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戈哈里：巴勒斯坦人能摆脱哈马斯吗?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来之不易的脆弱停火，为终结加沙长达两年之久的战争带来了第一个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窗口。和平进程的基本框架已经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联合国安理会于11月17日通过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方案。然而，许多核心政治难题依然悬而未决：战后由谁来治理加沙?哈马斯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治实体?以色列的占领状态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无法仅凭国际决议或法律条文解决。归根结底，任何和平进程的最终成败，都取决于巴勒斯坦人自己怎么想、愿意支持什么。

　　2023年10月7日袭击发生后，巴勒斯坦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团结在哈马斯周围，绝大多数人将那次行动视为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正当武装抵抗。此后两年，数万巴勒斯坦人丧生，加沙90%以上的建筑被摧毁。在以色列入侵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漫长消耗下，巴勒斯坦人的心态悄然发生变化。他们对哈马斯、对武装斗争本身的看法逐渐转冷，尽管很多人对“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仍心存疑虑。但一个清晰的趋势已经显现：越来越多人开始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也越来越愿意接受由“非哈马斯”的、纯粹由巴勒斯坦人主导的机构来管理战后加沙。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酵，巴勒斯坦社会有可能支持成立一个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专业人士组成的新管理委员会——它既独立于哈马斯，也独立于目前饱受诟病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时获得国际伙伴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当然，这种支持远未板上钉钉。现在，以色列、美国和哈马斯三方都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必须以一种能够为谈判进程和巴勒斯坦新领导层争取到更多民意支持的方式，来落实停火协议。

　　过去几周的现实却令人忧虑：联合国协调的援助走廊忽开忽关，人质与囚犯交换断断续续，国际稳定部队迟迟未组建，以色列的空袭已经恢复并造成新的巴勒斯坦人伤亡。这一切必须彻底改变。在全面停火之前，哈马斯治理能力的持续崩坏已经让许多巴勒斯坦人彻底寒心。要想保住并扩大这种“远离哈马斯”的民意势头，就必须让安全、援助和重建真正落到实处，让普通巴勒斯坦人看到：一个由巴勒斯坦人自己组成、真正为巴勒斯坦人服务的、可信的民政当局，值得他们把希望押在上面。

　　高峰与低谷：民意如何起伏

　　衡量巴勒斯坦民意最可靠的数据，来自成立于1991年的独立机构——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CPSR)。从2023年3月到2025年10月，该中心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了九轮面对面民调，完整记录了战争前、战争中、战争后巴勒斯坦民意的剧烈摇摆。

　　在一项经典问题中，受访者被要求选择“最有资格代表和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力量：哈马斯、法塔赫(主导西岸的政党)，还是“两者都不行”。在10·7袭击之前，巴勒斯坦社会几乎陷入三方均势：27%支持哈马斯，24%支持法塔赫，但最主流的答案是“谁都不行”。战争彻底打破了这种僵局。2023年12月(10·7后的首轮调查)，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哈马斯最有资格领导，支持法塔赫或“谁都不行”的人急剧减少。

　　哈马斯当时的民意暴涨并不难理解。很多巴勒斯坦人把10·7行动视为对以色列长期占领和一再挑衅的正当反击，同时也寄希望于借此换回大量巴勒斯坦囚犯。这种解读赋予了哈马斯道义与战略上的双重合法性。而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民众，也被一个“敢于出手、看似果断”的组织所吸引——这正是典型的“战时集结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2024年春夏两季，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仍然站在哈马斯一边。但随着伤亡数字飙升、基础设施彻底崩溃、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特别是加沙民众的切身痛苦达到极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10·7那天发动袭击是个错误”。到2025年秋天，认为哈马斯“最有资格领导”的比例已降至41%。虽然仍高于战前，但高昂的战争代价加上对“战后必须有人能真正管事”的清醒认识，让哈马斯再也无法稳坐多数宝座。

