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特&霍尔：谁应为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负责?

　　·莱特：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是错误的

　　在《如何阻止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2025年8月14日)一文中，雅各布·卢和戴维·萨特菲尔德着手强调困扰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分配的问题。但他们误判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是错误的。

　　从对哈马斯的战争一开始，以色列政府就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决不能让加沙陷入饥荒。以色列一直在持续、认真地执行这一政策。因此，在2023年10月至2025年9月期间，以色列协助向加沙运送了超过200万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其中包括160多万吨粮食。这远远超过了《环球手册》(Sphere Handbook)所规定的战区人均每日2100千卡的最低标准。《环球手册》是此类背景下的主要标准制定指南。以色列的政策植根于其法律义务、道德责任感以及对以色列利益的独立看法。

　　正如以色列政府在2024年4月向最高法院陈述的那样：“政治层面认为，持续、积极地努力避免加沙地带发生人道主义危机至关重要，这是实现战争目标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国家安全事务部长级委员会及其战时内阁已举行了数十次会议，并多次强调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政治层面的明确指示和国家机构在实地的行动表明，以色列无意在加沙造成饥荒。”

　　卢和萨特菲尔德指责今年春季援助物资暂停的11周，称其为引发“新的、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关键决定”。这低估了此前停火期间大量粮食涌入加沙的重要性。自今年1月开始的为期六周的停火期间，涌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平均每周4200辆卡车——远远超过了随后停火期间满足平民需求所需的数量。

　　美国政府严格禁止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援助流入恐怖组织。卢和萨特菲尔德承认，如果哈马斯挪用了大量援助，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需要加强监管。但他们坚持认为，该恐怖组织并没有因为对挪用的定义过于狭隘而挪用援助。他们写道，尽管“犯罪团伙”可能扣押了援助，但哈马斯并没有“实际挪用美国资助的物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挪用了任何由联合国或非政府组织资助的重大援助”。

　　早在2023年11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就将加沙列为“美国资助的援助可能被挪用和滥用”的高风险地区，并强调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调查重点”是“确保援助不会落入包括但不限于哈马斯在内的外国恐怖组织手中”。在同一声明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援助挪用定义为不仅包括实际接管援助，还包括向该机构的受助人和受益人征收税款、关税和费用——卢和萨特菲尔德承认，这种现象很普遍。

　　2024年，以色列情报评估得出结论，联合国附属机构管理的援助资金不断被哈马斯挪用。(需要强调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此前就已获悉这种挪用现象的广泛性。)哈马斯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强行征用物资、征收税费、通过援助分配系统走私违禁物品以及直接渗透援助组织。据以色列情报部门称，2024年，援助挪用为哈马斯带来了约5亿美元的收入，这是其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这笔收入资助了该组织招募新战士并控制加沙民众。虽然这肯定不是卢和萨特菲尔德的本意，但持续支持这一不健全的体系最终导致加沙战争的延长。

　　卢和萨特菲尔德声称哈马斯没有挪用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其依据是他们声称，直到2025年1月20日，以色列军方和联合国都没有与他们分享这方面的证据，甚至私下里也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我知道在多次会议上，包括以色列国防军(IDF)官员在内的以色列代表明确向美国高级官员(包括至少两位作者中的一位)提供了哈马斯挪用援助的证据。

　　值得称赞的地方

　　卢和萨特菲尔德选择将今年夏天加沙饥荒加剧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但联合国附属机构的无能才是造成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尽管联合国指责以色列后勤困难，以色列国防军仍试图提供帮助，于7月开辟了更多人道主义非战斗走廊，以方便分发更多援助物资。但联合国附属机构仍然未能按要求提供援助，同时还坚持声称以色列阻挠援助。

　　联合国最令人震惊的失败或许是拒绝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合作。该基金会成立于五月，旨在防止援助物资被挪用，并将粮食直接送达平民而非恐怖分子。与卢和萨特菲尔德的说法相反，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并未成为加沙“主要的粮食分配模式”。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并行，联合国的分配机制仍在继续运作。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多次提出代表联合国提供援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提议，可以立即缓解联合国对其自身分配能力或工作人员安全的担忧。但联合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值得称赞的是，卢和萨特菲尔德呼吁联合国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合作，但他们低估了这种不合作的后果。

　　联合国声称，由于所谓的反对援助“军事化”的政策，它不会允许全球人道主义基金会(GHF)为其运送粮食，也不会让以色列国防军在其车队周围设立警戒线。但对于其援助物资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劫持，联合国却毫无顾忌。这种虚伪只是全球现象的局部体现：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地区，联合国长期以来未能阻止恐怖组织劫持援助物资。在加沙，联合国扣留了援助，以遵守一项它实际上并未真正遵守的所谓道德原则。

