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德·曼苏尔：二十年过去，为什么伊拉克的民主制度仍运行不畅

　　二十年的这个月，美国和少数几个盟国一道入侵伊拉克，承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新的、繁荣的民主国家。他们成功地迅速推翻了萨达姆，但事实证明，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要困难得多。相反，2003年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建立在腐败、假公济私和残酷压迫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时令人想起前政权的暴力。

　　从表面上看，伊拉克在过去20年里实行了民主，举行了五次全国选举，不同政党和总理之间的权力交接大体和平。但政府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失败了。它一直无法为公民提供基本服务，而是确立了一个腐败体系，只让一小部分精英受益，无论谁担任总理，他们都能中饱私囊。伊拉克人的幻想破灭了。每次选举的投票率都很低，在2021年的议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率跌至41%的历史最低水平。政府的数据可能被夸大了;几位官员告诉我，真实的投票率在20%左右。

　　这一政治体制面临着来自那些感到被排斥在外的群体的严峻挑战：什叶派神职人员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起义，此后他已成为伊拉克建制派的关键组成部分;2014年，残酷的“伊斯兰国”(又称ISIS)因政府排斥逊尼派而崛起;以及2019年的蒂什林抗议运动，当时伊拉克年轻人走上街头，谴责政府基本服务的糟糕状况，反对治理制度。最后一次挑战迎来的不是妥协，而是镇压，当局杀害了数百名抗议者，打伤了数万名抗议者。伊拉克的统治精英在美国入侵后掌权，承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现在，他们以肆无忌惮的暴力来对付公众的不满。

2022年7月，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抗议者在议会内抗议

　　这一体制的弊病往往归咎于美国在联盟临时管理当局(CPA)的庇护下从侵略者变成占领者时的仓促和准备不足。臭名昭著的是，2003年，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剥夺了那些持枪男子的生计，在城市和边境口岸造成了安全真空。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清洗萨达姆的复兴党成员的决定导致了超过4万名国家高级公务员被解雇。许多人认为，这些错误注定了暴力、混乱和伊拉克国家的解体。如果当初这些决定能够逆转，伊拉克今天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但事实上，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的错误是由一项酝酿多年的计划所引导的。在入侵伊拉克的10年前，美国曾与一群伊拉克流亡者合作并资助他们，他们曾多次会面，设想一个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开始设计一个不仅能取代旧秩序，而且能保证他们权力的体系。这个系统现在统治着伊拉克。它激化了宗派分歧，加深了腐败，压制了异见，同时维护了急于填补独裁者留下的空白的政治精英的利益。但这个制度不能也不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实质性的民主，因为它的设计初衷就不是这样。

　　分裂的伊拉克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支持并与伊拉克流亡者组织合作，这些流亡者主要来自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什叶派伊斯兰政党，以及少数世俗团体。他们在萨达姆统治下遭受了特别严厉的迫害。他们在美国、欧洲和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安全避难所举行的会谈中，描绘了未来伊拉克国家的轮廓。

　　在萨达姆倒台后的争夺战中，他们的时刻到来了。2003年7月，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成立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该机构的任务是在新的政府体系建立之前管理伊拉克。该委员会主要由回国的伊拉克流亡者组成——25名成员中只有少数在战前居住在巴格达——他们匆忙推动起草宪法和举行选举。他们想要证明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伊拉克已经是一个初具雏形的民主国家。但是，装点门面的新的法律法规和选举程序试图掩盖一个远非民主的现实。

　　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后，伊拉克流亡者回到巴格达，面临着合法性问题。他们离开伊拉克这么多年，怎么能代表伊拉克人说话呢?他们的答案是打造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政治体系，让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选民，巩固权力。在他们流亡的岁月里，他们已经设想过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政治体系将按照种族宗派配额进行分配，什叶派阿拉伯人占人口的55%，逊尼派阿拉伯人占22%，库尔德人占19%。这一体系在伊拉克被称为“muhasasa”，实际上是一种种族宗派权力分享安排，在个人、关键问题或意识形态上赋予特定宗派或种族社区特权。自2004年以来在伊拉克任职的7位正式总理和临时总理中，只有2022年底上台的现任总理穆罕默德·什叶·苏达尼不是流亡归国的。

