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冈萨雷斯：马杜罗被抓后，美国的委内瑞拉政策面临的真正挑战和风险

　　美国动用武力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标志着委内瑞拉局势以及美国在西半球的政策都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但将戏剧性的一幕与最终的结局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马杜罗被美军拘留的画面给人一种一切尘埃落定的错觉。然而，这并非华盛顿与委内瑞拉长期斗争的终结，而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以及一个更加艰难险阻的新阶段的开端。

　　特朗普政府将马杜罗下台视为一项战术上的胜利，其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它也刻意承担了接下来的一切责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此选择已明确表态。他宣布美国将在一段时间内“管理委内瑞拉”，这不仅仅是在展现自信，更是有意承担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后果。

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军方在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秘密军事行动中成功捕获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

　　历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2003年5月，乔治·W·布什总统站在“任务完成”的旗帜下，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稳定，而是分裂——叛乱、合法性危机以及长达数年的代价高昂的泥潭。委内瑞拉如今也正处于类似的转折点。罢免马杜罗或许能开启持久的过渡，但也可能将美国拖入危险的泥潭。

　　如果华盛顿能够以自律的态度处理下一阶段的行动——将强制与激励相结合，将武力与政治合法性相结合——它就能重塑委内瑞拉的命运轨迹，使该国重返西半球民主国家行列，并重新确立美国在过去十年一直对美国实力有所防范的地区中的影响力。如果这一切能够实现，其回报将是巨大的。

　　过去二十年来，委内瑞拉的崩溃是西半球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的最大单一驱动因素，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稳定委内瑞拉局势将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在美墨边境进行干预。稳定委内瑞拉局势还能消除纵容马杜罗政权对其本国人民实施系统性犯罪的宽松环境——这些犯罪不仅掏空了委内瑞拉社会，还将不稳定输出到国外。此外，稳定委内瑞拉局势还能剥夺美国对手(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战略立足点。

　　但要实现这样的结果，需要高超的政策技巧和恰逢其时的机遇，而这在任何一届政府中都难以保证。可能出现的失败路径包括：部分过渡导致犯罪网络依然存在;长期的政治僵局加剧了移民潮和社会动荡;或者美国无意中承担了难以摆脱的安全责任。接下来的发展将决定，这一刻究竟会成为西半球历史的转折点，还是美国过度扩张历史长河中的又一例证。

　　赌博

　　终结马杜罗统治的行动无疑带有特朗普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的鲜明印记。它反映了一种重视果断、场面和回报(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的世界观。对特朗普而言，委内瑞拉与其说是一个需要管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需要开发的资产。他坚持认为，美国将“掌控这个国家”，开采并出售委内瑞拉石油，并将地缘政治影响力转化为切实利益。这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重商主义：国家治理与利润混为一谈，创造的机会不仅惠及美国企业，也惠及政治盟友和与权力关系密切的中间人。

　　这些直觉已经开始影响能源领域的预期。除了雪佛龙之外，像康菲石油公司这样长期深陷被征用资产诉讼泥潭的美国公司，也被普遍预期将重返委内瑞拉。但特朗普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大多数油田的开采权已经通过合同授予，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公司，这些公司会坚持要求履行这些协议。这限制了华盛顿的选择，也增加了其完全绕过委内瑞拉未来政府的诱惑。如果美国转而直接攫取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那么用于国内重建的财政空间将所剩无几——实际上，无论谁正式执政，华盛顿都将“掌控”委内瑞拉。

　　对卢比奥而言，利害关系虽有所不同，但同样重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渐进式施压只会巩固政权，同时扩大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如今，他有机会证明，在外交和制裁失败的情况下，硬实力也能取得成效，并重塑关于美国在西半球领导地位的争论格局。

　　如果这一赌注成功，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加拉加斯。它将印证批评者所称的“唐罗主义”，即特朗普时代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诠释，这种诠释倾向于单边执法而非多边克制。这表明，即使会引发制度摩擦和外交上的不适，华盛顿也准备在其近邻地区重新确立主导地位。

　　这将迫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重新调整战略，提醒各国政府，美国的撤出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限制——而且，一旦美国动用其力量，其决定性足以让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公开反对的余地。这也会助长华盛顿那些在西半球政策中更倾向于战略和商业成果而非外交手段和说服的支持者的气焰。

　　但这种逻辑建立在另一个时代形成的假设之上。门罗主义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当时美国在西半球的实力无人能及，外部竞争对手也远在天边。而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马杜罗下台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崩溃

