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伯格&斯万森：美国改造伊朗的最佳机会到来了吗？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时，他继承了一个重塑美伊对峙的历史性机遇，这一对峙当时已进入第46个年头。2025年初，德黑兰的处境比1979年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要虚弱。其经济继续在美国的制裁和治理不善的重压下挣扎。其地区代理人网络因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以及以色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决定性战役而大幅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正在不断累积。因此，华盛顿拥有真正的杠杆：它可以谈判一项新协议，以放松制裁换取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可以通过持续的压力和武力追求政权更迭;或者干脆在优先处理其他挑战的同时继续压制德黑兰。

　　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第一年里，特朗普同时追求了所有三种策略。他先是向德黑兰发出达成协议的信号，随后却给予以色列开战的绿灯，美国自己也加入了战争。在去年6月打击伊朗纳坦兹和福尔多核设施后，他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已被“彻底摧毁”，并似乎对此失去了兴趣。据《纽约时报》报道，现在特朗普正在考虑美国干预，以回应政权对他助长的抗议活动前所未有的镇压，包括美军在伊朗境内的突袭。这种狂热的方式产生了极为矛盾的结果。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遭受了实质性挫折，但对剩余计划的可见度却降至历史最低点。政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但这种脆弱性伴随着数千人丧生的残酷镇压。混乱、大规模暴力以及不稳定，至少与任何有序或积极的权力过渡一样有可能发生。与此同时，该地区陷入间歇性战争的风险已成为新的常态。

　　特朗普最终是否会成为自吉米·卡特以来对伊朗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总统，还是仅仅成为不稳定的加速器，将取决于他的政府能否摆脱即兴发挥，制定出一项连贯的战略。一项精心协调军事克制、经济压力和对反对派支持的计划，同时保持与德黑兰外交解决方案的大门敞开，或许能够带来从当前政权向有利于伊朗人民、美国和中东的新领导层的有序过渡。如果政府继续采取这种零散的方式，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军事对抗，只会进一步破坏该国的稳定，并给伊朗人民带来更多苦难。

　　没有计划？

　　特朗普过去一年的伊朗政策分为三个明显阶段。第一阶段在2025年初，结合了重新施压与探索性外交。特朗普正式恢复了“最大压力”经济制裁行动，但执行得并不彻底，与拜登政府最后几年相比，从未加强制裁执行力度。3月，他亲自致信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提议直接进行核谈判。随后进行了五轮谈判。双方都认真参与了这些谈判，但从未超越气氛层面。尽管华盛顿和德黑兰公开摆出强硬姿态，但双方距离达成协议都还很远。特朗普满足于无论结果如何都能提升自己作为交易缔造者的形象，而德黑兰则利用谈判来表明开放态度，却不愿做出真正协议所需的让步。

　　这一外交插曲在6月突然结束，当时伊朗与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代理人战争爆发为直接的12天冲突。以色列将先发制人的打击辩解为阻止伊朗核进展的必要措施，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在加沙残酷战争以及成功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之后，加上2024年与伊朗本身的两次有限交火，以色列得出结论：德黑兰的威慑已是空壳。6月13日，以色列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目标，杀死了高级指挥官以及900多名平民。

　　伊朗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齐射予以回击，造成约40名平民死亡并摧毁数千栋房屋。与前几任总统不同的是，他们曾阻止以色列领导人打击伊朗，而特朗普早已给予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打击的许可。6月21日，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直接参战，使用以色列不具备的钻地炸弹打击了关键核目标。三天后，白宫促成了停火。特朗普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已被“彻底摧毁”。打击的实际结果是对伊朗的重大挫折，但对其铀库存的去向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伊朗在7月选择正式终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合作，使其核计划对外界的审查变得更加不透明。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这场12天战争似乎是一场胜利。他宣称伊朗问题已解决，并夸耀自己为中东带来了和平。“世界，以及中东，才是真正的赢家!双方(以色列和伊朗)都将看到巨大的爱、和平与繁荣，”他在Truth Social上宣称。更悄然的是，政府吸取了一个关键教训：美国可以对伊朗采取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而不会被拖入长期战争。以色列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它可以相对有恃无恐地打击伊朗。尽管遭受了尴尬且重大的挫折，伊朗领导层在打击后几乎没有进行改革或改变战略。

　　最后一个阶段出现在2026年初，随着多年经济崩溃和政治镇压后伊朗全国爆发抗议活动。特朗普几乎立即介入，公开警告德黑兰不要伤害抗议者，并承诺提供支持。一天后，美国通过一次秘密行动捕获了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这令世界震惊。这一信息对伊朗人来说再明确不过：政权可能倒台——华盛顿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