　　在新的伊拉克，建立基于身份的联盟帮助那些由返回的流亡者领导的政党赢得选举。伊拉克团结联盟在2005年1月赢得了后萨达姆时代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它由主要的什叶派伊斯兰政党组成，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利用宗教诉求——包括最高什叶派神职人员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的支持——成为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人口的主要代表。库尔德斯坦名单位居第二，代表了占主导地位的库尔德政党，他们依靠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犯下的可怕罪行的记忆来动员选票。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清洗了逊尼派阿拉伯人比例过高的复兴党，这意味着伊拉克逊尼派在第一届议会中没有太多代表。许多逊尼派抵制了这次选举，而那次选举产生的政府实际上是库尔德和什叶派的联合体，对逊尼派的照顾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不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政党和运动，如伊拉克共产党，在伊拉克新的选举制度中没有机会。

　　新的政治制度使伊拉克宗派化。身份政治已经渗透到日常的官僚程序中，比如办理新护照或驾照;例如，了解某个办公室的护照管理员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有助于加快成功申请的速度。许多城市的实际地图发生了变化，以反映宗派差异，例如，以什叶派为主的地区与逊尼派为主的地区被隔离开来，旧道路被关闭，通往宗派社区的新路线被开放。

　　西方媒体的报道描绘了一个因古老的历史恩怨而分裂的国家。据说，萨达姆曾设法控制了紧张局势，但当他已经作古，所有的宿怨都公开化了。当时的美国参议员拜登对流血事件表示关切，他建议按照三条整齐的界线把伊拉克分割开来，一块分给什叶派，一块分给逊尼派阿拉伯人，一块分给库尔德人。这种对国家未来的割据式设想，暴露了对其历史的无知:伊拉克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没有宗派冲突。可以肯定的是，萨达姆政权为了分而治之，制造了许多这样的紧张局势;拜登的计划会巩固这些政治上加剧的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政权之后的政治制度被设计成具有包容性并能代表国家的多样性，虽然它没有分裂国家，但却加剧了种族和宗派分歧。

　　随着政客们利用身份政治，通过煽动对他者的恐惧来动员选民，他们将宗派身份军事化，导致残酷的内乱，始于2006年伊拉克基地组织和萨德尔的马赫迪军(Mahdi Army)的崛起，然后在 2014 年再次出现“伊斯兰国”。这些冲突沿着宗派断层线爆发，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斗反映了入侵后伊拉克政治的敌意和分歧。

　　享用国家的财富

　　伊拉克巨大的石油财富为新体制提供了动力。随着去复兴党化的清洗摧毁了管理国家的旧公务员制度，伊拉克的新政党现在可以争夺被掏空的政府官僚机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致富的手段;政府职位使许多官员有机会从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国库中捞取钱财。各政党为了谋取利益而在内阁、立法机关、政府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中争夺职位。他们让忠于自己的人担任高级公务员。这些官僚控制着政府的合同和采购，许多人滥用国家预算，使执政党而不是政府机构或广大公众受益。腐败的规模是巨大的：2014年，时任伊拉克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沙拉比估计，在过去8年里，腐败者已经从政府中攫取了5510亿美元。

　　在政治精英们中饱私囊的同时，伊拉克人却受苦受难。该国在所有人类发展指标方面继续表现不佳，现在是世界上预期寿命最差的国家之一。是的，四十年的战争、外国干预和内乱导致了这一毁灭性的现实，但过去20年发展起来的腐败制度也难辞其咎。伊拉克的年度预算有时达到1000亿美元，但政府一直未能向人民提供基本服务，如供水和供电。

　　例如，看看政治腐败是如何影响伊拉克药品供应的。被称为KIMADIA的国家药品采购公司的年度预算约为10亿美元。然而，正如前财政部长阿里•阿拉维在2008年所写的那样，“药品经常被公司高管囤积起来，然后转移到黑市或非法出口。”与伊拉克新执政精英中特定政党有关联的公司从KIMADIA的预算中获利。这种渎职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发现，目前在伊拉克可以买到的药品中，70%以上要么是假药，要么已经过期。

　　为了确保不受惩罚，执政政党还利用了负责问责的机构和机制，包括司法机构和独立委员会，如反腐败廉政委员会。2003年设立的监察长办公室位于各部委内部，监督其行为，于2019年解散。直到今天，巴格达的政治精英们更关心的是巩固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而不是建立连贯有效的国家机构，让官员们承担责任。

