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林奇：以色列设想的新中东是一种“幻想”吗？

　　中东地区秩序正在迅速演变，但并非如许多以色列和美国官员所设想的那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动结束加沙战争，促成了所有幸存的以色列人质获释，并使这片土地免于持续不断的杀戮和破坏。这一突破燃起了人们对更广泛地区变革的希望，即便最初的停火之后会发生什么仍然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本人也谈到了中东和平的曙光。如果他的协议能够阻止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加沙以及西岸被吞并，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或许会再次渴望探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事实上，以色列人已经看到阿拉伯领导人如何向哈马斯施压，迫使其接受特朗普的协议，这被视为关系正常化可能重回谈判桌的证据。

　　但即便加沙协议得以维持，美以目前的这种趋同局面也不会长久。以色列错误地认为其已对对手建立了永久的战略优势，这几乎肯定会导致其采取越来越具挑衅性的行动，直接挑战白宫的目标。以色列梦寐以求拉拢的海湾国家怀疑以色列是否有意愿或能力保护其核心利益。这些国家现在对与伊朗对抗的担忧有所减少，也越来越不相信通往华盛顿的道路必须经过特拉维夫。而且，以色列似乎并未意识到特朗普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厢情愿的想法充斥着以色列政府和国家安全机构，他们沉浸于国家武力展示所带来的机遇之中。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以色列在整个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空袭和军事干预行动，其目标不仅在于哈马斯，更在于整个伊朗主导的轴心。以色列屡次越过长期以来维系这场地区暗战的红线，击毙了多位被视为不可触碰的领导人：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市中心被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的一处安全屋中丧生;多名伊朗军事指挥官在叙利亚被击毙;胡塞武装总理也在也门遇难。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的轰炸，标志着以色列长期以来打击其最大敌人的愿望达到了顶峰。

　　然而，海湾地区的一次袭击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以色列9月在多哈企图暗杀参加美国斡旋谈判的哈马斯领导人，这标志着其试图通过空中力量重塑中东格局的行动急剧升级。只有那些完全确信自己可以免受后果的领导人才会采取这种冒险行动。但特朗普认为，这一次，以色列做得太过分了。特朗普怒目而视地看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卡塔尔埃米尔的电话中尴尬地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道歉声明，这一幕似乎象征着地缘政治局势的转变，最终促成了加沙地带的首次停火。

　　特朗普对以色列的不满能否在停火协议之外带来实质性改变，目前尚不明朗。以色列军方本周以哈马斯在加沙南部发动袭击为由，恢复了对加沙部分地区的轰炸。以色列若能从冲突边缘退后一步，抓住停火带来的契机，减少军事冒险，寻求建立可持续的地区秩序，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而这种秩序的实现，唯有通过切实推进巴勒斯坦建国才能达成。旷日持久的冲突暴露了以色列的诸多不足：其导弹防御系统无法提供绝对安全保障;其经济无法承受无休止的战争;加沙长期冲突导致其国内政治动荡不安;其军队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加沙的破坏性后果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使其日益孤立无援。

　　以色列无法通过轰炸在中东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地区领导地位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优势，还需要其他地区大国一定程度的同意与合作。然而，中东没有哪个国家想要以色列的领导地位，而且所有国家现在都越来越担心以色列不受制约的实力。华盛顿的一些人乐见一个不受约束的以色列摧毁美国对手。但他们应该谨慎行事。以色列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并不一致——而且以色列开出的许多支票，美国可能并不愿意或无力兑现。

　　昔日与未来的秩序以色列重塑该地区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但它却逆流而上。过去35年来，中东地区秩序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稳定。在动荡、暴力和看似永无止境的剧变之下，地区政治的基本结构只经历过几次潜在的变革——而且都未能持久。这种结构包括：美国在国际层面上令人不安、不得人心且大多不受欢迎的主导地位，以及该地区根深蒂固(尽管很少被公开承认)的分裂——两大相互竞争的阵营。