　　马杜罗下台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崩溃——查韦斯主义是一个围绕着乌戈·查韦斯(马杜罗的前任，1999年首次掌权，2013年在任上去世)的玻利瓦尔主义计划而建立的混合意识形态、政治和犯罪体系，并通过庇护、镇压和非法金融得以维系。该政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而是一个联盟，维系它的是获取利益和对报复的共同恐惧。随着马杜罗的下台，这个联盟将会瓦解。但瓦解并不等同于政治过渡。

　　决定性因素在于军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会出现彻底的制度性变革，因此权力交接也难以迅速完成。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旷日持久的谈判、选择性的倒戈以及各方的观望。一些指挥官会寻求与任何最终出现的权力机构达成妥协。另一些指挥官则会坚持己见，押注不确定性对他们有利。文职权力掮客——包括州长、党政官员和经济中介——也会遵循同样的考量。

　　委内瑞拉宪法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狭窄且充满争议的道路。宪法规定，总统职位空缺后30天内必须举行新的选举，同时承认2024年7月的选举结果，但马杜罗拒绝承认该结果——那次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前外交官埃德蒙多·冈萨雷斯(Edmundo González)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他被推选代替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科琳娜·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参选。这一胜利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但在国内却从未得到执行。宪法程序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凸显了未来面临的核心挑战：仅靠法律本身无法解决过渡问题，还需要那些仍然掌握强制权力的人的支持和执行。

　　和平过渡仍有可能。这需要适度施压、可信的保证，以及优先考虑重新融入社会而非一刀切惩罚的意愿。否则，破坏者将会出现——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强硬派，也包括出于自保而采取行动的理性行为者。

　　更复杂的是马杜罗留下的庞大体系：贩毒集团、腐败官员、武装团体、安全部队。这些势力与国家和经济体系根深蒂固。罢免傀儡领导人并不能瓦解这个体系。

　　下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失败对美国和委内瑞拉都将付出惨重代价。美国若迅速撤离，可能会使委内瑞拉陷入无政府状态、局势动荡，并持续遭受人口和资本的流失。而停留时间过长则会带来另一种危险：卷入一场低烈度冲突，消耗美国的注意力、合法性和政治意愿。这就是干预的悖论：干预不足会导致混乱，干预过度则会导致泥潭。容错空间很小，误判的代价将远远超出委内瑞拉的国界。

　　旷日持久的危机将为外部干预创造空间。伊朗和俄罗斯依靠安全关系，而中国则采取了更长远的策略，专注于基础设施、金融和市场准入。美国强硬的军事存在可能会无意中加强北京的地位，因为这会强化华盛顿诉诸胁迫而中国诉诸发展的印象。

　　这就是“唐罗主义”的不足之处。军事力量不再是塑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的最有效工具。或许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通过占领和炮舰外交来维持秩序时，军事力量还是有效的。但如今，争夺西半球影响力的不再主要是军事，而是经济和技术。中国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自身融入供应链、港口、电网和数字基础设施——在华盛顿依赖制裁或训诫的地方，中国往往挺身而出。如果没有经济方面的后续行动，军事优势无法将中国从委内瑞拉或该地区驱逐出去，只会促使其采取对冲策略。

　　美国此次空袭引发的区域和全球反应，凸显了后续发展的重要性。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谴责了美国的行动，尽管许多委内瑞拉人公开庆祝马杜罗下台。欧洲各国——布鲁塞尔、伦敦和巴黎——的反应则较为谨慎，而非批评：总体上支持这一结果，但对行动方式和后续影响持保留态度。民众对马杜罗下台的支持是真诚的，但对美国如何处理后续事宜的认可则取决于具体情况。

　　最终，决定胜负的将是资产负债表，而非战场——而特朗普奖励政治盟友的本能，可能会将资金和控制权从重建委内瑞拉经济所需的长期投资中转移出去。该国十年间损失了超过四分之三的GDP。石油产量崩溃，尽管该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量之一(按某些指标衡量甚至是最大的)。公共服务几乎无法正常运转。西半球没有任何其他冲突后重建工作能达到如此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石油收入的控制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决定未来任何政府能否有效执政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些收入被转移到国外，无论选举如何，政治主权都将形同虚设。

　　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具有全球性影响。即使在最乐观的假设下，基础设施老化、资金限制、债权人索赔和政治风险也会在短期内减缓产量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可能会显著改变全球石油供应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将成为塑造全球石油市场的实际参与者——在不正式加入欧佩克+的情况下，实际上融入了欧佩克+的运作机制。

　　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在自身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展开竞争的机会。决定委内瑞拉重返国际舞台是会增强还是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将是经济策略，而非军事优势。稳定局势需要的远不止解除制裁。它需要私人投资、债务重组、恢复能源生产，以及融入重塑全球经济的技术变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正处于结构性变革的边缘——人工智能、医疗保健、清洁能源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委内瑞拉必须参与到这一未来中来，否则将继续深陷资源攫取和依赖的泥潭。