　　卢和萨特菲尔德声称，以色列将援助用作“向哈马斯施压的强制手段”。事实恰恰相反：联合国将援助视为向以色列施加政治压力的强制手段。联合国官员抱怨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困难，并呼吁结束战争——对于一个花费大量时间谴责以色列的上级组织来说，这并非意外的政治议程，但这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援助组织的职责范围。与此同时，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失去了食物，导致哈马斯的恐怖活动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

　　拖延有效提供援助对联合国来说在政治上有利。立即实施高效的援助系统将迫使其承认单方面停火并非解决饥民问题的先决条件。

　　对以色列来说，通过提供替代解决方案来确保加沙安全，切断哈马斯与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联系，是其战略要务。以色列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声称以色列拒绝向加沙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的说法是不实的。像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恰好抓住了这一时机。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人，都辜负了加沙人民，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

　　·莱特：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是错误的

　　在《如何阻止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2025年8月14日)一文中，雅各布·卢和戴维·萨特菲尔德着手强调困扰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分配的问题。但他们误判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是错误的。

　　从对哈马斯的战争一开始，以色列政府就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决不能让加沙陷入饥荒。以色列一直在持续、认真地执行这一政策。因此，在2023年10月至2025年9月期间，以色列协助向加沙运送了超过200万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其中包括160多万吨粮食。这远远超过了《环球手册》(Sphere Handbook)所规定的战区人均每日2100千卡的最低标准。《环球手册》是此类背景下的主要标准制定指南。以色列的政策植根于其法律义务、道德责任感以及对以色列利益的独立看法。

　　正如以色列政府在2024年4月向最高法院陈述的那样：“政治层面认为，持续、积极地努力避免加沙地带发生人道主义危机至关重要，这是实现战争目标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国家安全事务部长级委员会及其战时内阁已举行了数十次会议，并多次强调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政治层面的明确指示和国家机构在实地的行动表明，以色列无意在加沙造成饥荒。”

　　卢和萨特菲尔德指责今年春季援助物资暂停的11周，称其为引发“新的、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关键决定”。这低估了此前停火期间大量粮食涌入加沙的重要性。自今年1月开始的为期六周的停火期间，涌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平均每周4200辆卡车——远远超过了随后停火期间满足平民需求所需的数量。

　　美国政府严格禁止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援助流入恐怖组织。卢和萨特菲尔德承认，如果哈马斯挪用了大量援助，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需要加强监管。但他们坚持认为，该恐怖组织并没有因为对挪用的定义过于狭隘而挪用援助。他们写道，尽管“犯罪团伙”可能扣押了援助，但哈马斯并没有“实际挪用美国资助的物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哈马斯挪用了任何由联合国或非政府组织资助的重大援助”。

　　早在2023年11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就将加沙列为“美国资助的援助可能被挪用和滥用”的高风险地区，并强调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调查重点”是“确保援助不会落入包括但不限于哈马斯在内的外国恐怖组织手中”。在同一声明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援助挪用定义为不仅包括实际接管援助，还包括向该机构的受助人和受益人征收税款、关税和费用——卢和萨特菲尔德承认，这种现象很普遍。

　　2024年，以色列情报评估得出结论，联合国附属机构管理的援助资金不断被哈马斯挪用。(需要强调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此前就已获悉这种挪用现象的广泛性。)哈马斯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强行征用物资、征收税费、通过援助分配系统走私违禁物品以及直接渗透援助组织。据以色列情报部门称，2024年，援助挪用为哈马斯带来了约5亿美元的收入，这是其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这笔收入资助了该组织招募新战士并控制加沙民众。虽然这肯定不是卢和萨特菲尔德的本意，但持续支持这一不健全的体系最终导致加沙战争的延长。

　　卢和萨特菲尔德声称哈马斯没有挪用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其依据是他们声称，直到2025年1月20日，以色列军方和联合国都没有与他们分享这方面的证据，甚至私下里也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我知道在多次会议上，包括以色列国防军(IDF)官员在内的以色列代表明确向美国高级官员(包括至少两位作者中的一位)提供了哈马斯挪用援助的证据。

　　值得称赞的地方

　　卢和萨特菲尔德选择将今年夏天加沙饥荒加剧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但联合国附属机构的无能才是造成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尽管联合国指责以色列后勤困难，以色列国防军仍试图提供帮助，于7月开辟了更多人道主义非战斗走廊，以方便分发更多援助物资。但联合国附属机构仍然未能按要求提供援助，同时还坚持声称以色列阻挠援助。

