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莉娅·凯耶：与伊朗开战不会如美国所愿重塑该地区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急于展示他能做到前任美国领导人从未做到的事，于是选择了冲突而非外交，与伊朗开战。伊斯兰共和国深知这场斗争关乎生死存亡，因此迅速以致命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进行报复，目标包括以色列、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以及海湾国家和更远处的目标。这场战争如今已演变为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战争，扰乱了石油和金融市场、供应链、海上贸易以及航空旅行。对美国人的威胁与伊朗的死亡人数每小时都在增加。这些日益加剧的风险早在战争成为现实之前就已可预见，这或许能解释为何之前的总统都没有将美国带上这条危险道路。

　　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仍不确定。但当战争结束时，美国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后果。就特朗普政府对“战后第二天”的规划而言，似乎基于一系列过于乐观的假设，认为战争将如何重塑伊朗和中东。首先，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包括特朗普在2月28日宣布开战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对伊朗领导层和军事能力的持续削弱将使政权虚弱到足以让伊朗人民起义并“接管政府”。即便这没有发生，按照政府的逻辑，伊朗也会被解除武装，并因内部问题而疲于应对，从而不再对地区或美国利益构成威胁。华盛顿假设，将现行伊朗政权排除在外，将消除地区不稳定的最大来源之一，并迎来一个更符合美国喜好的新中东。

　　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远低于这些乐观预期。轰炸结束后，伊朗和该地区的情况可能比战前更糟，至少不会更好。战斗可能在德黑兰制造权力真空，使美国盟友对与华盛顿的伙伴关系感到不满，而所有这些都不会消除与伊朗政权无关的地区冲突根源。战争持续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因此国会和美国盟友现在必须推动停火，如果还想有任何希望减轻这些战后危险的话。

　　老套的故事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会为一个建立在反美意识形态之上、长期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政权灭亡而哀悼。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美伊敌对已持续不断，如今比冷战时间还长。但尽管华盛顿多么希望看到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通过军事力量用一个亲美政权取代它不太可能成功。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没有像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那样的人在幕后等待执行华盛顿的命令。在美国和以色列暗杀伊朗高级领导层后，特朗普承认“我们考虑的大多数人(作为潜在新领导人)都死了”。

　　华盛顿一些人和伊朗侨民青睐的一个选项是试图扶植亲美流亡人士，如伊朗末代国王之子礼萨·巴列维，美国曾帮助其父亲上台，却在1979年革命中被推翻。但巴列维在伊朗国内的支持程度未知;甚至特朗普也对伊朗人是否会接受他的领导表示怀疑。伊朗分裂的反对派中尚未出现其他明确的替代方案。更可能出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统治，或政权崩溃造成政治真空，将国家拖入漫长的混乱与暴力时期。这两种情景都不会带来一个更少敌意、更务实的伊朗政府。

　　伊朗的虚弱本身也不会解决中东各地冲突的本地不满和争端。在利比亚和苏丹等国的持续冲突中，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扮演的角色远比伊朗重要。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早在伊斯兰共和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该政权的倒台不会修复推动这一冲突的分歧。在伊朗通过代理人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包括伊拉克民兵、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些团体对自身生存的关注不亚于伊朗。他们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议程和权力来源，不完全依赖德黑兰：例如，胡塞武装已建立分散的供应网络，并培养非伊朗资金来源以支持国内武器生产;真主党也发展出自己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这并不是说将伊朗排除在外无关紧要。真主党将因德黑兰领导层的更迭而遭受重大打击，因为伊朗对其投入巨大。2024年底长期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已中断伊朗经叙利亚向真主党输送武器和资金的通道。如果完全失去伊朗支持，再加上以色列在黎巴嫩重新发动攻势的军事压力，真主党的资源将进一步紧张，这将给黎巴嫩政府一个削弱真主党影响力的机会。

　　但总体而言，即使伊朗被击败，该地区的激进主义也不会被消灭。往往驱动人们加入真主党等团体的反以色列情绪，已因以色列在加沙及整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重新轰炸——而被激化。这可能帮助真主党生存，并引发新的敌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激进团体形成。而且不受伊朗支持的激进团体——包括逊尼派极端运动如伊斯兰国——无论这场战争结果如何，都将继续构成挑战。

　　希望这场战争能推动地区国家进一步进入美国轨道或与以色列正常化(即使不是推向德黑兰)的想法，可能被证明是无根据的。自冲突开始以来，伊朗已袭击几乎所有邻国，不仅针对美国军事基地，还瞄准关键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如阿联酋的亚马逊数据中心)，以及多哈和迪拜等城市的中心城区和机场。德黑兰旨在让美国伙伴付出代价，希望他们向华盛顿施压结束战争。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可能只会强化阿拉伯国家多年来对伊朗通过代理势力干涉的敌意，并可能逆转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最近的和解。

