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其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该计划于11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认可。第一阶段于去年10月生效,实现了初步停火,最终促成了所有活着的和已故人质的归还、大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恢复。第二阶段要求建立一个技术官僚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哈马斯解除武装、加沙重建以及以色列国防军的撤出。第二阶段的成功取决于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如果实现解除武装,就会有重建和以色列撤军。如果没有,就两者都不会有。第二阶段的成功取决于一个核心问题的答案:那些导致多年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条件是否真的能够被拆除?

目前,加沙实际上存在两个区域,在实现持久和平之前必须统一。以色列控制着所谓的“绿区”,大约占领土的53%,主要位于东部。哈马斯控制着所谓的“红区”,剩余的47%,主要位于加沙地带西部。在10月的一份声明中,哈马斯正式同意“将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移交给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但该组织是否会放下武器并允许加沙人建设一个它不主导的未来,仍远未明朗。要实现这一结果,需要多个行为体——以美国为首——运用他们的杠杆作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必须向三个国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明确表示,它们被期望促成解除武装,否则将损害与华盛顿的关系。这三个国家的元首都加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并认可了他的加沙和平计划。每个国家都对哈马斯的资金、合法性、政治地位和内部凝聚力有影响力。它们共同拥有施压哈马斯开始销毁武器的能力。它们可以公开谴责该组织阻挠加沙重建,并威胁剥夺其领导人继续在这些国家活动的权利。
如果解除武装进程启动,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包括通往巴勒斯坦自决和建国的路径——将开始显得不那么遥不可及,而更具现实性。这在今天看来可能难以置信,但第二阶段的成功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心理和政治景观。
相反,如果哈马斯选择不解除武装,加沙无法重新统一,前景将黯淡无光。最乐观的情况是,该领土将继续分裂,加沙人生活在哈马斯的暴政或以色列占领之下。最糟糕的情况是,加沙将再次成为战区。
进入红区
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赋予和平委员会在未来两年对加沙治理的专属权威,并有可能延长。和平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将与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密切合作,后者由15名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将负责绿区和红区的日常治理。一个国际稳定部队将支持最近在埃及和约旦接受培训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两者共同承担法治责任。(参与国家的数量以及国际稳定部队的具体任务和交战规则尚未最终确定。)
第二阶段的成败取决于哈马斯控制的红区发生什么。这一区域至关重要,因为它容纳了加沙95%以上的人口和大多数城市中心,埃及边境附近的拉法是个显著例外。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加沙,他们表示其使命是为整个加沙带来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他们忽视红区,就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可信度。
但要让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能够在红区开展工作,就需要安全保障——除非哈马斯解除武装并允许国际稳定部队支持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不受阻碍地行动,否则无法保证安全。10月,哈马斯认可了特朗普的和平计划,但该组织领导层并未明确承诺解除武装,而是表示某些未指明的议题(其中可能包括解除武装)将推迟到“在全面巴勒斯坦国家框架内讨论”。这或许是为哈马斯提供一个退路,但特朗普和平计划第13点不容置疑:“所有军事、恐怖和进攻性基础设施,包括隧道和武器生产设施,将被摧毁且不得重建。”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是明确要求的,并将有监测机制确保执行。
理论上,哈马斯领导人不应反对加沙的重建和发展,因为他们已经表示准备将行政控制权移交给技术官僚。尽管如此,危险在于哈马斯永远不会完全放弃控制,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永远无法完全接管,两者将无限期维持一种不安的共存。虽然哈马斯声称不会干扰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的工作,但当代中东的历史反复证明,那些控制武器的人往往控制结果。
手段问题
就以色列而言,除非哈马斯首先解除武装,否则它不会按照特朗普停火计划的最终义务撤退到加沙周边并允许重建。没有解除武装,就不会有重建,部分原因是以色列人担心哈马斯会挪用水泥、电线和钢材等材料重建其隧道系统(那里储存和生产了其大部分武器),部分原因是沙特和阿联酋明确表示,如果哈马斯不解除武装,它们不会投资重建。
在1月的一次电视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表达了乐观,表示“看起来他们会解除武装”。他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补充说,“他们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将交出他们的AK-47。”据美国和其他官员称,卡塔尔和土耳其最近向华盛顿传达,哈马斯确实将开始销毁武器的进程。
以色列官员并不分享特朗普政府的乐观态度。他们指出哈马斯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拒绝以色列的存在权。虽然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承认哈马斯可能做出象征性姿态,或许销毁有限数量的重型武器,但他坚持认为该组织永远不会放弃通过武力重新主张控制的能力。哈马斯资深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1月底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似乎证实了以色列的观点,他宣称哈马斯并未同意解除武装。他说这种承诺“从未发生”,并补充道,“我们一刻也没有谈论过交出武器。”
