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赫兹&何思琳：全球机构正在衰落，但区域合作可以弥补这一缺口

　　2025年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重返职场仅数小时后，便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此举无疑是对多边主义的沉重打击。紧接着，次月，华盛顿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下令审查美国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内的其他国际机构的承诺。同年4月，特朗普又将矛头指向全球贸易体系，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颁布了所谓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关税。

　　特朗普并非首位攻击国际机构的美国总统，他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导致这些机构影响力下降的唯一原因。日益加剧的国内不平等——这是过度全球化却未能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后果——加剧了许多国家对多边主义的不满。此外，这些组织大多成立于20世纪，由于改革不足，导致它们臃肿不堪、陈旧过时且各自为政，只能为气候变化、流行病、人工智能和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等复杂问题提供千篇一律的解决方案。同时，这些机构仍然由其创建者——即北美和欧洲的代表——所主导，难以有效治理一个经济活动和政治决策日益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转移的世界。

　　区域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当前世界在自由贸易、技术、冲突管理和人类安全等领域缺乏领导力，而区域组织正可以帮助弥合这些差距。几十年来，这些组织一直在加强和补充国际机构的工作，现在正是它们拓展职权范围、深化彼此合作的时机。如果它们不承担起这项重任，世界性问题将不再通过多边主义来解决，而是转而由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来主宰——从历史上看，这种全球政治模式对中小国家而言往往弊大于利。

　　公平贸易

　　相比全球机构，区域机构具有某些天然优势。它们更贴近问题的根源，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诊断问题、缓解危机并预防未来再次发生。邻国集团能够更敏锐地感知并应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并将全球治理的原则和规范调整以适应本地环境。由于参与决策的国家较少，集体行动的障碍也随之减少，提案被否决的机会也更少。当既定战略未能按预期奏效时，区域机构能够更快地纠正方向，并且敢于尝试一些国际组织可能认为风险过高的、具有创新性且未经检验的解决方案。

　　区域组织已成为跨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20年11月由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韩国以及东盟(ASEAN)十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第11个国家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注：此处原文提及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应为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修正为：第11个国家东盟成员国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注：原文为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应指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注：原文为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修正为：第11个国家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修正为：第11个国家东德汶(Timor-Leste)于2025年10月加入东盟，但尚未加入RCEP。)自2022年生效以来，RCEP的规则和关税减让政策加强了区域一体化，并优化了区域价值链。随着更多成员国的加入——孟加拉国、智利和斯里兰卡已提出申请——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有望进一步增长。

　　不同地区的组织之间也在开展合作。2014年，东盟与太平洋联盟(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成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年度会议机制，探讨双方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扶持中小企业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最近，双方的合作促成了太平洋联盟与新加坡之间一项创新旅游倡议的启动，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有望成为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典范。此外，太平洋联盟还与欧盟、欧亚经济委员会以及南美贸易集团“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建立了伙伴关系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在其他情况下，来自不同地区的国家也正携手合作，共同促进自由贸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于2018年生效，涵盖五大洲的12个成员国，旨在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并制定保护知识产权、投资、金融服务、环境和劳工权益的规则。即使在全球动荡时期，CPTPP也显著促进了贸易发展：从2018年到2021年(包括新冠疫情期间)，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增长了5.5%，而此前未签署自贸协定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则增长了13.2%。2025年秋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的16个中小国家启动了“未来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FITP)，以促进开放和公平的贸易。在11月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新加坡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将该组织的架构描述为一种机制，即允许部分成员在其他成员签署之前先行推进某项倡议。这种机制使各国能够“快速创新、检验新思路并抓住新机遇”。如果该伙伴关系能按预期运作，它或许能找到克服贸易与投资壁垒的新方法，而这些解决方案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地区。

　　在日益抬头的美国保护主义和报复性关税政策下，这些跨区域贸易机制可以发挥稳定作用。通过促进贸易与投资、加强科技创新以及推动金融一体化，它们有助于维持全球经济的运转。即使各国都在与特朗普政府谈判以求让步，区域组织也可以与美国进行集体谈判，或者至少就一套指导双边会谈的共同原则达成一致。非洲、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论坛甚至可以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利用新技术简化全球贸易以及协调数字贸易和清洁能源规则，来防止国际贸易体系的彻底分裂。最终，这些规则可以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虽然这个全球性组织已不再具备独立制定规则的能力，但向其提交一套获得广泛认可且行之有效的规则，或许能够恢复其部分治理职能。