　　前路漫漫

　　马杜罗被迫下台后，可能会出现三种主要情况。

　　第一条路径是有序过渡。选举或许会如期举行，但能否出现一位真正有能力执政的反对派领导人仍是未知数。马查多的政治势头固然强劲，但在后马杜罗时代，制度衰败、安全部门拥有否决权、权力平衡悬而未决，马查多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执政权威。流亡、分裂和疲惫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权力或许会围绕一个临时政权或技术官僚机构重新凝聚，而这个机构必须得到包括前政权成员和军队在内的国内主要力量的认可。这种方案最有可能实现稳定，但前提是必须辅以迅速的经济援助和可信的安全保障。

　　第二条路径是犯罪化的延续。该政权的大部分强制和犯罪架构依然完好无损。武装团体和贩运者继续活动。政治变革沦为表面功夫，而动荡依旧存在。权力可能被正式移交给一位文职人员——例如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此人向国际社会保证程序上的连续性，同时维护支撑该政权的底层网络。早期迹象包括选择性起诉、向安全精英暗中保证，以及维持对关键收入来源的控制而非进行改革。

　　第三条路径是局势升级。权力斗争演变为暴力冲突，武装力量激增，而美国——在声称对局势拥有控制权之后——面临着再次干预的压力。原本旨在稳定局势的行动，有可能演变成又一次无休止的军事行动。

　　最终走向何方，与其说取决于推翻马杜罗的行动本身，不如说取决于美国随后的战略。委内瑞拉如今不仅是对美国实力的考验，更是对美国判断力的考验。宣布胜利、就此结束的诱惑固然强烈，直接掌控局势的冲动也同样强烈。但这两种冲动都必须抵制。

　　如果特朗普和卢比奥成功，他们将重塑西半球政治格局，并验证美国强硬的领导理念。如果他们失败，其后果将持续多年——加剧移民潮，壮大对手势力，并强化人们对美国干预的质疑。委内瑞拉的未来并非取决于马杜罗是否下台，而是取决于其下台后各国所展现的自律、克制和经济创新。

　　作者简介：胡安·S·冈萨雷斯于2004年至2016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并于2021年至2024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事务高级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美国动用武力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标志着委内瑞拉局势以及美国在西半球的政策都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但将戏剧性的一幕与最终的结局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马杜罗被美军拘留的画面给人一种一切尘埃落定的错觉。然而，这并非华盛顿与委内瑞拉长期斗争的终结，而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以及一个更加艰难险阻的新阶段的开端。

　　特朗普政府将马杜罗下台视为一项战术上的胜利，其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它也刻意承担了接下来的一切责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此选择已明确表态。他宣布美国将在一段时间内“管理委内瑞拉”，这不仅仅是在展现自信，更是有意承担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后果。

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军方在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秘密军事行动中成功捕获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

　　历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2003年5月，乔治·W·布什总统站在“任务完成”的旗帜下，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稳定，而是分裂——叛乱、合法性危机以及长达数年的代价高昂的泥潭。委内瑞拉如今也正处于类似的转折点。罢免马杜罗或许能开启持久的过渡，但也可能将美国拖入危险的泥潭。

　　如果华盛顿能够以自律的态度处理下一阶段的行动——将强制与激励相结合，将武力与政治合法性相结合——它就能重塑委内瑞拉的命运轨迹，使该国重返西半球民主国家行列，并重新确立美国在过去十年一直对美国实力有所防范的地区中的影响力。如果这一切能够实现，其回报将是巨大的。

　　过去二十年来，委内瑞拉的崩溃是西半球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的最大单一驱动因素，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稳定委内瑞拉局势将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在美墨边境进行干预。稳定委内瑞拉局势还能消除纵容马杜罗政权对其本国人民实施系统性犯罪的宽松环境——这些犯罪不仅掏空了委内瑞拉社会，还将不稳定输出到国外。此外，稳定委内瑞拉局势还能剥夺美国对手(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战略立足点。

　　但要实现这样的结果，需要高超的政策技巧和恰逢其时的机遇，而这在任何一届政府中都难以保证。可能出现的失败路径包括：部分过渡导致犯罪网络依然存在;长期的政治僵局加剧了移民潮和社会动荡;或者美国无意中承担了难以摆脱的安全责任。接下来的发展将决定，这一刻究竟会成为西半球历史的转折点，还是美国过度扩张历史长河中的又一例证。

