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米勒：美国“解救”伊朗人?军事打击或许只会让民主梦更遥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面临大规模抗议已超过两周，死者和被捕人数迅速攀升。根据伊朗人权组织统计，死者人数达2500人，其他来源则认为可能超过1万人。毋庸置疑，伊朗人民在挑战一个仍保有强大镇压能力的专制政府时，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过反复提及美国可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伊朗示威者，进一步鼓舞了伊朗人走上街头，因此他也对抗议的结果负有责任。

　　然而，美国军事行动在保护示威者方面的潜在效力存在重大疑问。不幸的是，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的一点是，外国军事干预不太可能促成一个巩固的民主政权，更不用说一个有利于干预国利益的政权。如果美国的目的是支持伊朗人民向民主治理转型——这应该是正确的目标——那么成功可能取决于特朗普选择不做什么。虽然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提供帮助，但其方式将决定这种影响对伊朗人民是有益还是有害——伊朗的命运最终必须掌握在伊朗人民自己手中。

　　扣动扳机

　　随着政权对伊朗示威者的暴力升级，伊朗人和国际观察者都将目光转向白宫，期待特朗普是否会兑现干预威胁。抗议于12月28日在德黑兰大巴扎因主要经济问题爆发后第二天，特朗普就严厉批评了政权。示威迅速扩大并转向政治化，导致特朗普在1月2日宣称美国“已上膛待发”。他后来在1月8日将伊朗人的死亡归咎于“三场踩踏事件”，暗示他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此后，他大体上坚持更鹰派的语气，确认其政府正在审查军事选项，并在1月9日宣称伊朗政权已越过红线，1月13日又表示“援助即将到来”。

　　特朗普可能是在暗示美国即将发动攻击，也可能尚未做出决定，或者故意制造混乱。即使他的想法属于上述情况之一，总统也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但显然，特朗普最近对承担军事风险感到更自在，这增加了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他从来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者，他视第二任期的军事行动为成功之作，以战术上令人印象深刻但战略上令人费解的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为高潮。引人注目的新闻报道、原始权力的运用以及最小伤亡都吸引着特朗普——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同时满足这三点。由于行动目标不一定是他在去年6月声称已“彻底摧毁”的核设施，特朗普可以下令恢复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活动，而无需承担过大风险或破坏他成功的叙事。

　　特朗普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对政府或抗议者最终获胜可能性的看法。总统极不愿与失败的事业挂钩(他曾诋毁阵亡美军士兵为“傻瓜”)。如果政权看似即将平息抗议，他更可能与伊朗人民的事业保持距离，而不是介入以阻止大屠杀。反之，特朗普可能急于对一个已四分五裂的政权给予致命一击。白宫拒绝在海湖庄园会见伊朗前王储礼萨·巴列维，据说是因为白宫认为即使政权被推翻，他也没有领导伊朗的魄力。

　　选项摊开

　　不幸的是，美国无法从空中直接保护伊朗示威者。美国飞机无法在示威上空降下保护盾，或持续监视以中和接近示威者的政权武装力量。理论上，部署地面美军(特朗普已排除此选项)可能提供更好保护，但鉴于示威者和政权力量的近距离接触，“友军误伤”事件很可能发生。与2011年利比亚的“禁行区”不同，特朗普政府只能通过间接手段保护伊朗人。

　　在特朗普设定的宽泛参数内，美国选项可分为两类：旨在威慑伊朗进一步升级对示威者和美国的行动，以及旨在破坏伊朗安全部队攻击示威者能力的行动。虽然有些选项兼具双重目的，但大多数倾向于其中一类。例如，对弹道导弹制造和储存设施或伊斯兰共和国高级官员的打击属于威慑类别。进一步削弱伊朗弹道导弹将削弱其对外部对手报复或发起敌对行动的能力，使其处于脆弱状态，但对政权镇压能力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根据目标领导人的不同，“斩首行动”可能暂时削弱伊斯兰共和国的内部运作。然而，此类打击的主要效果是威慑性的;其他伊朗高级领导人将在支持对示威者施加更多暴力前，不得不考虑自身安危。

