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科宁迪克：加沙迎来喘息的契机，大规模人道救援如何进行

　　2025年10月8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为饱经战火的加沙地带带来了一线曙光。协议承诺通过中立的国际机构向加沙提供“全额援助”，确保每天有600辆援助卡车畅通无阻地进入该地区，以缓解两年多来持续的饥荒、流离失所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然而，协议实施仅两周，援助目标远未实现，暴露出阻碍人道救援的深层问题。本文将深入探讨加沙饥荒危机的根源、援助受阻的症结，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和美国的影响力推动救援工作的有效落实。

　　协议初期，援助目标落空

　　停火协议将向加沙提供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列为首要目标之一，旨在为饱受匮乏之苦的居民带来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然而，协议签署后的头两周，现实与承诺相去甚远。以色列以哈马斯归还人质遗体进度缓慢为由，推迟重新开放拉法口岸——埃及援助的主要通道，并将准许进入的援助卡车数量削减一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归还遗体是一项复杂任务，需要特殊设备，可能耗时数周。几天后，以色列政府以哈马斯在拉法“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推土机为由，威胁全面切断援助。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最终做出让步，但新的注册要求导致许多大型非政府组织的注册被冻结，北部过境点的持续关闭也使加沙北部几乎无法获得援助物资。尽管协议明确规定援助畅通，但大多数物资仍受阻。截至10月21日，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其提供的粮食援助仅为所需量的一半，远不足以阻止饥荒的恶化。

　　援助受阻的深层原因

　　加沙的人道危机并非战争的意外产物，而是以色列政策和策略的直接结果。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公开宣布对加沙实施“全面围困”，切断粮食、水源、燃料和电力供应。以色列军方将这一策略描述为“最大限度的破坏”，并通过频繁的撤离命令、轰炸平民区以及限制援助物资流动加以实施。2024年10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法律，禁止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合作，理由是该机构被哈马斯渗透。尽管联合国调查仅发现3万名员工中的9人与哈马斯有关，但以色列仍拒绝与这一加沙最大、最具能力的救援机构重新接触，严重阻碍了大规模救援的开展。

　　以色列对援助的限制并非新鲜事。早在2007年哈马斯掌权后，以色列便对加沙实施了较为宽松的封锁，将粮食进口限制在仅能维持生存的热量水平，并以“双重用途”为由禁止房屋材料、基础设施物资等进入。多年来，以色列拒绝明确哪些物品属于“双重用途”，直到人权组织Gisha提起诉讼后才有所松动。战争爆发后，以色列的检查程序更加不透明，援助机构报告称，医院设备、麻醉剂、帐篷和水处理材料等关键物资常被任意拒绝。即使在当前的停火协议下，这些障碍仍可能持续，威胁救援工作的有效性。

　　饥荒与破坏的惨重代价

　　两年的战争使加沙居民陷入极度贫困。2025年3月，以色列实施全面封锁，导致联合国下属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正式宣布加沙部分地区进入饥荒状态。超过190万人——几乎是加沙全部人口——因反复的撤离命令和持续的平民区轰炸而流离失所。联合国估计，80%的住宅和89%的供水及卫生设施被毁，94%的医院遭到破坏或无法运作。医疗系统的崩溃、清洁饮用水的匮乏以及基础设施的严重损毁，使加沙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劣。这些后果直接源于以色列的政策，而非战争的偶然结果。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援助限制提出强烈批评。2024年3月，国际法院一致裁定，以色列必须与联合国合作，确保大规模人道援助的畅通无阻。国际刑事法院将“饥饿罪”列为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指控之一。2025年9月，联合国调查报告认定，以色列对加沙的政策构成种族灭绝。尽管以色列驳回了这些裁决，但国际压力使其在援助问题上面临更大的问责。这些法律程序为推动援助准入提供了新的契机。