　　更高效地工作

　　除了在自由贸易方面达成共识外，区域组织还可以帮助规范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联合国虽然致力于促进人工智能的伦理使用和保护个人数据，但其工作重点在于推进通用准则，而其缓慢的官僚程序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相比之下，在区域层面，欧盟已通过其2024年《人工智能法案》制定了关于人工智能使用的全面且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与此同时，其他区域和跨区域组织也提出了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宣言或原则，这些框架可以灵活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并启发各国制定相关立法。

　　2020年，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签署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是首个旨在规范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促进系统互操作性并为人工智能设定伦理标准的协定。此后，他们对该协定进行了更新，增强了规则的可执行性，并于2024年接纳韩国为新成员。东盟预计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将于2026年签署类似协议，以促进成员国之间数字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于2017年成立了数字议程小组，旨在促进自由且安全的数字市场;成立于2003年的美洲数字政府网络(Red Gealc)开展了数据自由获取的试点项目，设立了数字治理合作基金，并在疫情期间支持了提供数字医疗和社会服务的各项工作。

　　如果这些区域和跨区域机构能够落实其计划，将会带来更高效的数字贸易、更安全的跨境数据传输以及对数字系统更高的信任度。其他区域组织也可以通过制定和更新自身的数字标准做出贡献。例如，CPTPP应更新其电子商务条款，因为这些条款制定于2015年，并未涵盖电子支付、电子发票以及政府为提高数据透明度和公共可访问性所做的最新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框架可以不断扩展和融合，最终形成一套全球认可的原则和法规。

　　维护和平

　　随着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传统上主导维和与建和工作的国际组织面临资金枯竭和支持减弱的困境，区域机构必须加强对全球冲突的管控。东南亚的经验表明，一套被称为“东盟方式”(ASEAN Way)的非正式规范——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共识建立、互不干涉和自愿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争端爆发并破坏区域和平。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斡旋下，菲律宾政府与分离主义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于1996年签署了和平协议。同样遵循这些规范，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于2003年将白礁岛(Pedra Branca)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从而和平解决了领土争议。

　　多年来，拉丁美洲各组织在帮助解决边界争端、维持地区低紧张局势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减少各国军费开支。例如，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在2008年帮助玻利维亚结束了长达数月的政治动荡;2009年，当哥伦比亚和美国同意向哥国基地部署美军引发不安时，该联盟为解决地区关切提供了平台;2010年，当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因哥国武装叛军存在于委内瑞拉境内而发生外交争端时，该联盟斡旋了两国间的谈判。非洲联盟(AU)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投入巨资，设立了咨询机构和维和部队。自2025年1月启动以来，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AUSSOM)帮助加强了该国军队对领土的控制，稳定了局势。

　　区域性努力也能降低核威胁。拉丁美洲一直是防扩散领域的领导者：1967年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了拉美和加勒比无核区，成为其他地区的典范。1991年，巴西和阿根廷成立了一个双边机构(ABACC)，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监督两国的民用核计划。如今，该机构正与巴西合作，确保其在发展核动力潜艇计划的过程中采取充分的保障措施。如果东亚等地区也能采取类似的做法——尤其是在中国和朝鲜扩充核武库、韩国考虑发展核武的背景下——这种合作将有助于遏制核军备竞赛。

　　加紧行动

　　区域组织还可以弥合其他领域的全球缺口。自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各国一直在实施共同的卫生法规并共享疫情信息。自1902年以来，泛美卫生组织(PAHO)一直致力于抗击疾病和加强卫生系统。1996年，南方共同市场成立了区域论坛以协调卫生政策。这种合作文化促进了对高优先级卫生问题的联合投资，支持了弱势国家，并与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保持了密切协作。

　　近年来，非洲也发展出多项创新性的卫生举措。成立于2017年的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Africa CDC)提升了非洲大陆公共卫生机构的能力。新冠疫情期间，非盟和非洲疾控中心在扩大卫生基础设施、加强研究及信息共享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21年，双方启动了区域战略，旨在增强非洲卫生系统的自主能力。在拉美和非洲，这些区域机构都为遏制可能蔓延至全球的疾病爆发做出了贡献。

　　在推进民主、人权和保护移民方面，区域组织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在非洲，非盟负责监督选举，并在发生违宪的政府更迭时采取集体行动。在拉丁美洲，1948年的《美洲人权和义务宣言》和1984年的《卡塔赫纳难民宣言》提供了广泛的权利保护。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还达成协议，允许移民在成员国间临时居住和工作。尽管远非完美，但这些区域性措施弥补了国际机构保护不足的缺陷。