　　这一区域秩序是在苏联解体后，随着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提升而形成的。冷战时期，该地区各国可以选择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周旋，而华盛顿和莫斯科则过度担忧失去宝贵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1991年之后，所有道路都通向华盛顿。关键问题在于，各国究竟是属于这一秩序之内还是之外。身处秩序之内的国家——以色列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享有安全保障、国际机构准入和融资渠道以及外交保护。而身处秩序之外的国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面临着严厉的制裁、频繁的轰炸和秘密干预，以及持续不断的妖魔化。难怪利比亚和叙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努力重新获得华盛顿的青睐，并重返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

　　美国霸权因入侵伊拉克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惨败而削弱，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牢不可破。但多极格局的实现仍然遥遥无期。俄罗斯在该地区曾只有一个盟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摇摇欲坠的政权。如今，随着阿萨德在2024年下台，俄罗斯已无盟友。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以及与地区大国签署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战略协议，并未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任何实质性挑战。北京在加沙问题上几乎保持沉默，仅仅谴责了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中国在该地区仅设有一个海军基地，即位于吉布提的一个小型哨所，用于在亚丁湾开展反海盗行动。然而，当胡塞武装封锁红海航运以报复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时，中国却无所作为。目前，尽管中国依赖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它似乎仍乐于继续搭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主导地位的顺风车。虽然该地区各国正试图使其军事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并与华盛顿达成更有利的协议，但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替代方案。

　　自1991年以来，中东各国一直安然地处于一个功能上两极化的地区秩序之中，该秩序由美国领导的、包括以色列、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在内的集团对抗伊朗及其地区伙伴。海湾国家领导人对特朗普的交易型政策以及他渴望达成富裕石油国家能够轻易提供的协议感到满意。2020年，在特朗普的授意下，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亚伯拉罕协议》除了表面上的改变外，并未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因为许多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与以色列保持着对抗伊朗的战略关系。

　　美国主导的这一秩序已被证明异常稳固。2001年以巴和平进程的崩溃以及残酷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并未对其造成任何实质性的破坏。9·11恐怖袭击、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以全球“反恐战争”之名推行的极不受欢迎的政策也未能撼动这一秩序。这些灾难确实巩固了伊朗集团的地位，几十年来，随着其盟友在巴格达、贝鲁特和萨那占据主导地位，伊朗集团似乎一直在稳步崛起;阿萨德政权牢牢把持着大马士革的权力;哈马斯和真主党也发展出了强大的导弹和其他军事力量。

　　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之春的巨大动荡中，两极格局逐渐演变为明显的三极格局。伊朗的“抵抗轴心”基本保持团结。但这些重大政治变革带来的威胁和机遇，引发了多个地区战线上的激烈竞争，导致美国领导的联盟分裂成两派：卡塔尔和土耳其一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一方，而华盛顿则竭力维系各方朝着共同目标努力。2017年至2021年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对卡塔尔的封锁严重阻碍了各方维持统一战线对抗伊朗的努力。但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任，这场由来已久的争端迅速平息，各主要政党达成和解，恢复了传统的国际秩序，尽管拜登政府一心追求以沙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然而，加沙战争之后，阿拉伯政权重新燃起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由于始终担忧再次爆发民众起义，并密切关注可能引发新一轮抗议的导火索，该地区的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公众对加沙种族清洗和破坏的强烈愤慨。沙特阿拉伯重申阿拉伯和平倡议，该倡议以建立巴勒斯坦国为前提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这表明这种转变的力度之大。加沙停火协议的条款也体现了这种转变，该协议排除了驱逐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吞并该地区的条款，这些条款更符合海湾国家的意愿，而非以色列的意愿。

　　以色列错失的时刻然而，以色列领导人却对此转变浑然不觉。他们反而纠结于以色列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行动如何颠覆了该地区的权力平衡。真主党领导层的覆灭及其大部分导弹库的摧毁，使伊朗失去了一项关键的军事资产。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使德黑兰无法轻易重建其黎巴嫩盟友，而以色列则系统性地摧毁了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资产，并声称对叙利亚南部大片地区拥有实际主权。