　　抗议活动激增。随后是镇压。伊朗官方媒体承认至少5000人死亡;据人权活动家新闻社(Human Rights Activist News Agency)称，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正如2025年一样，特朗普在回应中在外交与好战之间剧烈摇摆。他提出新的核谈判，对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征收新关税，然后在Truth Social上呼吁伊朗人“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同时美国海军力量开始向海湾地区移动，承诺“援助正在路上”，尽管他没有任何支持或保护他们的计划。当抗议达到顶峰、安全部队开始杀害平民时，美军尚未在该地区适当部署，以打击并保护美国及伙伴利益免受伊朗报复性打击。

　　这一年的动荡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伊朗政权更迭或崩溃的可能性达到1979年以来最高水平，但混乱、持续的国家暴力、巨大苦难和不稳定的可能性同样很高。伊朗的军事实力达到一代人以来最弱，但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永久性冲突轮番上演并将美国卷入其中的可能性依然很高。即使打击大大削弱了德黑兰的核计划，外交突破的可能性也很低，伊朗可能秘密重建该计划。

　　第四次才是正解?

　　特朗普的失误使本已动荡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可预测。但他仍可利用这一刻追求美国在伊朗的几个长期目标：鼓励伊斯兰共和国逐步(且日益不可避免)衰落，同时避免最暴力、最破坏稳定的结果;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以及避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永久性的直接冲突轮番。

　　第一步应该是克制。华盛顿不应兑现特朗普对镇压抗议者进行打击的威胁。在这个时候，此类打击发生在暴力事件数周后，与推翻政权的关系不大，而更多是为了安抚国内对政府的鹰派批评者。没有人，包括特朗普在内，知道打击会对抵抗政权者和维护政权者心理产生何种影响。美国打击可能激励抗议者，并导致安全部门必要的叛逃，从而促成政权更迭。但同样可能导致暴力循环，加速失控的混乱下降。对一个受伤、走投无路且越来越愿意对本国人民使用暴力的政权采取优柔寡断的行动，可能重现导致叙利亚内战的条件，进一步破坏该国和地区的稳定。

　　但克制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接触。美国应加强经济和外交压力，在国际上孤立该政权并加速其灭亡。例如，经过多年审议，欧盟最近决定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等并列。欧洲的举动可以作为华盛顿现在应号召盟友采取的果断行动的范本。德黑兰对抗议活动的残酷镇压已大幅降低了通过与政权接触实现渐进改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许在十年前还存在，当时许多伊朗人民仍在呼吁政权改革并庆祝2015年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但在特朗普首届政府退出JCPOA、多年升级以及政权决定屠杀本国人民之后，这条道路已大幅收窄。伊斯兰共和国已成为一个最有可能处于死亡螺旋的贱民国家。

　　尽管如此，如果现在还有外交的空间，特朗普应抓住机会与德黑兰达成一项狭义的、交易性的谅解。作为不进一步打击的交换，他应要求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重新进入该国，至少恢复对剩余核计划的最低可见度。

　　华盛顿还应谨慎而耐心地支持伊朗反对派。美国不应寻求一个愿意屈从美国要求的顺从政府，而应寻求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伊朗外交政策并尊重本国人民权利的伊朗政府。因此，特朗普政府应鼓励反对派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政权叛逃和改革留出空间，并在伊朗内部派系以及海外侨民中促进团结，而不是偏袒任何单一团体或个人。

　　美国还必须发挥稳定地区的角色。特朗普可以利用他在以色列的压倒性受欢迎程度来约束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打击，同时尽快与以色列合作补充其导弹防御能力，这些能力在6月战争后仍未完全恢复。华盛顿应与以色列及其海湾伙伴合作，建立与德黑兰的可靠沟通渠道，以防止误判，例如去年12月伊朗导弹演习引发的近乎危机，仅通过俄罗斯的秘密渠道才得以避免。

　　遏制与施压的战略远比过去一年的即兴发挥更为明智——也远更不可能产生大规模暴力。如果持续执行，它将提供德黑兰有序领导层过渡的最佳机会，而不是源于地区战争或内部崩溃的过渡。如果特朗普能够实现这样的过渡，他或许还能赢得自己自封的“首席和平缔造者”称号。

