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勒&宫井武志&是川夕：当反移民浪潮冲击日本的经济自救之路

　　二战后重建时期，日本为维护“民族同质性”而刻意选择的政策，使得历届领导人基本奉行“不移民主义”。如今，移民仅占日本总人口的3%，远低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然而，在许多日本人心中，移民却仿佛占据了异常重要的位置。2025年夏天以来，反移民、反外国人情绪在政坛迅速蔓延，充斥着关于外籍劳工犯罪、外国居民滥用福利、国际游客破坏日本文化的虚假或夸大言论。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失去多数席位，主要原因正是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其中尤以极右翼的**参政党**最为引人注目。其“日本人优先”的反移民纲领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然而，日本经济正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迫切需要外籍劳工来维持增长。自2018年起，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移民改革，试图以可控方式引进更多外国劳动力，以缓解经济压力。这些努力在2024年达到高潮，国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扩大移民法案。若改革成功，不仅有望扭转日本长期面临的高通胀与增长停滞，还可能为其他同样在劳动力需求与本土主义政治压力之间挣扎的发达国家提供宝贵借鉴。

　　若日本无法保护其务实的移民模式免受民粹主义冲击，同时克服自身制度性弱点(尤其是对外籍劳工权益的保障能力)，就可能错失在今后几十年确保劳动力供给的最佳窗口。

　　缓慢而谨慎的尝试

　　当今日本正面临一个深刻的悖论：反移民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国家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却前所未有地迫切。近三十年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虽然外籍居民占比极低，但他们的平均年龄远低于本土人口，对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贡献因此而格外宝贵。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已形成共识：大幅增加外籍劳动力是维持经济与福利体系稳定的唯一现实路径。

　　202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迄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移民改革法案，明确提出在本十年末前引进并培训近百万名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业的外籍工人。其做法独树一帜。与20世纪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入境时按现有技能筛选技术移民”模式不同，日本选择先根据工人的综合素质和意愿引进，再按照日本方式进行系统培训。这一模式根植于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在职培训传统，并发展出一套循序渐进的培养体系，将临时工人逐步转化为日本经济的长期贡献者。

　　日本的逻辑是：先引进体力劳动者和服务人员，再通过培训将其转化为技术工人。这正是其“培训型移民”实验的核心。过去，日本主要通过各种制度漏洞引进外籍劳工，最典型的是1993年推出的“技术实习生制度”。该制度表面上是发展援助项目，实际上让数十万来自亚洲的年轻人进入日本的农场、工厂和养老院，以“实习生”或“见习生”身份工作，只能领取最低工资，且被禁止更换雇主。

　　在批评声浪中，日本政府逐步改革。2019年推出“特定技能工人(SSW)”签证，首次正式承认蓝领行业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2024年立法进一步废止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将于2027年启动的“技能发展就业计划(ESDP)”。

　　ESDP为期三年，不再以“培训后遣返”为目标，而是帮助外籍工人更好地融入日本劳动力市场。学员将接受与SSW一级工作类别(如农业、食品加工、建筑)匹配的结构化培训。一至两年后，他们可在同行业内自由更换雇主——这是旧制度严令禁止的。完成ESDP后，可直接转为长期SSW签证，获得最长五年居留权和更广泛的就业权利。通过行业技能测试者，还可申请SSW二级签证，享有无限期续签、家庭团聚以及永久居留路径。

　　根据2024年立法，日本计划在本十年末前通过SSW体系接纳多达82万名外国工人——是2019—2023年实际接纳人数的两倍多。若实现，这将是日本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蓝领移民扩张。

　　这种以培训为核心的思路同样贯穿于技术工人签证体系。申请人必须先获得日本企业录用，且该企业明确承诺为其提供培训。这反映了日本企业一贯偏好：招聘时更看重新员工的潜力、天赋与抱负，而非已有技能或专业背景，随后通过密集在职培训将其塑造成所需人才。

　　近年来，这一模式已扩展至在日本高校就读的外国毕业生。企业期待员工长期留任，因此政府与业界合力鼓励国际学生毕业后留在日本，包括发放最长一年求职签证、放宽白领专业签证条件。这些学生被视为理想人选：他们已具备日语能力和一定文化适应性，又能迅速融入日本商业实践。目前，日本大多数外国技术工人最初都是以留学生身份入境，随后通过与日本毕业生相同的招聘渠道入职，并接受同等强度的在职培训。

　　这条路径正在快速发展。国际学生已成为日本人才战略重点。2023年，超过半数在日本求职的外国毕业生至少收到一份工作录用，创多年新高。从制造业巨头到科技企业，都在积极招募外国毕业生，以填补IT、工程、全球营销等领域本土人才无法满足的空缺。