　　以色列国家安全领域的思想家和官员认为，每一次局势升级都证明批评者的担忧被夸大了。他们现在坚称，10月7日之前他们的错误在于，放任威胁滋生而不采取果断措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的赌注是，可以通过武力和空中力量来维持秩序，而阿拉伯领导人要么被吓得魂不附体，要么软弱无力，根本不会冒任何风险做出回应。以色列似乎深信，规范性问题无关紧要：其行动表明，合法性仅仅取决于枪杆子。阿拉伯领导人或许会抱怨，但最终还是会屈从于这个正在崛起的地区霸主所设定的路线。以色列一直是地区强权中最务实的。它更倾向于一个强权即公理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任何自私自利的国家都不会为了巴勒斯坦人而牺牲自身利益，国际法毫无约束力，军事力量至高无上。

　　但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和阿拉伯国家心存不满的默许，并不能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秩序。要巩固以色列的地区领导地位，阿拉伯国家必须与以色列拥有共同的目标感或威胁感。而以色列已经破坏了这两点。加沙的毁灭以及吞并西岸的举动，彻底撕碎了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提供公正解决方案的任何伪装。甚至在以色列的袭击削弱伊朗的地区军事力量之前，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就已经在寻求与伊朗和解。在多哈遭到袭击之后(此前以色列还威胁要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到埃及和约旦)，以色列如今对阿拉伯政权的威胁，与衰弱的伊朗不相上下。如果伊朗的威胁不再令阿拉伯国家夜不能寐，它们就不会那么愿意与以色列结成这种令人不快的联盟。

　　不受制约的权力和无止境的野心最终只会酿成悲剧。以色列显然不愿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构建共同目标，而这种共同目标本可以使其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地区领导地位。以色列民众至今仍沉浸在10月7日袭击事件的创伤之中。绝大多数以色列民众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对其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行的谴责，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有关饥荒或大量平民伤亡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更关心的是维护其狭隘的极右翼政府，而不是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以及重启那些令其联盟伙伴深恶痛绝的巴勒斯坦建国计划。加沙停火本应是一个改变方向的机会，但持续不断的冲突、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受阻以及西岸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升级，都预示着不祥之兆。

　　以色列对自身军事实力的过高估计也无济于事。尽管以色列拥有大胆的突袭和绝对制空权，但它并不具备占领并控制55年前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土以外的领土的能力。以色列已经证明，它可以通过远程暗杀和轰炸来实现许多战术目标。但它尚未证明自己能够真正实现任何战略目标：哈马斯仍然是加沙地带最强大的力量，真主党尽管遭受重大损失仍拒绝解除武装，而针对伊朗的12天大规模军事行动未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也未能激励伊朗民众起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固然存在，但并非绝对。以色列只有依靠美国的弹药补给才能维持对加沙的战争。在为期12天的战争中，美国强制停火之前，以色列用于防御伊朗导弹袭击的“铁穹”防御系统拦截导弹的数量已接近极限。过去两年间，以色列多次向华盛顿发出紧急求助，这表明该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之深。地区强国无疑已经注意到，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以色列的这种潜在弱点不容忽视。

　　内塔尼亚胡数十年来一直在美国政坛周旋，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尽管当前局势动荡，以色列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仍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警钟已经敲响。内塔尼亚胡出于党派利益而与共和党结盟，以及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严重削弱了曾经两党支持以色列的共识。如今，大多数民主党人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民主党政客也越来越质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共和党人继续支持以色列，但奉行“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者似乎不太愿意将美国利益置于以色列利益之下。特朗普年事已高，行事难以预测且反复无常，并且与海湾政权有着深厚的个人和经济联系;他的潜在共和党继任者，例如副总统万斯，对以色列并无特别的承诺。如果没有美国的无限支持，以色列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迅速瓦解。

　　以色列或许自视为该地区的新霸主，但事实上，它已经让自己变得不再那么必要和有用。在袭击卡塔尔之后，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不太可能继续将所有防空系统对准伊朗和也门。或许他们还能接受以色列对加沙的摧毁，但如今以色列已经对它们自身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以色列迄今为止尚未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和对加沙的破坏付出任何严重的代价，这助长了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永远不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想法。但这与以色列在1973年坚信在六年前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敢于再次攻击它一样，都是错误的;也与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认为哈马斯将永远被限制在加沙一样，都是错误的。