　　赌博

　　终结马杜罗统治的行动无疑带有特朗普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的鲜明印记。它反映了一种重视果断、场面和回报(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的世界观。对特朗普而言，委内瑞拉与其说是一个需要管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需要开发的资产。他坚持认为，美国将“掌控这个国家”，开采并出售委内瑞拉石油，并将地缘政治影响力转化为切实利益。这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重商主义：国家治理与利润混为一谈，创造的机会不仅惠及美国企业，也惠及政治盟友和与权力关系密切的中间人。

　　这些直觉已经开始影响能源领域的预期。除了雪佛龙之外，像康菲石油公司这样长期深陷被征用资产诉讼泥潭的美国公司，也被普遍预期将重返委内瑞拉。但特朗普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大多数油田的开采权已经通过合同授予，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公司，这些公司会坚持要求履行这些协议。这限制了华盛顿的选择，也增加了其完全绕过委内瑞拉未来政府的诱惑。如果美国转而直接攫取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那么用于国内重建的财政空间将所剩无几——实际上，无论谁正式执政，华盛顿都将“掌控”委内瑞拉。

　　对卢比奥而言，利害关系虽有所不同，但同样重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渐进式施压只会巩固政权，同时扩大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如今，他有机会证明，在外交和制裁失败的情况下，硬实力也能取得成效，并重塑关于美国在西半球领导地位的争论格局。

　　如果这一赌注成功，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加拉加斯。它将印证批评者所称的“唐罗主义”，即特朗普时代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诠释，这种诠释倾向于单边执法而非多边克制。这表明，即使会引发制度摩擦和外交上的不适，华盛顿也准备在其近邻地区重新确立主导地位。

　　这将迫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重新调整战略，提醒各国政府，美国的撤出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限制——而且，一旦美国动用其力量，其决定性足以让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公开反对的余地。这也会助长华盛顿那些在西半球政策中更倾向于战略和商业成果而非外交手段和说服的支持者的气焰。

　　但这种逻辑建立在另一个时代形成的假设之上。门罗主义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当时美国在西半球的实力无人能及，外部竞争对手也远在天边。而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马杜罗下台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崩溃

　　马杜罗下台并不意味着查韦斯主义的崩溃——查韦斯主义是一个围绕着乌戈·查韦斯(马杜罗的前任，1999年首次掌权，2013年在任上去世)的玻利瓦尔主义计划而建立的混合意识形态、政治和犯罪体系，并通过庇护、镇压和非法金融得以维系。该政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而是一个联盟，维系它的是获取利益和对报复的共同恐惧。随着马杜罗的下台，这个联盟将会瓦解。但瓦解并不等同于政治过渡。

　　决定性因素在于军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会出现彻底的制度性变革，因此权力交接也难以迅速完成。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旷日持久的谈判、选择性的倒戈以及各方的观望。一些指挥官会寻求与任何最终出现的权力机构达成妥协。另一些指挥官则会坚持己见，押注不确定性对他们有利。文职权力掮客——包括州长、党政官员和经济中介——也会遵循同样的考量。

　　委内瑞拉宪法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狭窄且充满争议的道路。宪法规定，总统职位空缺后30天内必须举行新的选举，同时承认2024年7月的选举结果，但马杜罗拒绝承认该结果——那次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前外交官埃德蒙多·冈萨雷斯(Edmundo González)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他被推选代替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科琳娜·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参选。这一胜利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但在国内却从未得到执行。宪法程序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凸显了未来面临的核心挑战：仅靠法律本身无法解决过渡问题，还需要那些仍然掌握强制权力的人的支持和执行。

　　和平过渡仍有可能。这需要适度施压、可信的保证，以及优先考虑重新融入社会而非一刀切惩罚的意愿。否则，破坏者将会出现——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强硬派，也包括出于自保而采取行动的理性行为者。

　　更复杂的是马杜罗留下的庞大体系：贩毒集团、腐败官员、武装团体、安全部队。这些势力与国家和经济体系根深蒂固。罢免傀儡领导人并不能瓦解这个体系。

　　下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失败对美国和委内瑞拉都将付出惨重代价。美国若迅速撤离，可能会使委内瑞拉陷入无政府状态、局势动荡，并持续遭受人口和资本的流失。而停留时间过长则会带来另一种危险：卷入一场低烈度冲突，消耗美国的注意力、合法性和政治意愿。这就是干预的悖论：干预不足会导致混乱，干预过度则会导致泥潭。容错空间很小，误判的代价将远远超出委内瑞拉的国界。

