侨民投资、私营企业和双边贸易，也无法独自产生现代化古巴破败电网、补充银行系统资本或重建基本基础设施所需的大规模资本。此类资本历来通过多边架构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西方政府的双边计划。但随着欧洲政府将资源从发展援助转向国防开支，来自欧洲政府的资金正变得越来越少。古巴无法指望其他多边机构提供紧急融资，因为它不是成员，且没有华盛顿的同意无法加入。

　　比较案例突显了利害关系。1986年，越南在严重危机中启动市场改革，但拥有完好的国家能力、年轻的人口以及进入起飞阶段的区域经济。1989年，波兰在摆脱共产主义统治时经济崩溃，但继承了功能性机构，并几乎立即获得西方融资，使该国走上最终加入欧盟的道路。当今古巴既没有越南的人口红利，也没有波兰的外部融资路径。其生产基础更加恶化，劳动力更年长且因移民而更加枯竭，且面临远不那么慷慨的全球环境。

　　历史的教训

　　古巴领导人可以理解地对在极端美国压力下谈判该岛政治和经济未来的前景感到反感，因为这唤起了痛苦的历史记忆。1901年，在起草古巴第一部共和宪法时，代表们面临严峻困境：华盛顿将结束1898年美西战争后四年军事占领的条件设定为宪法对古巴主权的限制，即《普拉特修正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革命者后来宣称，接受这些条款是对19世纪古巴独立战士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的根本背叛。

　　但一些实际代表对他们的选择理解得更像是试图在极端约束下保存脆弱国家，而非投降。他们寻求获得足够的主权以维持古巴的生存，并为以后实现更充分的独立留下可能。

　　古巴当前的困境并不完全相同。哈瓦那也不应仅仅因为华盛顿的要求而拥抱经济和政治改革。但古巴人民理应拥有可行的未来。而古巴当局拯救国家最合乎逻辑——尽管残酷讽刺——的路径，就是与正在对其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那个大国谈判：美国，因为它也是唯一能够现实地赞助古巴复苏的国家。变革看起来日益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它是通过混乱瓦解、暴力外国干预而来，还是通过哈瓦那仍有发言权的逐步转型而来。

　　作者简介：迈克尔·J·布斯塔曼特是迈阿密大学埃米利奥·巴卡迪·莫罗古巴和美籍古巴人研究讲座教授。里卡多·埃雷罗是古巴研究小组执行主任。

　　自从美国突击队1月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赶下台以来，华盛顿就对古巴——加拉加斯这位陷入困境的前盟友——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该岛的经济原本已因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最大压力”制裁、新冠疫情以及哈瓦那未能推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而急剧恶化。但古巴失去廉价委内瑞拉石油的渠道，给了它致命一击。过去五个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该岛实施的事实上的石油封锁(白宫只放行了一艘俄罗斯油轮)，已将这个国家推向悬崖：停电现在每天发生且难以预测，基本服务陷入停滞，民众日益绝望。

　　然而，在春季与古巴使者的非公开接触中——包括与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一位孙子的接触——白宫试图说服这个一党制国家同意进行经济和安全开放，而不是彻底的政治变革。哈瓦那没有接受华盛顿的提议，而是大多表现出信心，并试图争取时间——尤其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敌对行动之后，它希望这会分散政府的注意力，削弱其在自家后院升级对抗的意愿。

　　时间正在迅速流逝。由于对哈瓦那的顽固态度感到沮丧，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在古巴经济关键部门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实施毁灭性的新二级制裁。5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意外访问哈瓦那，向古巴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切断与某些大国的安全联系。美国还在为可能的“执法”抓捕行动奠定基础，该行动可能效仿抓捕马杜罗的方式，在美国法院起诉卡斯特罗。