　　作者简介：马克·林奇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著有《美国的中东：一个地区的毁灭》。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中东地区秩序正在迅速演变，但并非如许多以色列和美国官员所设想的那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动结束加沙战争，促成了所有幸存的以色列人质获释，并使这片土地免于持续不断的杀戮和破坏。这一突破燃起了人们对更广泛地区变革的希望，即便最初的停火之后会发生什么仍然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本人也谈到了中东和平的曙光。如果他的协议能够阻止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加沙以及西岸被吞并，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或许会再次渴望探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事实上，以色列人已经看到阿拉伯领导人如何向哈马斯施压，迫使其接受特朗普的协议，这被视为关系正常化可能重回谈判桌的证据。

　　但即便加沙协议得以维持，美以目前的这种趋同局面也不会长久。以色列错误地认为其已对对手建立了永久的战略优势，这几乎肯定会导致其采取越来越具挑衅性的行动，直接挑战白宫的目标。以色列梦寐以求拉拢的海湾国家怀疑以色列是否有意愿或能力保护其核心利益。这些国家现在对与伊朗对抗的担忧有所减少，也越来越不相信通往华盛顿的道路必须经过特拉维夫。而且，以色列似乎并未意识到特朗普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厢情愿的想法充斥着以色列政府和国家安全机构，他们沉浸于国家武力展示所带来的机遇之中。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以色列在整个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空袭和军事干预行动，其目标不仅在于哈马斯，更在于整个伊朗主导的轴心。以色列屡次越过长期以来维系这场地区暗战的红线，击毙了多位被视为不可触碰的领导人：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市中心被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的一处安全屋中丧生;多名伊朗军事指挥官在叙利亚被击毙;胡塞武装总理也在也门遇难。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的轰炸，标志着以色列长期以来打击其最大敌人的愿望达到了顶峰。

　　然而，海湾地区的一次袭击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以色列9月在多哈企图暗杀参加美国斡旋谈判的哈马斯领导人，这标志着其试图通过空中力量重塑中东格局的行动急剧升级。只有那些完全确信自己可以免受后果的领导人才会采取这种冒险行动。但特朗普认为，这一次，以色列做得太过分了。特朗普怒目而视地看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卡塔尔埃米尔的电话中尴尬地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道歉声明，这一幕似乎象征着地缘政治局势的转变，最终促成了加沙地带的首次停火。

　　特朗普对以色列的不满能否在停火协议之外带来实质性改变，目前尚不明朗。以色列军方本周以哈马斯在加沙南部发动袭击为由，恢复了对加沙部分地区的轰炸。以色列若能从冲突边缘退后一步，抓住停火带来的契机，减少军事冒险，寻求建立可持续的地区秩序，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而这种秩序的实现，唯有通过切实推进巴勒斯坦建国才能达成。旷日持久的冲突暴露了以色列的诸多不足：其导弹防御系统无法提供绝对安全保障;其经济无法承受无休止的战争;加沙长期冲突导致其国内政治动荡不安;其军队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加沙的破坏性后果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使其日益孤立无援。

　　以色列无法通过轰炸在中东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地区领导地位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优势，还需要其他地区大国一定程度的同意与合作。然而，中东没有哪个国家想要以色列的领导地位，而且所有国家现在都越来越担心以色列不受制约的实力。华盛顿的一些人乐见一个不受约束的以色列摧毁美国对手。但他们应该谨慎行事。以色列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并不一致——而且以色列开出的许多支票，美国可能并不愿意或无力兑现。

　　昔日与未来的秩序以色列重塑该地区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但它却逆流而上。过去35年来，中东地区秩序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稳定。在动荡、暴力和看似永无止境的剧变之下，地区政治的基本结构只经历过几次潜在的变革——而且都未能持久。这种结构包括：美国在国际层面上令人不安、不得人心且大多不受欢迎的主导地位，以及该地区根深蒂固(尽管很少被公开承认)的分裂——两大相互竞争的阵营。