　　要扭转加沙的人道危机，联合国主导的援助体系必须获得强有力的外交支持。美国新成立的民事军事协调中心(CMCC)在监督援助运送和防止阻挠方面具有潜力，但其作用应是支持而非取代联合国系统。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加沙拥有数十年的运营经验，其能力、资源和社区信任无可替代。以色列曾试图通过私人承包商绕过联合国，导致灾难性后果，凸显了联合国主导的必要性。担保国——包括美国、地区大国和欧洲国家——必须密切合作，支持联合国基础设施，确保协议的人道条款得到落实，并在任何倒退或干涉时施加国际压力。

　　美国作为协议的主要担保国，应利用其影响力确保援助畅通。借鉴2015年也门危机期间的经验，美国推动建立了中立的联合国核查和视察机制(UNVIM)，避免冲突一方对援助的否决权。在叙利亚内战中，联合国安理会也批准了类似模式，确保援助以安全、可验证的方式流动。加沙需要类似的机制，以防止交战方的干扰。美国民事军事协调中心应协助而非指挥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拜登政府曾通过临时军用码头协调援助运送，限制了以色列的阻挠行为。这一经验表明，美国领导的独立监督机构可为战后援助提供重要的问责机制。

　　全面救援的必要性

　　援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卡车数量，还需全面恢复医疗、供水和住房等基本服务。加沙急需紧急住所物资、基础设施重建材料、医疗用品、燃料和发电设备，但这些物资常被以色列以“双重用途”为由阻挠。援助组织还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和安全保障，以应对战争期间激增的抢劫问题。停火初期，抢劫和“自行分配”现象可能加剧，但随着援助水平满足需求，这些问题有望缓解。必须防止哈马斯挪用援助，尽管国际审查表明，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的证据不足。

　　经过两年充斥暴力、饥荒和系统性援助受阻的战争，加沙迎来喘息的契机。大规模人道救援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协议成败的战略关键。如果援助无法送达，停火协议可能崩溃，更多平民将陷入饥荒，伤亡数字将进一步攀升。担保国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保护援助免受政治操纵，确保联合国和人道组织能够自由、安全地开展工作。特朗普政府将援助置于协议核心的举措点燃了危机逆转的希望，但这只有在援助获得不受限制的准入、安全和支持时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是国际难民组织主席，曾任美国国际开发署外国灾难援助办公室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2025年10月8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为饱经战火的加沙地带带来了一线曙光。协议承诺通过中立的国际机构向加沙提供“全额援助”，确保每天有600辆援助卡车畅通无阻地进入该地区，以缓解两年多来持续的饥荒、流离失所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然而，协议实施仅两周，援助目标远未实现，暴露出阻碍人道救援的深层问题。本文将深入探讨加沙饥荒危机的根源、援助受阻的症结，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和美国的影响力推动救援工作的有效落实。

　　协议初期，援助目标落空

　　停火协议将向加沙提供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列为首要目标之一，旨在为饱受匮乏之苦的居民带来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然而，协议签署后的头两周，现实与承诺相去甚远。以色列以哈马斯归还人质遗体进度缓慢为由，推迟重新开放拉法口岸——埃及援助的主要通道，并将准许进入的援助卡车数量削减一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归还遗体是一项复杂任务，需要特殊设备，可能耗时数周。几天后，以色列政府以哈马斯在拉法“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推土机为由，威胁全面切断援助。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最终做出让步，但新的注册要求导致许多大型非政府组织的注册被冻结，北部过境点的持续关闭也使加沙北部几乎无法获得援助物资。尽管协议明确规定援助畅通，但大多数物资仍受阻。截至10月21日，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其提供的粮食援助仅为所需量的一半，远不足以阻止饥荒的恶化。

　　援助受阻的深层原因

　　加沙的人道危机并非战争的意外产物，而是以色列政策和策略的直接结果。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公开宣布对加沙实施“全面围困”，切断粮食、水源、燃料和电力供应。以色列军方将这一策略描述为“最大限度的破坏”，并通过频繁的撤离命令、轰炸平民区以及限制援助物资流动加以实施。2024年10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法律，禁止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合作，理由是该机构被哈马斯渗透。尽管联合国调查仅发现3万名员工中的9人与哈马斯有关，但以色列仍拒绝与这一加沙最大、最具能力的救援机构重新接触，严重阻碍了大规模救援的开展。