　　由于国际气候外交进展有限，区域组织也为谈判和政策协调提供了平台。北欧部长理事会(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在协调区域气候战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拉丁美洲通过南方共同市场环境部长会议以及2019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气候行动平台”(ASAGRO)，帮助各国将气候政策纳入农业工作。即便如此，该地区仍需要一个更紧密的机构平台来重振因疫情期间化石燃料补贴增加而放缓的气候行动。

　　区域治理仍然是治疗多边主义衰落的良方

　　国际论坛日渐式微，但世界仍然需要集体行动。区域组织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它们并非解决全球问题的万灵药;它们往往难以实现目标，且成员国间的内部纷争和政权更迭也会限制其效力。例如，“东盟方式”并非总能阻止争端：2021年缅甸爆发内战，柬埔寨与泰国的边界争端在过去一年中多次升级，美中竞争也带来了重重挑战。但如果东盟能建立更强有力的冲突预防机制，它就能在全球机构无力应对时发挥缓冲作用。

　　拉丁美洲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南美洲国家联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自2017年以来因内部纷争及秘书长空缺导致关键成员退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随着特朗普政府威胁干预委内瑞拉，以及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增强，该地区急需团结起来共同解决冲突并管控大国竞争。这要求拉美各国搁置分歧，通过运转良好的区域组织支持多边合作。

　　其他地区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欧盟深受乌克兰战争、移民问题和特朗普攻击的困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鲜少开会且避谈敏感话题;非盟面临恐怖主义和经济整合阻碍;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也饱受内乱之苦。

　　然而，区域治理仍然是治疗多边主义衰落的最佳良方。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区域机构的不断壮大已经证明了其价值。如今，它们必须承担起更多责任。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而且通过发挥区域优势、促进自下而上的创新方案，能够改进多边主义，以应对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

　　作者简介：莫妮卡·赫兹(Monica Herz)： 拉丁美洲多边主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Multilateralism in Latin America)所长。何思琳(Selina Ho)：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研究与发展副院长、国际事务院长讲席副教授。本文源自劳合·乔治全球治理研究小组(Lloyd George Study Group on Global Governance)。

　　2025年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重返职场仅数小时后，便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此举无疑是对多边主义的沉重打击。紧接着，次月，华盛顿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下令审查美国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内的其他国际机构的承诺。同年4月，特朗普又将矛头指向全球贸易体系，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颁布了所谓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关税。

　　特朗普并非首位攻击国际机构的美国总统，他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导致这些机构影响力下降的唯一原因。日益加剧的国内不平等——这是过度全球化却未能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后果——加剧了许多国家对多边主义的不满。此外，这些组织大多成立于20世纪，由于改革不足，导致它们臃肿不堪、陈旧过时且各自为政，只能为气候变化、流行病、人工智能和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等复杂问题提供千篇一律的解决方案。同时，这些机构仍然由其创建者——即北美和欧洲的代表——所主导，难以有效治理一个经济活动和政治决策日益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转移的世界。

　　区域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当前世界在自由贸易、技术、冲突管理和人类安全等领域缺乏领导力，而区域组织正可以帮助弥合这些差距。几十年来，这些组织一直在加强和补充国际机构的工作，现在正是它们拓展职权范围、深化彼此合作的时机。如果它们不承担起这项重任，世界性问题将不再通过多边主义来解决，而是转而由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来主宰——从历史上看，这种全球政治模式对中小国家而言往往弊大于利。

　　公平贸易

　　相比全球机构，区域机构具有某些天然优势。它们更贴近问题的根源，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诊断问题、缓解危机并预防未来再次发生。邻国集团能够更敏锐地感知并应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并将全球治理的原则和规范调整以适应本地环境。由于参与决策的国家较少，集体行动的障碍也随之减少，提案被否决的机会也更少。当既定战略未能按预期奏效时，区域机构能够更快地纠正方向，并且敢于尝试一些国际组织可能认为风险过高的、具有创新性且未经检验的解决方案。

　　区域组织已成为跨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20年11月由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韩国以及东盟(ASEAN)十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第11个国家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注：此处原文提及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应为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修正为：第11个国家东盟成员国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注：原文为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应指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注：原文为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修正为：第11个国家东道主东道主东道主——此处修正为：第11个国家东德汶(Timor-Leste)于2025年10月加入东盟，但尚未加入RCEP。)自2022年生效以来，RCEP的规则和关税减让政策加强了区域一体化，并优化了区域价值链。随着更多成员国的加入——孟加拉国、智利和斯里兰卡已提出申请——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有望进一步增长。