　　这一区域秩序是在苏联解体后，随着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提升而形成的。冷战时期，该地区各国可以选择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周旋，而华盛顿和莫斯科则过度担忧失去宝贵的地区代理人和盟友。1991年之后，所有道路都通向华盛顿。关键问题在于，各国究竟是属于这一秩序之内还是之外。身处秩序之内的国家——以色列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享有安全保障、国际机构准入和融资渠道以及外交保护。而身处秩序之外的国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面临着严厉的制裁、频繁的轰炸和秘密干预，以及持续不断的妖魔化。难怪利比亚和叙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努力重新获得华盛顿的青睐，并重返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

　　美国霸权因入侵伊拉克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惨败而削弱，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牢不可破。但多极格局的实现仍然遥遥无期。俄罗斯在该地区曾只有一个盟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摇摇欲坠的政权。如今，随着阿萨德在2024年下台，俄罗斯已无盟友。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以及与地区大国签署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战略协议，并未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任何实质性挑战。北京在加沙问题上几乎保持沉默，仅仅谴责了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中国在该地区仅设有一个海军基地，即位于吉布提的一个小型哨所，用于在亚丁湾开展反海盗行动。然而，当胡塞武装封锁红海航运以报复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时，中国却无所作为。目前，尽管中国依赖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它似乎仍乐于继续搭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主导地位的顺风车。虽然该地区各国正试图使其军事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并与华盛顿达成更有利的协议，但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替代方案。

　　自1991年以来，中东各国一直安然地处于一个功能上两极化的地区秩序之中，该秩序由美国领导的、包括以色列、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在内的集团对抗伊朗及其地区伙伴。海湾国家领导人对特朗普的交易型政策以及他渴望达成富裕石油国家能够轻易提供的协议感到满意。2020年，在特朗普的授意下，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亚伯拉罕协议》除了表面上的改变外，并未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因为许多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与以色列保持着对抗伊朗的战略关系。

　　美国主导的这一秩序已被证明异常稳固。2001年以巴和平进程的崩溃以及残酷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并未对其造成任何实质性的破坏。9·11恐怖袭击、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以全球“反恐战争”之名推行的极不受欢迎的政策也未能撼动这一秩序。这些灾难确实巩固了伊朗集团的地位，几十年来，随着其盟友在巴格达、贝鲁特和萨那占据主导地位，伊朗集团似乎一直在稳步崛起;阿萨德政权牢牢把持着大马士革的权力;哈马斯和真主党也发展出了强大的导弹和其他军事力量。

　　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之春的巨大动荡中，两极格局逐渐演变为明显的三极格局。伊朗的“抵抗轴心”基本保持团结。但这些重大政治变革带来的威胁和机遇，引发了多个地区战线上的激烈竞争，导致美国领导的联盟分裂成两派：卡塔尔和土耳其一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一方，而华盛顿则竭力维系各方朝着共同目标努力。2017年至2021年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对卡塔尔的封锁严重阻碍了各方维持统一战线对抗伊朗的努力。但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任，这场由来已久的争端迅速平息，各主要政党达成和解，恢复了传统的国际秩序，尽管拜登政府一心追求以沙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然而，加沙战争之后，阿拉伯政权重新燃起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由于始终担忧再次爆发民众起义，并密切关注可能引发新一轮抗议的导火索，该地区的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公众对加沙种族清洗和破坏的强烈愤慨。沙特阿拉伯重申阿拉伯和平倡议，该倡议以建立巴勒斯坦国为前提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这表明这种转变的力度之大。加沙停火协议的条款也体现了这种转变，该协议排除了驱逐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吞并该地区的条款，这些条款更符合海湾国家的意愿，而非以色列的意愿。

　　以色列错失的时刻然而，以色列领导人却对此转变浑然不觉。他们反而纠结于以色列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行动如何颠覆了该地区的权力平衡。真主党领导层的覆灭及其大部分导弹库的摧毁，使伊朗失去了一项关键的军事资产。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使德黑兰无法轻易重建其黎巴嫩盟友，而以色列则系统性地摧毁了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资产，并声称对叙利亚南部大片地区拥有实际主权。