　　以色列对援助的限制并非新鲜事。早在2007年哈马斯掌权后，以色列便对加沙实施了较为宽松的封锁，将粮食进口限制在仅能维持生存的热量水平，并以“双重用途”为由禁止房屋材料、基础设施物资等进入。多年来，以色列拒绝明确哪些物品属于“双重用途”，直到人权组织Gisha提起诉讼后才有所松动。战争爆发后，以色列的检查程序更加不透明，援助机构报告称，医院设备、麻醉剂、帐篷和水处理材料等关键物资常被任意拒绝。即使在当前的停火协议下，这些障碍仍可能持续，威胁救援工作的有效性。

　　饥荒与破坏的惨重代价

　　两年的战争使加沙居民陷入极度贫困。2025年3月，以色列实施全面封锁，导致联合国下属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正式宣布加沙部分地区进入饥荒状态。超过190万人——几乎是加沙全部人口——因反复的撤离命令和持续的平民区轰炸而流离失所。联合国估计，80%的住宅和89%的供水及卫生设施被毁，94%的医院遭到破坏或无法运作。医疗系统的崩溃、清洁饮用水的匮乏以及基础设施的严重损毁，使加沙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劣。这些后果直接源于以色列的政策，而非战争的偶然结果。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援助限制提出强烈批评。2024年3月，国际法院一致裁定，以色列必须与联合国合作，确保大规模人道援助的畅通无阻。国际刑事法院将“饥饿罪”列为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指控之一。2025年9月，联合国调查报告认定，以色列对加沙的政策构成种族灭绝。尽管以色列驳回了这些裁决，但国际压力使其在援助问题上面临更大的问责。这些法律程序为推动援助准入提供了新的契机。

　　要扭转加沙的人道危机，联合国主导的援助体系必须获得强有力的外交支持。美国新成立的民事军事协调中心(CMCC)在监督援助运送和防止阻挠方面具有潜力，但其作用应是支持而非取代联合国系统。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加沙拥有数十年的运营经验，其能力、资源和社区信任无可替代。以色列曾试图通过私人承包商绕过联合国，导致灾难性后果，凸显了联合国主导的必要性。担保国——包括美国、地区大国和欧洲国家——必须密切合作，支持联合国基础设施，确保协议的人道条款得到落实，并在任何倒退或干涉时施加国际压力。

　　美国作为协议的主要担保国，应利用其影响力确保援助畅通。借鉴2015年也门危机期间的经验，美国推动建立了中立的联合国核查和视察机制(UNVIM)，避免冲突一方对援助的否决权。在叙利亚内战中，联合国安理会也批准了类似模式，确保援助以安全、可验证的方式流动。加沙需要类似的机制，以防止交战方的干扰。美国民事军事协调中心应协助而非指挥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拜登政府曾通过临时军用码头协调援助运送，限制了以色列的阻挠行为。这一经验表明，美国领导的独立监督机构可为战后援助提供重要的问责机制。

　　全面救援的必要性

　　援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卡车数量，还需全面恢复医疗、供水和住房等基本服务。加沙急需紧急住所物资、基础设施重建材料、医疗用品、燃料和发电设备，但这些物资常被以色列以“双重用途”为由阻挠。援助组织还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和安全保障，以应对战争期间激增的抢劫问题。停火初期，抢劫和“自行分配”现象可能加剧，但随着援助水平满足需求，这些问题有望缓解。必须防止哈马斯挪用援助，尽管国际审查表明，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的证据不足。

　　经过两年充斥暴力、饥荒和系统性援助受阻的战争，加沙迎来喘息的契机。大规模人道救援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协议成败的战略关键。如果援助无法送达，停火协议可能崩溃，更多平民将陷入饥荒，伤亡数字将进一步攀升。担保国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保护援助免受政治操纵，确保联合国和人道组织能够自由、安全地开展工作。特朗普政府将援助置于协议核心的举措点燃了危机逆转的希望，但这只有在援助获得不受限制的准入、安全和支持时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是国际难民组织主席，曾任美国国际开发署外国灾难援助办公室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