　　然而，这不仅仅是关于华盛顿的选择。几十年来，该岛政府一直将内部控制和外部靠山置于政治和经济转型之上。它长期将迫于压力与华盛顿谈判视为与主权不相容——不可否认，目前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胁迫规模在道德上令人震惊。但鉴于当前美国政府难以预测的特性，避免灾难的责任现在落在了哈瓦那身上。古巴领导人越是将前进道路视为革命尊严问题而非国家生存问题，随后发生的一切就越可能更糟。

　　最好的前进道路是一项谈判达成的协议，在该协议中，哈瓦那做出足够实质性的让步，让特朗普能够宣称这是胜利，从而避免人道主义崩溃，并将古巴带上复苏之路。任何达不到这一点的做法，都会增加社会动荡加剧和美国为稳定崩溃经济而进行军事干预的风险——这一结果是双方政府都希望避免的，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仅90英里。

　　热度过后

　　马杜罗被抓捕的消息一传出，特朗普政府就传递出关于古巴影响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一些美国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正在积极寻求在2026年底前在哈瓦那实现政权更迭。然而，外交官们也与迈阿密和西班牙的古巴流亡者讨论寻找“古巴版的德尔西”——指马杜罗时期的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她在马杜罗下台后被任命为临时领导人。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2月表示，古巴不必“一下子全部改变”。

　　古巴做出了一些回应姿态：释放了几名政治犯，发布了一项涵盖2000名普通囚犯的更广泛赦免令，并承诺允许美籍古巴人在古巴经济中投资。然而，大体上，虚弱而脆弱的哈瓦那反复强调相互尊重和国家主权的陈词滥调。它回避应对威胁严重性的本能，因美国卷入伊朗事务而得到强化。哈瓦那的官员们认为，如果古巴能坚持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美国选民就会对总统的军事冒险主义给予响亮拒绝，白宫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哈瓦那的有限让步，或者干脆转向其他事务。

　　但白宫没有失去焦点，而是失去了耐心。5月1日的行政命令赋予财政部和国务院立即权力，对与古巴国有企业在采矿、能源和金融等战略部门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实施二级制裁。古巴面临的复杂制裁网络(包括自1962年以来的贸易禁运)长期影响其他国家与该岛的往来。但外国投资者和运营商从未面临直接失去进入美国金融系统机会的威胁。结果，已有几家公司暂停了在岛上的业务。

　　随后是拉特克利夫访问哈瓦那，就在古巴能源部长公开承认该岛已无石油储备一天之后(令人不安的是，中情局代表团中包括抓捕马杜罗行动的负责人)。这一极不寻常的举动向古巴情报负责人传递了明确信息：华盛顿仍对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窗口正在关闭，特朗普关于“拿下古巴”的言论应被认真对待。改革经济、释放政治犯，以及(对中情局而言最重要)切断与某些大国的安全联系，包括关闭相关监听站。如果不采取行动，哈瓦那就会明白，特朗普政府对该国的关注并非只是总统那位美籍古巴裔国务卿的个人项目。

　　最后，5月20日，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检察官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下令1996年在国际水域击落两架由美籍古巴人驾驶的美国民用飞机，导致三名美国公民和一名美国合法居民死亡。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对于古巴民族主义者而言，5月20日标志着1902年共和国的诞生——但也标志着受美国干预制约的后独立秩序的开始。即使这一起诉主要是为了吸引哈瓦那回到谈判桌或取悦美籍古巴选民，它也为美国军事行动创造了法律借口。最近的媒体报道称，哈瓦那囤积了300架由某些国家提供的防御无人机，这强化了政府关于古巴构成安全威胁的论点。

　　协议的形态

　　关于哈瓦那为何拒绝向华盛顿提供更实质性让步的常规解读是，古巴官员顽固或意识形态僵化。但这一解释低估了他们立场的合理性以及该岛治理的失能。古巴领导层并非单一行为体。权力分散在至少四个相互重叠的中心：仍有影响力的卡斯特罗及其核心圈子;控制着约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40%的军工企业集团(卡斯特罗家族在其中拥有直接利益);安全和情报部门;以及共产党和国家官僚机构。