　　只想着把控权力

　　为了保护他们新获得的权力，伊拉克的精英们还需要防止像萨达姆这样的强人卷土重来，因为他可能会把他们赶下台。他们支持CPA在2003年解散军队的决定，并不想重建军队或解除其附属武装组织的武装。相反，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导致武器扩散，超出了中央政府、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和其他地方政府机构的指挥和控制。

　　这些准军事组织帮助维护了体制，使精英阶层免受叛乱和抗议运动等挑战和威胁。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投资和援助，伊拉克的正规军队仍然很薄弱。2014年“伊斯兰国”出现时，伊拉克军队崩溃了，数千名武装分子迅速占领了该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在“伊斯兰国”可能会进一步动摇该国时，政治精英们开始采取行动，部署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并最终在2017年将武装分子驱逐出该国。

　　2019年10月，对该体制更深层次的内部威胁出现了，当时幻想破灭的伊拉克年轻人占领了巴格达解放广场和伊拉克南部各城市的其他公共场所。他们没有要求某一位领导人辞职，也没有谴责某一个政党，而是表达了对体制的愤怒，谴责muhasasa及其对国家的派系分裂。解放广场的一条抗议横幅上写着:“不是什叶派，不是逊尼派，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伊拉克人。”但为了应对抗议活动，当局动用了他们的胁迫手段——由政府和准军事组织拼凑而成——来镇压示威活动，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受伤。这个系统完成了它被设计的功能。它使自己免受政变中强人领袖的回归或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等威胁。对于谴责腐败并呼吁扩大民主的抗议者和活动人士来说，这种暴力使伊拉克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

　　代价是什么?

　　局面一定要发展至此吗——至少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的失误注定了伊拉克的重建。CPA本应保持伊拉克军队的完整，只撤掉忠于萨达姆的高级将领。它应该保留政府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在去复兴党化的过程中裁减这么多的公务员。摧毁伊拉克政府和军队只为未来的混乱埋下了种子。

　　但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出现的制度来看，另一组错误看起来更加明显。在建立取代萨达姆政权的政治秩序时，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CPA本应召集市政厅来寻找可信的地方领导人，而不是听命于那些想要抓住权力的伊拉克侨民。美国及其盟友在追究流亡者和政治领导人的责任方面做得不够，这些人急于填补该国的权力真空。他们本应更好地捍卫伊拉克新生的机构——新的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独立机构，如廉政委员会——这些机构正受到华盛顿当地盟友的夺取威胁。这一失败扩大了伊拉克新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相反，美国反而在巴格达建立了隔离的绿区，并将伊拉克的新领导人与社会其他方面隔离开来。

　　但一次又一次，美国及其盟友优先考虑自己的国内议程，寻求向国内观众展示速战速决的胜利，而不是花时间真正建设一个国家。他们在支持新体制内看似稳定的现状方面做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即使这样做会危及一个更有效的伊拉克国家的长期建设。2010年，他们选择支持总理努里·马利基，因为他集中了权力，削弱了权力制衡，并监督着一个被指控侵犯人权的政府。“伊斯兰国”在2014年占领了伊拉克这么多地区，部分原因是马利基治理不善:什叶派宗派主义疏远了许多逊尼派，腐败削弱了国家，对准军事组织的依赖削弱了军队。然后，在2022年，华盛顿和其他西方盟友支持现任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他对根除腐败的可疑追求导致了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是“巴格达外交官中的公开秘密”。伊拉克的国际伙伴可能认为，支持现任政府和支持顺利举行选举就能确保这个国家的稳定，但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政府机构和伊拉克人民的福祉为代价的。

　　在过去的20年里，伊拉克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在25岁以下，对萨达姆及其统治没有任何记忆。许多人不相信2003年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派争斗。民生改善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年轻人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作或维持生计。伊拉克当局越来越依赖暴力来维持权力，该国的异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仍在努力建设伊拉克国家的国际行动者必须吸取过去20年的教训。以牺牲制度和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支持精英阶层不会加强伊拉克的民主，反而会继续削弱它。