　　联合国最令人震惊的失败或许是拒绝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合作。该基金会成立于五月，旨在防止援助物资被挪用，并将粮食直接送达平民而非恐怖分子。与卢和萨特菲尔德的说法相反，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并未成为加沙“主要的粮食分配模式”。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并行，联合国的分配机制仍在继续运作。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多次提出代表联合国提供援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提议，可以立即缓解联合国对其自身分配能力或工作人员安全的担忧。但联合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值得称赞的是，卢和萨特菲尔德呼吁联合国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合作，但他们低估了这种不合作的后果。

　　联合国声称，由于所谓的反对援助“军事化”的政策，它不会允许全球人道主义基金会(GHF)为其运送粮食，也不会让以色列国防军在其车队周围设立警戒线。但对于其援助物资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劫持，联合国却毫无顾忌。这种虚伪只是全球现象的局部体现：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地区，联合国长期以来未能阻止恐怖组织劫持援助物资。在加沙，联合国扣留了援助，以遵守一项它实际上并未真正遵守的所谓道德原则。

　　卢和萨特菲尔德声称，以色列将援助用作“向哈马斯施压的强制手段”。事实恰恰相反：联合国将援助视为向以色列施加政治压力的强制手段。联合国官员抱怨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困难，并呼吁结束战争——对于一个花费大量时间谴责以色列的上级组织来说，这并非意外的政治议程，但这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援助组织的职责范围。与此同时，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失去了食物，导致哈马斯的恐怖活动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

　　拖延有效提供援助对联合国来说在政治上有利。立即实施高效的援助系统将迫使其承认单方面停火并非解决饥民问题的先决条件。

　　对以色列来说，通过提供替代解决方案来确保加沙安全，切断哈马斯与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联系，是其战略要务。以色列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声称以色列拒绝向加沙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的说法是不实的。像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恰好抓住了这一时机。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人，都辜负了加沙人民，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

　　安迪·霍尔：拜登政府是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同谋

　　卢和萨特菲尔德在他们的文章中歪曲了他们在协助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淡化了巴勒斯坦人在他们分别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和美国中东人道主义需求特使期间所遭受的苦难。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我和我的同事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于2023年10月成立的灾难援助响应小组(DART)轮岗数月，该小组负责协调美国政府与联合国合作伙伴和非政府组织在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DART于2025年6月因美国国际开发署解散而解散。)

　　根据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规定，美国国际开发署经常派遣由训练有素的救灾专家组成的灾难援助应急小组(DART)，来协调和执行美国政府对人道主义灾难的应对措施。在加沙，DART负责监督政府向联合国及其合作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救援项目提供的数亿美元资金的支付。DART的任务是收集有关人道主义需求、人口流离失所、平民伤亡以及援助工作受阻的信息，以便为卢、萨特菲尔德以及华盛顿和耶路撒冷的其他决策者提供建议。但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包括卢和萨特菲尔德在内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的审查、限制和破坏。这些官员无视人道主义援助专家的报告，也从未公开呼吁采取他们自己宣称的国家安全政策所要求的那种后果，因为以色列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并每天袭击平民、援助人员、医院和住宅。

　　8月，负责评估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多国机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IPC)饥荒审查委员会正式确认，加沙部分地区已发生饥荒。必须强调的是，拜登政府的行动导致了这场灾难。截至乔·拜登总统任期结束时，加沙卫生部发现，在以色列为回应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发动的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而发动军事攻势的过程中，至少有46600人在加沙丧生，其中包括13300名儿童。90%的加沙人口被迫流离失所，根据IPC于2024年10月发布的报告，超过19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记录针对援助人员重大事件的项目“援助人员安全数据库”报告称，拜登卸任时，加沙已成为世界上援助人员最危险的作业环境。

　　然而，卢和萨特菲尔德淡化了这些细节，声称他们的努力“阻止了饥荒”。他们抱怨说，特朗普政府打破了他们的做法，造成了“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但8月份正式宣布的饥荒是技术性的决定：早在宣布饥荒之前，加沙就已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苦难、饥饿和死亡。在卢和萨特菲尔德的眼皮底下，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进攻和以色列对援助准入的周期性限制，加沙人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

　　自2023年10月以来，饥荒审查委员会(每当粮食安全专家评估饥荒阈值可能被突破时，该委员会就会召开会议)已召开五次会议(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召开了四次会议)，以确定饥荒是否已在加沙地带蔓延。该委员会在其2025年8月的报告中指出，它“以前从未……如此多次地重蹈同一场危机的覆辙”，并称其对加沙的反复关注“鲜明地反映了苦难不仅持续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被忽视的警告