　　旷日持久的危机将为外部干预创造空间。伊朗和俄罗斯依靠安全关系，而中国则采取了更长远的策略，专注于基础设施、金融和市场准入。美国强硬的军事存在可能会无意中加强北京的地位，因为这会强化华盛顿诉诸胁迫而中国诉诸发展的印象。

　　这就是“唐罗主义”的不足之处。军事力量不再是塑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的最有效工具。或许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通过占领和炮舰外交来维持秩序时，军事力量还是有效的。但如今，争夺西半球影响力的不再主要是军事，而是经济和技术。中国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自身融入供应链、港口、电网和数字基础设施——在华盛顿依赖制裁或训诫的地方，中国往往挺身而出。如果没有经济方面的后续行动，军事优势无法将中国从委内瑞拉或该地区驱逐出去，只会促使其采取对冲策略。

　　美国此次空袭引发的区域和全球反应，凸显了后续发展的重要性。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谴责了美国的行动，尽管许多委内瑞拉人公开庆祝马杜罗下台。欧洲各国——布鲁塞尔、伦敦和巴黎——的反应则较为谨慎，而非批评：总体上支持这一结果，但对行动方式和后续影响持保留态度。民众对马杜罗下台的支持是真诚的，但对美国如何处理后续事宜的认可则取决于具体情况。

　　最终，决定胜负的将是资产负债表，而非战场——而特朗普奖励政治盟友的本能，可能会将资金和控制权从重建委内瑞拉经济所需的长期投资中转移出去。该国十年间损失了超过四分之三的GDP。石油产量崩溃，尽管该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量之一(按某些指标衡量甚至是最大的)。公共服务几乎无法正常运转。西半球没有任何其他冲突后重建工作能达到如此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石油收入的控制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决定未来任何政府能否有效执政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些收入被转移到国外，无论选举如何，政治主权都将形同虚设。

　　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具有全球性影响。即使在最乐观的假设下，基础设施老化、资金限制、债权人索赔和政治风险也会在短期内减缓产量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可能会显著改变全球石油供应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将成为塑造全球石油市场的实际参与者——在不正式加入欧佩克+的情况下，实际上融入了欧佩克+的运作机制。

　　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在自身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展开竞争的机会。决定委内瑞拉重返国际舞台是会增强还是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将是经济策略，而非军事优势。稳定局势需要的远不止解除制裁。它需要私人投资、债务重组、恢复能源生产，以及融入重塑全球经济的技术变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正处于结构性变革的边缘——人工智能、医疗保健、清洁能源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委内瑞拉必须参与到这一未来中来，否则将继续深陷资源攫取和依赖的泥潭。

　　前路漫漫

　　马杜罗被迫下台后，可能会出现三种主要情况。

　　第一条路径是有序过渡。选举或许会如期举行，但能否出现一位真正有能力执政的反对派领导人仍是未知数。马查多的政治势头固然强劲，但在后马杜罗时代，制度衰败、安全部门拥有否决权、权力平衡悬而未决，马查多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执政权威。流亡、分裂和疲惫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权力或许会围绕一个临时政权或技术官僚机构重新凝聚，而这个机构必须得到包括前政权成员和军队在内的国内主要力量的认可。这种方案最有可能实现稳定，但前提是必须辅以迅速的经济援助和可信的安全保障。

　　第二条路径是犯罪化的延续。该政权的大部分强制和犯罪架构依然完好无损。武装团体和贩运者继续活动。政治变革沦为表面功夫，而动荡依旧存在。权力可能被正式移交给一位文职人员——例如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此人向国际社会保证程序上的连续性，同时维护支撑该政权的底层网络。早期迹象包括选择性起诉、向安全精英暗中保证，以及维持对关键收入来源的控制而非进行改革。

　　第三条路径是局势升级。权力斗争演变为暴力冲突，武装力量激增，而美国——在声称对局势拥有控制权之后——面临着再次干预的压力。原本旨在稳定局势的行动，有可能演变成又一次无休止的军事行动。

　　最终走向何方，与其说取决于推翻马杜罗的行动本身，不如说取决于美国随后的战略。委内瑞拉如今不仅是对美国实力的考验，更是对美国判断力的考验。宣布胜利、就此结束的诱惑固然强烈，直接掌控局势的冲动也同样强烈。但这两种冲动都必须抵制。

　　如果特朗普和卢比奥成功，他们将重塑西半球政治格局，并验证美国强硬的领导理念。如果他们失败，其后果将持续多年——加剧移民潮，壮大对手势力，并强化人们对美国干预的质疑。委内瑞拉的未来并非取决于马杜罗是否下台，而是取决于其下台后各国所展现的自律、克制和经济创新。

　　作者简介：胡安·S·冈萨雷斯于2004年至2016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并于2021年至2024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事务高级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