　　作者简介：雷纳德·曼苏尔(Renad Mansour)，伊拉克倡议项目主任，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二十年的这个月，美国和少数几个盟国一道入侵伊拉克，承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新的、繁荣的民主国家。他们成功地迅速推翻了萨达姆，但事实证明，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要困难得多。相反，2003年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建立在腐败、假公济私和残酷压迫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时令人想起前政权的暴力。

　　从表面上看，伊拉克在过去20年里实行了民主，举行了五次全国选举，不同政党和总理之间的权力交接大体和平。但政府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失败了。它一直无法为公民提供基本服务，而是确立了一个腐败体系，只让一小部分精英受益，无论谁担任总理，他们都能中饱私囊。伊拉克人的幻想破灭了。每次选举的投票率都很低，在2021年的议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率跌至41%的历史最低水平。政府的数据可能被夸大了;几位官员告诉我，真实的投票率在20%左右。

　　这一政治体制面临着来自那些感到被排斥在外的群体的严峻挑战：什叶派神职人员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起义，此后他已成为伊拉克建制派的关键组成部分;2014年，残酷的“伊斯兰国”(又称ISIS)因政府排斥逊尼派而崛起;以及2019年的蒂什林抗议运动，当时伊拉克年轻人走上街头，谴责政府基本服务的糟糕状况，反对治理制度。最后一次挑战迎来的不是妥协，而是镇压，当局杀害了数百名抗议者，打伤了数万名抗议者。伊拉克的统治精英在美国入侵后掌权，承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现在，他们以肆无忌惮的暴力来对付公众的不满。

2022年7月，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抗议者在议会内抗议

　　这一体制的弊病往往归咎于美国在联盟临时管理当局(CPA)的庇护下从侵略者变成占领者时的仓促和准备不足。臭名昭著的是，2003年，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剥夺了那些持枪男子的生计，在城市和边境口岸造成了安全真空。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清洗萨达姆的复兴党成员的决定导致了超过4万名国家高级公务员被解雇。许多人认为，这些错误注定了暴力、混乱和伊拉克国家的解体。如果当初这些决定能够逆转，伊拉克今天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但事实上，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的错误是由一项酝酿多年的计划所引导的。在入侵伊拉克的10年前，美国曾与一群伊拉克流亡者合作并资助他们，他们曾多次会面，设想一个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开始设计一个不仅能取代旧秩序，而且能保证他们权力的体系。这个系统现在统治着伊拉克。它激化了宗派分歧，加深了腐败，压制了异见，同时维护了急于填补独裁者留下的空白的政治精英的利益。但这个制度不能也不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实质性的民主，因为它的设计初衷就不是这样。

　　分裂的伊拉克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支持并与伊拉克流亡者组织合作，这些流亡者主要来自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什叶派伊斯兰政党，以及少数世俗团体。他们在萨达姆统治下遭受了特别严厉的迫害。他们在美国、欧洲和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安全避难所举行的会谈中，描绘了未来伊拉克国家的轮廓。

　　在萨达姆倒台后的争夺战中，他们的时刻到来了。2003年7月，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成立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该机构的任务是在新的政府体系建立之前管理伊拉克。该委员会主要由回国的伊拉克流亡者组成——25名成员中只有少数在战前居住在巴格达——他们匆忙推动起草宪法和举行选举。他们想要证明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伊拉克已经是一个初具雏形的民主国家。但是，装点门面的新的法律法规和选举程序试图掩盖一个远非民主的现实。

　　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后，伊拉克流亡者回到巴格达，面临着合法性问题。他们离开伊拉克这么多年，怎么能代表伊拉克人说话呢?他们的答案是打造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政治体系，让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选民，巩固权力。在他们流亡的岁月里，他们已经设想过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政治体系将按照种族宗派配额进行分配，什叶派阿拉伯人占人口的55%，逊尼派阿拉伯人占22%，库尔德人占19%。这一体系在伊拉克被称为“muhasasa”，实际上是一种种族宗派权力分享安排，在个人、关键问题或意识形态上赋予特定宗派或种族社区特权。自2004年以来在伊拉克任职的7位正式总理和临时总理中，只有2022年底上台的现任总理穆罕默德·什叶·苏达尼不是流亡归国的。