　　日本独特之路

　　日本的培训型移民模式，与大多数国家在边境按现有技能筛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既源于日本长期自诩“无移民国家”的理念——通过抵达后培训与文化灌输，缓解国内对移民威胁社会凝聚力的担忧;也出于政治现实考量。像SSW这样的项目为审查提供了明确标准：只有通过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并在日本职场经多年观察表现合格者，才可获得更长居留乃至永久居留权。

　　本质上，日本建立了一套“后致性筛选”机制：根据移民在日本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表现，决定是否留用。这种做法既符合日本文化中对“同化”的偏好，也体现了政治上的务实——政府无需等待全社会达成接受移民的共识，就可有控制地引入外国人，并确保他们最终在技能与文化上都能融入“日本团队”。

　　这种渐进模式确实带来若干实际优势：它大幅降低了移民入境门槛，客观上扩大了潜在劳动力池;通过在日本本土培训，也避免了许多国家常见的高技能移民因文化或制度障碍而被“降级使用”的生产力浪费。

　　然而，这一模式也存在明显短板。首先是速度太慢。与他国入境即授予长期工作权的做法不同，日本要求移民经历多年培训与考核，签证审批同样繁琐渐进，难以快速响应医疗、农业、建筑等行业的燃眉之急。

　　其次，容易出现“培训后流失”。那些熬过漫长审批流程的移民，可能在某个节点选择前往薪资更高、永居路径更清晰的国家，带走日本花大力气培养的技能。若日本沦为他国的“人才培训基地”，新移民制度就无法实现解决长期劳动力不足的初衷。

　　更关键的是，新制度能否兑现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承诺。日本法务省已指定机构负责外籍工人融入与权益保障，但这些机构实际运行效果尚未经受全面检验。如果无法根除过去常见的低薪、过度监视与雇主虐待现象，将严重打击公众信心，导致优秀外籍人才流失。尽管政府提供了清晰流程与权责清单，但要让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招聘机构与支持组织真正落实问责，仍是巨大挑战。

　　最大的威胁来自政治

　　即便新制度尚未全面落地，移民议题已在日本成为高度争议的雷区。**参政党**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势力的突然崛起，将长期潜伏的反移民情绪推到台前，成功将公众对国家认同、社会保障、经济竞争以及“过度旅游”的焦虑转化为政治能量。而事实上，外籍居民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仍微不足道。

　　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简单化、误导性类比之上。与许多欧洲国家自20世纪中叶以来接纳多代非技术移民、或实施大规模客工计划不同，日本的移民史极短，仅从1990年代才开始，且主要针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一直受到严格控制。

　　长期以来，自民党作为近70年的执政党，对错误叙事的传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刻意回避全国性移民辩论，一边实质性扩大劳动力流入，一边坚称所用机制“与移民无关”。这种战略性模糊制造了叙事真空。如今，当外籍劳工的存在日益显著，民粹主义者对移民合法性的质疑正迅速填补这一真空。

　　前景与启示

　　日本以“移居后表现”为核心的劳动力迁移模式，为全球移民难题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它不仅可能帮助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走出人口危机，也挑战了多数发达国家长期奉行的“技能筛选而非技能培养”的新自由主义移民逻辑。在全球移民争议持续升温的当下，日本模式或许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无论这些国家是文化上谨慎、政治上避险、人口结构急需改善，还是像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那样正遭遇强烈反移民政治。

　　要成功，日本模式需要时间、强大的制度执行力以及长远眼光。它或许永远无法吸引那些追求即时高薪与永居权的顶尖人才。但只要能赢得国内公众信任，就能大幅降低对外国劳动力的敌意，并构建一个更稳定、更具凝聚力的社会——在其中，移民的接纳不取决于其原籍国成就，而取决于他们对新国家的贡献与融入。

　　在人口下降与反移民民粹主义双重夹击的时代，日本的实验值得全世界密切关注。若成功，将为“如何在不撕裂社会信任的前提下发展与融合移民劳动力”提供可复制的现实方案;若失败，则可能进一步强化全球对移民的悲观印象：即便最审慎、管理最严密的移民政策，也难以抵挡政治风浪。

　　作者简介：格拉西亚·刘-法勒(Gracia Liu-Farrer)**，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研究生院教授、亚洲移民研究所所长；宫井武志(Takeshi Miyai)**，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IPSS)人口动态研究部资深研究员；是川夕(Yu Korekawa)**，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IPSS)国际研究合作部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