　　如果把问题换成“假想明天就举行选举，你投给谁”，走势也大体一致。10·7后，哈马斯候选人支持率一度暴涨，随后缓慢下滑。在大多数假设对决中，哈马斯及其领导人仍能领先，但优势已显著收窄。法塔赫现任领导人、巴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在10·7后的支持率几乎崩盘，并持续低迷。但只要换成其他法塔赫重量级人物，局面立刻变得胶着。其中最受欢迎的仍是目前被以色列囚禁的法塔赫领袖马尔万·巴尔古提——他在任何对决中都领先哈马斯候选人16个百分点以上。

　　当被问及“战后加沙由谁治理最合适”时，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变得更加灵活多变。2024年9月，只有27%的人支持让阿巴斯领导的巴权力机构重返加沙，70%明确反对;到了2025年5月，这一数字进一步下滑。但当问题改为“是否支持由巴权力机构协调、但主要由独立专业委员会管理的过渡模式”时，2025年10月已有54%的加沙居民和40%的西岸居民表示赞成。同样，关于是否接受阿拉伯或国际安全部队协助维持秩序，2024年6月仅有23%支持、75%反对;到2025年10月，加沙支持率已飙升至53%，西岸也达到43%。

　　巴勒斯坦人对“结束占领的最佳方式”的看法也在剧烈变化。战争爆发前，大多数人已对“两国方案”彻底失望，因此在“武装斗争、非暴力抵抗、谈判”三选中，武装斗争长期占据首位并不意外。10·7后，这一比例一度冲高至63%，但到2025年10月已跌至40%——首次跌破半数。这意味着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现在更倾向于非暴力方案。其中，把“谈判”视为最佳途径的比例从战前的20%一路上升到36%，选择“非暴力抵抗”的也有19%。甚至连“两国方案尚可行”的比例，也从5月的33%回升到10月的41%。尽管很多人仍怀疑两国方案能否真正实现，但谈判本身正在重新获得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加沙和西岸的民意走势越来越分化。10·7后，西岸对哈马斯的支持更狂热，也更持久——那里日常面对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暴力，战争反而强化了强硬立场。加沙则完全相反：在死亡、饥饿、流离失所的极端重压下，加沙人更早、更彻底地转向务实，更愿意接受不含哈马斯的混合治理方案。这并不是说加沙人“反哈马斯”，而是他们对任何能带来救援和重建的方案都表现出更大包容度。2025年10月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51%的加沙人支持成立一个既不隶属巴权力机构也不隶属哈马斯的新机构来管理加沙，西岸持同样看法的只有41%。

　　关键抉择时刻

　　两年的民调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战争初期，在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默认哈马斯是“最能打的”，但这种支持从未转化为战后治理的空白支票。随着战争拖延，民众关心的焦点已从“象征性抵抗占领”转向“谁能让我们活下去、谁能把家重建”。特别是在加沙，人道救援、平民安全、看得见摸得着的重建，成了压倒一切的诉求。

　　巴勒斯坦人想要的是一个能提供安全、公共服务并带领他们走出泥潭的可靠政府。他们坚持巴勒斯坦人必须掌握领导权，但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接受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有限支持——前提是外国部队不被赋予“解除巴勒斯坦武装”的任务，且角色、期限都受到严格限制。

　　这些民意变化为决策者提供了三个关键启示：

　　第一，必须尽早、尽快让民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街道恢复平静、联合国援助车队按表到来、用巴勒斯坦囚犯换回所有以色列人质、公布详细可信的重建计划(这一切都要求以色列彻底停止空袭和军事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当前“远离哈马斯”的民意趋势，鼓励更多人支持谈判和非哈马斯方案。一旦看不到成果，支持武装抵抗的呼声极可能卷土重来。

　　第二，过渡治理只有由巴勒斯坦人主导才具备合法性。哈马斯在10·7后获得的“战时授权”早已大幅缩水，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同样拿不出足够民意基础。但数据表明，越来越多人愿意支持一个经过彻底改革的巴权力机构或其他全新巴勒斯坦机构，只要有一支规模有限、任务明确的区域或国际部队提供安全支持。