　　作者简介：伊兰·戈登伯格(Ilan Goldenberg)是J Street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政策官。他曾在2023年至2024年担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中东特别顾问，并在2009年至2012年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伊朗团队负责人。内特·斯万森(Nate Swanson)是大西洋理事会伊朗战略项目驻会高级研究员兼主任。他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主任，并在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伊朗谈判团队中任职。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时，他继承了一个重塑美伊对峙的历史性机遇，这一对峙当时已进入第46个年头。2025年初，德黑兰的处境比1979年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要虚弱。其经济继续在美国的制裁和治理不善的重压下挣扎。其地区代理人网络因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以及以色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决定性战役而大幅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正在不断累积。因此，华盛顿拥有真正的杠杆：它可以谈判一项新协议，以放松制裁换取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可以通过持续的压力和武力追求政权更迭;或者干脆在优先处理其他挑战的同时继续压制德黑兰。

　　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第一年里，特朗普同时追求了所有三种策略。他先是向德黑兰发出达成协议的信号，随后却给予以色列开战的绿灯，美国自己也加入了战争。在去年6月打击伊朗纳坦兹和福尔多核设施后，他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已被“彻底摧毁”，并似乎对此失去了兴趣。据《纽约时报》报道，现在特朗普正在考虑美国干预，以回应政权对他助长的抗议活动前所未有的镇压，包括美军在伊朗境内的突袭。这种狂热的方式产生了极为矛盾的结果。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遭受了实质性挫折，但对剩余计划的可见度却降至历史最低点。政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但这种脆弱性伴随着数千人丧生的残酷镇压。混乱、大规模暴力以及不稳定，至少与任何有序或积极的权力过渡一样有可能发生。与此同时，该地区陷入间歇性战争的风险已成为新的常态。

　　特朗普最终是否会成为自吉米·卡特以来对伊朗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总统，还是仅仅成为不稳定的加速器，将取决于他的政府能否摆脱即兴发挥，制定出一项连贯的战略。一项精心协调军事克制、经济压力和对反对派支持的计划，同时保持与德黑兰外交解决方案的大门敞开，或许能够带来从当前政权向有利于伊朗人民、美国和中东的新领导层的有序过渡。如果政府继续采取这种零散的方式，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军事对抗，只会进一步破坏该国的稳定，并给伊朗人民带来更多苦难。

　　没有计划？

　　特朗普过去一年的伊朗政策分为三个明显阶段。第一阶段在2025年初，结合了重新施压与探索性外交。特朗普正式恢复了“最大压力”经济制裁行动，但执行得并不彻底，与拜登政府最后几年相比，从未加强制裁执行力度。3月，他亲自致信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提议直接进行核谈判。随后进行了五轮谈判。双方都认真参与了这些谈判，但从未超越气氛层面。尽管华盛顿和德黑兰公开摆出强硬姿态，但双方距离达成协议都还很远。特朗普满足于无论结果如何都能提升自己作为交易缔造者的形象，而德黑兰则利用谈判来表明开放态度，却不愿做出真正协议所需的让步。

　　这一外交插曲在6月突然结束，当时伊朗与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代理人战争爆发为直接的12天冲突。以色列将先发制人的打击辩解为阻止伊朗核进展的必要措施，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在加沙残酷战争以及成功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之后，加上2024年与伊朗本身的两次有限交火，以色列得出结论：德黑兰的威慑已是空壳。6月13日，以色列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目标，杀死了高级指挥官以及900多名平民。

　　伊朗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齐射予以回击，造成约40名平民死亡并摧毁数千栋房屋。与前几任总统不同的是，他们曾阻止以色列领导人打击伊朗，而特朗普早已给予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打击的许可。6月21日，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直接参战，使用以色列不具备的钻地炸弹打击了关键核目标。三天后，白宫促成了停火。特朗普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已被“彻底摧毁”。打击的实际结果是对伊朗的重大挫折，但对其铀库存的去向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伊朗在7月选择正式终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合作，使其核计划对外界的审查变得更加不透明。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这场12天战争似乎是一场胜利。他宣称伊朗问题已解决，并夸耀自己为中东带来了和平。“世界，以及中东，才是真正的赢家!双方(以色列和伊朗)都将看到巨大的爱、和平与繁荣，”他在Truth Social上宣称。更悄然的是，政府吸取了一个关键教训：美国可以对伊朗采取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而不会被拖入长期战争。以色列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它可以相对有恃无恐地打击伊朗。尽管遭受了尴尬且重大的挫折，伊朗领导层在打击后几乎没有进行改革或改变战略。

　　最后一个阶段出现在2026年初，随着多年经济崩溃和政治镇压后伊朗全国爆发抗议活动。特朗普几乎立即介入，公开警告德黑兰不要伤害抗议者，并承诺提供支持。一天后，美国通过一次秘密行动捕获了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这令世界震惊。这一信息对伊朗人来说再明确不过：政权可能倒台——华盛顿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