　　二战后重建时期，日本为维护“民族同质性”而刻意选择的政策，使得历届领导人基本奉行“不移民主义”。如今，移民仅占日本总人口的3%，远低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然而，在许多日本人心中，移民却仿佛占据了异常重要的位置。2025年夏天以来，反移民、反外国人情绪在政坛迅速蔓延，充斥着关于外籍劳工犯罪、外国居民滥用福利、国际游客破坏日本文化的虚假或夸大言论。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失去多数席位，主要原因正是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其中尤以极右翼的**参政党**最为引人注目。其“日本人优先”的反移民纲领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然而，日本经济正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迫切需要外籍劳工来维持增长。自2018年起，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移民改革，试图以可控方式引进更多外国劳动力，以缓解经济压力。这些努力在2024年达到高潮，国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扩大移民法案。若改革成功，不仅有望扭转日本长期面临的高通胀与增长停滞，还可能为其他同样在劳动力需求与本土主义政治压力之间挣扎的发达国家提供宝贵借鉴。

　　若日本无法保护其务实的移民模式免受民粹主义冲击，同时克服自身制度性弱点(尤其是对外籍劳工权益的保障能力)，就可能错失在今后几十年确保劳动力供给的最佳窗口。

　　缓慢而谨慎的尝试

　　当今日本正面临一个深刻的悖论：反移民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国家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却前所未有地迫切。近三十年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虽然外籍居民占比极低，但他们的平均年龄远低于本土人口，对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贡献因此而格外宝贵。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已形成共识：大幅增加外籍劳动力是维持经济与福利体系稳定的唯一现实路径。

　　202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迄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移民改革法案，明确提出在本十年末前引进并培训近百万名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业的外籍工人。其做法独树一帜。与20世纪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入境时按现有技能筛选技术移民”模式不同，日本选择先根据工人的综合素质和意愿引进，再按照日本方式进行系统培训。这一模式根植于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在职培训传统，并发展出一套循序渐进的培养体系，将临时工人逐步转化为日本经济的长期贡献者。

　　日本的逻辑是：先引进体力劳动者和服务人员，再通过培训将其转化为技术工人。这正是其“培训型移民”实验的核心。过去，日本主要通过各种制度漏洞引进外籍劳工，最典型的是1993年推出的“技术实习生制度”。该制度表面上是发展援助项目，实际上让数十万来自亚洲的年轻人进入日本的农场、工厂和养老院，以“实习生”或“见习生”身份工作，只能领取最低工资，且被禁止更换雇主。

　　在批评声浪中，日本政府逐步改革。2019年推出“特定技能工人(SSW)”签证，首次正式承认蓝领行业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2024年立法进一步废止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将于2027年启动的“技能发展就业计划(ESDP)”。

　　ESDP为期三年，不再以“培训后遣返”为目标，而是帮助外籍工人更好地融入日本劳动力市场。学员将接受与SSW一级工作类别(如农业、食品加工、建筑)匹配的结构化培训。一至两年后，他们可在同行业内自由更换雇主——这是旧制度严令禁止的。完成ESDP后，可直接转为长期SSW签证，获得最长五年居留权和更广泛的就业权利。通过行业技能测试者，还可申请SSW二级签证，享有无限期续签、家庭团聚以及永久居留路径。

　　根据2024年立法，日本计划在本十年末前通过SSW体系接纳多达82万名外国工人——是2019—2023年实际接纳人数的两倍多。若实现，这将是日本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蓝领移民扩张。

　　这种以培训为核心的思路同样贯穿于技术工人签证体系。申请人必须先获得日本企业录用，且该企业明确承诺为其提供培训。这反映了日本企业一贯偏好：招聘时更看重新员工的潜力、天赋与抱负，而非已有技能或专业背景，随后通过密集在职培训将其塑造成所需人才。

　　近年来，这一模式已扩展至在日本高校就读的外国毕业生。企业期待员工长期留任，因此政府与业界合力鼓励国际学生毕业后留在日本，包括发放最长一年求职签证、放宽白领专业签证条件。这些学生被视为理想人选：他们已具备日语能力和一定文化适应性，又能迅速融入日本商业实践。目前，日本大多数外国技术工人最初都是以留学生身份入境，随后通过与日本毕业生相同的招聘渠道入职，并接受同等强度的在职培训。

　　这条路径正在快速发展。国际学生已成为日本人才战略重点。2023年，超过半数在日本求职的外国毕业生至少收到一份工作录用，创多年新高。从制造业巨头到科技企业，都在积极招募外国毕业生，以填补IT、工程、全球营销等领域本土人才无法满足的空缺。