　　第三，西岸和加沙的政治生态已彻底分化。为加沙新政权建立合法性的措施(救援通道、重建、民事警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西岸民意。西岸人更在意的，是以色列军队的日常袭击、定居者暴力(2025年10月已达2006年以来最高水平)以及经济封锁。任何成功的方案都必须同时回应两地民众的核心关切。

　　停火期的实际表现，将决定巴勒斯坦民意最终是凝聚在温和的文官政府周围，还是重新滑向更激进的选项。最理想的情景是：联合国安理会背书的停火得以维持，暴力真正停止，援助稳定抵达，重建与赔偿迅速启动，囚犯与人质交换圆满完成。随后成立一个有明确任期、独立预算、第三方监督资金流向的技术官僚内阁;在确保行动自由、媒体准入和基本治安后举行选举。只要过渡进程稳步推进，民调显示，支持“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声音就会持续放大。

　　但如果过渡处处碰壁——以色列恢复空袭、定居者暴力失控、援助断断续续、国际稳定部队迟迟无法部署——民意极可能急剧倒退。援助锐减、重建停滞、西岸袭击加剧、人质交换戛然而止，都会让民众对谈判彻底失望，重新把希望寄托在武装斗争和哈马斯身上。届时加沙和西岸的反应还会不同：加沙人会更迫切需要“谁能管事”，西岸人则可能更彻底拒绝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在这种撕裂与失望中，任何新成立的过渡当局都可能迅速失去民心，而破坏性力量反而获得舞台。

　　一旦停火彻底崩溃，或西岸暴力失控，2023年底那种“战时集结效应”很可能瞬间重现：哈马斯支持率一夜回血，法塔赫好不容易出现的复苏苗头彻底熄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彻底退出政治。此时再强行推出新执政机构，只会适得其反。

　　唯一可能彻底改写格局的变数，是马尔万·巴尔古提或真正具有改革意愿的法塔赫领导人以可信姿态重返政治舞台。这样一位候选人将给哈马斯带来真正有竞争力的对手。尽管今天立法选举哈马斯仍能拿下40%以上选票，但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能大幅提升投票率、压缩哈马斯领先优势，甚至把公众舆论从“继续打”引导到“坐下来谈”。

　　决策者和调解人必须采取更具体、更透明的行动：

　　援助车队抵达应像重大外交突破一样高调宣传，让民众实打实看到进展;

　　一旦巴勒斯坦治理实体成立，就应公布可搜索的在线重建账本(交互地图、每周简报、申诉渠道)，让每一个人都知道钱花在哪里、工程进度如何;

　　阿拉伯国家及国际伙伴参与治安与监督时，必须明确角色、设定退出时间表，确保主权始终掌握在巴勒斯坦人手中;

　　在西岸，任何政治重启都必须伴随大幅减少以色列袭击、有效遏制定居者暴力、建立可操作的投诉与问责机制;

　　新机构绝不能急于举行选举——民调显示，只有在生活真正改善后，大多数人才愿意投票。过早选举只会把票投给最极端的声音，产生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赢家”，并进一步撕裂西岸与加沙。

　　在过去两年的加沙战争中，巴勒斯坦民意的走向已清晰无比：哈马斯曾因战时表现赢得掌声，但高昂代价与治理无能让这份支持不断流失;与此同时，民众对一个由巴勒斯坦人领导、在国际支持下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政府的渴望，正在日益强烈。

　　如果停火能够兑现承诺，如果以色列愿意公开重申两国方案目标并实际遏制定居点扩张与定居者暴力，那么巴勒斯坦民意——尤其是在加沙——完全可能进一步向温和的、支持谈判的政治中心靠拢。但如果停火最终只是一纸空文，舆论倒退几乎不可避免。未来究竟走向何方，取决于巴勒斯坦人能否真正看到、并相信还有一种未来——除了继续以另一种方式打这场战争之外的未来。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埃尔戈哈里现为乔治·梅森大学兼职教员，曾任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阿拉伯宣传分析小组负责人。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来之不易的脆弱停火，为终结加沙长达两年之久的战争带来了第一个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窗口。和平进程的基本框架已经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联合国安理会于11月17日通过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方案。然而，许多核心政治难题依然悬而未决：战后由谁来治理加沙?哈马斯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治实体?以色列的占领状态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无法仅凭国际决议或法律条文解决。归根结底，任何和平进程的最终成败，都取决于巴勒斯坦人自己怎么想、愿意支持什么。