　　军工企业集团希望维持其经济主导地位，而任何对私营部门的认真开放都会威胁到这一点。安全部门希望维持与某些大国的联系，而与华盛顿的深度和解将迫使它们重新谈判。党的机构担心有意义的政治开放会加速对其国内合法性的挑战，而这种合法性已陷入危机。至于年近九旬的卡斯特罗，任何要求他退出舞台的协议都被视为对其晚年计划和由他及兄长菲德尔所象征的革命事业的生存威胁。

　　与华盛顿谈判威胁到所有这些利益集团。他们集体抵制并不令人意外。没有出现明确的“德尔西”式人物来背叛上级并按美国意愿行事，也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惊讶的是，古巴领导层竟如此彻底地让这些否决权主导其对外战略。每多一个月的僵局，都会进一步消耗任何古巴政府治理所需的后备、基础设施和社会耐心。抵抗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一种缓慢的自杀。

　　实际上，哈瓦那可能接受的协议轮廓几个月来已清晰可见。3月，美国官员告诉古巴 counterparts，他们希望看到在战略领域的进展。这意味着放宽言论和结社自由法律，释放包括2021年7月全国抗议以来被拘留的高知名度政治犯。他们还敦促哈瓦那承诺进行广泛的市场改革，实质性地向私营部门投资开放，包括来自古巴侨民的投资，并大幅减少军工企业集团的影响力。

　　优先事项清单还包括古巴同意缩减与某些大国的情报和安全联系。由于法治和产权保护对恢复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华盛顿希望哈瓦那承诺与美国及中立国际仲裁者合作，建立公平而非惩罚性的补偿结构，以解决1959年和1960年古巴政府没收美国私营企业后遗留的大量产权索赔问题。这些步骤不必同时发生。但如果分批有序推进，它们就能让华盛顿相信古巴改革的承诺是真实的。这些措施将代表古巴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内部变革，华盛顿可以将其作为胜利来宣扬。

　　作为交换，且同样分阶段，美国可以撤销其最严厉的惩罚，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取消5月1日实施二级制裁的行政命令。华盛顿还可以放宽前往该岛的旅行规定;允许美国公司重返旅游、采矿、能源、农业及其他部门;并授权对古巴私营中小型企业的投资。它还可以暂停《自由法案》第三条，该条款因允许美国索赔人起诉在古巴被卡斯特罗政府国有化前的财产上运营的外国公司，而成为国际投资的重大障碍。

　　从技术上讲，《自由法案》将完全取消美国贸易禁运的条件设定为岛上存在民主过渡政府。但如果哈瓦那以真正的经济开放配合充分重组的领导层，华盛顿可能会对“过渡”进行足够灵活的解释，从而缓解制裁，即使没有完全民主化。这种安排不会排除更广泛的政治变革。相反，它将给政权领导人时间来确保双方都能接受的退出路径，同时让公民社会重建。诚然，古巴当局迄今对退出路径兴趣寥寥。但这种退出路径肯定优于他们可能面临的替代结果：持续的经济崩溃，带来更大的社会苦难和不稳定，最终严重到促使美国以武力移除政权。

　　这种分阶段方法也符合政府在其他地方的直觉，包括在委内瑞拉：优先考虑稳定、经济开放和安全重新调整，同时将民主化视为更长期的过程。这种做法同样会与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的政策产生共鸣——包括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这些政策倾向于优先考虑并非美国法律中规定的最大化目标的立即实现，而是更窄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扩大私营企业空间、减少军方对经济的控制、释放政治犯、放松信息流动限制，以及削弱哈瓦那与美国对手的安全联系。

　　机不可失

　　达成此类协议的窗口并非永恒。考虑鲁比奥因素。多年来，他一直是美国政治中对古巴最鹰派的声音之一。这种定位可能让他独具优势，能够推销另一位政治人物无法推销的谈判安排。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能够访华，正是因为他的反共资历无可置疑。鲁比奥不是尼克松，且他在一位在孤立主义不干预与戏剧性升级之间摇摆的动荡总统手下工作。尽管如此，如果今天共和党中有任何人物能够团结美籍古巴社群、国会共和党人以及至少部分民主党人，支持与哈瓦那达成分阶段且持久的解决方案，那个人就是他。