几周前在马阿拉歌庄园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并肩站立时,特朗普警告说,如果哈马斯不解除武装,将对它“非常非常可怕”。特朗普不时威胁要对哈马斯设定解除武装的截止日期。如果他兑现这一威胁而该组织未能销毁武器,以色列将获得华盛顿的绿灯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和以色列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上意见一致,但对如何实现存在分歧。内塔尼亚胡怀疑能否和平实现解除武装。特朗普至少愿意测试这一假设。如果特朗普宣布截止日期,并暗示恢复以色列军事行动,这将向哈马斯领导层(以及其他人)明确表明华盛顿的耐心有限。
合作优势
要让特朗普的首选方式奏效,华盛顿必须向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施压。这些国家都与美国有重要的双边利益,并且都热衷于向特朗普展示,维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总统似乎也分享这一愿望。尽管内塔尼亚胡反对,他还是批准将卡塔尔和土耳其(其谈判代表帮助确保以色列人质释放)纳入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色列反对纳入它们是因为它们长期支持哈马斯。)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也有施压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手段。埃及控制哈马斯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加沙的通道。哈马斯官员及其家人在卡塔尔生活,特朗普在以色列9月失败的袭击后保证了他们的豁免权。卡塔尔可以威胁驱逐他们并拒绝他们访问银行账户——土耳其可以明确表示不会接纳他们。这三个国家可以单独和集体对哈马斯施加杠杆,向该组织强调,如果它不解除武装(并允许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开始重建飞地),责任将在于哈马斯领导层。它们需要坚持要求该组织不仅销毁武器,还提供隧道地图,以便摧毁这些基础设施。
它们必须施压哈马斯将武器交给国际稳定部队或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的警察部队。解除武装应从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重型武器开始:火箭、迫击炮、反坦克导弹、机枪和火箭推进榴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沃尔兹表示,销毁还将涉及回购条款和对上交武器者的大赦。至关重要的是,该组织的AK-47必须纳入任何解除武装进程,以免哈马斯维持对加沙人口的胁迫手段,并阻止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持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确保基本法治。
时钟在滴答作响
以色列也需要在实施第二阶段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首先允许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运作并促进援助快速进入,特别是预制住房和医疗用品。除此之外,如果哈马斯从事可信的解除武装进程,以色列必须至少允许在红区已解除武装的地区开始重建。最终,随着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上展现显著进展,以色列将不得不按照特朗普和平计划撤军。
正如哈马斯的解除武装将分阶段进行,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也将如此。如果内塔尼亚胡被视为在解除武装前撤军,他将在其联盟内外遭到猛烈抨击,被指责在持续军事努力后让以色列变得脆弱。知道任何撤军可能让他失去联盟并需要提前大选,他很可能抵制特朗普。但事实是,他无法轻易对总统说不。
特朗普已经展示了他对内塔尼亚胡施加杠杆的能力。6月,他坚持要求内塔尼亚胡在中途召回飞机,以维持结束以色列与伊朗12天战争的停火。9月,在以色列试图在多哈暗杀哈马斯官员失败后,特朗普确保以色列接受他的和平计划,并迫使内塔尼亚胡在椭圆形办公室打电话向卡塔尔首相道歉。上个月,他推翻内塔尼亚胡的反对,将土耳其外长和一位卡塔尔高级官员纳入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越来越明显的是,内塔尼亚胡无法承受违抗特朗普——尤其是在反复称其为以色列最伟大朋友且大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
即便如此,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取得有意义进展之前,以色列不会进一步撤军。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必须与内塔尼亚胡就什么构成有意义进展达成理解——如果哈马斯确实自愿解除武装,特朗普必须让内塔尼亚胡履行自己的撤军承诺。
最终,关键问题是:谁的时钟在以更大的紧迫感滴答作响?以色列已明确表示,如果自愿解除武装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官员私下谈到3月——停火六个月后——作为一个决策点。这给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推动哈马斯开始真正解除武装进程的时间有限。如果特朗普希望他在加沙实现的停火不仅持续下去,还演变为更持久的东西,他将必须对哈马斯、以色列以及有影响力的地区国家持续施加杠杆。
杠杆就像任何战略资产一样,如果不用于产生具体结果,就会贬值。未来几周将显示外交是否能缩小并最终消除哈马斯的控制区,避免另一场战争,并在加沙催化转型。如果特朗普希望和平委员会在其他冲突中发挥作用,他首先需要证明它在加沙取得了成功。
作者简介: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顾问兼乔治城大学教授。他曾担任美国中东特使,并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中担任高级国家安全职务。戴维·马科夫斯基(DAVID MAKOVSKY)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科雷特阿拉伯-以色列关系项目主任,同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担任中东研究兼职讲师。2013年至2014年,他担任美国国务院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特使高级顾问。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其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该计划于11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认可。第一阶段于去年10月生效,实现了初步停火,最终促成了所有活着的和已故人质的归还、大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恢复。第二阶段要求建立一个技术官僚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哈马斯解除武装、加沙重建以及以色列国防军的撤出。第二阶段的成功取决于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如果实现解除武装,就会有重建和以色列撤军。如果没有,就两者都不会有。第二阶段的成功取决于一个核心问题的答案:那些导致多年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条件是否真的能够被拆除?