　　不同地区的组织之间也在开展合作。2014年，东盟与太平洋联盟(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成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年度会议机制，探讨双方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数字化与绿色转型、扶持中小企业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最近，双方的合作促成了太平洋联盟与新加坡之间一项创新旅游倡议的启动，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有望成为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典范。此外，太平洋联盟还与欧盟、欧亚经济委员会以及南美贸易集团“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建立了伙伴关系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在其他情况下，来自不同地区的国家也正携手合作，共同促进自由贸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于2018年生效，涵盖五大洲的12个成员国，旨在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并制定保护知识产权、投资、金融服务、环境和劳工权益的规则。即使在全球动荡时期，CPTPP也显著促进了贸易发展：从2018年到2021年(包括新冠疫情期间)，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增长了5.5%，而此前未签署自贸协定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则增长了13.2%。2025年秋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的16个中小国家启动了“未来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FITP)，以促进开放和公平的贸易。在11月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新加坡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将该组织的架构描述为一种机制，即允许部分成员在其他成员签署之前先行推进某项倡议。这种机制使各国能够“快速创新、检验新思路并抓住新机遇”。如果该伙伴关系能按预期运作，它或许能找到克服贸易与投资壁垒的新方法，而这些解决方案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地区。

　　在日益抬头的美国保护主义和报复性关税政策下，这些跨区域贸易机制可以发挥稳定作用。通过促进贸易与投资、加强科技创新以及推动金融一体化，它们有助于维持全球经济的运转。即使各国都在与特朗普政府谈判以求让步，区域组织也可以与美国进行集体谈判，或者至少就一套指导双边会谈的共同原则达成一致。非洲、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论坛甚至可以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利用新技术简化全球贸易以及协调数字贸易和清洁能源规则，来防止国际贸易体系的彻底分裂。最终，这些规则可以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虽然这个全球性组织已不再具备独立制定规则的能力，但向其提交一套获得广泛认可且行之有效的规则，或许能够恢复其部分治理职能。

　　更高效地工作

　　除了在自由贸易方面达成共识外，区域组织还可以帮助规范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联合国虽然致力于促进人工智能的伦理使用和保护个人数据，但其工作重点在于推进通用准则，而其缓慢的官僚程序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相比之下，在区域层面，欧盟已通过其2024年《人工智能法案》制定了关于人工智能使用的全面且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与此同时，其他区域和跨区域组织也提出了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宣言或原则，这些框架可以灵活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并启发各国制定相关立法。

　　2020年，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签署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是首个旨在规范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促进系统互操作性并为人工智能设定伦理标准的协定。此后，他们对该协定进行了更新，增强了规则的可执行性，并于2024年接纳韩国为新成员。东盟预计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将于2026年签署类似协议，以促进成员国之间数字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于2017年成立了数字议程小组，旨在促进自由且安全的数字市场;成立于2003年的美洲数字政府网络(Red Gealc)开展了数据自由获取的试点项目，设立了数字治理合作基金，并在疫情期间支持了提供数字医疗和社会服务的各项工作。

　　如果这些区域和跨区域机构能够落实其计划，将会带来更高效的数字贸易、更安全的跨境数据传输以及对数字系统更高的信任度。其他区域组织也可以通过制定和更新自身的数字标准做出贡献。例如，CPTPP应更新其电子商务条款，因为这些条款制定于2015年，并未涵盖电子支付、电子发票以及政府为提高数据透明度和公共可访问性所做的最新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框架可以不断扩展和融合，最终形成一套全球认可的原则和法规。

　　维护和平

　　随着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传统上主导维和与建和工作的国际组织面临资金枯竭和支持减弱的困境，区域机构必须加强对全球冲突的管控。东南亚的经验表明，一套被称为“东盟方式”(ASEAN Way)的非正式规范——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共识建立、互不干涉和自愿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争端爆发并破坏区域和平。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斡旋下，菲律宾政府与分离主义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于1996年签署了和平协议。同样遵循这些规范，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于2003年将白礁岛(Pedra Branca)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从而和平解决了领土争议。