　　另一方面，破坏行动将针对通信基础设施、对抗议部署的装备制造商、指挥控制设施以及关键内部安全基地。有些目标可通过网络手段打击，其他则需传统动能行动。此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具体损害——减缓或理想情况下阻止政权对抗议的连贯回应，从而为示威者创造一些活动空间。如果通信、组织和集结力量变得更难，政权镇压内部异议的效率将降低。与威慑类别类似，人头目标也可用于破坏，但自2020年杀害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以来，没有任何单一伊朗领导人对政权特别重要。杀死或致残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造成最持久的破坏，但革命卫队和其他安全机构足够凝聚且忠于伊斯兰共和国，预计能迅速恢复运作。

　　如果特朗普选择干预，他很可能授权一次单一打击或短暂系列打击，而不部署地面部队。(去年6月战争中的“午夜之锤行动”将是打击核设施或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的逻辑模板。)但在这些宽泛参数内，他有多种行动选择，包括攻击方式(网络入侵、舰载导弹、远程和直接火力飞机发射导弹)、目标和目的。美国军方完全有能力在伊朗境内执行类似于抓捕马杜罗的特别行动，但失败风险——类似于1980年卡特总统伊朗人质营救行动的规模——对特朗普而言可能太大，不值得考虑。以色列在支持美国任务中扮演何种角色(如果有的话)是另一个未知数。伊朗很可能对任何这些选项进行报复，但除非视打击为生存威胁，否则政权预计会校准其回应。

　　长远博弈

　　所有这些选项的共同点是，它们不太可能为示威者提供超过暂时的保护。对指挥控制的破坏和关键领导人的消灭可造成短暂混乱，但除非这种混乱与反对派对最重要公共机构的协同推进相吻合，否则不会产生战略效果。同样，旨在威慑的美国打击可能促使伊朗政权短期内对示威者克制。然而，如果政权认为示威接近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即使美国干预的威胁也不足以缓和这个残暴政府的镇压。这种生存本能很可能比其他考虑更强大，例如美国干预是否总体上鼓舞示威者，或是否会团结公众其他部分支持政权。

　　最终，军事打击的成败取决于其对伊朗和示威者愿望的影响。虽然难以概括抗议的单一动机，但广泛呼喊的“自由、自由、自由”表明民主是伊朗人民需求的核心——而外国干预促进民主化的历史记录至少令人失望。对于每一个德国或日本的成功案例，历史记录中充斥着多个失败例子。关键的是，这不是统计异常，而是直接因果关系。

　　无论干预国的意图如何，引入外国势力都会扭曲该国政治。本地领导人不再寻求在同胞中建立共识并制定持久政策解决方案，而是向外国势力寻求保护和资源。这种外部化焦点和最终权威中断了通往民主巩固的路径。换言之，外国势力可以推翻政权，甚至主持安装民主政府，但这样做几乎保证了它们的长期失败。当涉及军事时，风险尤为严重。

　　在特朗普领导下，对干预是否旨在支持民主化持怀疑态度更有理由。只需看看委内瑞拉：在抓捕马杜罗后几小时，特朗普就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抛弃。实际上，将那次美国干预称为“政权整容”——让马杜罗的未选举副总统上台——比“政权更迭”更准确。

　　总体而言，空袭(甚至特别行动)的潜在短暂益处无法抵消伊朗可能对美国和示威者升级，或引发持续军事介入需求的风险。即使美军成功保护示威者并使天平向反对派倾斜，也很可能成为皮洛士式胜利，使伊朗人民的真正解放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攻击强度可能值得一试，因为它很可能不会引发伊朗动能报复，也不会对伊朗内部动态产生反效果的意外后果。