　　2023年10月7日袭击发生后，巴勒斯坦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团结在哈马斯周围，绝大多数人将那次行动视为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正当武装抵抗。此后两年，数万巴勒斯坦人丧生，加沙90%以上的建筑被摧毁。在以色列入侵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漫长消耗下，巴勒斯坦人的心态悄然发生变化。他们对哈马斯、对武装斗争本身的看法逐渐转冷，尽管很多人对“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仍心存疑虑。但一个清晰的趋势已经显现：越来越多人开始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也越来越愿意接受由“非哈马斯”的、纯粹由巴勒斯坦人主导的机构来管理战后加沙。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酵，巴勒斯坦社会有可能支持成立一个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专业人士组成的新管理委员会——它既独立于哈马斯，也独立于目前饱受诟病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时获得国际伙伴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当然，这种支持远未板上钉钉。现在，以色列、美国和哈马斯三方都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必须以一种能够为谈判进程和巴勒斯坦新领导层争取到更多民意支持的方式，来落实停火协议。

　　过去几周的现实却令人忧虑：联合国协调的援助走廊忽开忽关，人质与囚犯交换断断续续，国际稳定部队迟迟未组建，以色列的空袭已经恢复并造成新的巴勒斯坦人伤亡。这一切必须彻底改变。在全面停火之前，哈马斯治理能力的持续崩坏已经让许多巴勒斯坦人彻底寒心。要想保住并扩大这种“远离哈马斯”的民意势头，就必须让安全、援助和重建真正落到实处，让普通巴勒斯坦人看到：一个由巴勒斯坦人自己组成、真正为巴勒斯坦人服务的、可信的民政当局，值得他们把希望押在上面。

　　高峰与低谷：民意如何起伏

　　衡量巴勒斯坦民意最可靠的数据，来自成立于1991年的独立机构——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CPSR)。从2023年3月到2025年10月，该中心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了九轮面对面民调，完整记录了战争前、战争中、战争后巴勒斯坦民意的剧烈摇摆。

　　在一项经典问题中，受访者被要求选择“最有资格代表和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力量：哈马斯、法塔赫(主导西岸的政党)，还是“两者都不行”。在10·7袭击之前，巴勒斯坦社会几乎陷入三方均势：27%支持哈马斯，24%支持法塔赫，但最主流的答案是“谁都不行”。战争彻底打破了这种僵局。2023年12月(10·7后的首轮调查)，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哈马斯最有资格领导，支持法塔赫或“谁都不行”的人急剧减少。

　　哈马斯当时的民意暴涨并不难理解。很多巴勒斯坦人把10·7行动视为对以色列长期占领和一再挑衅的正当反击，同时也寄希望于借此换回大量巴勒斯坦囚犯。这种解读赋予了哈马斯道义与战略上的双重合法性。而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民众，也被一个“敢于出手、看似果断”的组织所吸引——这正是典型的“战时集结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2024年春夏两季，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仍然站在哈马斯一边。但随着伤亡数字飙升、基础设施彻底崩溃、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特别是加沙民众的切身痛苦达到极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10·7那天发动袭击是个错误”。到2025年秋天，认为哈马斯“最有资格领导”的比例已降至41%。虽然仍高于战前，但高昂的战争代价加上对“战后必须有人能真正管事”的清醒认识，让哈马斯再也无法稳坐多数宝座。