　　抗议活动激增。随后是镇压。伊朗官方媒体承认至少5000人死亡;据人权活动家新闻社(Human Rights Activist News Agency)称，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正如2025年一样，特朗普在回应中在外交与好战之间剧烈摇摆。他提出新的核谈判，对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征收新关税，然后在Truth Social上呼吁伊朗人“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同时美国海军力量开始向海湾地区移动，承诺“援助正在路上”，尽管他没有任何支持或保护他们的计划。当抗议达到顶峰、安全部队开始杀害平民时，美军尚未在该地区适当部署，以打击并保护美国及伙伴利益免受伊朗报复性打击。

　　这一年的动荡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伊朗政权更迭或崩溃的可能性达到1979年以来最高水平，但混乱、持续的国家暴力、巨大苦难和不稳定的可能性同样很高。伊朗的军事实力达到一代人以来最弱，但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永久性冲突轮番上演并将美国卷入其中的可能性依然很高。即使打击大大削弱了德黑兰的核计划，外交突破的可能性也很低，伊朗可能秘密重建该计划。

　　第四次才是正解?

　　特朗普的失误使本已动荡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可预测。但他仍可利用这一刻追求美国在伊朗的几个长期目标：鼓励伊斯兰共和国逐步(且日益不可避免)衰落，同时避免最暴力、最破坏稳定的结果;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以及避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永久性的直接冲突轮番。

　　第一步应该是克制。华盛顿不应兑现特朗普对镇压抗议者进行打击的威胁。在这个时候，此类打击发生在暴力事件数周后，与推翻政权的关系不大，而更多是为了安抚国内对政府的鹰派批评者。没有人，包括特朗普在内，知道打击会对抵抗政权者和维护政权者心理产生何种影响。美国打击可能激励抗议者，并导致安全部门必要的叛逃，从而促成政权更迭。但同样可能导致暴力循环，加速失控的混乱下降。对一个受伤、走投无路且越来越愿意对本国人民使用暴力的政权采取优柔寡断的行动，可能重现导致叙利亚内战的条件，进一步破坏该国和地区的稳定。

　　但克制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接触。美国应加强经济和外交压力，在国际上孤立该政权并加速其灭亡。例如，经过多年审议，欧盟最近决定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等并列。欧洲的举动可以作为华盛顿现在应号召盟友采取的果断行动的范本。德黑兰对抗议活动的残酷镇压已大幅降低了通过与政权接触实现渐进改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许在十年前还存在，当时许多伊朗人民仍在呼吁政权改革并庆祝2015年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但在特朗普首届政府退出JCPOA、多年升级以及政权决定屠杀本国人民之后，这条道路已大幅收窄。伊斯兰共和国已成为一个最有可能处于死亡螺旋的贱民国家。

　　尽管如此，如果现在还有外交的空间，特朗普应抓住机会与德黑兰达成一项狭义的、交易性的谅解。作为不进一步打击的交换，他应要求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重新进入该国，至少恢复对剩余核计划的最低可见度。

　　华盛顿还应谨慎而耐心地支持伊朗反对派。美国不应寻求一个愿意屈从美国要求的顺从政府，而应寻求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伊朗外交政策并尊重本国人民权利的伊朗政府。因此，特朗普政府应鼓励反对派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政权叛逃和改革留出空间，并在伊朗内部派系以及海外侨民中促进团结，而不是偏袒任何单一团体或个人。

　　美国还必须发挥稳定地区的角色。特朗普可以利用他在以色列的压倒性受欢迎程度来约束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打击，同时尽快与以色列合作补充其导弹防御能力，这些能力在6月战争后仍未完全恢复。华盛顿应与以色列及其海湾伙伴合作，建立与德黑兰的可靠沟通渠道，以防止误判，例如去年12月伊朗导弹演习引发的近乎危机，仅通过俄罗斯的秘密渠道才得以避免。

　　遏制与施压的战略远比过去一年的即兴发挥更为明智——也远更不可能产生大规模暴力。如果持续执行，它将提供德黑兰有序领导层过渡的最佳机会，而不是源于地区战争或内部崩溃的过渡。如果特朗普能够实现这样的过渡，他或许还能赢得自己自封的“首席和平缔造者”称号。

　　作者简介：伊兰·戈登伯格(Ilan Goldenberg)是J Street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政策官。他曾在2023年至2024年担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中东特别顾问，并在2009年至2012年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伊朗团队负责人。内特·斯万森(Nate Swanson)是大西洋理事会伊朗战略项目驻会高级研究员兼主任。他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主任，并在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伊朗谈判团队中任职。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