　　微妙的平衡

　　美国确实对伊朗抗议的结果有利益相关，而过去美国的行动与不作为，正是伊斯兰共和国如今面临生存危机的部分原因。展望未来，美国政府既不应试图主导伊朗事件，也不应假装旁观。如果特朗普政府认真帮助伊朗人，就应在美国的有限影响力与支持受困人民的迫切需要之间寻求平衡，后者的命运将对地区和国际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特朗普应停止威胁或暗示美国军事介入伊朗，除非他确实打算干预。他先前的声明鼓励了一些示威者走上街头，将自己暴露在致命风险之下。示威者已将街道改名为特朗普街、在身上贴上他的名字贴纸，并恳求他派美军。拿生命开玩笑不仅不总统风范，更是残忍。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应尽一切可能向伊朗大量投放免费Starlink终端，以绕过伊朗的互联网封锁。虽然科技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已将Starlink服务免费，但如果伊朗人没有设备，这毫无价值。政权已用GPS和其他干扰设备(可能从盟友处获得)干扰Starlink服务。然而，马斯克以推动员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闻名(或臭名昭著);这是一个将这种努力用于善事的场合。与直接军事干预不同，提供通信和信息设备将赋予伊朗人更有机地建立彼此联系的能力。

　　政府还应鼓励其盟友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授权调查和审判伊朗政府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人权及其他公然滥用行为。该新机构必须获授权调查较低级别的伊朗安全人员，因为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比已卷入严重滥用的高级官员更容易受影响。如果伊朗军官、普通安全人员和警察必须考虑伊斯兰共和国后自身命运，他们可能在下达或执行镇压命令前三思而后行。正是安全机构中的这种裂痕，可能改变地面的力量平衡。鉴于美国近年来努力将自身及其盟友官员与国际正义隔离开来，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有信誉领导此类倡议。幸运的是，一些美国盟友位置更好。

　　特朗普还应避免在代价是解除制裁的情况下寻求新的核军控协议。虽然政权显然试图用谈判提议分散对抗议的注意力，但只要哈梅内伊掌权，德黑兰不太可能同意有意义的新协议。即使有确凿证据表明哈梅内伊会谈判，与一个信誉可疑的政府谈判也是不明智的。

　　作者简介：安德鲁·P·米勒(Andrew P. Miller) 是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高级研究员。他曾在拜登政府担任国务院以色列-巴勒斯坦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并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埃及和以色列军事问题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面临大规模抗议已超过两周，死者和被捕人数迅速攀升。根据伊朗人权组织统计，死者人数达2500人，其他来源则认为可能超过1万人。毋庸置疑，伊朗人民在挑战一个仍保有强大镇压能力的专制政府时，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过反复提及美国可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伊朗示威者，进一步鼓舞了伊朗人走上街头，因此他也对抗议的结果负有责任。

　　然而，美国军事行动在保护示威者方面的潜在效力存在重大疑问。不幸的是，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的一点是，外国军事干预不太可能促成一个巩固的民主政权，更不用说一个有利于干预国利益的政权。如果美国的目的是支持伊朗人民向民主治理转型——这应该是正确的目标——那么成功可能取决于特朗普选择不做什么。虽然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提供帮助，但其方式将决定这种影响对伊朗人民是有益还是有害——伊朗的命运最终必须掌握在伊朗人民自己手中。

　　扣动扳机

　　随着政权对伊朗示威者的暴力升级，伊朗人和国际观察者都将目光转向白宫，期待特朗普是否会兑现干预威胁。抗议于12月28日在德黑兰大巴扎因主要经济问题爆发后第二天，特朗普就严厉批评了政权。示威迅速扩大并转向政治化，导致特朗普在1月2日宣称美国“已上膛待发”。他后来在1月8日将伊朗人的死亡归咎于“三场踩踏事件”，暗示他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此后，他大体上坚持更鹰派的语气，确认其政府正在审查军事选项，并在1月9日宣称伊朗政权已越过红线，1月13日又表示“援助即将到来”。

　　特朗普可能是在暗示美国即将发动攻击，也可能尚未做出决定，或者故意制造混乱。即使他的想法属于上述情况之一，总统也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但显然，特朗普最近对承担军事风险感到更自在，这增加了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他从来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者，他视第二任期的军事行动为成功之作，以战术上令人印象深刻但战略上令人费解的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为高潮。引人注目的新闻报道、原始权力的运用以及最小伤亡都吸引着特朗普——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同时满足这三点。由于行动目标不一定是他在去年6月声称已“彻底摧毁”的核设施，特朗普可以下令恢复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活动，而无需承担过大风险或破坏他成功的叙事。