　　卢和萨特菲尔德声称，他们一直向以色列官员“强调”，提供援助“无疑是一项道德义务”。但他们也承认，他们鼓励以色列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的理由是，这是击败哈马斯的“战略需要”。这种说法将援助交付置于维持冲突的首要目标之下——而冲突正是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和灾难性人道主义需求的根本原因。

　　在政府任职期间，卢和萨特菲尔德负责追求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而非严格遵循人道主义原则。但在与我们合作时，他们淡化了以色列战略重点和军事目标所带来的人道主义风险。DART工作人员曾多次试图向拜登政府官员传达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进攻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后果。这些工作人员经常遭到拜登团队高级成员(包括卢和萨特菲尔德)的阻挠，他们淡化了加沙人的需求，并夸大了以色列为协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所做的努力。

　　例如，在2024年4月2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特菲尔德夸大了以色列允许进入加沙北部的卡车数量，以支持他的说法，即以色列已在实现人道主义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他说：“在过去几周里，每天有近100辆卡车向北行驶。”但DART负责从以色列政府获取每日卡车数量，而该机构在4月1日至4月23日期间传递给国务院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平均每天只有44辆卡车向加沙北部行驶。卢在2024年3月的一份外交电报中声称，以色列战时内阁不会“任意拒绝、限制或以其他方式阻碍”美国食品和药品进入加沙，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证实，并被证明是错误的。

　　同月，当时由卢领导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一份由DART起草的外交电报中删除了几个来源可靠的部分，这些部分描述了以色列行动导致加沙人道主义需求的严重程度。大使馆工作人员随后指示DART避免报道“悲观”的报道，而是强调以色列为解决加沙平民苦难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当这份电报的全文——各大使馆与华盛顿沟通的主要工具——被泄露给媒体后，卢阻止了DART向华盛顿发送更多电报。

　　尽管DART从2024年1月开始几乎每周都准备一份电报，但在3月初到5月中旬期间，美国大使馆只允许其发送一份，即便加沙的人道主义需求日益加剧。DART没有理由相信这份电报包含机密信息。但美国大使馆坚持要求保密，这严重限制了其在华盛顿的影响力。那年春天，卢和萨特菲尔德还默许了安装浮动码头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灾难性想法，没有重视DART以及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专家发出的警告，即该计划危险、昂贵且低效。

　　2024年12月，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粮食安全监测机构——饥荒预警系统网络(FEWS NET)报告称，北加沙省部分地区可能已爆发饥荒。卢发表罕见公开声明，谴责该组织，抱怨其预警“不准确”，因为其使用的联合国11月中旬的人口估计数字在2024年秋季以色列发动攻势导致加沙北部居民流离失所后已经“过时”。卢写道：“现在显然，加沙那部分地区的平民人口在7000至15000人之间，而不是65000至75000人。”他引用了以色列的评估和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最新估计数字。“在不准确的信息造成混乱和指责的时候，发布这样的报告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FEWS NET的报告承认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估计，并指出即使近东救济工程处估计的下限准确，饥荒评估仍然成立。然而，在卢发表声明后不到24小时，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就迫使FEWS NET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该报告，将以色列政府数据置于美国专家机构的分析之上。

　　拜登高级官员也始终未能追究以色列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责任。2024年2月，拜登政府实施了第20号国家安全备忘录，该政策要求接受美国安全援助的国家遵守国际法，确保及时提供美国人道主义援助。2024年4月，包括DART成员在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专家向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提供了一份长达17页的详细备忘录，记录了以色列的违法行为，例如袭击援助人员。第20号国家安全备忘录依法要求国务院和拜登政府在以色列违法的情况下切断美国的武器运输。相反，在2024年5月短暂暂停运送500磅和2000磅炸弹后，拜登官员无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调查结果，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批准运送500磅炸弹，让以色列军队得以逍遥法外。

　　卢和萨特菲尔德为他们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努力辩护，强调外交成果迅速化为泡影——这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种侮辱，他们徒劳地推动了那些本可以避免灾难的决定。拜登政府是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同谋，而特朗普政府随后未能协助援助物资的运送，不能被用来淡化其责任。加沙局势并非“新的、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是拜登政府未能阻止的灾难的延续。

　　作者简介：叶切尔(迈克尔)·莱特是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安迪·霍尔曾任美国国际开发署人道主义援助局人道主义信息组副组长，并于2017年至2025年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信息官员。他曾是灾难援助响应小组的成员，该小组旨在协调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合作伙伴在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本文原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