　　在新的伊拉克，建立基于身份的联盟帮助那些由返回的流亡者领导的政党赢得选举。伊拉克团结联盟在2005年1月赢得了后萨达姆时代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它由主要的什叶派伊斯兰政党组成，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利用宗教诉求——包括最高什叶派神职人员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的支持——成为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人口的主要代表。库尔德斯坦名单位居第二，代表了占主导地位的库尔德政党，他们依靠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犯下的可怕罪行的记忆来动员选票。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清洗了逊尼派阿拉伯人比例过高的复兴党，这意味着伊拉克逊尼派在第一届议会中没有太多代表。许多逊尼派抵制了这次选举，而那次选举产生的政府实际上是库尔德和什叶派的联合体，对逊尼派的照顾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不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政党和运动，如伊拉克共产党，在伊拉克新的选举制度中没有机会。

　　新的政治制度使伊拉克宗派化。身份政治已经渗透到日常的官僚程序中，比如办理新护照或驾照;例如，了解某个办公室的护照管理员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有助于加快成功申请的速度。许多城市的实际地图发生了变化，以反映宗派差异，例如，以什叶派为主的地区与逊尼派为主的地区被隔离开来，旧道路被关闭，通往宗派社区的新路线被开放。

　　西方媒体的报道描绘了一个因古老的历史恩怨而分裂的国家。据说，萨达姆曾设法控制了紧张局势，但当他已经作古，所有的宿怨都公开化了。当时的美国参议员拜登对流血事件表示关切，他建议按照三条整齐的界线把伊拉克分割开来，一块分给什叶派，一块分给逊尼派阿拉伯人，一块分给库尔德人。这种对国家未来的割据式设想，暴露了对其历史的无知:伊拉克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没有宗派冲突。可以肯定的是，萨达姆政权为了分而治之，制造了许多这样的紧张局势;拜登的计划会巩固这些政治上加剧的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政权之后的政治制度被设计成具有包容性并能代表国家的多样性，虽然它没有分裂国家，但却加剧了种族和宗派分歧。

　　随着政客们利用身份政治，通过煽动对他者的恐惧来动员选民，他们将宗派身份军事化，导致残酷的内乱，始于2006年伊拉克基地组织和萨德尔的马赫迪军(Mahdi Army)的崛起，然后在 2014 年再次出现“伊斯兰国”。这些冲突沿着宗派断层线爆发，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斗反映了入侵后伊拉克政治的敌意和分歧。

　　享用国家的财富

　　伊拉克巨大的石油财富为新体制提供了动力。随着去复兴党化的清洗摧毁了管理国家的旧公务员制度，伊拉克的新政党现在可以争夺被掏空的政府官僚机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致富的手段;政府职位使许多官员有机会从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国库中捞取钱财。各政党为了谋取利益而在内阁、立法机关、政府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中争夺职位。他们让忠于自己的人担任高级公务员。这些官僚控制着政府的合同和采购，许多人滥用国家预算，使执政党而不是政府机构或广大公众受益。腐败的规模是巨大的：2014年，时任伊拉克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沙拉比估计，在过去8年里，腐败者已经从政府中攫取了5510亿美元。

　　在政治精英们中饱私囊的同时，伊拉克人却受苦受难。该国在所有人类发展指标方面继续表现不佳，现在是世界上预期寿命最差的国家之一。是的，四十年的战争、外国干预和内乱导致了这一毁灭性的现实，但过去20年发展起来的腐败制度也难辞其咎。伊拉克的年度预算有时达到1000亿美元，但政府一直未能向人民提供基本服务，如供水和供电。

　　例如，看看政治腐败是如何影响伊拉克药品供应的。被称为KIMADIA的国家药品采购公司的年度预算约为10亿美元。然而，正如前财政部长阿里•阿拉维在2008年所写的那样，“药品经常被公司高管囤积起来，然后转移到黑市或非法出口。”与伊拉克新执政精英中特定政党有关联的公司从KIMADIA的预算中获利。这种渎职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发现，目前在伊拉克可以买到的药品中，70%以上要么是假药，要么已经过期。

　　为了确保不受惩罚，执政政党还利用了负责问责的机构和机制，包括司法机构和独立委员会，如反腐败廉政委员会。2003年设立的监察长办公室位于各部委内部，监督其行为，于2019年解散。直到今天，巴格达的政治精英们更关心的是巩固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而不是建立连贯有效的国家机构，让官员们承担责任。