　　特朗普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对政府或抗议者最终获胜可能性的看法。总统极不愿与失败的事业挂钩(他曾诋毁阵亡美军士兵为“傻瓜”)。如果政权看似即将平息抗议，他更可能与伊朗人民的事业保持距离，而不是介入以阻止大屠杀。反之，特朗普可能急于对一个已四分五裂的政权给予致命一击。白宫拒绝在海湖庄园会见伊朗前王储礼萨·巴列维，据说是因为白宫认为即使政权被推翻，他也没有领导伊朗的魄力。

　　选项摊开

　　不幸的是，美国无法从空中直接保护伊朗示威者。美国飞机无法在示威上空降下保护盾，或持续监视以中和接近示威者的政权武装力量。理论上，部署地面美军(特朗普已排除此选项)可能提供更好保护，但鉴于示威者和政权力量的近距离接触，“友军误伤”事件很可能发生。与2011年利比亚的“禁行区”不同，特朗普政府只能通过间接手段保护伊朗人。

　　在特朗普设定的宽泛参数内，美国选项可分为两类：旨在威慑伊朗进一步升级对示威者和美国的行动，以及旨在破坏伊朗安全部队攻击示威者能力的行动。虽然有些选项兼具双重目的，但大多数倾向于其中一类。例如，对弹道导弹制造和储存设施或伊斯兰共和国高级官员的打击属于威慑类别。进一步削弱伊朗弹道导弹将削弱其对外部对手报复或发起敌对行动的能力，使其处于脆弱状态，但对政权镇压能力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根据目标领导人的不同，“斩首行动”可能暂时削弱伊斯兰共和国的内部运作。然而，此类打击的主要效果是威慑性的;其他伊朗高级领导人将在支持对示威者施加更多暴力前，不得不考虑自身安危。

　　另一方面，破坏行动将针对通信基础设施、对抗议部署的装备制造商、指挥控制设施以及关键内部安全基地。有些目标可通过网络手段打击，其他则需传统动能行动。此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具体损害——减缓或理想情况下阻止政权对抗议的连贯回应，从而为示威者创造一些活动空间。如果通信、组织和集结力量变得更难，政权镇压内部异议的效率将降低。与威慑类别类似，人头目标也可用于破坏，但自2020年杀害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以来，没有任何单一伊朗领导人对政权特别重要。杀死或致残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造成最持久的破坏，但革命卫队和其他安全机构足够凝聚且忠于伊斯兰共和国，预计能迅速恢复运作。

　　如果特朗普选择干预，他很可能授权一次单一打击或短暂系列打击，而不部署地面部队。(去年6月战争中的“午夜之锤行动”将是打击核设施或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的逻辑模板。)但在这些宽泛参数内，他有多种行动选择，包括攻击方式(网络入侵、舰载导弹、远程和直接火力飞机发射导弹)、目标和目的。美国军方完全有能力在伊朗境内执行类似于抓捕马杜罗的特别行动，但失败风险——类似于1980年卡特总统伊朗人质营救行动的规模——对特朗普而言可能太大，不值得考虑。以色列在支持美国任务中扮演何种角色(如果有的话)是另一个未知数。伊朗很可能对任何这些选项进行报复，但除非视打击为生存威胁，否则政权预计会校准其回应。

　　长远博弈

　　所有这些选项的共同点是，它们不太可能为示威者提供超过暂时的保护。对指挥控制的破坏和关键领导人的消灭可造成短暂混乱，但除非这种混乱与反对派对最重要公共机构的协同推进相吻合，否则不会产生战略效果。同样，旨在威慑的美国打击可能促使伊朗政权短期内对示威者克制。然而，如果政权认为示威接近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即使美国干预的威胁也不足以缓和这个残暴政府的镇压。这种生存本能很可能比其他考虑更强大，例如美国干预是否总体上鼓舞示威者，或是否会团结公众其他部分支持政权。