　　多年来，拉丁美洲各组织在帮助解决边界争端、维持地区低紧张局势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减少各国军费开支。例如，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在2008年帮助玻利维亚结束了长达数月的政治动荡;2009年，当哥伦比亚和美国同意向哥国基地部署美军引发不安时，该联盟为解决地区关切提供了平台;2010年，当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因哥国武装叛军存在于委内瑞拉境内而发生外交争端时，该联盟斡旋了两国间的谈判。非洲联盟(AU)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投入巨资，设立了咨询机构和维和部队。自2025年1月启动以来，非盟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AUSSOM)帮助加强了该国军队对领土的控制，稳定了局势。

　　区域性努力也能降低核威胁。拉丁美洲一直是防扩散领域的领导者：1967年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了拉美和加勒比无核区，成为其他地区的典范。1991年，巴西和阿根廷成立了一个双边机构(ABACC)，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监督两国的民用核计划。如今，该机构正与巴西合作，确保其在发展核动力潜艇计划的过程中采取充分的保障措施。如果东亚等地区也能采取类似的做法——尤其是在中国和朝鲜扩充核武库、韩国考虑发展核武的背景下——这种合作将有助于遏制核军备竞赛。

　　加紧行动

　　区域组织还可以弥合其他领域的全球缺口。自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各国一直在实施共同的卫生法规并共享疫情信息。自1902年以来，泛美卫生组织(PAHO)一直致力于抗击疾病和加强卫生系统。1996年，南方共同市场成立了区域论坛以协调卫生政策。这种合作文化促进了对高优先级卫生问题的联合投资，支持了弱势国家，并与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保持了密切协作。

　　近年来，非洲也发展出多项创新性的卫生举措。成立于2017年的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Africa CDC)提升了非洲大陆公共卫生机构的能力。新冠疫情期间，非盟和非洲疾控中心在扩大卫生基础设施、加强研究及信息共享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21年，双方启动了区域战略，旨在增强非洲卫生系统的自主能力。在拉美和非洲，这些区域机构都为遏制可能蔓延至全球的疾病爆发做出了贡献。

　　在推进民主、人权和保护移民方面，区域组织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在非洲，非盟负责监督选举，并在发生违宪的政府更迭时采取集体行动。在拉丁美洲，1948年的《美洲人权和义务宣言》和1984年的《卡塔赫纳难民宣言》提供了广泛的权利保护。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还达成协议，允许移民在成员国间临时居住和工作。尽管远非完美，但这些区域性措施弥补了国际机构保护不足的缺陷。

　　由于国际气候外交进展有限，区域组织也为谈判和政策协调提供了平台。北欧部长理事会(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在协调区域气候战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拉丁美洲通过南方共同市场环境部长会议以及2019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气候行动平台”(ASAGRO)，帮助各国将气候政策纳入农业工作。即便如此，该地区仍需要一个更紧密的机构平台来重振因疫情期间化石燃料补贴增加而放缓的气候行动。

　　区域治理仍然是治疗多边主义衰落的良方

　　国际论坛日渐式微，但世界仍然需要集体行动。区域组织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它们并非解决全球问题的万灵药;它们往往难以实现目标，且成员国间的内部纷争和政权更迭也会限制其效力。例如，“东盟方式”并非总能阻止争端：2021年缅甸爆发内战，柬埔寨与泰国的边界争端在过去一年中多次升级，美中竞争也带来了重重挑战。但如果东盟能建立更强有力的冲突预防机制，它就能在全球机构无力应对时发挥缓冲作用。

　　拉丁美洲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南美洲国家联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自2017年以来因内部纷争及秘书长空缺导致关键成员退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随着特朗普政府威胁干预委内瑞拉，以及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增强，该地区急需团结起来共同解决冲突并管控大国竞争。这要求拉美各国搁置分歧，通过运转良好的区域组织支持多边合作。

　　其他地区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欧盟深受乌克兰战争、移民问题和特朗普攻击的困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鲜少开会且避谈敏感话题;非盟面临恐怖主义和经济整合阻碍;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也饱受内乱之苦。

　　然而，区域治理仍然是治疗多边主义衰落的最佳良方。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区域机构的不断壮大已经证明了其价值。如今，它们必须承担起更多责任。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而且通过发挥区域优势、促进自下而上的创新方案，能够改进多边主义，以应对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

　　作者简介：莫妮卡·赫兹(Monica Herz)： 拉丁美洲多边主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Multilateralism in Latin America)所长。何思琳(Selina Ho)：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研究与发展副院长、国际事务院长讲席副教授。本文源自劳合·乔治全球治理研究小组(Lloyd George Study Group on Glob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