　　日本独特之路

　　日本的培训型移民模式，与大多数国家在边境按现有技能筛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既源于日本长期自诩“无移民国家”的理念——通过抵达后培训与文化灌输，缓解国内对移民威胁社会凝聚力的担忧;也出于政治现实考量。像SSW这样的项目为审查提供了明确标准：只有通过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并在日本职场经多年观察表现合格者，才可获得更长居留乃至永久居留权。

　　本质上，日本建立了一套“后致性筛选”机制：根据移民在日本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表现，决定是否留用。这种做法既符合日本文化中对“同化”的偏好，也体现了政治上的务实——政府无需等待全社会达成接受移民的共识，就可有控制地引入外国人，并确保他们最终在技能与文化上都能融入“日本团队”。

　　这种渐进模式确实带来若干实际优势：它大幅降低了移民入境门槛，客观上扩大了潜在劳动力池;通过在日本本土培训，也避免了许多国家常见的高技能移民因文化或制度障碍而被“降级使用”的生产力浪费。

　　然而，这一模式也存在明显短板。首先是速度太慢。与他国入境即授予长期工作权的做法不同，日本要求移民经历多年培训与考核，签证审批同样繁琐渐进，难以快速响应医疗、农业、建筑等行业的燃眉之急。

　　其次，容易出现“培训后流失”。那些熬过漫长审批流程的移民，可能在某个节点选择前往薪资更高、永居路径更清晰的国家，带走日本花大力气培养的技能。若日本沦为他国的“人才培训基地”，新移民制度就无法实现解决长期劳动力不足的初衷。

　　更关键的是，新制度能否兑现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承诺。日本法务省已指定机构负责外籍工人融入与权益保障，但这些机构实际运行效果尚未经受全面检验。如果无法根除过去常见的低薪、过度监视与雇主虐待现象，将严重打击公众信心，导致优秀外籍人才流失。尽管政府提供了清晰流程与权责清单，但要让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招聘机构与支持组织真正落实问责，仍是巨大挑战。

　　最大的威胁来自政治

　　即便新制度尚未全面落地，移民议题已在日本成为高度争议的雷区。**参政党**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势力的突然崛起，将长期潜伏的反移民情绪推到台前，成功将公众对国家认同、社会保障、经济竞争以及“过度旅游”的焦虑转化为政治能量。而事实上，外籍居民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仍微不足道。

　　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简单化、误导性类比之上。与许多欧洲国家自20世纪中叶以来接纳多代非技术移民、或实施大规模客工计划不同，日本的移民史极短，仅从1990年代才开始，且主要针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一直受到严格控制。

　　长期以来，自民党作为近70年的执政党，对错误叙事的传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刻意回避全国性移民辩论，一边实质性扩大劳动力流入，一边坚称所用机制“与移民无关”。这种战略性模糊制造了叙事真空。如今，当外籍劳工的存在日益显著，民粹主义者对移民合法性的质疑正迅速填补这一真空。

　　前景与启示

　　日本以“移居后表现”为核心的劳动力迁移模式，为全球移民难题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它不仅可能帮助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走出人口危机，也挑战了多数发达国家长期奉行的“技能筛选而非技能培养”的新自由主义移民逻辑。在全球移民争议持续升温的当下，日本模式或许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无论这些国家是文化上谨慎、政治上避险、人口结构急需改善，还是像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那样正遭遇强烈反移民政治。

　　要成功，日本模式需要时间、强大的制度执行力以及长远眼光。它或许永远无法吸引那些追求即时高薪与永居权的顶尖人才。但只要能赢得国内公众信任，就能大幅降低对外国劳动力的敌意，并构建一个更稳定、更具凝聚力的社会——在其中，移民的接纳不取决于其原籍国成就，而取决于他们对新国家的贡献与融入。

　　在人口下降与反移民民粹主义双重夹击的时代，日本的实验值得全世界密切关注。若成功，将为“如何在不撕裂社会信任的前提下发展与融合移民劳动力”提供可复制的现实方案;若失败，则可能进一步强化全球对移民的悲观印象：即便最审慎、管理最严密的移民政策，也难以抵挡政治风浪。

　　作者简介：格拉西亚·刘-法勒(Gracia Liu-Farrer)**，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研究生院教授、亚洲移民研究所所长；宫井武志(Takeshi Miyai)**，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IPSS)人口动态研究部资深研究员；是川夕(Yu Korekawa)**，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IPSS)国际研究合作部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