　　但鉴于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地理邻近，海湾国家在战争结束后仍需与伊朗维持某种关系。他们对伊朗的挫败感并不自动意味着美国获益。这场战争反而可能在中东激起民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更大怨恨。尽管海湾国家没有美国安全保障的替代选项，但这场冲突凸显了接纳美国军事力量的危险——即这些国家被置于美以伊对抗的火线。美国基地本意是保护海湾国家免受外部攻击，而不是招致攻击。如果这些国家认为美国没有充分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或优先保护以色列而非它们，对华盛顿的怨恨可能加剧。

　　这场战争很可能使地区公众更加强烈反对与以色列正常化。已有广泛认知认为以色列在地区内外发动军事攻击而不受惩罚，既包括其边境附近，也远至卡塔尔——去年9月以色列在多哈打击哈马斯领导层。阿拉伯民众仍对加沙战争和以色列吞并西岸的威胁感到愤怒。以色列当前的黎巴嫩行动又引发另一场流离失所危机。美国与以色列合作发动这场战争，将进一步损害两国声誉，而沙特阿拉伯等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反对正常化的公众情绪。

　　这场战争还可能产生意外后果，危及美国视为盟友的一些威权领导人，这对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来说或许是意外的亮点。在巴林，统治君主制为逊尼派，但人口一半以上为什叶派，一些人走上街头庆祝伊朗最近针对巴林境内美军的袭击。他们表达了对政府的反对，该政府在沙特支持下多年来压制他们。自十多年前阿拉伯之春起义被镇压以来，此类抗议或要求问责和法治的呼声几乎没有空间。但最近的示威可能不是巴林或其他地方公众动荡的结束。

　　必须尽其所能减轻负面后果

　　没有灵丹妙药能带来更稳定的中东。相反，一场选择性战争承诺将地区从伊朗威胁中解放，却可能带来美国未预料且最终损害其利益的后果。通过一个日益无法无天且破坏稳定的外部大国军事干预来清除一个残暴且不稳定的政权，绝非长期和平的配方。

　　既然特朗普政府已做出发动这场危险战争的决定，它现在必须尽其所能减轻负面后果。它需要帮助伊朗邻国准备接受难民，以防止战争动荡演变为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危机。它还需要帮助地区国家防御不可预测的袭击，并修复战争期间被伊朗攻击破坏或摧毁的基础设施。

　　此时，目标超出损害控制已不现实。不幸的是，尽管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许多美国领导人仍抱有通过美国力量塑造中东的幻想预期。现实是，这种力量正因另一场鲁莽且代价高昂的战争而削弱。这场战争不太可能迎来新中东，反而很可能延长旧中东的寿命，无论伊朗是否发生变化。现在是结束它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达莉娅·达萨·凯耶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国际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持久敌对：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形成》。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急于展示他能做到前任美国领导人从未做到的事，于是选择了冲突而非外交，与伊朗开战。伊斯兰共和国深知这场斗争关乎生死存亡，因此迅速以致命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进行报复，目标包括以色列、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以及海湾国家和更远处的目标。这场战争如今已演变为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战争，扰乱了石油和金融市场、供应链、海上贸易以及航空旅行。对美国人的威胁与伊朗的死亡人数每小时都在增加。这些日益加剧的风险早在战争成为现实之前就已可预见，这或许能解释为何之前的总统都没有将美国带上这条危险道路。

　　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仍不确定。但当战争结束时，美国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后果。就特朗普政府对“战后第二天”的规划而言，似乎基于一系列过于乐观的假设，认为战争将如何重塑伊朗和中东。首先，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包括特朗普在2月28日宣布开战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对伊朗领导层和军事能力的持续削弱将使政权虚弱到足以让伊朗人民起义并“接管政府”。即便这没有发生，按照政府的逻辑，伊朗也会被解除武装，并因内部问题而疲于应对，从而不再对地区或美国利益构成威胁。华盛顿假设，将现行伊朗政权排除在外，将消除地区不稳定的最大来源之一，并迎来一个更符合美国喜好的新中东。

　　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远低于这些乐观预期。轰炸结束后，伊朗和该地区的情况可能比战前更糟，至少不会更好。战斗可能在德黑兰制造权力真空，使美国盟友对与华盛顿的伙伴关系感到不满，而所有这些都不会消除与伊朗政权无关的地区冲突根源。战争持续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因此国会和美国盟友现在必须推动停火，如果还想有任何希望减轻这些战后危险的话。

　　老套的故事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会为一个建立在反美意识形态之上、长期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政权灭亡而哀悼。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美伊敌对已持续不断，如今比冷战时间还长。但尽管华盛顿多么希望看到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通过军事力量用一个亲美政权取代它不太可能成功。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没有像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那样的人在幕后等待执行华盛顿的命令。在美国和以色列暗杀伊朗高级领导层后，特朗普承认“我们考虑的大多数人(作为潜在新领导人)都死了”。

　　华盛顿一些人和伊朗侨民青睐的一个选项是试图扶植亲美流亡人士，如伊朗末代国王之子礼萨·巴列维，美国曾帮助其父亲上台，却在1979年革命中被推翻。但巴列维在伊朗国内的支持程度未知;甚至特朗普也对伊朗人是否会接受他的领导表示怀疑。伊朗分裂的反对派中尚未出现其他明确的替代方案。更可能出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统治，或政权崩溃造成政治真空，将国家拖入漫长的混乱与暴力时期。这两种情景都不会带来一个更少敌意、更务实的伊朗政府。