　　如果把问题换成“假想明天就举行选举，你投给谁”，走势也大体一致。10·7后，哈马斯候选人支持率一度暴涨，随后缓慢下滑。在大多数假设对决中，哈马斯及其领导人仍能领先，但优势已显著收窄。法塔赫现任领导人、巴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在10·7后的支持率几乎崩盘，并持续低迷。但只要换成其他法塔赫重量级人物，局面立刻变得胶着。其中最受欢迎的仍是目前被以色列囚禁的法塔赫领袖马尔万·巴尔古提——他在任何对决中都领先哈马斯候选人16个百分点以上。

　　当被问及“战后加沙由谁治理最合适”时，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变得更加灵活多变。2024年9月，只有27%的人支持让阿巴斯领导的巴权力机构重返加沙，70%明确反对;到了2025年5月，这一数字进一步下滑。但当问题改为“是否支持由巴权力机构协调、但主要由独立专业委员会管理的过渡模式”时，2025年10月已有54%的加沙居民和40%的西岸居民表示赞成。同样，关于是否接受阿拉伯或国际安全部队协助维持秩序，2024年6月仅有23%支持、75%反对;到2025年10月，加沙支持率已飙升至53%，西岸也达到43%。

　　巴勒斯坦人对“结束占领的最佳方式”的看法也在剧烈变化。战争爆发前，大多数人已对“两国方案”彻底失望，因此在“武装斗争、非暴力抵抗、谈判”三选中，武装斗争长期占据首位并不意外。10·7后，这一比例一度冲高至63%，但到2025年10月已跌至40%——首次跌破半数。这意味着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现在更倾向于非暴力方案。其中，把“谈判”视为最佳途径的比例从战前的20%一路上升到36%，选择“非暴力抵抗”的也有19%。甚至连“两国方案尚可行”的比例，也从5月的33%回升到10月的41%。尽管很多人仍怀疑两国方案能否真正实现，但谈判本身正在重新获得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加沙和西岸的民意走势越来越分化。10·7后，西岸对哈马斯的支持更狂热，也更持久——那里日常面对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暴力，战争反而强化了强硬立场。加沙则完全相反：在死亡、饥饿、流离失所的极端重压下，加沙人更早、更彻底地转向务实，更愿意接受不含哈马斯的混合治理方案。这并不是说加沙人“反哈马斯”，而是他们对任何能带来救援和重建的方案都表现出更大包容度。2025年10月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51%的加沙人支持成立一个既不隶属巴权力机构也不隶属哈马斯的新机构来管理加沙，西岸持同样看法的只有41%。

　　关键抉择时刻

　　两年的民调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战争初期，在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默认哈马斯是“最能打的”，但这种支持从未转化为战后治理的空白支票。随着战争拖延，民众关心的焦点已从“象征性抵抗占领”转向“谁能让我们活下去、谁能把家重建”。特别是在加沙，人道救援、平民安全、看得见摸得着的重建，成了压倒一切的诉求。

　　巴勒斯坦人想要的是一个能提供安全、公共服务并带领他们走出泥潭的可靠政府。他们坚持巴勒斯坦人必须掌握领导权，但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接受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有限支持——前提是外国部队不被赋予“解除巴勒斯坦武装”的任务，且角色、期限都受到严格限制。

　　这些民意变化为决策者提供了三个关键启示：

　　第一，必须尽早、尽快让民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街道恢复平静、联合国援助车队按表到来、用巴勒斯坦囚犯换回所有以色列人质、公布详细可信的重建计划(这一切都要求以色列彻底停止空袭和军事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当前“远离哈马斯”的民意趋势，鼓励更多人支持谈判和非哈马斯方案。一旦看不到成果，支持武装抵抗的呼声极可能卷土重来。

　　第二，过渡治理只有由巴勒斯坦人主导才具备合法性。哈马斯在10·7后获得的“战时授权”早已大幅缩水，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同样拿不出足够民意基础。但数据表明，越来越多人愿意支持一个经过彻底改革的巴权力机构或其他全新巴勒斯坦机构，只要有一支规模有限、任务明确的区域或国际部队提供安全支持。