　　最终，军事打击的成败取决于其对伊朗和示威者愿望的影响。虽然难以概括抗议的单一动机，但广泛呼喊的“自由、自由、自由”表明民主是伊朗人民需求的核心——而外国干预促进民主化的历史记录至少令人失望。对于每一个德国或日本的成功案例，历史记录中充斥着多个失败例子。关键的是，这不是统计异常，而是直接因果关系。

　　无论干预国的意图如何，引入外国势力都会扭曲该国政治。本地领导人不再寻求在同胞中建立共识并制定持久政策解决方案，而是向外国势力寻求保护和资源。这种外部化焦点和最终权威中断了通往民主巩固的路径。换言之，外国势力可以推翻政权，甚至主持安装民主政府，但这样做几乎保证了它们的长期失败。当涉及军事时，风险尤为严重。

　　在特朗普领导下，对干预是否旨在支持民主化持怀疑态度更有理由。只需看看委内瑞拉：在抓捕马杜罗后几小时，特朗普就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抛弃。实际上，将那次美国干预称为“政权整容”——让马杜罗的未选举副总统上台——比“政权更迭”更准确。

　　总体而言，空袭(甚至特别行动)的潜在短暂益处无法抵消伊朗可能对美国和示威者升级，或引发持续军事介入需求的风险。即使美军成功保护示威者并使天平向反对派倾斜，也很可能成为皮洛士式胜利，使伊朗人民的真正解放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攻击强度可能值得一试，因为它很可能不会引发伊朗动能报复，也不会对伊朗内部动态产生反效果的意外后果。

　　微妙的平衡

　　美国确实对伊朗抗议的结果有利益相关，而过去美国的行动与不作为，正是伊斯兰共和国如今面临生存危机的部分原因。展望未来，美国政府既不应试图主导伊朗事件，也不应假装旁观。如果特朗普政府认真帮助伊朗人，就应在美国的有限影响力与支持受困人民的迫切需要之间寻求平衡，后者的命运将对地区和国际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特朗普应停止威胁或暗示美国军事介入伊朗，除非他确实打算干预。他先前的声明鼓励了一些示威者走上街头，将自己暴露在致命风险之下。示威者已将街道改名为特朗普街、在身上贴上他的名字贴纸，并恳求他派美军。拿生命开玩笑不仅不总统风范，更是残忍。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应尽一切可能向伊朗大量投放免费Starlink终端，以绕过伊朗的互联网封锁。虽然科技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已将Starlink服务免费，但如果伊朗人没有设备，这毫无价值。政权已用GPS和其他干扰设备(可能从盟友处获得)干扰Starlink服务。然而，马斯克以推动员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闻名(或臭名昭著);这是一个将这种努力用于善事的场合。与直接军事干预不同，提供通信和信息设备将赋予伊朗人更有机地建立彼此联系的能力。

　　政府还应鼓励其盟友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授权调查和审判伊朗政府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人权及其他公然滥用行为。该新机构必须获授权调查较低级别的伊朗安全人员，因为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比已卷入严重滥用的高级官员更容易受影响。如果伊朗军官、普通安全人员和警察必须考虑伊斯兰共和国后自身命运，他们可能在下达或执行镇压命令前三思而后行。正是安全机构中的这种裂痕，可能改变地面的力量平衡。鉴于美国近年来努力将自身及其盟友官员与国际正义隔离开来，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有信誉领导此类倡议。幸运的是，一些美国盟友位置更好。

　　特朗普还应避免在代价是解除制裁的情况下寻求新的核军控协议。虽然政权显然试图用谈判提议分散对抗议的注意力，但只要哈梅内伊掌权，德黑兰不太可能同意有意义的新协议。即使有确凿证据表明哈梅内伊会谈判，与一个信誉可疑的政府谈判也是不明智的。

　　作者简介：安德鲁·P·米勒(Andrew P. Miller) 是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高级研究员。他曾在拜登政府担任国务院以色列-巴勒斯坦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并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埃及和以色列军事问题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