　　伊朗的虚弱本身也不会解决中东各地冲突的本地不满和争端。在利比亚和苏丹等国的持续冲突中，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扮演的角色远比伊朗重要。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早在伊斯兰共和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该政权的倒台不会修复推动这一冲突的分歧。在伊朗通过代理人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包括伊拉克民兵、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些团体对自身生存的关注不亚于伊朗。他们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议程和权力来源，不完全依赖德黑兰：例如，胡塞武装已建立分散的供应网络，并培养非伊朗资金来源以支持国内武器生产;真主党也发展出自己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这并不是说将伊朗排除在外无关紧要。真主党将因德黑兰领导层的更迭而遭受重大打击，因为伊朗对其投入巨大。2024年底长期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已中断伊朗经叙利亚向真主党输送武器和资金的通道。如果完全失去伊朗支持，再加上以色列在黎巴嫩重新发动攻势的军事压力，真主党的资源将进一步紧张，这将给黎巴嫩政府一个削弱真主党影响力的机会。

　　但总体而言，即使伊朗被击败，该地区的激进主义也不会被消灭。往往驱动人们加入真主党等团体的反以色列情绪，已因以色列在加沙及整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重新轰炸——而被激化。这可能帮助真主党生存，并引发新的敌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激进团体形成。而且不受伊朗支持的激进团体——包括逊尼派极端运动如伊斯兰国——无论这场战争结果如何，都将继续构成挑战。

　　希望这场战争能推动地区国家进一步进入美国轨道或与以色列正常化(即使不是推向德黑兰)的想法，可能被证明是无根据的。自冲突开始以来，伊朗已袭击几乎所有邻国，不仅针对美国军事基地，还瞄准关键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如阿联酋的亚马逊数据中心)，以及多哈和迪拜等城市的中心城区和机场。德黑兰旨在让美国伙伴付出代价，希望他们向华盛顿施压结束战争。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可能只会强化阿拉伯国家多年来对伊朗通过代理势力干涉的敌意，并可能逆转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最近的和解。

　　但鉴于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地理邻近，海湾国家在战争结束后仍需与伊朗维持某种关系。他们对伊朗的挫败感并不自动意味着美国获益。这场战争反而可能在中东激起民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更大怨恨。尽管海湾国家没有美国安全保障的替代选项，但这场冲突凸显了接纳美国军事力量的危险——即这些国家被置于美以伊对抗的火线。美国基地本意是保护海湾国家免受外部攻击，而不是招致攻击。如果这些国家认为美国没有充分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或优先保护以色列而非它们，对华盛顿的怨恨可能加剧。

　　这场战争很可能使地区公众更加强烈反对与以色列正常化。已有广泛认知认为以色列在地区内外发动军事攻击而不受惩罚，既包括其边境附近，也远至卡塔尔——去年9月以色列在多哈打击哈马斯领导层。阿拉伯民众仍对加沙战争和以色列吞并西岸的威胁感到愤怒。以色列当前的黎巴嫩行动又引发另一场流离失所危机。美国与以色列合作发动这场战争，将进一步损害两国声誉，而沙特阿拉伯等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反对正常化的公众情绪。

　　这场战争还可能产生意外后果，危及美国视为盟友的一些威权领导人，这对关心民主和人权的人来说或许是意外的亮点。在巴林，统治君主制为逊尼派，但人口一半以上为什叶派，一些人走上街头庆祝伊朗最近针对巴林境内美军的袭击。他们表达了对政府的反对，该政府在沙特支持下多年来压制他们。自十多年前阿拉伯之春起义被镇压以来，此类抗议或要求问责和法治的呼声几乎没有空间。但最近的示威可能不是巴林或其他地方公众动荡的结束。

　　必须尽其所能减轻负面后果

　　没有灵丹妙药能带来更稳定的中东。相反，一场选择性战争承诺将地区从伊朗威胁中解放，却可能带来美国未预料且最终损害其利益的后果。通过一个日益无法无天且破坏稳定的外部大国军事干预来清除一个残暴且不稳定的政权，绝非长期和平的配方。

　　既然特朗普政府已做出发动这场危险战争的决定，它现在必须尽其所能减轻负面后果。它需要帮助伊朗邻国准备接受难民，以防止战争动荡演变为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危机。它还需要帮助地区国家防御不可预测的袭击，并修复战争期间被伊朗攻击破坏或摧毁的基础设施。

　　此时，目标超出损害控制已不现实。不幸的是，尽管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许多美国领导人仍抱有通过美国力量塑造中东的幻想预期。现实是，这种力量正因另一场鲁莽且代价高昂的战争而削弱。这场战争不太可能迎来新中东，反而很可能延长旧中东的寿命，无论伊朗是否发生变化。现在是结束它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达莉娅·达萨·凯耶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国际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持久敌对：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