　　第三，西岸和加沙的政治生态已彻底分化。为加沙新政权建立合法性的措施(救援通道、重建、民事警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西岸民意。西岸人更在意的，是以色列军队的日常袭击、定居者暴力(2025年10月已达2006年以来最高水平)以及经济封锁。任何成功的方案都必须同时回应两地民众的核心关切。

　　停火期的实际表现，将决定巴勒斯坦民意最终是凝聚在温和的文官政府周围，还是重新滑向更激进的选项。最理想的情景是：联合国安理会背书的停火得以维持，暴力真正停止，援助稳定抵达，重建与赔偿迅速启动，囚犯与人质交换圆满完成。随后成立一个有明确任期、独立预算、第三方监督资金流向的技术官僚内阁;在确保行动自由、媒体准入和基本治安后举行选举。只要过渡进程稳步推进，民调显示，支持“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声音就会持续放大。

　　但如果过渡处处碰壁——以色列恢复空袭、定居者暴力失控、援助断断续续、国际稳定部队迟迟无法部署——民意极可能急剧倒退。援助锐减、重建停滞、西岸袭击加剧、人质交换戛然而止，都会让民众对谈判彻底失望，重新把希望寄托在武装斗争和哈马斯身上。届时加沙和西岸的反应还会不同：加沙人会更迫切需要“谁能管事”，西岸人则可能更彻底拒绝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在这种撕裂与失望中，任何新成立的过渡当局都可能迅速失去民心，而破坏性力量反而获得舞台。

　　一旦停火彻底崩溃，或西岸暴力失控，2023年底那种“战时集结效应”很可能瞬间重现：哈马斯支持率一夜回血，法塔赫好不容易出现的复苏苗头彻底熄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彻底退出政治。此时再强行推出新执政机构，只会适得其反。

　　唯一可能彻底改写格局的变数，是马尔万·巴尔古提或真正具有改革意愿的法塔赫领导人以可信姿态重返政治舞台。这样一位候选人将给哈马斯带来真正有竞争力的对手。尽管今天立法选举哈马斯仍能拿下40%以上选票，但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能大幅提升投票率、压缩哈马斯领先优势，甚至把公众舆论从“继续打”引导到“坐下来谈”。

　　决策者和调解人必须采取更具体、更透明的行动：

　　援助车队抵达应像重大外交突破一样高调宣传，让民众实打实看到进展;

　　一旦巴勒斯坦治理实体成立，就应公布可搜索的在线重建账本(交互地图、每周简报、申诉渠道)，让每一个人都知道钱花在哪里、工程进度如何;

　　阿拉伯国家及国际伙伴参与治安与监督时，必须明确角色、设定退出时间表，确保主权始终掌握在巴勒斯坦人手中;

　　在西岸，任何政治重启都必须伴随大幅减少以色列袭击、有效遏制定居者暴力、建立可操作的投诉与问责机制;

　　新机构绝不能急于举行选举——民调显示，只有在生活真正改善后，大多数人才愿意投票。过早选举只会把票投给最极端的声音，产生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赢家”，并进一步撕裂西岸与加沙。

　　在过去两年的加沙战争中，巴勒斯坦民意的走向已清晰无比：哈马斯曾因战时表现赢得掌声，但高昂代价与治理无能让这份支持不断流失;与此同时，民众对一个由巴勒斯坦人领导、在国际支持下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政府的渴望，正在日益强烈。

　　如果停火能够兑现承诺，如果以色列愿意公开重申两国方案目标并实际遏制定居点扩张与定居者暴力，那么巴勒斯坦民意——尤其是在加沙——完全可能进一步向温和的、支持谈判的政治中心靠拢。但如果停火最终只是一纸空文，舆论倒退几乎不可避免。未来究竟走向何方，取决于巴勒斯坦人能否真正看到、并相信还有一种未来——除了继续以另一种方式打这场战争之外的未来。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埃尔戈哈里现为乔治·梅森大学兼职教员，曾任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阿拉伯宣传分析小组负责人。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