目前,加沙实际上存在两个区域,在实现持久和平之前必须统一。以色列控制着所谓的“绿区”,大约占领土的53%,主要位于东部。哈马斯控制着所谓的“红区”,剩余的47%,主要位于加沙地带西部。在10月的一份声明中,哈马斯正式同意“将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移交给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但该组织是否会放下武器并允许加沙人建设一个它不主导的未来,仍远未明朗。要实现这一结果,需要多个行为体——以美国为首——运用他们的杠杆作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必须向三个国家——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明确表示,它们被期望促成解除武装,否则将损害与华盛顿的关系。这三个国家的元首都加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并认可了他的加沙和平计划。每个国家都对哈马斯的资金、合法性、政治地位和内部凝聚力有影响力。它们共同拥有施压哈马斯开始销毁武器的能力。它们可以公开谴责该组织阻挠加沙重建,并威胁剥夺其领导人继续在这些国家活动的权利。
如果解除武装进程启动,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包括通往巴勒斯坦自决和建国的路径——将开始显得不那么遥不可及,而更具现实性。这在今天看来可能难以置信,但第二阶段的成功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心理和政治景观。
相反,如果哈马斯选择不解除武装,加沙无法重新统一,前景将黯淡无光。最乐观的情况是,该领土将继续分裂,加沙人生活在哈马斯的暴政或以色列占领之下。最糟糕的情况是,加沙将再次成为战区。
进入红区
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赋予和平委员会在未来两年对加沙治理的专属权威,并有可能延长。和平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将与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密切合作,后者由15名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将负责绿区和红区的日常治理。一个国际稳定部队将支持最近在埃及和约旦接受培训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两者共同承担法治责任。(参与国家的数量以及国际稳定部队的具体任务和交战规则尚未最终确定。)
第二阶段的成败取决于哈马斯控制的红区发生什么。这一区域至关重要,因为它容纳了加沙95%以上的人口和大多数城市中心,埃及边境附近的拉法是个显著例外。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加沙,他们表示其使命是为整个加沙带来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他们忽视红区,就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可信度。
但要让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能够在红区开展工作,就需要安全保障——除非哈马斯解除武装并允许国际稳定部队支持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不受阻碍地行动,否则无法保证安全。10月,哈马斯认可了特朗普的和平计划,但该组织领导层并未明确承诺解除武装,而是表示某些未指明的议题(其中可能包括解除武装)将推迟到“在全面巴勒斯坦国家框架内讨论”。这或许是为哈马斯提供一个退路,但特朗普和平计划第13点不容置疑:“所有军事、恐怖和进攻性基础设施,包括隧道和武器生产设施,将被摧毁且不得重建。”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是明确要求的,并将有监测机制确保执行。
理论上,哈马斯领导人不应反对加沙的重建和发展,因为他们已经表示准备将行政控制权移交给技术官僚。尽管如此,危险在于哈马斯永远不会完全放弃控制,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永远无法完全接管,两者将无限期维持一种不安的共存。虽然哈马斯声称不会干扰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的工作,但当代中东的历史反复证明,那些控制武器的人往往控制结果。
手段问题
就以色列而言,除非哈马斯首先解除武装,否则它不会按照特朗普停火计划的最终义务撤退到加沙周边并允许重建。没有解除武装,就不会有重建,部分原因是以色列人担心哈马斯会挪用水泥、电线和钢材等材料重建其隧道系统(那里储存和生产了其大部分武器),部分原因是沙特和阿联酋明确表示,如果哈马斯不解除武装,它们不会投资重建。
在1月的一次电视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表达了乐观,表示“看起来他们会解除武装”。他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补充说,“他们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将交出他们的AK-47。”据美国和其他官员称,卡塔尔和土耳其最近向华盛顿传达,哈马斯确实将开始销毁武器的进程。
以色列官员并不分享特朗普政府的乐观态度。他们指出哈马斯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拒绝以色列的存在权。虽然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承认哈马斯可能做出象征性姿态,或许销毁有限数量的重型武器,但他坚持认为该组织永远不会放弃通过武力重新主张控制的能力。哈马斯资深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1月底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似乎证实了以色列的观点,他宣称哈马斯并未同意解除武装。他说这种承诺“从未发生”,并补充道,“我们一刻也没有谈论过交出武器。”