　　其次是古巴经济地位的冷酷现实。该岛民众无法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剩余任期内承受外部压力下日益加剧的经济困苦。巨大的财政失衡、沉重债务负担以及外部融资渠道匮乏，意味着政府的回旋余地已几乎消失。哈瓦那可能担心更深入改革进程带来的短期痛苦，但事实是，这种痛苦已经存在：古巴人的收入已崩溃，商品和服务需求已收缩，农业和制造业已萎缩，劳动力因移民而空心化。

　　在绝望之中，仍有一些积极的双边趋势可资利用。自2021年合法化中小型企业以来，古巴私营部门已扩大，如今在当前危机中为部分民众提供重要支持。自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以来，每届美国政府都将支持古巴独立企业作为政策优先事项，即使是特朗普现在也允许那里的私营企业进口燃料。这为更多制裁豁免创造了机会，以培育该部门的增长。美古关系可能处于几十年来最紧张的时期，但两国间的直飞航班仍在继续，根据现有禁运例外进行的食品和农产品双边贸易正创下纪录。来自美国侨民的汇款是普通古巴人获得硬通货的最大来源之一。岛上和海外古巴人之间的有机和解已比大多数观察家承认的更进一步。

　　然而，即使全面开放侨民投资、私营企业和双边贸易，也无法独自产生现代化古巴破败电网、补充银行系统资本或重建基本基础设施所需的大规模资本。此类资本历来通过多边架构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西方政府的双边计划。但随着欧洲政府将资源从发展援助转向国防开支，来自欧洲政府的资金正变得越来越少。古巴无法指望其他多边机构提供紧急融资，因为它不是成员，且没有华盛顿的同意无法加入。

　　比较案例突显了利害关系。1986年，越南在严重危机中启动市场改革，但拥有完好的国家能力、年轻的人口以及进入起飞阶段的区域经济。1989年，波兰在摆脱共产主义统治时经济崩溃，但继承了功能性机构，并几乎立即获得西方融资，使该国走上最终加入欧盟的道路。当今古巴既没有越南的人口红利，也没有波兰的外部融资路径。其生产基础更加恶化，劳动力更年长且因移民而更加枯竭，且面临远不那么慷慨的全球环境。

　　历史的教训

　　古巴领导人可以理解地对在极端美国压力下谈判该岛政治和经济未来的前景感到反感，因为这唤起了痛苦的历史记忆。1901年，在起草古巴第一部共和宪法时，代表们面临严峻困境：华盛顿将结束1898年美西战争后四年军事占领的条件设定为宪法对古巴主权的限制，即《普拉特修正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革命者后来宣称，接受这些条款是对19世纪古巴独立战士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的根本背叛。

　　但一些实际代表对他们的选择理解得更像是试图在极端约束下保存脆弱国家，而非投降。他们寻求获得足够的主权以维持古巴的生存，并为以后实现更充分的独立留下可能。

　　古巴当前的困境并不完全相同。哈瓦那也不应仅仅因为华盛顿的要求而拥抱经济和政治改革。但古巴人民理应拥有可行的未来。而古巴当局拯救国家最合乎逻辑——尽管残酷讽刺——的路径，就是与正在对其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那个大国谈判：美国，因为它也是唯一能够现实地赞助古巴复苏的国家。变革看起来日益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它是通过混乱瓦解、暴力外国干预而来，还是通过哈瓦那仍有发言权的逐步转型而来。

　　作者简介：迈克尔·J·布斯塔曼特是迈阿密大学埃米利奥·巴卡迪·莫罗古巴和美籍古巴人研究讲座教授。里卡多·埃雷罗是古巴研究小组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