　　只想着把控权力

　　为了保护他们新获得的权力，伊拉克的精英们还需要防止像萨达姆这样的强人卷土重来，因为他可能会把他们赶下台。他们支持CPA在2003年解散军队的决定，并不想重建军队或解除其附属武装组织的武装。相反，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导致武器扩散，超出了中央政府、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和其他地方政府机构的指挥和控制。

　　这些准军事组织帮助维护了体制，使精英阶层免受叛乱和抗议运动等挑战和威胁。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投资和援助，伊拉克的正规军队仍然很薄弱。2014年“伊斯兰国”出现时，伊拉克军队崩溃了，数千名武装分子迅速占领了该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在“伊斯兰国”可能会进一步动摇该国时，政治精英们开始采取行动，部署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并最终在2017年将武装分子驱逐出该国。

　　2019年10月，对该体制更深层次的内部威胁出现了，当时幻想破灭的伊拉克年轻人占领了巴格达解放广场和伊拉克南部各城市的其他公共场所。他们没有要求某一位领导人辞职，也没有谴责某一个政党，而是表达了对体制的愤怒，谴责muhasasa及其对国家的派系分裂。解放广场的一条抗议横幅上写着:“不是什叶派，不是逊尼派，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伊拉克人。”但为了应对抗议活动，当局动用了他们的胁迫手段——由政府和准军事组织拼凑而成——来镇压示威活动，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受伤。这个系统完成了它被设计的功能。它使自己免受政变中强人领袖的回归或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等威胁。对于谴责腐败并呼吁扩大民主的抗议者和活动人士来说，这种暴力使伊拉克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

　　代价是什么?

　　局面一定要发展至此吗——至少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的失误注定了伊拉克的重建。CPA本应保持伊拉克军队的完整，只撤掉忠于萨达姆的高级将领。它应该保留政府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在去复兴党化的过程中裁减这么多的公务员。摧毁伊拉克政府和军队只为未来的混乱埋下了种子。

　　但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出现的制度来看，另一组错误看起来更加明显。在建立取代萨达姆政权的政治秩序时，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CPA本应召集市政厅来寻找可信的地方领导人，而不是听命于那些想要抓住权力的伊拉克侨民。美国及其盟友在追究流亡者和政治领导人的责任方面做得不够，这些人急于填补该国的权力真空。他们本应更好地捍卫伊拉克新生的机构——新的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独立机构，如廉政委员会——这些机构正受到华盛顿当地盟友的夺取威胁。这一失败扩大了伊拉克新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相反，美国反而在巴格达建立了隔离的绿区，并将伊拉克的新领导人与社会其他方面隔离开来。

　　但一次又一次，美国及其盟友优先考虑自己的国内议程，寻求向国内观众展示速战速决的胜利，而不是花时间真正建设一个国家。他们在支持新体制内看似稳定的现状方面做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即使这样做会危及一个更有效的伊拉克国家的长期建设。2010年，他们选择支持总理努里·马利基，因为他集中了权力，削弱了权力制衡，并监督着一个被指控侵犯人权的政府。“伊斯兰国”在2014年占领了伊拉克这么多地区，部分原因是马利基治理不善:什叶派宗派主义疏远了许多逊尼派，腐败削弱了国家，对准军事组织的依赖削弱了军队。然后，在2022年，华盛顿和其他西方盟友支持现任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他对根除腐败的可疑追求导致了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是“巴格达外交官中的公开秘密”。伊拉克的国际伙伴可能认为，支持现任政府和支持顺利举行选举就能确保这个国家的稳定，但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政府机构和伊拉克人民的福祉为代价的。

　　在过去的20年里，伊拉克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在25岁以下，对萨达姆及其统治没有任何记忆。许多人不相信2003年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派争斗。民生改善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年轻人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作或维持生计。伊拉克当局越来越依赖暴力来维持权力，该国的异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仍在努力建设伊拉克国家的国际行动者必须吸取过去20年的教训。以牺牲制度和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支持精英阶层不会加强伊拉克的民主，反而会继续削弱它。

　　作者简介：雷纳德·曼苏尔(Renad Mansour)，伊拉克倡议项目主任，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