几周前在马阿拉歌庄园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并肩站立时,特朗普警告说,如果哈马斯不解除武装,将对它“非常非常可怕”。特朗普不时威胁要对哈马斯设定解除武装的截止日期。如果他兑现这一威胁而该组织未能销毁武器,以色列将获得华盛顿的绿灯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和以色列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上意见一致,但对如何实现存在分歧。内塔尼亚胡怀疑能否和平实现解除武装。特朗普至少愿意测试这一假设。如果特朗普宣布截止日期,并暗示恢复以色列军事行动,这将向哈马斯领导层(以及其他人)明确表明华盛顿的耐心有限。
合作优势
要让特朗普的首选方式奏效,华盛顿必须向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施压。这些国家都与美国有重要的双边利益,并且都热衷于向特朗普展示,维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总统似乎也分享这一愿望。尽管内塔尼亚胡反对,他还是批准将卡塔尔和土耳其(其谈判代表帮助确保以色列人质释放)纳入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色列反对纳入它们是因为它们长期支持哈马斯。)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也有施压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手段。埃及控制哈马斯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加沙的通道。哈马斯官员及其家人在卡塔尔生活,特朗普在以色列9月失败的袭击后保证了他们的豁免权。卡塔尔可以威胁驱逐他们并拒绝他们访问银行账户——土耳其可以明确表示不会接纳他们。这三个国家可以单独和集体对哈马斯施加杠杆,向该组织强调,如果它不解除武装(并允许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开始重建飞地),责任将在于哈马斯领导层。它们需要坚持要求该组织不仅销毁武器,还提供隧道地图,以便摧毁这些基础设施。
它们必须施压哈马斯将武器交给国际稳定部队或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的警察部队。解除武装应从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重型武器开始:火箭、迫击炮、反坦克导弹、机枪和火箭推进榴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沃尔兹表示,销毁还将涉及回购条款和对上交武器者的大赦。至关重要的是,该组织的AK-47必须纳入任何解除武装进程,以免哈马斯维持对加沙人口的胁迫手段,并阻止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持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确保基本法治。
时钟在滴答作响
以色列也需要在实施第二阶段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首先允许加沙行政国家委员会运作并促进援助快速进入,特别是预制住房和医疗用品。除此之外,如果哈马斯从事可信的解除武装进程,以色列必须至少允许在红区已解除武装的地区开始重建。最终,随着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上展现显著进展,以色列将不得不按照特朗普和平计划撤军。
正如哈马斯的解除武装将分阶段进行,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也将如此。如果内塔尼亚胡被视为在解除武装前撤军,他将在其联盟内外遭到猛烈抨击,被指责在持续军事努力后让以色列变得脆弱。知道任何撤军可能让他失去联盟并需要提前大选,他很可能抵制特朗普。但事实是,他无法轻易对总统说不。
特朗普已经展示了他对内塔尼亚胡施加杠杆的能力。6月,他坚持要求内塔尼亚胡在中途召回飞机,以维持结束以色列与伊朗12天战争的停火。9月,在以色列试图在多哈暗杀哈马斯官员失败后,特朗普确保以色列接受他的和平计划,并迫使内塔尼亚胡在椭圆形办公室打电话向卡塔尔首相道歉。上个月,他推翻内塔尼亚胡的反对,将土耳其外长和一位卡塔尔高级官员纳入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越来越明显的是,内塔尼亚胡无法承受违抗特朗普——尤其是在反复称其为以色列最伟大朋友且大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
即便如此,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取得有意义进展之前,以色列不会进一步撤军。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必须与内塔尼亚胡就什么构成有意义进展达成理解——如果哈马斯确实自愿解除武装,特朗普必须让内塔尼亚胡履行自己的撤军承诺。
最终,关键问题是:谁的时钟在以更大的紧迫感滴答作响?以色列已明确表示,如果自愿解除武装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官员私下谈到3月——停火六个月后——作为一个决策点。这给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推动哈马斯开始真正解除武装进程的时间有限。如果特朗普希望他在加沙实现的停火不仅持续下去,还演变为更持久的东西,他将必须对哈马斯、以色列以及有影响力的地区国家持续施加杠杆。
杠杆就像任何战略资产一样,如果不用于产生具体结果,就会贬值。未来几周将显示外交是否能缩小并最终消除哈马斯的控制区,避免另一场战争,并在加沙催化转型。如果特朗普希望和平委员会在其他冲突中发挥作用,他首先需要证明它在加沙取得了成功。
作者简介: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顾问兼乔治城大学教授。他曾担任美国中东特使,并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中担任高级国家安全职务。戴维·马科夫斯基(DAVID MAKOVSKY)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科雷特阿拉伯-以色列关系项目主任,同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担任中东研究兼职讲师。2013年至2014年,他担任美国国务院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特使高级顾问。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