　　以色列国家安全领域的思想家和官员认为，每一次局势升级都证明批评者的担忧被夸大了。他们现在坚称，10月7日之前他们的错误在于，放任威胁滋生而不采取果断措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的赌注是，可以通过武力和空中力量来维持秩序，而阿拉伯领导人要么被吓得魂不附体，要么软弱无力，根本不会冒任何风险做出回应。以色列似乎深信，规范性问题无关紧要：其行动表明，合法性仅仅取决于枪杆子。阿拉伯领导人或许会抱怨，但最终还是会屈从于这个正在崛起的地区霸主所设定的路线。以色列一直是地区强权中最务实的。它更倾向于一个强权即公理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任何自私自利的国家都不会为了巴勒斯坦人而牺牲自身利益，国际法毫无约束力，军事力量至高无上。

　　但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和阿拉伯国家心存不满的默许，并不能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秩序。要巩固以色列的地区领导地位，阿拉伯国家必须与以色列拥有共同的目标感或威胁感。而以色列已经破坏了这两点。加沙的毁灭以及吞并西岸的举动，彻底撕碎了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提供公正解决方案的任何伪装。甚至在以色列的袭击削弱伊朗的地区军事力量之前，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就已经在寻求与伊朗和解。在多哈遭到袭击之后(此前以色列还威胁要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到埃及和约旦)，以色列如今对阿拉伯政权的威胁，与衰弱的伊朗不相上下。如果伊朗的威胁不再令阿拉伯国家夜不能寐，它们就不会那么愿意与以色列结成这种令人不快的联盟。

　　不受制约的权力和无止境的野心最终只会酿成悲剧。以色列显然不愿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构建共同目标，而这种共同目标本可以使其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地区领导地位。以色列民众至今仍沉浸在10月7日袭击事件的创伤之中。绝大多数以色列民众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对其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行的谴责，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有关饥荒或大量平民伤亡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更关心的是维护其狭隘的极右翼政府，而不是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以及重启那些令其联盟伙伴深恶痛绝的巴勒斯坦建国计划。加沙停火本应是一个改变方向的机会，但持续不断的冲突、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受阻以及西岸定居者暴力事件的升级，都预示着不祥之兆。

　　以色列对自身军事实力的过高估计也无济于事。尽管以色列拥有大胆的突袭和绝对制空权，但它并不具备占领并控制55年前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土以外的领土的能力。以色列已经证明，它可以通过远程暗杀和轰炸来实现许多战术目标。但它尚未证明自己能够真正实现任何战略目标：哈马斯仍然是加沙地带最强大的力量，真主党尽管遭受重大损失仍拒绝解除武装，而针对伊朗的12天大规模军事行动未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也未能激励伊朗民众起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固然存在，但并非绝对。以色列只有依靠美国的弹药补给才能维持对加沙的战争。在为期12天的战争中，美国强制停火之前，以色列用于防御伊朗导弹袭击的“铁穹”防御系统拦截导弹的数量已接近极限。过去两年间，以色列多次向华盛顿发出紧急求助，这表明该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之深。地区强国无疑已经注意到，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以色列的这种潜在弱点不容忽视。

　　内塔尼亚胡数十年来一直在美国政坛周旋，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尽管当前局势动荡，以色列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仍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警钟已经敲响。内塔尼亚胡出于党派利益而与共和党结盟，以及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严重削弱了曾经两党支持以色列的共识。如今，大多数民主党人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民主党政客也越来越质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共和党人继续支持以色列，但奉行“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者似乎不太愿意将美国利益置于以色列利益之下。特朗普年事已高，行事难以预测且反复无常，并且与海湾政权有着深厚的个人和经济联系;他的潜在共和党继任者，例如副总统万斯，对以色列并无特别的承诺。如果没有美国的无限支持，以色列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迅速瓦解。

　　以色列或许自视为该地区的新霸主，但事实上，它已经让自己变得不再那么必要和有用。在袭击卡塔尔之后，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不太可能继续将所有防空系统对准伊朗和也门。或许他们还能接受以色列对加沙的摧毁，但如今以色列已经对它们自身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以色列迄今为止尚未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和对加沙的破坏付出任何严重的代价，这助长了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永远不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想法。但这与以色列在1973年坚信在六年前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敢于再次攻击它一样，都是错误的;也与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认为哈马斯将永远被限制在加沙一样，都是错误的。

　　作者简介：马克·林奇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著有《美国的中东：一个地区的毁灭》。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